的确是应当感谢的，它这次竟肯慷慨地用了“中华民国”四个字，这简直似乎是极其新颖得可笑的；前天早晨在《朝日新闻》第七版的下方右角上，“民国双十节讲演会”的题下登着这样的一段：“十月十日，名为双十节，是中华民国的革命纪念日。今年因国民革命成功，统一的大业已完成，在东京横滨的民国人将举行盛大的庆祝。由支那公使馆，留学生监督处及在此的民国人有力者的‘主催〔１０〕’，今日午后一时起在青山会馆开祝贺讲演会，晚间举行纪念演剧会。” 事前各学校已接到监督处的通知，留学生们都得了一天休假。既已革命成功全国统一了的今年的双十节，自然是不能不庆祝的。何况这些名人和有力者已代我们完全筹备好了，当然更不该抛弃这最便宜不过的无条件的享受的权利。 在电车上足足坐了一个钟头之后，就看见这灿烂堂皇的会场了！墙上贴满了红绿色纸的标语，诚然是琳琅满目，你看，……万岁，……万岁，到处是万岁，而且你再看，只在那角上，在那一切观众的背后的墙上夹杂在许多“万岁”之间有着这样一句：“庆祝双十节不要忘了阻挠革命的帝国主义”。措辞是多么曲折巧妙呀！无怪在每一本讨论到中国事情的日本书上，无论它是好意或恶意，都大书特书着说支那人是有外交天才的。呵，外交天才！是的，直率地说“打倒帝国主义”是失去了外交辞令的本色的，并且会因而伤及友邦感情，自然应当稍稍暧昧地改口说“不要忘记”。至于是为要打倒帝国主义而革命或是因革命受阻挠才暗记下“帝国主义”四个字来，那当然是可以不必问的——也是我辈无名而无力的青年所不该问的，或者。 演说的人，大概就是那些名人和有力者了。一个一个地，……代表，……代表，各自发挥着他们底大议论——有听不见的，也有只闻其声而不知他到底在说些什么的。礼服，洋服，军装和学生装替换着在台上出现，不，是陈列起来。名人在桌上用拳头打了一下，于是主席机警地率领着民众报之以放爆竹似的掌声；名人在跺脚了，民众猜到这是名人在痛切陈词时应有的“作派”，再不必主席的暗示，就一齐鼓起掌来——民众运动已能自动地不须先知先觉的指导自然是件大可喜的事，于是我们的名人满足地走下台去了。 我在会场后方很费力地透过了重重的烟气望见那云雾中似的讲台，名人和有力者像神仙似的在台上飘来飘去，神仙的门徒子弟们也随着在台上飘去飘来。我真罪孽，望见这些仙人时终不能不回忆起在家乡所爱看的木头人戏；傀儡人真像是有灵性似的十分活泼地在台上搔首弄姿，耍木人的台下的布围里吹着小笛，吹出种种不入调的花腔。这似乎无理的回忆使我对于这些演说和兴匆匆地奔忙着的名人和有力者稍稍发生一点好感而亦有意无意地给他们鼓掌以声援。 在全体民众的声援中由演说而呼口号而散会。散会前有位名人报告说：游艺会在五点开始，请了多位女士给我们跳舞！女士，跳舞，并且“给我们”，自然，民众大喜，不禁从心地里感谢这位“与民同乐”的名人。 五点！民众越发踊跃地来参加。不久，台旁的来宾休息室里就拥满了唇红齿白的美少年和珠围翠绕的女士们。还是那位名人，开始在台上蹈着四方步报告他被选为游艺部长和筹备今晚的游艺的经过；这次，民众也较午后更活泼而机警了，不断地鼓着掌以报答他的宏恩。 名人的方步停止了，而游艺开始。为表现我国数千年来之文化起见，第一场就是皮簧清唱，而名人在报告中特别着重的“女士”也就在这时登台了。在地毯上侧着列了个九十度的黑漆皮鞋白丝袜的脚支着一个裹在黑色闪亮的短旗袍里的左右摇摆着的而窈窕身躯，白色丝围巾缠着的颈上是张白脸和一蓬缠着无数闪烁着的钻石的黑发，眼球随着身体的摆动而向上下左右投出了晶亮的视线——总之，周身是光亮的，像文学家们在小说里所描写着的发光的女主人翁。民众中，学生们像毫不顾到他们底眼珠会裂眶而出似的注视着，华工们相视而微笑。全场比讲演会前静默三分钟时还要静默，只有那洋装少年膝上的胡琴敢随在这位光亮的女士的歌喉之后发出一丝细小的声音。每当她刚唱完一句，胡琴稍得吐气的时候，民众们就热烈地迸出震天动地的喝彩声来。唱完之后，民众仍努力鼓掌要求再唱，仿佛从每双手里都拍出了雪片似的“女士不出，如天下苍生何”的急电似的；名人知民意之应尊重，民气之不可忤也，特请这位女士自己弹着钢琴又唱了段西宫词——于是民众才真正认识了这位女士的多才多艺。 其次是所谓滑稽戏者，男士们演的。不知所云的，前后共有三四出。我实在不好意思去翻《辞源》找出那最鄙劣的字来描写这所谓滑稽戏的内容。我仿佛只看见群鬼在那里乱舞；台旁端坐着的宫琦龙介等革命先辈们只有忍不住的苦笑还给这些新兴的觉悟了的革命青年；留学生和华工都满意而狂笑；在门和窗外张望的日本的民众都用惊讶的眼光在欣赏着这伟大的支那的超乎人的赏鉴力以上的艺术；佩着短刀的巡警坐在一旁掀起了微髭下的嘴唇冷笑。 然而这所以名为滑稽剧者，大概就因为另外还有所谓正剧者在。这正剧的内容，我无暇报告；但他们最得意的末#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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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因爱罗先珂先生的剧评而发生的感想鲁迅先生译出爱罗先珂先生的《观北京大学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一月六日在《晨报副刊》发表。一位世界文学家对我们演剧者的挚诚的教训，幸得先生给我们介绍了，这是首先要感谢的。 我们读了爱罗先珂先生第一段的文字，总该有沉重的压迫精神的印象，以至于下泪，因而努力。寂寞到十二万分的国度，像今日的中国，简直可以说“没有戏剧”！那谈得到“好戏剧”？那更谈得著“男女合演的戏剧”？我们以前的国度黑暗，还要厉害于今日呢！前两年真是一个为艺术尽心的团体可说没有；假使爱罗先珂先生那时到中国，那又够多么寂寞而难受呵！我们真可怜可惨，虽然不准子弟登台的父兄很多，而一向情愿为艺术尽心，来做先锋的并没有畏缩；这才辟开“爱美的〔６〕为艺术的戏剧事业”的新纪元，所谓“艺术戏剧根苗”始茁芽在沙漠的大地上。所以中国的戏剧现在才渐渐有了，而且旧的戏剧却正在残灯的“复明时代”，和我们搏斗，接着那文明式的新剧也要和我们决斗呢！我们那敢怠慢？ 但我们从“没有戏剧”引向“有戏剧”这面来，这点不能不算今日的国度是较昔日的国度光明了些微！从前的学生不演剧，轻视戏剧；而现在极力的提倡，尽心于艺术的戏剧；而演剧，这又不能不算是中国青年学生们对旧日的“优伶”的一个宣战，和他们对艺术忠心的表示！ 中国的艺术真可怜啊！我们尽心的人们也嚷了一二年了，空气依然沉寂，好艺术的果子在那儿？这大概“艺术”为何物，一般人的怀疑还没有了解啊！所以，到现在，将戏剧当作艺术，肯为艺术尽心而与男子合演的女子，虽爱罗先珂先生叫断嗓子，总难请得！我们现在只好求“才有戏剧”的国度，再光明些到“有好的艺术”的国度；那末，“男女合演的，真的，好的中国艺术”才可望产出。 中国艺术，今日之恐慌，不减爱罗先珂先生母国的荒灾的恐慌啊！爱罗先珂先生的为我们中国青年男女学生们的浩叹，我们只有含着泪且记在心头。爱罗先珂先生也只好原谅我们是才有戏剧的国度中之青年，正开始反抗几千年的无形的黑暗之势力；并且只好姑守着寂寞，“看”我们能不能光明了艺术的国度！较之“黑暗的现在”以“既往的黑暗”，未来还不至于“更黑暗”啊！尽心艺术的同志们！爱罗先珂先生的心，我们不要忘了！ 在我们的努力中得爱罗先珂先生的教训，不可谓不幸了，——我们北京大学的学生尤其是的！（这里要声明的，我们演剧的大学生，除去用外国语演的，只是我们一部分北大戏剧实验社社员的大学生。一切关于演剧的臧否，只能我们受之，不敢教所有的“大学生诸君”当之。）爱罗先珂先生到北京近一年，我们只演剧两次。第一次北大第二平民学校游艺会，爱罗先珂先生到场唱歌；歌毕，坐在剧场里一忽儿便走了。他那时刚到北京，或者中国话没有听懂听惯，我们这幼稚的艺术大概就证明失败了。第二次，便是纪念会的第一日，他坐在我们舞台布景后面“看”了一刻工夫，就由他的伴侣扶回去了。 所以，他说：“大学生演剧，大抵都去‘看’的！”他两次“看”的结果，断定了我们演剧的，“在舞台上，似乎并不想表现出Ｄｒａｍａ〔７〕中的人物来”，而且“反而鞠躬尽瘁的，只是竭力在那里学优伶的模样”！“似乎”？“并不想”？这些词语是如何的深刻啊！这真是“诛心之论”了！ 爱罗先珂先生能“看见”我们“竭力学优伶”，并且能知道我们“并不想表现出剧中人来”。这种揣度和判断，未免太危险，太“看”轻了我们是一点戏剧眼光都没有的了！我相信他是“以耳代目”的看戏；而他竟以“耳”断我们“似乎以为只要在舞台上，见得像优伶，动得像优伶，用了优伶似的声音，来讲优伶似的话，这便是真的艺术的理想”，我却以为似乎并不如他所理想，而至于此！ 对我们演剧的人“艺术幼稚”可以说，“表现能力不足” 可以说，“并不想表现”谁也不能这样武断！我们相信既尽心于艺术，脑子里丝毫“优伶”的影子就没有，——现在“优伶”还是我们的仇敌呢！——爱罗先珂先生说我们“学优伶”，未免太不清楚我们黑暗的国度之下的情形，而且把我们“看”得比“优伶”还不如了！“优伶的模样”如何？爱罗先珂先生能以“耳”辨出吗？即使如他所说，他能以“耳”辨出我们“学优伶”吗？他还说我们演扮女人的，既做了“猴子”去学女人，并且还在学“扮女人的旦角”。“优伶”中的“扮女人的旦角”，爱罗先珂先生能以“耳”辨出吗？我们演剧的人，决不至如爱罗先珂先生所说，几乎全是“学优伶”而且“扮演女人尤其甚”；然而也不敢说全没有艺术能力不足而流入“优伶似的”嫌疑的人。演剧的人中，无论是谁，并不如是的没有元气，既不能自己出力，反“学优伶”；不过能力的差错或竟使他以为“学优伶”了！爱罗先珂先生说我们“竭力的”，“鞠躬尽瘁的”，“学优伶”，以一位世界文学家批评我们幼稚的艺术实验者，应该不应该用其揣度，而出此态度？我们很佩服他的人和言，但他对我们的这种批评，这种态度，却实在料不到，真是为#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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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君何许人，我所未知，大概亦是一个青年。但是这位先生脑海中似乎有点不清楚，竟然把拳匪同技击术混在一起。不知鲁君可曾见过拳匪？若系见过义和团，断断不至弄到这等糊涂。义和团是凭他两三句鬼话，如盛德坛《灵学杂志》一样，那些大人先生方能受他蛊惑；而且他只是无规则之禽兽舞。若言技击，则身，手，眼，步，法五者不可缺一，正所谓规行矩步。鲁先生是局外人，难怪难怪。我敢正告鲁先生曰：否！不然！义和团乃是与盛德坛《灵学杂志》同类，与技击家无涉。义和团是鬼道主义，技击家乃人道主义。（以上驳第一段） 现在教育家主持用中国拳术者，我记得有一位蔡孑民先生，在上海爱国女校演说，他说：“外国的柔软体操可废，而拳术必不可废。”这位老先生，大抵不是满清王公了。当时我亦不以为然。后来我年近中旬，因身体早受攻伐，故此三十以后，便至手足半废。有一位医学博士替我医了两三年，他说，“药石之力已穷，除非去学柔软体操。”当时我只可去求人教授。不料学了两年，脚才好些，手又出毛病了；手好些，脚又出毛病了。卒之有一位系鲁迅先生最憎恶之拳术家，他说我是偏练之故；如用拳术，手足一齐动作，力与气同用，自然无手愈足否，足愈手否之毛病。我为了身体苦痛，只可试试看。不料试了三个月，居然好了；如今我日日做鲁先生之所谓拳匪，居然饮得，食得，行得，走得；拳匪之赐，真真不少也。我想一个半废之人，尚且可以医得好，可见从那位真真正正外国医学博士，竟输于拳匪，奇怪奇怪，（这句非说西医不佳，因我之学体操而学拳，皆得西医之一言也；只谓拳术有回生起死之功而已。）这就是拳术的效验。至于“武松脱铐”等文字之不雅驯，是因满清律例，拳师有禁，故此"|绅先生怕触禁网，遂令识字无多之莽夫专有此术；因使至尊无上之技击术黯然无色；更令东瀛“武士道”窃吾绪余，以“大和魂”自许耳。且吾见美国新出版有一本书，系中国北拳对打者。可惜我少年失学，不识蟹行字只能看其图而已。但是此书，系我今年亲见；如鲁先生要想知道美国拳匪，我准可将此书之西文，求人写出，请他看看。（驳原文二，三段） 原文谓“外国不会打拳”，更是荒谬。这等满清王公大臣，可谓真正刚毅之不如。这一句不必多驳，只可将Ｂｏｘｉｎｇ（此数西文，是友人教我的。）这几字，说与王公大臣知，便完了。枪炮固然要用；若打仗打到冲锋，这就恐非鲁先生所知，必须参用拳匪的法术了。我记得陆军中学尚有枪剑术，其中所用的法子，所绘的图形，依旧逃不出技击术的范围。鲁先生，这又是真真正正外国拳匪了。据我脑海中记忆力，尚记得十年前上海的报馆先生，犹天天骂技击术为拳匪之教练者；今则人人皆知技击术与义和团立于绝对反对的地位了。鲁先生如足未出京城一步，不妨请大胆出门，见识见识。我讲了半天，似乎顽石也点头了。鲁先生得毋骂我饶舌乎。但是我扳不上大人先生，不会说客气话，只有据事直说；公事公言，非开罪也。满清老例，有“留中不发”之一法；谅贵报素有率直自命，断不效法满清也。 粤人陈铁生。八年一月二十日。 “内功”非枪炮打不进之谓，毋强作内行语。 铁生?。 EE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北京《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通信”栏，在陈铁生文后。 拳匪，一九○○年（庚子）我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他们采取落后迷信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法，设立拳会，练习拳棒，因而被称为“拳民”，当时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者则诬称他们为“拳匪”。 〔２〕陈先生即陈铁生，名绍枚，字铁生，广东新会人，新闻记者。早年参加过南社。当时任上海精武体育会编辑，编有《技击丛刊》等。 〔３〕《克林德碑》陈独秀作，发表于《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文中认为克林德碑虽被拆迁，但并不能消除“保存国粹三教合一”等封建思想的影响，并举出马良《新武术》的出版作为这种思想影响的例子之一。克林德，德国驻华公使，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于北京西总布胡同口。一九○二年，清朝政府被迫按不平等的辛丑条约规定，在该地建立“克林德碑”。一九一八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贩，此碑被拆迁到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改称“公理战胜”牌坊。 〔４〕《新武术》即《中华新武术》，当时的济南镇守使马良所著的一本讲授武术的书，分拳脚、摔跤、棍术、剑术四科。上海商务印书馆于一九一七年分别出版过该书的前两部分；封面标明“教育部审定”。《新武术》序为马良本人所撰，原题《〈新武术〉发起总说》，其中说：“世界各国武术体育之运用；未有愈于我中华之武术者。前庚子变时，民气激烈，尚有不受人奴隶之主动力，惜无自卫制人之术，反致自相残害，浸以酿成杀身之祸。” 〔５〕指王讷，他在一九一七年任国会众议院议员时，曾提出“推广中华新武术建议案”，同年三月二十二日经众议院表决通过。〔６〕蔡先生即蔡元培（１８６８—１９４０），字鹤卿，号孑民#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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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会刊行的韦烈士三一八死难之一的《韦杰三纪念集》到了，我打开一看，见有梁任公拿“陆放翁送芮司业诗借题韦烈士纪念集”几行字。旁边还有“甲寅暮春启超”六个小字。我很奇怪，今年（民国十五年）不是丙寅年吗？还恐不是。翻阅日历，的确不是甲寅，而是丙寅。我自己推算，韦烈士死时，二十三岁（见《纪念集》陈云豹《韦烈士行述》）。甲寅在烈士死前十二年。 现在若无公历一九二六年同民国十五年来证明烈士是死在丙寅年，我们一定要说烈士是死在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那一年了。这样一算，烈士死时，应是十一岁。 我们还可以说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的那年，同时在段执政手下作教育总长，或司法总长。——这个考证，也只好请研究系首领，研究院教授来作吧。大人先生，学者博士们呵，天干地支是国粹之一，要保存不妨保存，可是有那闹笑话，不如不保存吧。文明的二十世纪，有公历一九二几或民国十几来纪年，用不着那些古董玩意了。民国十五年十一月。 EE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三期。 〔２〕指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清末维新运动领导人之一。辛亥革命后，他是研究系的首领，当时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 〔３〕指韦杰三（１９０３—１９２６），广西蒙山人，清华大学学生，“三一八”惨案死难烈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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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次想给你写信，但总是为了许多困难，把它搁下。 今天因为在平坦的道路上碰了几回钉子，几乎头破血流，这个使我再不能容忍了。回到寓所来，上着电灯，拾着笔，喘着气，无论如何，决计非写成寄出不可了。 你是知道的了：我们南国一个风光佳丽，商业繁盛的小岛，就是现在多蒙英洋大人代为管理维持的香港，你从广州回上海经过此地时，我们几个可怜的同胞，也还会向洋大人奏准了些恩赐给你。你过意不去，在《语丝》上致谢不尽。自然我也同样，要借《语丝》一点空篇幅，来致谢我们在香港的一些可怜的同胞！ 我从汕头来到香港仅有两个满月，在这短短的时期内，心头竟感着如失恋一般的酸痛。因为有一天，偶然从街道上买回一份《新中国报》，阅到副刊时，文中竟横排着许多大字道：“被检去。”我起初还莫明其妙，以后略为翻阅：才知道文中所论，是有点关碍于社会经济问题，和女子贞操问题的。我也实在大胆，竟做了一篇《中国近代文艺与恋爱问题》寄到《大光报》的副刊《大觉》去。没有两天，该报的记者答复我一信，说我那篇文被检查员检去四页，无法揭载；并谓：“几经交涉，总不发还。”我气得话都说不出来，这真是蹂躏我心血的魔头了。我因向朋友询问，得知这个检查工作都是我们同胞（即高等华人）担任。并且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检查时，报社能给这检查员几块谢金，或每月说定酬金，那便对于检查上很有斟酌的余地。这不能不算是高等华人我们的同胞的好处啊！ 真的，也许我今年碰着和你一样的华盖运。倘不然，便不会这样了：和两个友人从弯仔的地方跑来香港的马路上，即是皇后码头的近处，意外地给三四个我们的同胞纠缠住了。他们向我们详细询问了几回，又用手从我们肩膀摸到大腿，又沿着裤带拉了一下，几乎使我的裤脱了下来。我们不得已，只好向他们诚恳地说道：“请不要这样搜寻，我们都是读书人咯！” “吓！那正怕，共产党多是读书人呢。”于是他们把我手中拾着的几卷文稿，疑心地拿过去看了一看，问我道：“这是宣言么？” “有什么宣言，这是我友人的文稿。”我这样回答。然而他们终于不信，用手一撕，稿纸便破了几页，字迹也跟着碎裂。我一时气得捏着拳，很想捶他们的鼻尖，可是转眼望着他们屁股上的恶狠狠的洋炮，却只教我呆着做个无抵抗主义的麻木东西了。事情牵延到二三十分钟，方始默准了我们开步走。 这样的事情，一连碰了几次，到这最末一次，他们竟然要拉我上大馆（即警厅一样）去审问了。他们说我袋里带着一枝小刀子（这是我时常剖书剖纸用的），并且有一本日记簿，中间写着几个友人的姓名及通信地址，怕我是秘密党会的领袖，结果只得跟着他们跑了。五六里路程来到大馆，只有一个着西装的我们的高等同胞，站在我面前对问了一回，这才把我放出去。我这时哭也不成，笑也不成，回到寓里，躺上床去，对着帐顶凝神，刺骨的，痛苦一阵，便忍着心，给你写下这封信，并愿将这信展布，以告国人。 李白只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然而现在这样平平坦坦的香港的大马道，也是如此地难行，亦可谓奇矣！我今后而不离香港，便决定不行那难行的大路了，你觉得好么？ 陈仙泉。一月十二日香港。 EE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通信”栏，在“行路难”一文之后。〔２〕指董先振，浙江绍兴人，董秋芳之弟。一九二七年，董秋芳因受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通缉而出走，董先振在杭州一家旅馆里被误认为董秋芳而遭逮捕。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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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２〕虽说经我“校阅”，但历来仅于听讲的同学和熟识的友人们的作品，时有商酌之处，余者但就笔误或别种原因，间或改换一二字而已。现又觉此种举动，亦属多事，所以不再通读，亦不更负“校阅”全部的责任。特此声明！三月二十二日，鲁迅。 EE 〔１〕本篇最初刊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京《民众文艺周刊》第十四期。 〔２〕指《民众文艺周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九日在北京创刊，《京报》的附刊之一，荆有麟、胡崇轩（也频）等编辑。第十六期（一九二五年四月七日）起改名《民众文艺》，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改名《民众周刊》，第三十一期（一九二五年八月四日） 改名《民众》，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出至第四十七期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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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鲁迅）的战略是‘暗示’，我的战略是‘同情’。”〔２〕——长虹—— 狂飙社广告 ……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及少数最进步的青年合办《莽原》……〔３〕“鲁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同时代的人没有及得上他的。”〔４〕 “…………” “我们思想上的差异本来很甚，但关系毕竟是好的。《莽原》便是这样好的精神的表现。”〔５〕“…………” “但如能得到你的助力，我们竭诚地欢喜。” “…………” “但他说不能做批评，因为他向来不做批评，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党同伐异的。我以为他这种态度是很好的。但是，如对于做批评的朋友，却要希望他党同伐异，便至少也是为人谋而不忠了！”〔６〕“…………” “已经成名的人，我想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便是很好的了。鲁迅当初提议办《莽原》的时候，我以为他便是这样态度。但以后的事实却……只证明他想得到一个‘思想界的权威者’的空名便够了！同他反对的话都不要说，……而他还不以为他是受了人的帮助，有时倒反疑惑是别人在利用他呢？” “…………” “于是‘思想界权威者’的大广告便在《民报》上登出来了。我看了真觉‘瘟臭’痛惋而且呕吐。” “…………” “须知年龄尊卑，是乃父乃祖们的因袭思想，在新的时代是最大的阻碍物。鲁迅去年不过四十五岁，……如自谓老人，是精神的堕落！” “…………” “直到实际的反抗者从哭声中被迫出校后，……鲁迅遂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身心交病之状况矣！”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而狂飙社一面又锡以第三顶“纸糊的假冠”，真是头少帽多，欺人害己……〔７〕“未名社诸君的创作力，我们是知道的，在目前并不十分丰富。所以，《莽原》自然要偏重介绍的工作了。……但这实际上也便是《未名半月刊》了。如仍用《莽原》的名义，便不免有假冒的嫌疑。”〔８〕“…………” “至少亦希望彼等勿挟其历史的势力，而倒卧在青年的脚下以行其绊脚石式的开倒车狡计，亦勿一面介绍外国作品，一面则蝎子撩尾以中伤青年作者的毫兴也！” “…………” “正义：我来写光明日记——救救老人！ 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还有？ 救救老人！！！” “…………” “请大家认清界限——到‘知其故而不能言其理’时，用别的方法来排斥新思想，那便是所谓开倒车，如林琴南，章士钊之所为是也。我们希望《新青年》时代的思想家不要再学他们去！” “…………” “正义：我深望彼等觉悟，但恐不容易吧！ 公理：我即以其人之道反诸其人之身。”〔９〕二二，一二，一九二六。鲁迅掠。 EE 〔１〕木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八日北京《语丝》周刊第一一三期。 《走到出版界》，上海《狂飙》周刊的一个专栏，由高长虹撰稿，每则之前有小标题。后由泰东书局出版单行本。高长虹，山西盂县人，狂飙社主要成员之一，是当时一个思想上带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青年作者。他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认识鲁迅，曾得到很多指导和帮助。一九二六年下半年起，他却对鲁迅进行肆意的诬蔑和攻击。〔２〕“他（鲁迅）的战略是‘暗示’”等语，见《狂飙》周刊第十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走到出版界·时代的命运》。〔３〕狂飙社广告见《新女性》月刊第一卷第八号（一九二六年八月）。 〔４〕“鲁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等语，见《狂飙》周刊第一期（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走到出版界·革革革命及其他》。〔５〕“我们思想上的差异本来很甚”等语和下面的“如能得到你的助力”二句，均见高长虹发表于《狂飙》周刊第二期（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的《通讯·致鲁迅先生》。 〔６〕“但他说不能做批评”等语及以下四段引语，均见《狂飙》周刊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走到出版界·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 〔７〕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见《莽原》半月刊第二十三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后收入《华盖集续编》。〔８〕“未名社诸君的创作力”等语及以下三段引语，分别见《狂飙》周刊第十期《走到出版界》中的《呜呼，现代评论化的莽原半月刊的灰色的态度》、《琐记两则》、《公理与正义的谈话》和《请大家认清界限》。 〔９〕“正义：我深望彼等觉悟”等语，见《狂飙》周刊第十期《走到出版界·公理与正义的谈话》。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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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新的小说的开始时候。技术是不能和现在的好作家相比较的，但把时代记在心里，就知道那时倒很少有随随便便的作品。内容当然更和现在不同了，但奇怪的是二十年后的现在的有些作品，却仍然赶不上那时候的。 后来，小说的地位提高了，作品也大进步，只是同时也孪生了一个兄弟，叫作“滥造”。 EE 〔１〕本篇最初据手稿制版印入一九三五年二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样本，题目为样本编辑者所加。《中国新文学大系》，从一九一七年新文学运动开始至一九二六年十年间的文学创作和理论的一种选集，分建设理论、文学论争、小说（一至三集）、散文（一至二集）、诗歌、戏剧、史料·索引，共十册。赵家璧主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发行，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间出齐。小说二集由鲁迅负责编选，共收三十三位作家的小说五十九篇，一九三五年七月出版。 15年香港注册公司www.2012hkcompan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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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印行之后，屡承相知发其谬误，俾得改定；而钝拙〔２〕及谭正璧〔３〕两先生未尝一面，亦皆贻书匡正，高情雅意，尤感于心。谭先生并以吴瞿安〔４〕先生《顾曲麈谈》语见示云，“《幽闺记》为施君美作。君美，名惠，即作《水浒传》之耐庵居士也。”其说甚新，然以不知《麈谈》又本何书，故未据补；仍录于此，以供读者之参考云。 二五年九月十日，鲁迅识。 EE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五年九月北京北新书局再版的《中国小说史略》合订本。 〔２〕钝拙即寿洙邻（１８７３—１９６１），名鹏飞，字洙邻，浙江绍兴人，鲁迅少年时的塾师寿镜吾的次子。他曾以“钝拙”的署名写信给鲁迅，指出《中国小说史略·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中所说滦阳辖属于奉天，应为辖属于热河。 〔３〕谭正璧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曾任上海震旦大学、中国艺术学院等校教授。著有《中国文学史大纲》等。一九二五年七月八日，他给鲁迅写信，介绍了吴梅《顾曲麈谈》中有关施耐庵的材料。〔４〕吴瞿安（１８８４—１９３９）名梅，字瞿安，江苏吴县人，戏曲理论家。早年加入过南社。著有《中国戏曲概论》、《南北词简谱》等。《顾曲麈谈》，戏曲研究专著，分上、下二卷，一九一六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卷下谈及《幽闺记》时说：“按施君美名惠，《水浒记》亦其手笔云。”这一说法，当本于清代无名氏《传奇汇考标目》卷土及其校勘记：“施惠字君美，武林人。《拜月亭》（今名《幽闺》）。”“施耐庵名惠，字君承。杭州人。《拜月亭》，旦。”一九三○年《中国小说史略》重印时，鲁迅将吴梅的说法补入第十五篇，但认为“未可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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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按：在五六年前，我对于中国人之发“打拳热”，确曾反对过，〔２〕那是因为恐怕大家忘却了枪炮，以为拳脚可以救国，而后来终于吃亏。现在的意见却有些两样了。用拳来打外国人，我想，大家是已经不想的了。所以倒不妨学学。一，因为动手不如开口之险。二，阶级战争经许多人反对，虽然将不至于实现，但同级战争大约还是不免的。即如“文艺的分野”〔３〕上罢，据我推想，倘使批判，谣诼，中伤都无效，如果你不懂得几手，则会派人来打你几拳都说不定的。所以为生存起见，也得会打拳，无论你所做的事是文化还是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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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是小说集《我的朋友》三篇中之一篇。作者盖达尔（ＡｒｋａｄｉｉＧａｉｄａｒ）〔２〕和插画者叶尔穆拉耶夫（Ａ．Ｅｒｍｏｌａ－ｅｖ）〔３〕都是新出现于苏联文艺坛上的人。 这一篇写乡村的改革中的纠葛，尤其是儿童的心情：好奇，向上，但间或不免有点怀旧。法捷耶夫〔４〕曾誉为少年读物的名篇。 这是从原文直接译出的；插画也照原画加入。自有“儿童年”〔５〕以来，这一篇恐怕是在《表》〔６〕以后我们对于少年读者的第二种好的贡献了。 编者三月十一夜 EE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六日《译文》月刊新一卷第一期，在《远方》译文之前。 《远方》，苏联盖达尔所作中篇小说，曹靖华译，鲁迅校阅。后于一九三八年六月中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２〕盖达尔（Ａ．h．YaPiaT，１９０４—１９４１）*樟???难ё家，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远方》、《铁木儿及其伙伴》等。 〔３〕叶尔穆拉耶夫（Ａ．STjLiaVH）苏联画家。〔４〕法捷耶夫（Ａ．Ａ．kaiVVH，１９０１—１９５６）苏联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毁灭》、《青年近卫军》等。 〔５〕“儿童年”一九三三年末，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根据上海市儿童幸福委员会的呈请，定一九三四年为上海市“儿童年”。一九三五年三月，国民党政府根据中华慈幼协会的呈请，定一九三五年八月至一九三六年七月为全国“儿童年”。 〔６〕《表》苏联作家班台莱耶夫（I．haWOVMVVH）的中篇小说，鲁迅译。描写十月革命后，苏联儿童教养院教育、改造流浪儿的故事。一九三五年七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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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本译稿的到我手头，已经足有一年半了。我向来原是很爱ＰｅｔｏgｆｉＳá*睿洌铮颉玻病车娜撕褪?模?旨?胛牡娜险娑?伊利，恰如得到一种奇珍，计画印单行本没有成，便想陆续登在《奔流》上，绍介给中国。一面写信给译者，问他可能访到美丽的插图。 译者便写信到作者的本国，原译者Ｋ．ｄｅＫａｌｏｃｓａｙ〔３〕先生那里去，去年冬天，竟寄到了十二幅很好的画片，是五彩缩印的ＳáｎｄｏｒＢéｌáｔｏｌ〔４〕（照欧美通式，便是ＢéｌａＳáｎｄｏｒ）教授所作的壁画，来信上还说：“以前我搜集它的图画，好久还不能找到，已经绝望了，最后却在一个我的朋友那里找着。”那么，这《勇敢的约翰》的画像，虽在匈牙利本国，也是并不常见的东西了。 然而那时《奔流》又已经为了莫名其妙的缘故而停刊。以为倘使这从此湮没，万分可惜，自己既无力印行，便绍介到小说月报社去，然而似要非要，又送到学生杂志社〔５〕去，却是简直不要，于是满身晦气，怅然回来，伴着我枯坐，跟着我流离，一直到现在。但是，无论怎样碰钉子，这诗歌和图画，却还是好的，正如作者虽然死在哥萨克〔６〕兵的矛尖上，也依然是一个诗人和英雄一样。 作者的事略，除译者已在前面叙述外，还有一篇奥国ＡｌｆｒｅｄＴｅｎｉｅｒｓ做的行状，白莽所译，〔７〕登在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一本的《奔流》中，说得较为详尽。他的擅长之处，自然是在抒情的诗；但这一篇民间故事诗，虽说事迹简朴，却充满着儿童的天真，所以即使你已经做过九十大寿，只要还有些“赤子之心”，也可以高高兴兴的看到卷末。德国在一八七八年已有Ｉ．Ｓｃｈｎｉｔｚｅｒ〔８〕的译本，就称之为匈牙利的童话诗。 对于童话，近来是连文武官员都有高见了；有的说是猫狗不应该会说话，称作先生，失了人类的体统；〔９〕有的说是故事不应该讲成王作帝，违背共和的精神。但我以为这似乎是“杞天之虑”，其实倒并没有什么要紧的。孩子的心，和文武官员的不同，它会进化，决不至于永远停留在一点上，到得胡子老长了，还在想骑了巨人到仙人岛去做皇帝〔１０〕。因为他后来就要懂得一点科学了，知道世上并没有所谓巨人和仙人岛。倘还想，那是生来的低能儿，即使终生不读一篇童话，也还是毫无出息的。 但是，现在倘有新作的童话，我想，恐怕未必再讲封王拜相的故事了。不过这是一八四四年所作，而且采自民间传说的，又明明是童话，所以毫不足奇。那时的诗人，还大抵相信上帝，有的竟以为诗人死后，将得上帝的优待，坐在他旁边吃糖果哩。〔１１〕然而我们现在听了这些话，总不至于连忙去学做诗，希图将来有糖果吃罢。就是万分爱吃糖果的人，也不至于此。 就因为上述的一些有益无害的原因，所以终于还要尽微末之力，将这献给中国的读者，连老人和成人，单是借此消遣的和研究文学的都在内，并不专限于儿童。世界语译本上原有插画三小幅，这里只取了两幅；最可惜的是为了经济关系，那难得的十二幅壁画的大部分只能用单色铜版印，以致失去不少的精采。但总算已经将匈牙利的一种名作和两个画家绍介在这里了。 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鲁迅。 EE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一年十月上海湖风书店出版的中译本《勇敢的约翰》。 《勇敢的约翰》，长篇童话叙事诗，裴多菲的代表作。它以流行的民间传说为题材，描写贫苦牧羊人约翰勇敢机智的斗争故事。孙用据世界语译本转译。 〔２〕ＰｅｔｏgｆｉＳáｎｄｏｒ裴多菲·山陀尔（１８２３—１８４９）*?傺览诗人、革命家。一八四八年三月他参加领导了反抗奥地利统治的布达佩斯起义，次年九月在同协助奥国侵略的沙皇军队作战中牺牲。〔３〕Ｋ．ｄｅＫａｌｏｃｓａｙ克·德·考罗卓（１８９１—？），匈牙利诗人、翻译家，《勇敢的约翰》的世界语译者。 〔４〕ＳáｎｄｏｒＢéｌáｔｏｌ山陀尔·贝拉（１８７２—１９４９），匈牙利画家。 〔５〕学生杂志一种以青少年为对象的月刊，朱元善等编辑，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一四年七月创刊，原名《学生月刊》，一九二○年起改用本名。一九四七年八月出至第二十四卷第八期终刊。〔６〕哥萨克原为突厥语，意思是“自由的人”或“勇敢的人”。他们原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农奴和城市贫民，十五世纪后半叶和十六世纪前半叶，因不堪封建压迫，从俄国中部逃出，定居在俄国南部的库班河和顿河一带，自称为“哥萨克人”。他们善骑战，沙皇时代多入伍当兵。 〔７〕ＡｌｆｒｅｄＴｅｎｉｅｒｓ通译奥尔佛雷德·德涅尔斯，奥地利作家。白莽（１９０９—１９３１），原名徐祖华，笔名白莽、殷夫，浙江象山人。作家，“左联”成员。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他所译的德涅尔斯的文章题为《彼得斐·山陀尔行状》。〔８〕Ｉ．Ｓｃｈｎｉｔｚｅｒ施尼策尔（１８３９—１９２１），匈牙利记者、诗人、翻译家。 〔９〕湖南军阀何键在一九三一年二月给国民党#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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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书屋搜集现代版画，已历数年，西欧重价名作，所得有限，而新俄单幅及插画木刻，则有一百余幅之多，皆用中国白纸换来，所费无几。且全系作者从原版手拓，与印入书中及锌版翻印者，有霄壤之别。今为答作者之盛情，供中国青年艺术家之参考起见，特选出五十九幅，嘱制版名手，用玻璃版精印，神采奕奕，殆可乱真，并加序跋，装成一册，定价低廉，近乎赔本，盖近来中国出版界之创举也。但册数无多，且不再版，购宜从速，庶免空回。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十一号内山书店代售，函购须加邮费一角四分。三闲书屋谨白。 EE 〔１〕本篇最初刊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一日《文学》月刊第二卷第六号“广告”栏，原题《引玉集》。 《引玉集》，苏联木刻画集，鲁迅编选，一九三四年三月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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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诸君：你们也许想得到，有人偶然得一点空工夫，偶然读点外国作品，偶然翻译了起来，偶然碰在一处，谈得高兴，偶然想在这“杂志年”里来加添一点热闹，终于偶然又偶然的找得了几个同志，找得了承印的书店，于是就产生了这一本小小的《译文》。 原料没有限制：从最古以至最近。门类也没固定：小说，戏剧，诗，论文，随笔，都要来一点。直接从原文译，或者间接重译：本来觉得都行。只有一个条件：全是“译文”。 文字之外，多加图画。也有和文字有关系的，意在助趣；也有和文字没有关系的，那就算是我们贡献给读者的一点小意思，复制的图画总比复制的文字多保留得一点原味。并不敢自夸译得精，只能自信尚不至于存心潦草；也不是想竖起“重振译事”的大旗来，——这种登高一呼的野心是没有的，不过得这么几个同好互相研究，印了出来给喜欢看译品的人们作为参考而已。倘使有些深文周纳的惯家以为这又是什么人想法挽救“没落”的法门，那我们只好一笑道：“领教！领教！诸公的心事，我们倒是雪亮的！”EE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六日上海《译文》月刊创刊号，未署名。 《译文》，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月刊，一九三四年九月创刊于上海。前三期鲁迅编辑，后由黄源接编。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一九三五年九月停刊。后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复刊，改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一九三七年六月出至新三卷第四期停刊，共出二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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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头〔２〕按：此篇通讯中之所谓“三种怪人”，两个明明是畸形，即绍兴之所谓“胎里疾”；“大头汉”则是病人，其病是脑水肿。而乃置之动物园，且说是“动物中之特别者”，真是十分特别，令人惨然。
志，其名惟云“字法智，高平金乡人也”；姓在首行，存下半，似徐字。《元和姓纂》〔２〕有东阳徐氏，云“偃王之后，汉徐衡徙高平，孙饶又徙东阳”，则法智似即其后。惟又云“徐州牧，金乡君Q骆王之后，晋车骑大将军司徒公三世之孙，擎羝锎蠼?*驸马都尉之曾孙，孝文皇帝国子博士之少子”，所举先世诸官，求之史书，乃无一高平徐氏，所未详也。次多剥蚀，大略述其平生笃于佛教，中有“富轻人”语。“轻人”，非美德，当有误字。次云“宣武皇帝（泐六字）”，“悟玄眇用旷野将军石窟署（泐九字）”，“君运深虑于癬峰抽情于”。又云“及其奇形异状君之思”。又云正光六年正月日“终于营福署则以其月廿七日?伊阙之”。按《魏书·释老志》：“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至正始二年中，始出”〔３〕。“永平中，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功八十万二千八百六十六”云云。“石窟署”盖立于景明初，专营石窟，法智与焉。官氏之旷野将军，诸署令六百石已上者第九品上阶，不满六百石者，从第九品上阶，〔４〕则“署”下所泐，当是“令”字。石窟以正光四年毕，法智卒于六年，故在营福署，是署所掌不可考，要亦系于释教，置于伊阙〔５〕，故法智卒，便葬其地。?即葬字，或以为癸，甚非。次云“余不以管见孤文敢陈陋颂”，则撰者逊让之词，然不著其名，亦不知何人也。 EE 〔１〕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题、标点。写作时间未详。《徐法智墓志》，全名《魏故旷野将军石窟署徐君墓志铭》，共二十七行，行二十字，正书。鲁迅释文如下：魏故旷野将军石窟署徐君墓志铭君讳字法智高平金乡人也盖黄帝之神苗周明王之?徐州牧金乡君马骆王之后晋车骑大将军司徒公三世之孙秦骠骑大将军驸马都尉之曾孙孝文皇帝国子博士之少子?金之美荤馥于上带玉之辉?于辰君岫耸?兰津韫以冲劲风而曜亮之度禀自真绮绣之质论其范则王珠弗能见其语其辶贝则史足月虽复形同尘俗神木天穻中物表?外风六典揽之于掌握?内于怀抱常非文殊?达大士亻身不闻?轻人吐?好士不以多能自矜临容??若烟雲?岸宣武皇帝悟玄眇用旷野将军石窟署君运深虑于癬峰抽情于及其奇 形异状君之思地孤?何图上天善良十四大魏正光六年岁次己正月丙午日己酉终于营福署则以其月廿七日?伊阙之排山?墓穿?起坟青松列于埏侧兰菊备于?偏纳白日之晖独引明月之朗?见者莫不仿偟?闻者为之恻怆余不以管见孤文敢陈陋颂且可刊石傅词岂能熏益馨味其词曰?哉律识?曰贞人雄姿挺世猛气逸群拂缨路濯足津言成世轨行合人神如何灾运锺此良哲玉止?金灯永灭悬光昼*=风云夜结雕石刊文??正光六年正月廿七日铭〔２〕《元和姓纂》唐代林宝撰，原本久佚，今本十八卷，从《永乐大典》录出，分类考证唐代各姓氏的来源及其旁支世系。东阳徐氏，见该书卷二。 〔３〕关于白整为魏高祖、文昭皇太后营建石窟的情况，《魏书·释老志》载：“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 〔４〕关于旷野将军及石窟署令的品级，据《魏书·官氏志》记载，旷野将军为第九品上阶；认署令分三纸：千石以上者为从第八品上阶，六百石以上者为第九品上阶，不满六百石者为从第九品上阶。〔５〕伊阙山名，在河南洛阳以南的伊河西岸，又名龙门山。伊阙石窟分布于此山及伊河东岸的香山，约于北魏太和十八年（４９４）开始营凿，延续至唐代，历四百余年而成。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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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几柄雕刀，一块木版，制成许多艺术品，传布于大众中者，是现代的木刻。 木刻是中国所固有的，而久被埋没在地下了。现在要复兴，但是充满着新的生命。 新的木刻是刚健，分明，是新的青年的艺术，是好的大众的艺术。 这些作品，当然只不过一点萌芽，然而要有茂林嘉卉，却非先有这萌芽不可。 这是极值得记念的。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四日，鲁迅。 EE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四年四月上海出版的《无名木刻集》，由刘岘据手迹雕版拓印。 《无名木刻集》，无名木刻社社员的作品选集，内收木刻七幅，用原版拓印。无名木刻社，一九三三年冬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学生发起成立的木刻团体，后改名未名木刻社。主要成员有刘岘、黄新波、姚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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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一个学校，《语丝》原不想费许多篇幅的。但已经“谈”开了，就也不妨“谈”下去。这一篇既是近于对前一文〔２〕的辩正，而且看那口吻，可知作者〔３〕和复旦大学是很关切，有作为的。所以毫不删略，登在这里，以便读者并看。八月二十八日，记者附白。 15年香港注册公司www.2012hkcompany.com
一、《文艺研究》专载关于研究文学，艺术的文字，不论译著，并且延及文艺作品及作者的绍介和批评。 二、《文艺研究》意在供已治文艺的读者的阅览，所以文字的内容力求其较为充实，寿命力求其较为久长，凡泛论空谈及启蒙之文，倘是陈言，俱不选入。 三、《文艺研究》但亦非专载今人作品，凡前人旧作，倘于文艺史上有重大关系，划一时代者，仍在绍介之列。四、《文艺研究》的倾向，在究明文艺与社会之关系，所以凡社会科学上的论文，倘其中有若干部分涉及文艺者，有时亦仍在绍介之列。 五、《文艺研究》甚愿于中国新出之关于文艺及社会科学书籍，有简明的绍介和批评，以便利读者。但同人见识有限，力不从心，倘蒙专家惠寄相助，极所欣幸。 六、《文艺研究》又甚愿文与艺相钩连，因此微志，所以在此亦试加插图，并且在可能范围内，多载塑绘及雕刻之作。七、《文艺研究》于每年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十五日各印行一本；每四本为一卷。每本约二百余页，十万至十二万字。倘多得应当流布的文章，即随时增页。 八、《文艺研究》上所载诸文，此后均不再印造单行本子，所以此种杂志即为荟萃单篇要论之丛书，可以常资参考。EE 〔１〕本篇最初载于一九三○年上海《文艺研究》创刊号。未署名。一九三○年二月八日鲁迅日记：“午寄陈望道信并《文艺研究》例言草稿八条。” 《文艺研究》，季刊，鲁迅编辑，版权页印一九三○年二月十五日出版，实际出版时间约有四月底至五月初。仅出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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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未名丛刊》者，并非无名丛书的意思，乃是还未想定名目，然而这就作为名字，不再去苦想他了。 这也并非学者们精选的宝书，凡国民都非看不可。只要有稿子，有印费，便即付印，想使萧索的读者，作者，译者，大家稍微感到一点热闹。内容自然是很庞杂的，因为希图在这庞杂中略见一致，所以又一括为相近的形式，而名之曰《未名丛刊》。 大志向是丝毫也没有。所愿的：无非（１）在自己，是希望那印成的从速卖完，可以收回钱来再印第二种；（２）对于读者，是希望看了之后，不至于以为太受欺骗了。现在，除已经印成的一种〔２〕之外，就自己和别人的稿子中，还想陆续印行的是：１．《苏俄的文艺论战》。俄国褚沙克等论文三篇。任国桢译。 ２．《往星中》。俄国安特来夫作戏剧四幕。李霁野译。３．《小约翰》。荷兰望蔼覃作神秘的写实的童话诗。鲁迅译。 EE 〔１〕本篇最初刊于一九二五年三月未名社出版的《苦闷的象征》一书的封底，题下署名鲁迅。 〔２〕指《苦闷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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