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喜维持文艺的人们，每在革命地方，便爱说“文艺是革命的先驱”。 我觉得这很可疑。或者外国是如此的罢；中国自有其特别国情，应该在例外。现在妄加编排，以质同志—— 1.革命军。先要有军，才能革命，凡已经革命的地方，都是军队先到的：这是先驱。大军官们也许到得迟一点，但自然也是先驱，无须多说。 （这之前，有时恐怕也有青年潜入宣传，工人起来暗助，但这些人们大抵已经死掉，或则无从查考了，置之不论。） 2.人民代表。军官们一到，便有人民代表群集车站欢迎，手执国旗，嘴喊口号，“革命空气，非常浓厚”：这是第二先驱。 3.文学家。于是什么革命文学，民众文学，同情文学〔2〕，飞腾文学都出来了，伟大光明的名称的期刊也出来了，来指导青年的：这是——可惜得很，但也不要紧——第三先驱。 外国是革命军兴以前，就有被迫出国的卢梭，流放极边的珂罗连珂〔3〕……。 好了。倘若硬要乐观，也可以了。因为我们常听到所谓文学家将要出国的消息，看见新闻上的记载，广告；看见诗； 看见文。虽然尚未动身，却也给我们一种“将来学成归国，了不得呀！”的豫感，——希望是谁都愿意有的。 十二月二十四夜零点一分五秒。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 〔2〕同情文学一九二七年春，广州一小撮共产党的叛徒在《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上连续发表“忏悔”的诗文，并对他们的叛变互表“同情”；三月间，又在《现代青年》上发表《谈谈革命文艺》、《革命与文艺》等文章，鼓吹文艺“是人类同情的呼声”，“人类同情的应惑”等等。所谓“同情文学”，当指这类东西。 〔3〕珂罗连珂（Q．J．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流放西伯利亚六年。著有中篇小说《盲音乐家》、文学回忆录《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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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世界社诸先生： 十三日信收到。前一函大约也收到的，因为久病，搁下了。 所问的事，只能写几句空话塞责，因为实在没法子。我的病其实是不会全愈的，这几天正在吐血，医生连话也不准讲，想一点事就头晕，但大约也未必死。 此复，即请 暑安。 鲁迅十五日。 答问 我自己确信，我是赞成世界语〔２〕的。赞成的时候也早得很，怕有二十来年了罢〔３〕，但理由却很简单，现在回想起来：一，是因为可以由此联合世界上的一切人——尤其是被压迫的人们；二，是为了自己的本行，以为它可以互相绍介文学；三，是因为见了几个世界语家，都超乎口是心非的利己主义者之上。 后来没有深想下去了，所以现在的意见也不过这一点。我是常常如此的：我说这好，但说不出一大篇它所以好的道理来。然而确然如此，它究竟会证明我的判断并不错。八月十五日。 EE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上海《世界》月刊第四卷第九、十期合刊。鲁迅复信以手迹制版刊出；答问载同期“中国作者对于世界语的意见”专栏。均无标题。 世界社，上海世界语者协会所属《世界》月刊社的简称。该刊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创刊于上海，叶籁士、胡绳编辑。一九三六年，国际革命世界语作家协会写信给上海世界语者协会，要求就世界语问题征询中国作家的意见。世界社为此写信给鲁迅和其他作家，本篇即鲁迅所作的答复。 〔２〕世界语指波兰柴门霍夫（Ｌ．Ｚａｍｅｎｈｏｆ，１８５９—１９１７）所创造的一种国际辅助语（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一八八七年公布。〔３〕鲁迅最早赞成世界语的文章，参看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发表的《渡河与引路》（后收入《集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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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泪混了露水，被月光照着，可难解，夜明石似的发光。”——《狭的笼》〔２〕（《爱罗先珂童话集》页二七）这句话里面插入“可难解”三字，是什么意思？ 答：将“可难解”换一句别的话，可以作“这真奇怪”。 因为泪和露水是不至于“夜明石似的发光”的，而竟如此，所以这现象实在奇异，令人想不出是什么道理。（鲁迅） 问：“或者充满了欢喜在花上奔腾，或者闪闪的在叶尖耽着冥想”，——《狭的笼》（同上）这两句的“主词” （Ｓｕｂｊｅｃｔ），是泪和露水呢？还是老虎？答：是泪和露水。（鲁迅） 问：“‘奴隶的血很明亮，红玉似的。但不知什么味就想尝一尝……’”——《狭的笼》（同上，五三）“就想尝一尝”下面的?（引号），我以为应该移置在“但不知什么味”之下；尊见以为对否？ 答：原作如此，别人是不好去移改他的。但原文也说得下去，引号之下，可以包藏“看他究竟如何”“看他味道可好”等等意思。（鲁迅） EE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五日上海《学生杂志》第十一卷第一号“答问”栏。 吕蓬尊（１８９９—１９４４），原名劭堂，笔名渐斋，广东新会人。当时是小学教员。 〔２〕《狭的笼》爱罗先珂的一篇童话，描写一只被关在动物园铁笼中的老虎对自由生活的渴求。鲁迅译。收入一九二二年七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爱罗先珂童话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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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什么思孟做了一本什么息邪〔２〕，尽他说，也只是革新派的人，从前没有本领罢了。没本领与邪，似乎相差还远，所以思孟虽然写出一个ｍａｋｓ〔３〕，也只是没本领，算不得邪。 虽然做些鬼祟的事，也只是小邪，算不得大邪。 造谣说谎诬陷中伤也都是中国的大宗国粹，这一类事实，古来很多，鬼祟著作却都消灭了。不肖子孙没有悟，还是层出不穷的做。不知他们做了以后，自己可也觉得无价值么。如果觉得，实在劣得可怜。如果不觉，又实在昏得可怕。 刘喜奎的臣子的大学讲师刘少少〔４〕，说白话是马太福音〔５〕体，大约已经收起了太极图〔６〕，在那里翻翻福音了。马太福音是好书，很应该看。犹太人钉杀耶稣〔７〕的事，更应该细看。倘若不懂，可以想想福音是什么体。 先觉的人，历来总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中国又格外凶。然而酋长终于改了君主。君主终于预备立宪，预备立宪又终于变了共和了。喜欢暗夜的妖怪多，虽然能教暂时黯淡一点，光明却总要来。有如天亮，遮掩不住。想遮掩白费气力的。 EE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二日北京《国民公报》“寸铁”栏，原无标题，每则之后皆署名黄棘。 〔２〕思孟据《每周评论》第三十三号（一九一九年八月三日）天风（胡适）的《辟谬与息邪》一文，思孟即“北京大学辞退的教员徐某”。息邪，思孟所写的攻击新文化运动及其倡导人的一本小册子的标题，副题《北京大学铸鼎录》，曾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六日至十三日北京《公言报》连载。分“序言”、“蔡元培传”、“沈尹默传”、“陈独秀传”、“胡适传”、“钱玄同传”、“徐宝璜刘复合传”七部分。其中说“蔡元培居德五年竟识字百余”，陈独秀“不解西文”，刘复、钱玄同“皆斗筲之才，不足比数”，胡适“英文颇近清通，然识字不多”等。〔３〕ｍａｋｓ思孟文中误写的外文，当为Ｍａｒｘ：马克思。〔４〕刘喜奎（１８９４—１９６４）河北南皮人，梆子戏女演员，兼演京剧。刘少少（１８７０—１９２９），名*7和，字少珊，湖南长沙人。当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研究所讲师。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三日上海《小时报》载如如《刘少少之新诗》一文，内引刘少少捧刘喜奎的七言绝句《忆刘王》十首，有“二十四传皇帝后，只从伶界出刘王”等语。〔５〕马太福音基督教圣经《新约全书》中的“四福音”之一，假托由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马太所传。 〔６〕太极图太极是我国古代的哲学术语，最早见于《易经》，指派生万物的本原。宋代周敦颐始著《太极图说》。刘少少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九日至二月一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连续发表长篇论文《太极图说》，其中说太极图为“吾人四五千年历史之真文明”，“今世欧西科学家所考论……不意吾国四千年前祖先已发现之。”〔７〕耶稣（约前４—３０）基督教创始人。他在犹太各地传教，为犹太教当权者所仇视，后被逮捕送交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彼拉多，钉死在十字架上，见《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 ０９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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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先生〔２〕： 我在《又是古已有之》里，说宋朝禁止做诗，“违者笞一百”，〔３〕今天看见副刊，却是“笞二百”，不知是我之笔误，抑记者先生校者先生手民〔４〕先生嫌其轻而改之欤？ 但当时确乎只打一百，即将两手之指数，以十乘之。现在若加到二百，则既违大宋宽厚之心，又给诗人加倍之痛，所关实非浅鲜，——虽然已经是宋朝的事，但尚希立予更正为幸。 某生者鞠躬。九月二十九日。 EE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二日《晨报副刊》。〔２〕记者先生指孙伏园。 〔３〕关于宋朝禁止做诗，违者笞一百的故事，见宋代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三：“政和间，大臣有不能为诗者，因建言诗为元皊学术，不可行。李彦章为御史，承望风旨，……请为科禁。……何丞相伯通适领修敕令，因为科云：‘诸士庶习传诗赋者杖一百’。”〔４〕手民指排字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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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为美术 美术为词，中国古所不道，此之所用，译自英之爱忒（ａｒｔｏｒｆｉｎｅａｒｔ）。爱忒云者，原出希腊，其谊为艺，是有九神〔２〕，先民所祈，以冀工巧之具足，亦犹华土工师，无不有崇祀拜祷矣。顾在今兹，则词中函有美丽之意，凡是者不当以美术称。 希腊之民，以美术著于世，然其造作，初无研肄，仅凭直觉之力，以判别天物美恶，惟其为觉敏，故所成就者神。盖凡有人类，能具二性：一曰受，二曰作。受者譬如曙日出海，瑶草作华，若非白痴，莫不领会感动；既有领会感动，则一二才士，能使再现，以成新品，是谓之作。故作者出于思，倘其无思，即无美术。然所见天物，非必圆满，华或槁谢，林或荒秽，再现之际，当加改造，俾其得宜，是曰美化，倘其无是，亦非美术。故美术者，有三要素：一曰天物，二曰思理，三曰美化。缘美术必有此三要素，故与他物之界域极严。刻玉之状为叶，髹漆之色乱金，似矣，而不得谓之美术。象齿方寸，文字千万，核桃一丸，台榭数重，精矣，而不得谓之美术。几案可以弛张，什器轻于携取，便于用矣，而不得谓之美术。太古之遗物，绝域之奇器，罕矣，而非必为美术。重碧大赤，陆离斑驳，以其戟刺；夺人目精，艳矣，而非必为美术，此尤不可不辨者也。 二美术之类别 由前之言，可知美术云者，即用思理以美化天物之谓。苟合于此，则无间外状若何，咸得谓之美术；如雕塑，绘画，文章，建筑，音乐皆是也。区分之法，始于希腊柏拉图〔３〕，其类凡二： （甲）静美术（乙）动美术柏氏以雕塑，绘画为静，音乐，文章为动，事属草创，为说不完。后有法人跋多〔４〕区分为三，德人黑智尔〔５〕承之。（甲）目之美术（乙）耳之美术（丙）心之美术 属于目者为绘画雕塑，属于耳者为音乐，属于心者为文章，其说之不能具是，无异前古。近时英人珂尔文〔６〕以为区别之术，可得三种，今具述于次；凡有美术，均可取其一以分隶之。 （一）（甲）形之美术（乙）声之美术美术有可见可触者，如绘画，雕塑，建筑，是为形美；有不可见不可触者，如音乐，文章，是为音美。顾中国文章之美，乃为形声二者，是又非此例所能赅括也。 （二）（甲）摹拟美术（乙）独造美术美术有拟象天物者，为雕刻，绘画，诗歌；有独造者，为建筑，音乐。此二者虽间亦微涉天物，而繁复腠会，几于脱离。 （三）（甲）致用美术（乙）非致用美术美术之中，涉于实用者，厥惟建筑。他如雕刻，绘画，文章，音乐，皆与实用无所系属者也。 三美术之目的与致用言美术之目的者，为说至繁，而要以与人享乐为臬极，惟于利用有无，有所牴午。主美者以为美术目的，即在美术，其于他事，更无关系。诚言目的，此其正解。然主用者则以为美术必有利于世，傥其不尔，即不足存。顾实则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沾沾于用，甚嫌执持，惟以颇合于今日国人之公意，故从而略述之如次： 一美术可以表见文化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惟，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以转移。此诸品物，长留人世，故虽武功文教，与时间同其灰灭，而赖有美术为之保存，俾在方来，有所考见。他若盛典?事〔７〕，胜地名人，亦往往以美术之力，得以永住。 一美术可以辅翼道德美术之目的，虽与道德不尽符，然其力足以渊邃人之性情，崇高人之好尚，亦可辅道德以为治。物质文明，日益曼衍，人情因亦日趣于肤浅；今以此优美而崇大之，则高洁之情独存，邪秽之念不作，不待惩劝而国癡安。 一美术可以救援经济方物见斥，外品流行，中国经济，遂以困匮。然品物材质，诸国所同，其差异者，独在造作。美术弘布，作品自胜，陈诸市肆，足越殊方，尔后金资，不虞外溢。故徒言崇尚国货者末，而发挥美术，实其本根。四播布美术之方 美术之用，大者既得三事，而本有之目的，又在与人以享乐，则实践此目的之方术，自必在于播布。播布云者，谓不更幽秘，而传诸人间，使与国人耳目接，以发美术之真谛，起国人之美感，更以冀美术家之出世也。兹拟应行之事如次：一建设事业 美术馆当就政府所在地，立中央美术馆，为光复记念，次更及诸地方。建筑之法，宜广征专家意见，会集图案，择其善者，或即以旧有著名之建筑充之。所列物品，为中国旧时国有之美术品。 美术展览会建筑之法如上。以陈列私人所藏，或美术家新造之品。 剧场建筑之法如上。其所演宜用中国新剧，或翻译外国著名新剧，更不参用古法；复以图书陈说大略，使观者咸喻其意。若中国旧剧，宜别有剧场，不与新剧混淆。 奏乐堂当就公园或公地，设立奏乐之处，定日演奏新乐，不更参以旧乐；惟必先以小书说明，俾听者咸能领会。 文艺会当招致文人学士，设立集会，审国人所为文艺，择其优者加以奖励，并助之流布。且决定域外著名图籍若干，译为华文，布之国内。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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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魂常向故乡驰，始信人间苦别离。 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 日暮舟停老圃家，棘篱绕屋树交加。怅然回忆家乡乐，抱瓮何时共养花？〔２〕 春风容易送韶年，一棹烟波夜驶船。何事脊令偏傲我，时随帆顶过长天！〔３〕 仲弟次予去春留别元韵三章，即以送别，并索和。予每把笔，辄黯然而止。越十余日，客窗偶暇；潦草成句，即邮寄之。嗟乎！登楼陨涕〔４〕，英雄未必忘家；执手消魂〔５〕，兄弟竟居异地！深秋明月，照游子而更明；寒夜怨笳，遇羁人而增怨。此情此景，盖未有不悄然以悲者矣。 辛丑仲春戛剑生拟删草EE 〔１〕本篇录自周作人日记，写于一九○一年四月初。〔２〕抱瓮《庄子·天地》：“子贡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 〔３〕脊令鸟名。《诗经·小雅·棠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过去常用它比喻兄弟友爱，急难相助。 〔４〕登楼陨涕东汉王粲《登楼赋》：“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堕而弗禁。” 〔５〕消魂南朝宋江淹《别赋》：“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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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 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 还家未久又离家，日暮新愁分外加。 夹道万株杨柳树，望中都化断肠花。 从来一别又经年，万里长风送客船。 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 EE 〔１〕本篇录自周作人日记，题下署“豫才未是草”。一九○○年一月二十六日，鲁迅由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回家度岁，二月十九日返校后写了这三首惜别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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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今年的文字，已将文人的喜欢舐自己的嘴唇以至造谣卖友的行为，都包括在“文人无行”这一句成语里了。〔２〕但向来的习惯，函义是没有这么广泛的，搔发舐唇（但自然须是自己的唇），还不至于算在“文人无行”之中，造谣卖友，却已出于“文人无行”之外，因为这已经是卑劣阴险，近于古人之所谓“人头畜鸣”〔３〕了。但这句成语，现在是不合用的，科学早经证明，人类以外的动物，倒并不这样子。 轻薄，浮躁，酗酒，嫖妓而至于闹事，偷香而至于害人，这是古来之所谓“文人无行”。然而那无行的文人，是自己要负责任的，所食的果子，是“一生潦倒”。他不会说自己的嫖妓，是因为爱国心切，借此消遣些被人所压的雄心；引诱女人之后，闹出乱子来了，也不说这是女人先来诱他的，因为她本来是婊子。他们的最了不得的辩解，不过要求对于文人，应该特别宽恕罢了。 现在的所谓文人，却没有这么没出息。时代前进，人们也聪明起来了。倘使他做过编辑，则一受别人指摘，他就会说这指摘者先前曾来投稿，不给登载，现在在报私仇〔４〕；其甚者还至于明明暗暗，指示出这人是什么党派，什么帮口，要他的性命。 这种卑劣阴险的来源，其实却并不在“文人无行”，而还在于“文人无文”。近十年来，文学家的头衔，已成为名利双收的支票了，好名渔利之徒，就也有些要从这里下手。而且确也很有几个成功：开店铺者有之，造洋房者有之。不过手淫小说易于痨伤，“管他娘”词也难以发达，那就只好运用策略，施行诡计，陷害了敌人或者连并无干系的人，来提高他自己的“文学上的价值”。连年的水灾又给与了他们教训，他们以为只要决堤淹灭了五谷，草根树皮的价值就会飞涨起来了。 现在的市场上，实在也已经出现着这样的东西。 将这样的“作家”，归入“文人无行”一类里，是受了骗的。他们不过是在“文人”这一面旗子的掩护之下，建立着害人肥己的事业的一群“商人与贼”〔５〕的混血儿而已。EE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文学》月刊第一卷第二号。 〔２〕张若谷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大晚报·辣椒与橄榄》发表《恶癖》一文，把一些作家舔嘴唇、搔头发之类的癖习，都说成是“文人无行”（参看《伪自由书·文人无文》“备考”）。谷春帆在同年七月五日《申报·自由谈》发表《谈“文人无行”》一文，把造谣、卖友等卑劣行径，也说成是“文人无行”（参看《伪自由书·后记》所引）。〔３〕“人头畜鸣”语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后所附班固对秦二世的评论。 〔４〕指张资平。创造社的《文艺生活》周刊（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曾刊载蒋光慈的谈话，批评了张资平和他的三角恋爱小说。张资平便在自办的《乐群》月刊第二期（一九二九年二月）刊登“答辩”，说蒋光慈所以对他“冷嘲热讽”，是因为蒋曾向他推荐稿件受到拒绝的缘故。下文所说指人为“什么党派”和开店铺、造洋房以及“管他娘”词等，主要也是指张资平和曾今可，参看《伪自由书·后记》。〔５〕“商人与贼”取自曾今可中篇小说的书名《一个商人与贼》。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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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白：本刊前一本中的插图四种〔２〕，题字全都错误，对于和本篇有关的诸位，实为抱歉。现在改正重印，附在卷端，请读者仍照前一本图目上所指定的页数，自行抽换为幸。编者。 EE 〔１〕本篇最初刊于一九二八年十月三十日《奔流》月刊第一卷第五期，附于该期目录之后，原无标题。 〔２〕插图四种指《奔流》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二八年九月）所载金溟若翻译的日本作家有岛武郎《叛逆者（关于罗丹的考察）》一文所附的《思想者》、《塌鼻男子》、《圣约翰》、《亚当》四幅插图，都是法国雕塑家罗丹的作品。该刊将《亚当》误题为《思想者》，《思想者》误题为《塌鼻男子》，《塌鼻男子》误题为《圣约翰》，《圣约翰》误题为《亚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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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原》所要讨论的，其实并不重在这一类问题。前回登那两篇文章〔２〕的缘故，倒在无处可登，所以偏要给他登出。但因此又不得不登了相关的陈先生的信〔３〕，作一个结束。这回的两篇，是作者见了《现代评论》的答复〔４〕，而未见《莽原》的短信的时候所做的，从上海寄到北京，却又在陈先生的信已经发表之后了，但其实还是未结束前的话。因此，我要请章周二先生〔５〕原谅：我便于词句间换了几字，并且将《附白》除去了。大概二位看到短信之后，便不至于以我为太专断的罢。六月一日。 EE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五日北京《莽原》周刊第七期，是对于该刊登载章锡琛《与陈百年教授谈梦》、周建人《再答陈百年先生论一夫多妻》两文的说明。 一九二五年一月，章锡琛、周建人在《妇女杂志》第十一卷第一号发表关于性道德问题的文章，陈百年即在《现代评论》上加以非难。而章、周投寄《现代评论》的答辩却受到该刊的压制。因此鲁迅在《莽原》第四、六、七期上，为讨论这一问题提供了篇幅。〔２〕指《莽原》周刊第四期（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刊载的周建人《答〈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和章锡琛《驳陈百年教授〈一夫多妻的新护符〉》二文。按《现代评论》第十四期（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刊登陈百年的《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对章、周提出非难以后，周建人和章锡琛分别写了《恋爱自由与一夫多妻》和《新性道德与多妻》两篇答辩文章寄《现代评论》，但该刊直到第二十期还不予发表。于是他们又分别写此二文投寄《莽原》。 〔３〕陈先生的信指《莽原》周刊第六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刊载的陈百年《给周章二先生的一封短信》，信中为《现代评论》迟迟不发表周、章文章辩解，并提出停止论战。陈百年，名大齐，字百年，浙江海盐人。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 〔４〕《现代评论》的答复指《现代评论》第二十二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刊载的陈百年《答章周二先生论一夫多妻》一文。在这期最末的“通讯”栏里，同时摘登了周、章二人写的《恋爱自由与一夫多妻》和《新性道德与多妻》。 〔５〕章周二先生指章锡琛、周建人。章锡琛（１８８９—１９６９），字雪村，浙江绍兴人。当时任商务印书馆《妇女杂志》主编。周建人，字乔峰，鲁迅的三弟，生物学家。当时是商务印书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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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这些话，是因为见了《语丝》（一四七期）的《随感录》（二八） 〔2〕而写的。 这半年来，凡我所看的期刊，除《北新》外，没有一种完全的：《莽原》，《新生》〔3〕，《沉钟》〔4〕。甚至于日本文的《斯文》，里面所讲的都是汉学，末尾附有《西游记传奇》〔5〕，我想和演义来比较一下，所以很切用，但第二本即缺少，第四本起便杳然了。至于《语丝》，我所没有收到的统共有六期，后来多从市上的书铺里补得，惟有一二六和一四三终于买不到，至今还不知道内容究竟是怎样。 这些收不到的期刊，是遗失，还是没收的呢？我以为两者都有。没收的地方，是北京，天津，还是上海，广州呢？我以为大约也各处都有。至于没收的缘故，那可是不得而知了。 我所确切知道的，有这样几件事。是《莽原》也被扣留过一期，不过这还可以说，因为里面有俄国作品的翻译。那时只要一个“俄”字，已够惊心动魄，自然无暇顾及时代和内容。但韦丛芜的《君山》〔6〕，也被扣留。这一本诗，不但说不到“赤”，并且也说不到“白”，正和作者的年纪一样，是“青”的，而竟被禁锢在邮局里。黎锦明先生早有来信，说送我《烈火集》〔7〕，一本是托书局寄的，怕他们忘记，自己又寄了一本。但至今已将半年，一本也没有到。我想，十之九都被没收了，因为火色既“赤”，而况又“烈”乎，当然通不过的。 《语丝》一三二期寄到我这里的时候是出版后约六星期，封皮上写着两个绿色大字道：“扣留”，另外还有检查机关的印记和封条。打开看时，里面是《猓猓人的创世记》，《无题》，《寂寞札记》，《撒园荽》，《苏曼殊及其友人》，都不像会犯禁。我便看《来函照登》，是讲“情死”“情杀”的，不要紧，目下还不管这些事。只有《闲话拾遗》了。这一期特别少，共只两条。一是讲日本的，大约也还不至于犯禁。一是说来信告诉“清党”的残暴手段的，《语丝》此刻不想登。莫非因为这一条么？但不登何以又不行呢？莫明其妙。然而何以“扣留”而又放行了呢？也莫明其妙。 这莫明其妙的根源，我以为在于检查的人员。 中国近来一有事，首先就检查邮电。这检查的人员，有的是团长或区长，关于论文诗歌之类，我觉得我们不必和他多谈。但即使是读书人，其实还是一样的说不明白，尤其是在所谓革命的地方。直截痛快的革命训练弄惯了，将所有革命精神提起，如油的浮在水面一般，然而顾不及增加营养。所以，先前是刊物的封面上画一个工人，手捏铁铲或鹤嘴锹，文中有“革命！革命！”“打倒！打倒！”者，一帆风顺，算是好的。现在是要画一个少年军人拿旗骑在马上，里面“严办！严办！”〔8〕这才庶几免于罪戾。至于什么“讽刺”，“幽默”，“反语”，“闲谈”等类，实在还是格不相入。从格不相入，而成为视之懵然，结果即不免有些弄得乱七八糟，谁也莫明其妙。 还有一层，是终日检查刊物，不久就会头昏眼花，于是讨厌，于是生气，于是觉得刊物大抵可恶——尤其是不容易了然的——而非严办不可。我记得书籍不切边，我也是作俑者之一，当时实在是没有什么恶意的。后来看见方传宗先生的通信（见本《丝》一二九），竟说得要毛边装订的人有如此可恶〔9〕，不觉满肚子冤屈。但仔细一想，方先生似乎是图书馆员，那么，要他老是裁那并不感到兴趣的毛边书，终于不免生气而大骂毛边党，正是毫不足怪的事。检查员也同此例，久而久之，就要发火，开初或者看得详细点，但后来总不免《烈火集》也可怕，《君山》也可疑，——只剩了一条最稳当的路：扣留。 两个月前罢，看见报上记着某邮局因为扣下的刊物太多，无处存放了，一律焚毁。我那时实在感到心痛，仿佛内中很有几本是我的东西似的。呜呼哀哉！我的《烈火集》呵。我的《西游记传奇》呵。我的……。 附带还要说几句关于毛边的牢骚。我先前在北京参与印书的时候，自己暗暗地定下了三样无关紧要的小改革，来试一试。一，是首页的书名和著者的题字，打破对称式；二，是每篇的第一行之前，留下几行空白；三，就是毛边。现在的结果，第一件已经有恢复香炉烛台式的了；第二件有时无论怎样叮嘱，而临印的时候，工人终于将第一行的字移到纸边，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使你无可挽救；第三件被攻击最早，不久我便有条件的降伏了。与李老板〔10〕约：别的不管，只是我的译著，必须坚持毛边到底！但是，今竟如何？老板送给我的五部或十部，至今还确是毛边。不过在书铺里，我却发见了毫无“毛”气，四面光滑的《彷徨》之类。归根结蒂，他们都将彻底的胜利。所以说我想改革社会，或者和改革社会有关，那是完全冤枉的，我早已瘟头瘟脑，躺在板床上吸烟卷——彩凤牌——了。 言归正传。刊物的暂时要碰钉子，也不但遇到检查员，我恐怕便是读书的青年，也还是一样。先已说过，革命地方的文字，是要直截痛快，“革命！革命！”的，这才是“革命文学”。我曾经看见一种期刊上登载一篇文章，后有作者的附白，说这一篇没有谈及革命，对不起读者，对不起对不起。 〔11〕但自从“清党”以后，这“直截痛快”以外，却又增添#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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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大约是送报人忙不过来了，昨天不见报，今天才给补到，但是奇怪，正张上已经剪去了两小块；幸而副刊是完全的。那上面有一篇武者君的《温良》〔2〕，又使我记起往事，我记得确曾用了这样一个糖衣的毒刺赠送过我的同学们。现在武者君也在大道上发见了两样东西了：凶兽和羊。但我以为这不过发见了一部分，因为大道上的东西还没有这样简单，还得附加一句，是：凶兽样的羊，羊样的凶兽。 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因此，武者君误认为两样东西了。 我还记得第一次五四以后，军警们很客气地只用枪托，乱打那手无寸铁的教员和学生，威武到很像一队铁骑在苗田上驰骋；学生们则惊叫奔避，正如遇见虎狼的羊群。但是，当学生们成了大群，袭击他们的敌人时，不是遇见孩子也要推他摔几个觔斗么？在学校里，不是还唾骂敌人的儿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么？这和古代暴君的灭族的意见，有什么区分！ 我还记得中国的女人是怎样被压制，有时简直并羊而不如。现在托了洋鬼子学说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长之类，不就雇用了“掠袖擦掌”的打手似的男人，来威吓毫无武力的同性的学生们么？不是利用了外面正有别的学潮的时候，和一些狐群狗党趁势来开除她私意所不喜的学生们么？〔3〕而几个在“男尊女卑”的社会生长的男人们，此时却在异性的饭碗化身的面前摇尾，简直并羊而不如。羊，诚然是弱的，但还不至于如此，我敢给我所敬爱的羊们保证！ 但是，在黄金世界还未到来之前，人们恐怕总不免同时含有这两种性质，只看发现时候的情形怎样，就显出勇敢和卑怯的大区别来。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 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 五月十日。 八 五月十二日《京报》的“显微镜”〔4〕下有这样的一条—— “某学究见某报上载教育总长‘章士钉’五七呈文〔5〕，愀然曰：‘名字怪僻如此，非圣人之徒也，岂能为吾侪卫古文之道者乎！’”因此想起中国有几个字，不但在白话文中，就是在文言文中也几乎不用。其一是这误印为“钉”的“钊”字，还有一个是“淦”字，大概只在人名里还有留遗。我手头没有《说文解字》〔6〕，钊字的解释完全不记得了，淦则仿佛是船底漏水的意思。我们现在要叙述船漏水，无论用怎样古奥的文章，大概总不至于说“淦矣”了罢，所以除了印张国淦，孙嘉淦或新淦县的新闻之外，这一粒铅字简直是废物。 至于“钊”，则化而为“钉”还不过一个小笑话；听说竟有人因此受害。曹锟〔7〕做总统的时代（那时这样写法就要犯罪），要办李大钊〔8〕先生，国务会议席上一个阁员说：“只要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不是一个安分的人。什么名字不好取，他偏要叫李大剑？！”于是乎办定了，因为这位“大剑”先生已经用名字自己证实，是“大刀王五”〔9〕一流人。 我在N的学堂〔10〕做学生的时候，也曾经因这“钊”字碰过几个小钉子，但自然因为我自己不“安分”。一个新的职员到校了，势派非常之大，学者似的，很傲然。可惜他不幸遇见了一个同学叫“沈钊”的，就倒了楣，因为他叫他“沈钧”，以表白自己的不识字。于是我们一见面就讥笑他，就叫他为“沈钧”，并且由讥笑而至于相骂。两天之内，我和十多个同学就迭连记了两小过两大过，再记一小过，就要开除了。 但开除在我们那个学校里并不算什么大事件，大堂上还有军令，可以将学生杀头的。做那里的校长这才威风呢，——但那时的名目却叫作“总办”的，资格又须是候补道〔11〕。 假使那时也像现在似的专用高压手段，我们大概是早经“正法”，我也不会还有什么“忽然想到”的了。我不知怎的近来很有“怀古”的倾向，例如这回因为一个字，就会露出遗老似的“缅怀古昔”的口吻来。 五月十三日。 九 记得有人说过，回忆多的人们是没出息的了，因为他眷念从前，难望再有勇猛的进取；但也有说回忆是最为可喜的。 前一说忘却了谁的话，后一说大概是A．France〔12〕罢，—— 都由他。可是他们的话也都有些道理，整理起来，研究起来，一定可以消费许多功夫；但这都听凭学者们去干去，我不想来加入这一类高尚事业了，怕的是毫无结果之前，已经“寿终正寝”〔13〕。（是否真是寿终，真在正寝，自然是没有把握的，但此刻不妨写得好看一点。）我能谢绝研究文艺的酒筵，能远避开除学生的饭局，然而阎罗大王〔14〕的请帖，大概是终于没法“谨谢”的，无论你怎样摆架子。好，现在是并非眷念过去，而是遥想将来了，可是一样的没出息。管他娘的，写下去——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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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锋 中国现今没有好作品，早已使批评家或胡评家不满，前些时还曾经探究过它的所以没有的原因。结果是没有结果。但还有新解释。林希隽〔２〕先生说是因为“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去作“杂文”了，所以也害得做不成莘克莱或托尔斯泰（《现代》九月号）。还有一位希隽〔３〕先生，却以为“在这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头，……作家无形中也就成为商贾了。……为了获利较多的报酬起见，便也不得不采用‘粗制滥造’的方法，再没有人殚精竭虑用苦工夫去认真创作了。”（《社会月报》九月号） 着眼在经济上，当然可以说是进了一步。但这“殚精竭虑用苦工夫去认真创作”出来的学说，和我们只有常识的见解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向来只以为用资本来获利的是商人，所以在出版界，商人是用钱开书店来赚钱的老板。到现在才知道用文章去卖有限的稿费的也是商人，不过是一种“无形中”的商人。农民省几斗米去出售，工人用筋力去换钱，教授卖嘴，妓女卖淫，也都是“无形中”的商人。只有买主不是商人了，但他的钱一定是用东西换来的，所以也是商人。于是“在这资本主义社会里头”，个个都是商人，但可分为在“无形中”和有形中的两大类。 用希隽先生自己的定义来断定他自己，自然是一位“无形中”的商人；如果并不以卖文为活，因此也无须“粗制滥造”，那么，怎样过活呢，一定另外在做买卖，也许竟是有形中的商人了，所以他的见识，无论怎么看，总逃不脱一个商人见识。 “杂文”很短，就是写下来的工夫，也决不要写“和平与战争”（这是照林希隽先生的文章抄下来的〔４〕，原名其实是《战争与和平》）的那么长久，用力极少，是一点也不错的。不过也要有一点常识，用一点苦工，要不然，就是“杂文”，也不免更进一步的“粗制滥造”，只剩下笑柄。作品，总是有些缺点的。亚波理奈尔〔５〕咏孔雀，说它翘起尾巴，光辉灿烂，但后面的屁股眼也露出来了。所以批评家的指摘是要的，不过批评家这时却也就翘起了尾巴，露出他的屁眼。但为什么还要呢，就因为它正面还有光辉灿烂的羽毛。不过倘使并非孔雀，仅仅是鹅鸭之流，它应该想一想翘起尾巴来，露出的只有些什么！ 九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林希隽广东潮安人，当时上海大夏大学学生。他在《现代》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上发表的反对杂文的文章，题为《杂文与杂文家》。 〔３〕希隽即林希隽。他在《社会月报》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的文章，题为《文章商品化》。《社会月报》，综合性刊物，陈灵犀主编，一九三四年六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五年九月停刊。 〔４〕林希隽在《杂文与杂文家》中说：“俄国为什么能够有《和平与战争》这类伟大的作品的产生？美国为什么能够有辛克莱、杰克伦敦等享世界盛誉的伟大的作家？而我们的作家呢，岂就永远写写杂文而引为莫大的满足么？”《和平与战争》，应为《战争与和平》，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 〔５〕亚波理奈尔（Ｇ．Ａｐｏｌｌｉｎａｉｒｅ，１８８０—１９１８）法国诗人。《咏孔雀》是他的《动物寓言诗》（《ＬｅＢｅｓｔｉａｉｒｅ》）中的一首短诗。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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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序 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但一面要做，一面又往回想，这足见我不是一个“立言”⑵的人，因为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而终于归接到传阿Q，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 然而要做这一篇速朽的文章，才下笔，便感到万分的困难了。第一是文章的名目。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⑶。这原是应该极注意的。传的名目很繁多：列传，自传，内传⑷，外传，别传，家传，小传……，而可惜都不合。“列传”么，这一篇并非和许多阔人排在“正史”⑸里；“自传”么，我又并非就是阿Q。说是“外传”，“内传”在那里呢？倘用“内传”，阿Q又决不是神仙。“别传”呢，阿Q实在未曾有大总统上谕宣付国史馆立“本传”⑹——虽说英国正史上并无“博徒列传”，而文豪迭更司⑺也做过《博徒别传》这一部书，但文豪则可，在我辈却不可。其次是“家传”，则我既不知与阿Q是否同宗，也未曾受他子孙的拜托；或“小传”，则阿Q又更无别的“大传”了。总而言之，这一篇也便是“本传”，但从我的文章着想，因为文体卑下，是“引车卖浆者流”所用的话⑻，所以不敢僭称，便从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⑼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一句套话里，取出“正传”两个字来，作为名目，即使与古人所撰《书法正传》⑽的“正传”字面上很相混，也顾不得了。 第二，立传的通例，开首大抵该是“某，字某，某地人也”，而我并不知道阿Q姓什么。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赵，但第二日便模糊了。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锣声镗镗的报到村里来，阿Q正喝了两碗黄酒，便手舞足蹈的说，这于他也很光采，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其时几个旁听人倒也肃然的有些起敬了。那知道第二天，地保便叫阿Q到赵太爷家里去；太爷一见，满脸溅朱，喝道： “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 阿Q不开口。 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 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 “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 阿Q并没有抗辩他确凿姓赵，只用手摸着左颊，和地保退出去了；外面又被地保训斥了一番，谢了地保二百文酒钱。知道的人都说阿Q太荒唐，自己去招打；他大约未必姓赵，即使真姓赵，有赵太爷在这里，也不该如此胡说的。此后便再没有人提起他的氏族来，所以我终于不知道阿Q究竟什么姓。 第三，我又不知道阿Q的名字是怎么写的。他活着的时候，人都叫他阿Quei，死了以后，便没有一个人再叫阿Quei了，那里还会有“著之竹帛”⑾的事。若论“著之竹帛”，这篇文章要算第一次，所以先遇着了这第一个难关。我曾仔细想：阿Quei，阿桂还是阿贵呢？倘使他号月亭，或者在八月间做过生日，那一定是阿桂了；而他既没有号——也许有号，只是没有人知道他，——又未尝散过生日征文的帖子：写作阿桂，是武断的。又倘使他有一位老兄或令弟叫阿富，那一定是阿贵了；而他又只是一个人：写作阿贵，也没有佐证的。其余音Quei的偏僻字样，更加凑不上了。先前，我也曾问过赵太爷的儿子茂才⑿先生，谁料博雅如此公，竟也茫然，但据结论说，是因为陈独秀办了《新青年》提倡洋字⒀，所以国粹沦亡，无可查考了。我的最后的手段，只有托一个同乡去查阿Q犯事的案卷，八个月之后才有回信，说案卷里并无与阿Quei的声音相近的人。我虽不知道是真没有，还是没有查，然而也再没有别的方法了。生怕注音字母还未通行，只好用了“洋字”，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他为阿Quei，略作阿Q。这近于盲从《新青年》，自己也很抱歉，但茂才公尚且不知，我还有什么好办法呢。 第四，是阿Q的籍贯了。倘他姓赵，则据现在好称郡望的老例，可以照《郡名百家姓》⒁上的注解，说是“陇西天水人也”，但可惜这姓是不甚可靠的，因此籍贯也就有些决不定。他虽然多住未庄，然而也常常宿在别处，不能说是未庄人，即使说是“未庄人也”，也仍然有乖史法的。 我所聊以自慰的，是还有一个“阿”字非常正确，绝无附会假借的缺点，颇可以就正于通人。至于其余，却都非浅学所能穿凿，只希望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⒂先生的门人们，将来或者能够寻出许多新端绪来，但是我这《阿Q正传》到那时却又怕早经消灭了。 以上可以算是序。 第二章优胜记略 阿Q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连他先前的“行状”⒃也渺茫。因为未庄的人们之于阿Q，只要他帮忙，只拿他玩笑，从来没有留心他的“行状”的。而阿Q自己也不说，独有和别人口角的时候，间或瞪着眼睛道： “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 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⒄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工作略长久时，他也或住在临时主人的家里，但一完就走了。所以，人们忙碌的时候，也还记起#p#副标题#e#
老是说着同样的一句话是要厌的。在所谓文坛上，前年嚷过一回“文人无行”〔２〕，去年是闹了一通“京派和海派”〔３〕，今年又出了新口号，叫作“文人相轻”〔４〕。 对于这风气，口号家很愤恨，他的“真理哭了”〔５〕，于是大声疾呼，投一切“文人”以轻蔑。“轻蔑”，他是最憎恶的，但因为他们“相轻”，损伤了他理想中的一道同风的天下，害得他自己也只好施行轻蔑术了。自然，这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６〕，是古圣人的良法，但“相轻”的恶弊，可真也不容易除根。 我们如果到《文选》里去找词汇〔７〕的时候，大概是可以遇着“文人相轻”这四个字的，拾来用用，似乎也还有些漂亮。然而，曹聚仁〔８〕先生已经在《自由谈》（四月九日至十一日）上指明，曹丕之所谓“文人相轻”者，是“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凡所指摘，仅限于制作的范围。一切别的攻击形体，籍贯，诬赖，造谣，以至施蛰存〔９〕先生式的“他自己也是这样的呀”，或魏金枝〔１０〕先生式的“他的亲戚也和我一样了呀”之类，都不在内。倘把这些都作为曹丕所说的“文人相轻”，是混淆黑白，真理虽然大哭，倒增加了文坛的黑暗的。 我们如果到《庄子》里去找词汇，大概又可以遇着两句宝贝的教训：“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１１〕，记住了来作危急之际的护身符，似乎也不失为漂亮。然而这是只可暂时口说，难以永远实行的。喜欢引用这种格言的人，那精神的相距之远，更甚于叭儿之与老聃〔１２〕，这里不必说它了。就是庄生自己，不也在《天下篇》里，历举了别人的缺失，以他的“无是非”轻了一切“有所是非”的言行吗？〔１３〕要不然，一部《庄子》，只要“今天天气哈哈哈……”七个字就写完了。 但我们现在所处的并非汉魏之际，也不必恰如那时的文人，一定要“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凡批评家的对于文人，或文人们的互相评论，各各“指其所短，扬其所长”固可，即“掩其所短，称其所长”亦无不可。然而那一面一定得有“所长”，这一面一定得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假使被今年新出的“文人相轻”这一个模模胡胡的恶名所吓昏，对于充风流的富儿，装古雅的恶少，销淫书的瘪三，无不“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一律拱手低眉，不敢说或不屑说，那么，这是怎样的批评家或文人呢？——他先就非被“轻”不可的！ 四月十四日。 CC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五月《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五号“文学论坛”栏，署名隼。 〔２〕“文人无行”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大晚报》副刊《辣椒与橄榄》上刊有若谷的《恶癖》一文，文中把一些作家生活上的某些癖习都说成是“恶癖”，是“文人无行”的表现。参看《伪自由书·文人无文》及其备考。 〔３〕“京派和海派”参看《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和本书《“京派”和“海派”》及其注〔２〕。〔４〕“文人相轻”一九三五年一月《论语》第五十七期刊载林语堂的《做文与做人》一文，把文艺界的论争都说成是“文人相轻”。文中说：“文人好相轻，与女子互相评头品足相同。……于是白话派骂文言派，文言派骂白话派，民族文学派骂普罗，普罗骂第三种人，大家争营对垒，成群结党，一枪一矛，街头巷尾，报上屁股，互相臭骂……原其心理，都是大家要取媚于世。” 〔５〕“真理哭了”此语出处未详。 〔６〕“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语见朱熹《中庸》第十三章注文。 〔７〕到《文选》里去找词汇施蛰存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八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庄子〉与〈文选〉》一文中说，他所以推荐这两部书，是因为“从这两部书中可以参悟一点做文章的方法，同时也可以扩大一点字汇。” 〔８〕曹聚仁参看本卷第７９页注〔２〕。这里提到他的文章，题目是《论“文人相轻”》，其中曾引用曹丕《典论论文》中的话。曹丕（１８７—２２６），字子桓，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的次子。建安二十五年（２２０）废汉献帝而自立为帝，即魏文帝。他爱好文学，除诗作外，兼擅批评，所著《典论》五卷，已佚，其中《论文》一篇，收于《文选》卷五十二。 〔９〕施蛰存参看本卷第４页注〔３〕。一九三三年他在《大晚报》上向青年推荐《庄子》与《文选》，并说他正在读佛经，受到鲁迅批评。他在一些答辩文章中，说鲁迅也曾捐资重刻《百喻经》，“玩木刻，考究版本，……以骈体文为白话书信作序”等。暗指鲁迅“自己也是这样的”。参看《准风月谈》中《“感旧”以后（上）》、《扑空》、《答“兼示”》等文所附施蛰存各文。 〔１０〕魏金枝参看本卷第２６４页注〔７２〕。他在《文饭小品》第三期（一九三五年四月）发表的《再说“卖文”》中说，在一次宴会上，茅盾“问我为什么到教会学校去教书。语意之间，似乎颇为不屑”，“但日子过得不多，……茅盾的一个亲戚，想到我在教书的教会学校里来找事做了”。 〔１１#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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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作者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所作杂文三十四篇，末附作于一九三二年的《鲁迅译著书目》一篇。一九三二年九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初版。序言 我的第四本杂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来已在四年之前了。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编集此后的杂感。看看近几年的出版界，创作和翻译，或大题目的长论文，是还不能说它寥落的，但短短的批评，纵意而谈，就是所谓“杂感”者，却确乎很少见。我一时也说不出这所以然的原因。 但粗粗一想，恐怕这“杂感”两个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厌恶，避之惟恐不远了。有些人们，每当意在奚落我的时候，就往往称我为“杂感家”，以显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视，便是一个证据。还有，我想，有名的作家虽然未必不改换姓名，写过这一类文字，但或者不过图报私怨，再提恐或玷其令名，或者别有深心，揭穿反有妨于战斗，因此就大抵任其消灭了。 “杂感”之于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症”，我自己确也因此很吃过一点苦，但编集是还想编集的。只因为翻阅刊物，剪帖成书，也是一件颇觉麻烦的事，因此拖延了大半年，终于没有动过手。一月二十八日之夜，上海打起仗来了，越打越凶，终于使我们只好单身出走，〔１〕书报留在火线下，一任它烧得精光，我也可以靠这“火的洗礼”之灵，洗掉了“不满于现状”的“杂感家”〔２〕这一个恶谥。殊不料三月底重回旧寓，书报却丝毫也没有损，于是就东翻西觅，开手编辑起来了，好像大病新愈的人，偏比平时更要照照自己的瘦削的脸，摩摩枯皱的皮肤似的。 我先编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数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讲演〔３〕，原就没有记录外，别的也仿佛并无散失。我记得起来了，这两年正是我极少写稿，没处投稿的时期。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４〕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５〕，太阳社〔６〕，“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７〕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我当初还不过是“有闲即是有钱”，“封建余孽”或“没落者”，后来竟被判为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了。〔８〕这时候，有一个从广东自云避祸逃来，而寄住在我的寓里的廖君〔９〕，也终于忿忿的对我说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来往了，说我和这样的人住在一处。” 那时候，我是成了“这样的人”的。自己编着的《语丝》〔１０〕，实乃无权，不单是有所顾忌（详见卷末《我和〈语丝〉的始终》），至于别处，则我的文章一向是被“挤”才有的，而目下正在“剿”，我投进去干什么呢。所以只写了很少的一点东西。 现在我将那时所做的文字的错的和至今还有可取之处的，都收纳在这一本里。至于对手的文字呢，《鲁迅论》和《中国文艺论战》〔１１〕中虽然也有一些，但那都是峨冠博带的礼堂上的阳面的大文，并不足以窥见全体，我想另外搜集也是“杂感”一流的作品，编成一本，谓之《围剿集》。如果和我的这一本对比起来，不但可以增加读者的趣味，也更能明白别一面的，即阴面的战法的五花八门。这些方法一时恐怕不会失传，去年的“左翼作家都为了卢布”〔１２〕说，就是老谱里面的一着。自问和文艺有些关系的青年，仿照固然可以不必，但也不妨知道知道的。 其实呢，我自己省察，无论在小说中，在短评中，并无主张将青年来“杀，杀，杀”〔１３〕的痕迹，也没有怀着这样的心思。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然而此后也还为初初上阵的青年们呐喊几声，不过也没有什么大帮助。 这集子里所有的，大概是两年中所作的全部，只有书籍的序引，却只将觉得还有几句话可供参考之作，选录了几篇。当翻检书报时，一九二七年所写而没有编在《而已集》里的东西，也忽然发见了一点，我想，大约《夜记》是因为原想另成一书，讲演和通信是因为浅薄或不关紧要，所以那时不收在内的。 但现在又将这编在前面，作为《而已集》的补遗了。我另有了一样想头，以为只要看一篇讲演和通信中所引的文章，便足可明白那时香港的面目。我去讲演，一共两回，第一天是《老调子已经唱完》〔１４〕，现在寻不到底稿了，第二天便是这《无声的中国》，粗浅平庸到这地步，而竟至于惊为“邪说”，禁止在报上登载的。是这样的香港。但现在是这样的香港几乎要遍中国了。 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p#副标题#e#
我们叨在上海，什么“考试情节”，“法立然后知恩”〔２〕之类，在报上倒不大见的。不过偶然有些传说，如“嫌疑情节”，“大学招考，凡做白话文者皆不取”等等。然而真假却不得而知，所以连我四周是“漆黑”还是“雪白”，也无从奉告了。近来声说这里有“革命文学家”因为“语丝派”中人，在北京醉生梦死，不出来“革命”，恨不用大炮打掉北京。〔３〕那么，这里大约是好得很罢？要不然，他们为什么这样威武呢？旅沪一记者。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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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先生： 《文学》第二号，伍实〔２〕先生写的《休士在中国》中，开首有这样的一段—— “……萧翁是名流，自配我们的名流招待，且唯其是名流招待名流，这才使鲁迅先生和梅兰芳博士有千载一时的机会得聚首于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我们的名流心目中的那种名流，且还加上一层肤色上的顾忌！” 是的，见萧的不只我一个，但我见了一回萧，就被大小文豪一直笑骂到现在，最近的就是这回因此就并我和梅兰芳为一谈的名文。然而那时是招待者邀我去的。这回的招待休士，〔３〕我并未接到通知，时间地址，全不知道，怎么能到？即使邀而不到，也许有别种的原因，当口诛笔伐之前，似乎也须略加考察。现在并未相告，就责我不到，因这不到，就断定我看不起黑种。作者是相信的罢，读者不明事实，大概也可以相信的，但我自己还不相信我竟是这样一个势利卑劣的人！ 给我以诬蔑和侮辱，是平常的事；我也并不为奇：惯了。 但那是小报，是敌人。略具识见的，一看就明白。而《文学》是挂着冠冕堂皇的招牌的，我又是同人之一，为什么无端虚构事迹，大加奚落，至于到这地步呢？莫非缺一个势利卑劣的老人，也在文学戏台上跳舞一下，以给观众开心，且催呕吐么？我自信还不至于是这样的脚色，我还能够从此跳下这可怕的戏台。那时就无论怎样诬辱嘲骂，彼此都没有矛盾了。 我看伍实先生其实是化名，他一定也是名流，就是招待休士，非名流也未必能够入座。不过他如果和上海的所谓文坛上的那些狐鼠有别，则当施行人身攻击之际，似乎应该略负一点责任，宣布出和他的本身相关联的姓名，给我看看真实的嘴脸。这无关政局，决无危险，况且我们原曾相识，见面时倒是装作十分客气的也说不定的。 临末，我要求这封信就在《文学》三号上发表。 鲁迅。七月二十九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文学》第一卷第三号。 〔２〕伍实即傅东华（１８９３—１９７１），浙江金华人，翻译家。当时《文学》的编者之一。 〔３〕休士（ＬAＨｕｇｈｅｓ，１９０２—１９６７）美国黑人作家。一九热*年七月访苏返美途经上海时，上海的文学社、现代杂志社、中外新闻社等曾联合为他举行招待会。 15年香港注册公司www.2012hkcompan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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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之余 还要写一点。但得声明在先，这是由施蛰存先生的话所引起，却并非为他而作的。对于个人，我原稿上常是举出名字来，然而一到印出，却往往化为“某”字，或是一切阔人姓名，危险字样，生殖机关的俗语的共同符号“××”了。我希望这一篇中的有几个字，没有这样变化，以免误解。 我现在要说的是：说话难，不说亦不易。弄笔的人们，总要写文章，一写文章，就难免惹灾祸，黄河的水向薄弱的堤上攻，于是露臂膊的女人和写错字的青年，就成了嘲笑的对象了，他们也真是无拳无勇，只好忍受，恰如乡下人到上海租界，除了拚出被称为“阿木林”之外，没有办法一样。 然而有些是冤枉的，随手举一个例，就是登在《论语》二十六期上的刘半农〔２〕先生“自注自批”的《桐花芝豆堂诗集》这打油诗。北京大学招考，他是阅卷官，从国文卷子上发见一个可笑的错字，就来做诗，那些人被挖苦得真是要钻地洞，那些刚毕业的中学生。自然，他是教授，凡所指摘，都不至于不对的，不过我以为有些却还可有磋商的余地。集中有一个“自注”道—— “有写‘倡明文化’者，余曰：倡即‘娼’字，凡文化发达之处，娼妓必多，谓文化由娼妓而明，亦言之成理也。” 娼妓的娼，我们现在是不写作“倡”的，但先前两字通用，大约刘先生引据的是古书。不过要引古书，我记得《诗经》里有一句“倡予和女”〔３〕，好像至今还没有人解作“自己也做了婊子来应和别人”的意思。所以那一个错字，错而已矣，可笑可鄙却不属于它的。还有一句是—— “幸‘萌科学思想之芽’。” “萌”字和“芽”字旁边都加着一个夹圈，大约是指明着可笑之处在这里的罢，但我以为“萌芽”，“萌蘖”，固然是一个名词，而“萌动”，“萌发”，就成了动词，将“萌”字作动词用，似乎也并无错误。 五四运动时候，提倡（刘先生或者会解作“提起婊子”来的罢）白话的人们，写错几个字，用错几个古典，是不以为奇的，但因为有些反对者说提倡白话者都是不知古书，信口胡说的人，所以往往也做几句古文，以塞他们的嘴。但自然，因为从旧垒中来，积习太深，一时不能摆脱，因此带着古文气息的作者，也不能说是没有的。 当时的白话运动是胜利了，有些战士，还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为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了。因为还正在用古书古字来笑人，有些青年便又以看古书为必不可省的工夫，以常用文言的作者为应该模仿的格式，不再从新的道路上去企图发展，打出新的局面来了。 现在有两个人在这里：一个是中学生，文中写“留学生”为“流学生”，错了一个字；一个是大学教授，就得意洋洋的做了一首诗，曰：“先生犯了弥天罪，罚往西洋把学流，应是九流加一等，面筋熬尽一锅油。”〔４〕我们看罢，可笑是在那一面呢？ 十月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２〕刘半农（１８９１—１９３４）名复，号半农，江苏江阴人，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等。他曾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是新文学运动初期重要作家之一。后留学法国，研究语音学，思想渐趋保守。著有《扬鞭集》、《瓦釜集》和《半农杂文》等。他的《桐花芝豆堂诗集》在《论语》半月刊上连续发表，下文所引诗及注，都出自集中的《阅卷杂诗》六首（载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论语》第二十六期）。“有写‘倡明文化’者……”，系《杂诗》第一首的“自注”；“幸‘萌科学思想之芽’”，系《杂诗》第六首中的一句；“先生犯了弥天罪……”系《杂诗》的第二首。 〔３〕倡予和女”语见《诗经·郑风·萚兮》：“叔兮伯兮，倡予和女（汝）！” 〔４〕“先生犯了弥天罪”四句，据刘半农在这首诗的“自注”中说：“古时候九流，最远不出国境，今流往外洋，是加一等治罪矣。昔吴稚老言：外国为大油锅，留学生为油面筋，谓其去时小而归来大也。据此，流学生不特流而已也，且入油锅地狱焉，阿要痛煞！”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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