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伯度 半农先生一去世，也如朱湘庐隐〔２〕两位作家一样，很使有些刊物热闹了一番。这情形，会延得多么长久呢，现在也无从推测。但这一死，作用却好像比那两位大得多：他已经快要被封为复古的先贤，可用他的神主来打“趋时”〔３〕的人们了。 这一打是有力的，因为他既是作古的名人，又是先前的新党，以新打新，就如以毒攻毒，胜于搬出生锈的古董来。然而笑话也就埋伏在这里面。为什么呢？就为了半农先生先就是一位以“趋时”而出名的人。 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刘半农三个字，原因并不在他擅长音韵学，或是常做打油诗〔４〕，是在他跳出鸳蝴派〔５〕，骂倒王敬轩〔６〕，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然而那时有一部分人，却毁之为“趋时”。时代到底好像有些前进，光阴流过去，渐渐将这谥号洗掉了，自己爬上了一点，也就随和一些，于是终于成为干干净净的名人。但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他这时也要成为包起来作为医治新的“趋时”病的药料了。这并不是半农先生独个的苦境，旧例着实有。广东举人多得很，为什么康有为〔７〕独独那么有名呢，因为他是公车上书的头儿，戊戌政变的主角，趋时；留英学生也不希罕，严复〔８〕的姓名还没有消失，就在他先前认真的译过好几部鬼子书，趋时；清末，治朴学〔９〕的不止太炎〔１０〕先生一个人，而他的声名，远在孙诒让〔１１〕之上者，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趋时，而且还“造反”。后来“时”也“趋”了过来，他们就成为活的纯正的先贤。但是，晦气也夹屁股跟到，康有为永定为复辟的祖师，袁皇帝要严复劝进，孙传芳〔１２〕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１３〕了。 我并不在讥刺半农先生曾经“趋时”，我这里所用的是普通所谓“趋时”中的一部分：“前驱”的意思。他虽然自认“没落”〔１４〕，其实是战斗过来的，只要敬爱他的人，多发挥这一点，不要七手八脚，专门把他拖进自己所喜欢的油或泥里去做金字招牌就好了。 八月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申报·自由谈》。〔２〕朱湘（１９０４—１９３３）安徽太湖人，诗人。曾任安徽大学英文文学系主任。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因生活窘困投江自尽。著有诗集《草莽集》、《石门集》等。庐隐（１８９８—１９３４），本名黄英，福建闽侯人，女作家。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三日死于难产。著有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灵海潮汐》等。 〔３〕“趋时”这是林语堂讥笑进步人士的话，见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人间世》第八期《时代与人》一文：“所以趋时虽然要紧，保持人的本位也一样要紧。” 〔４〕刘半农从一九三三年九月《论语》第二十五期开始连续发表打油诗《桐花芝豆堂诗集》，在《自序》中称自己“喜为打油之诗”。〔５〕鸳蝴派即鸳鸯蝴蝶派，参看本卷第１０７页注〔９〕。刘半农早期曾以“半侬”笔名为这一派刊物写稿。 〔６〕骂倒王敬轩一九一八年初，《新青年》为了推动文学革命运动，开展对复古派的斗争，曾由编者之一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把当时社会上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论调集中起来，摹仿封建复古派的口吻写信给《新青年》编辑部；又由刘半农写了一封回信痛加批驳。两信同时发表在当年三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 〔７〕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清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维新运动的领袖。一八九五年，他联合在北京应试的各省举人一千三百余人向光绪皇帝上“万言书”，要求“变法维新”，改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史称“公车上书”（汉代用公家的车子递送应征进京的士人，后来就用“公车”作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一八九八年（戊戌）六月，他和谭嗣同、梁启超等受光绪皇帝任用，参预政事，试行变法。同年九月，被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所镇压，维新运动遂告失败。以后康有为在海外组织保皇会，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一九一七年又联络军阀张勋扶植清废帝溥仪复辟。〔８〕严复曾留学英国海军学校。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后，他主张变法维新，致力于西方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思想的介绍，翻译过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穆勒《名学》和孟德斯鸠《法意》等，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辛亥革命后，他思想逐渐倒退。一九一五年参加“筹安会”，拥护袁世凯称帝。〔９〕朴学语出《汉书·儒林传》：“（倪）宽有俊材，初见武帝，语经学。上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后来称汉儒考据训诂之学为朴学，也称汉学。清代学者继承汉儒朴学，并有所发展。 〔１０〕太炎章炳麟（１８６９—１９３６），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和学者。早期积极参加反对清王朝的斗争，是“光复会”的重要成员之一。辛亥革命以后，逐渐脱离现实斗争，思想趋向消沉。著#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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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以上的八句话，是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夜里，编完那年那时为止的杂感集后，写在末尾的，现在便取来作为一九二七年的杂感集的题辞。 一九二八年十月三十日，鲁迅校讫记。 ※ ※ ※ 〔1〕本篇最初收入《华盖集续编》，是作者编完该书时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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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弧 清明时节，是扫墓的时节，有的要进关内来祭祖〔２〕，有的是到陕西去上坟〔３〕，或则激论沸天，或则欢声动地，真好像上坟可以亡国，也可以救国似的。 坟有这么大关系，那么，掘坟当然是要不得的了。〔４〕元朝的国师八合思巴〔５〕罢，他就深相信掘坟的利害。他掘开宋陵，要把人骨和猪狗骨同埋在一起，以使宋室倒楣。后来幸而给一位义士盗走了，没有达到目的，然而宋朝还是亡。曹操〔６〕设了“摸金校尉”之类的职员，专门盗墓，他的儿子却做了皇帝，自己竟被谥为“武帝”，好不威风。这样看来，死人的安危，和生人的祸福，又仿佛没有关系似的。相传曹操怕死后被人掘坟，造了七十二疑冢〔７〕，令人无从下手。于是后之诗人〔８〕曰：“遍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尸。”于是后之论者〔９〕又曰：阿瞒老奸巨猾，安知其尸实不在此七十二冢之内乎。真是没有法子想。 阿瞒虽是老奸巨猾，我想，疑冢之流倒未必安排的，不过古来的冢墓，却大抵被发掘者居多，冢中人的主名，的确者也很少，洛阳邙山〔１０〕，清末掘墓者极多，虽在名公巨卿的墓中，所得也大抵是一块志石〔１１〕和凌乱的陶器，大约并非原没有贵重的殉葬品，乃是早经有人掘过，拿走了，什么时候呢，无从知道。总之是葬后以至清末的偷掘那一天之间罢。 至于墓中人究竟是什么人，非掘后往往不知道。即使有相传的主名的，也大抵靠不住。中国人一向喜欢造些和大人物相关的名胜，石门有“子路止宿处”〔１２〕，泰山上有“孔子小天下处”〔１３〕；一个小山洞，是埋着大禹〔１４〕，几堆大土堆，便葬着文武和周公〔１５〕。 如果扫墓的确可以救国，那么，扫就要扫得真确，要扫文武周公的陵，不要扫着别人的土包子，还得查考自己是否周朝的子孙。于是乎要有考古的工作，就是掘开坟来，看看有无葬着文王武王周公旦的证据，如果有遗骨，还可照《洗冤录》〔１６〕的方法来滴血。但是，这又和扫墓救国说相反，很伤孝子顺孙的心了。不得已，就只好闭了眼睛，硬着头皮，乱拜一阵。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１７〕单是扫墓救国术没有灵验，还不过是一个小笑话而已。 四月二十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进关内来祭祖一九三四年四月四日《大晚报》载：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要求在清明节入关祭扫清代皇帝的坟墓。此事在当时曾引起人们的愤慨。 〔３〕到陕西去上坟一九三四年四月七日《申报》载：清明节时，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等同西安军政要人及各界代表前往陕西咸阳、兴平祭扫周文王、汉武帝等陵墓，“民众参观者人山人海，道为之塞，……诚可说是民族扫墓也。” 〔４〕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戴季陶在西安致电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等，以“培植民德”为由，反对“研究国学科学诸家，……发掘古墓，寻取学术材料”，要求政府“通令全国，凡一切公然发墓取物者，无论何种理由，一律依刑律专条严办。”当时曾遭到学术界的强烈反对。 〔５〕八合思巴（１２３５—１２８０）即八思巴，本名罗卓坚参，吐蕃萨斯迦（今西藏自治区日喀则专区萨迦）人。佛教高僧。元中统元年（１２６０）封为“国师”。按发掘宋陵的是元代江南释教总统（佛教首领）杨琏真迦，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发宋陵寝》记：元至元十五年（１２７８）十二月，杨琏真伽率徒役在浙江绍兴等地发掘宋代诸皇陵墓，“至断残支体，攫珠襦玉柙，焚其胔，弃骨草莽间”；并下令“裒陵骨，杂置牛马枯骼中，筑一塔压之，名曰镇南。”当时有儒生唐珏、林德阳分别收拾埋藏宋帝遗骸，被称为“义士”。〔６〕曹操（１５５—２２０）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他的儿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他为魏武帝。关于设“摸金校尉”事，见汉末陈琳《为袁绍檄豫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坟陵尊显；桑梓松柏，犹宜肃恭，而操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躶尸，掠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操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７〕曹操造七十二墓事，见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五：“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传云曹操疑冢也。” 〔８〕后之诗人指宋代俞应符。他在咏曹操诗中说：“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余机到丘垅。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须尽发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尸。”（载《南村辍耕录·疑冢》） 〔９〕后之论者指明代王士性，他在《豫志》中说：“余谓以操之多智，即七十二冢中，操尸犹不在也。” 〔１０〕邙山在河南洛阳城北，东汉至唐宋等朝的王侯公卿多葬在那里。这些坟墓历代被人屡次发掘，晋代张载《七哀诗》就说到：“北邙何垒垒，高陵有四五……季世丧乱起，贼盗如豺虎；毁壤过一杯，便房启幽户；珠柙离玉体，珍宝见剽虏。” 〔１１〕志石古代放在墓#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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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朔尔 情势也转变得真快，去年以前，是批评家和非批评家都批评文学，自然，不满的居多，但说好的也有。去年以来，却变了文学家和非文学家都翻了一个身，转过来来批评批评家了。 这一回可是不大有人说好，最彻底的是不承认近来有真的批评家。即使承认，也大大的笑他们胡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往往用一个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２〕，合就好，不合就坏。 但是，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办杂志可以号称没有一定的圈子，而其实这正是圈子，是便于遮眼的变戏法的手巾。譬如一个编辑者是唯美主义者罢，他尽可以自说并无定见，单在书籍评论上，就足够玩把戏。倘是一种所谓“为艺术的艺术”的作品，合于自己的私意的，他就选登一篇赞成这种主义的批评，或读后感，捧着它上天；要不然，就用一篇假急进的好像非常革命的批评家的文章，捺它到地里去。读者这就被迷了眼。但在个人，如果还有一点记性，却不能这么两端的，他须有一定的圈子。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 然而批评家的批评家会引出张献忠考秀才的古典来：先在两柱之间横系一条绳子，叫应考的走过去，太高的杀，太矮的也杀，于是杀光了蜀中的英才。〔３〕这么一比，有定见的批评家即等于张献忠，真可以使读者发生满心的憎恨。但是，评文的圈，就是量人的绳吗？论文的合不合，就是量人的长短吗？引出这例子来的，是诬陷，更不是什么批评。一月十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申报·自由谈》。 〔２〕用一个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等论调，曾见于当时《现代》月刊所载的文章。如第四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一月）载刘莹姿《我所希望于新文坛上之批评家者》一文，说批评家“拿一套外国或本国的时髦圈子来套量作品的高低大小”，“这是充分地表明了我国新文坛尚无真挚伟大的批评家。”又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载苏汶《新的公式主义》一文中说：“友人张天翼君在他的短篇集《蜜蜂》的‘自题’里，对于近来的一些批评家，曾经说了几句很有趣的话，他说：‘他（指一位批评者——汶注）是不知从什么地方拿来了一个圈子，就拿这去套一切的文章。小了不合适，大了套不进：不行。恰恰套住：行。’” 〔３〕关于张献忠考秀才的说法，见清代彭遵泗的《蜀碧》一书：“贼诡称试士，于贡院前左右，设长绳离地四尺，按名序立，凡身过绳者，悉驱至西门外青羊宫杀之，前后近万人，笔砚委积如山。”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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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道 “中国第一流作家”叶灵凤和穆时英两位先生编辑的《文艺画报》〔２〕的大广告，在报上早经看见了。半个多月之后，才在店头看见这“画报”。既然是“画报”，看的人就自然也存着看“画报”的心，首先来看“画”。 不看还好，一看，可就奇怪了。 戴平万〔３〕先生的《沈阳之旅》里，有三幅插图有些像日本人的手笔，记了一记，哦，原来是日本杂志店里，曾经见过的在《战争版画集》里的料治朝鸣的木刻，是为记念他们在奉天的战胜而作的，日本记念他对中国的战胜的作品，却就是被战胜国的作者的作品的插图——奇怪一。 再翻下去是穆时英先生的《墨绿衫的小姐》里，有三幅插画有些像麦绥莱勒〔４〕的手笔，黑白分明，我曾从良友公司翻印的四本小书里记得了他的作法，而这回的木刻上的署名，也明明是ＦＭ两个字。莫非我们“中国第一流作家”的这作品，是豫先翻成法文，托麦绥莱勒刻了插画来的吗？——奇怪二。这回是文字，《世界文坛了望台》〔５〕了。开头就说，“法国的龚果尔奖金〔６〕，去年出人意外地（白注：可恨！）颁给了一部以中国作题材的小说《人的命运》，它的作者是安得烈马尔路〔７〕”，但是，“或者由于立场的关系，这书在文字上总是受着赞美，而在内容上却一致的被一般报纸评论攻击，好像惋惜像马尔路这样才干的作家，何必也将文艺当作了宣传的工具”云。这样一“了望”，“好像”法国的为龚果尔奖金审查文学作品的人的“立场”，乃是赞成“将文艺当作了宣传工具”的了——奇怪三。 不过也许这只是我自己的“少见多怪”，别人倒并不如此的。先前的“见怪者”，说是“见怪不怪，其怪自败”〔８〕，现在的“怪”却早已声明着，叫你“见莫怪”了。开卷就有《编者随笔》在—— “只是每期供给一点并不怎样沉重的文字和图画，使对于文艺有兴趣的读者能醒一醒被其他严重的问题所疲倦了的眼睛，或者破颜一笑，只是如此而已。” 原来“中国第一流作家”的玩着先前活剥“琵亚词侣”〔９〕，今年生吞麦绥莱勒的小玩艺，是在大才小用，不过要给人“醒一醒被其他严重的问题所疲倦了的眼睛，或者破颜一笑”。 如果再从这醒眼的“文艺画”上又发生了问题，虽然并不“严重”，不是究竟也辜负了两位“中国第一流作家”献技的苦心吗？ 那么，我也来“破颜一笑”吧——哈！ 十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叶灵凤（１９０４—１９７５）江苏南京人，作家和画家，曾是创造社成员。穆时英（１９１２—１９３９），浙江鄞县人，作家，后堕落为汉奸。《文艺画报》，月刊，叶灵凤、穆时英合编。一九三四年十月创刊，一九三五年四月停刊，共出四期，上海杂志公司发行。〔３〕戴平万（？—１９４５）又名万叶，广东潮安人，作家。他的《沈阳之旅》发表在《文艺画报》创刊号。 〔４〕麦绥莱勒（Ｆ．Ｍａｓｅｒｅｅｌ，１８８９—１９７２）通译麦绥莱尔，比利时画家、木刻家。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曾翻印出版他的四种木刻连环画，其中《一个人的受难》由鲁迅作序。〔５〕《世界文坛了望台》《文艺画报》的一个介绍世界各国文艺消息的专栏。 〔６〕龚果尔奖金是法国为纪念十九世纪自然主义作家龚果尔（通译龚古尔）兄弟而设的文学奖金。一九三三年颁发第三十一次奖。龚古尔兄弟，即爱德蒙·龚古尔（Ｅ．ｄｅＧｏｎｃｏｕｒｔ，１８２２—１８９６）和于勒·龚古尔（Ｊ．ｄｅＧｏｎｃｏｕｒｔ，１８３０—１８７０）。〔７〕安得烈马尔路（Ａ．Ｍａｌｒａｕｘ，１９０１—１９７６）通译安德烈·马尔罗，法国作家。《人的命运》，又译《人类的命运》，是一部以一九二七年上海四一二大屠杀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出版。〔８〕“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古谚语，宋代郭彖《暌车志》曾引此语。 〔９〕“琵亚词侣”（Ａ．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１８７２—１８９８）通译毕亚兹莱，英国画家。作品多用图案性的黑白线条描写社会生活。叶灵凤曾模仿他的作品。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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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道 尤墨君〔２〕先生以教师的资格参加着讨论大众语，那意见是极该看重的。他主张“使中学生练习大众语”，还举出“中学生作文最喜用而又最误用的许多时髦字眼”来，说“最好叫他们不要用”，待他们将来能够辨别时再说，因为是与其“食新不化，何如禁用于先”的。现在摘一点所举的“时髦字眼”在这里—— 共鸣对象气压温度结晶彻底趋势理智现实下意识相对性绝对性纵剖面横剖面死亡率……（《新语林》三期） 但是我很奇怪。 那些字眼，几乎算不得“时髦字眼”了。如“对象”“现实”等，只要看看书报的人，就时常遇见，一常见，就会比较而得其意义，恰如孩子懂话，并不依靠文法教科书一样；何况在学校中，还有教员的指点。至于“温度”“结晶”“纵剖面”“横剖面”等，也是科学上的名词，中学的物理学矿物学植物学教科书里就有，和用于国文上的意义并无不同。现在竟“最误用”，莫非自己既不思索，教师也未给指点，而且连别的科学也一样的模胡吗？ 那么，单是中途学了大众语，也不过是一位中学出身的速成大众，于大众有什么用处呢？大众的需要中学生，是因为他教育程度比较的高，能够给大家开拓知识，增加语汇，能解明的就解明，该新添的就新添；他对于“对象”等等的界说，就先要弄明白，当必要时，有方言可以替代，就译换，倘没有，便教给这新名词，并且说明这意义。如果大众语既是半路出家，新名词也还不很明白，这“落伍”可真是“彻底”了。 我想，为大众而练习大众语，倒是不该禁用那些“时髦字眼”的，最要紧的是教给他定义，教师对于中学生，和将来中学生的对于大众一样。譬如“纵断面”和“横断面”，解作“直切面”和“横切面”，就容易懂；倘说就是“横锯面”和“直锯面”，那么，连木匠学徒也明白了，无须识字。禁，是不好的，他们中有些人将永远模胡，“因为中学生不一定个个能升入大学而实现其做文豪或学者的理想的”。八月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八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尤墨君（１８８８—１９７１）江苏吴县人，当时杭州师范学校教员。本篇中所引的话见他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五日《新语林》第三期《怎样使中学生练习大众语》一文。
白道 世界上有许多事实，不看记载，是天才也想不到的。非洲有一种土人，男女的避忌严得很，连女婿遇见丈母娘，也得伏在地上，而且还不够，必须将脸埋进土里去。这真是虽是我们礼义之邦的“男女七岁不同席”〔２〕的古人，也万万比不上的。 这样看来，我们的古人对于分隔男女的设计，也还不免是低能儿；现在总跳不出古人的圈子，更是低能之至。不同泳，不同行，不同食，不同做电影，〔３〕都只是“不同席”的演义。低能透顶的是还没有想到男女同吸着相通的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里呼出来，又被那个女人从鼻孔里吸进去，淆乱乾坤，实在比海水只触着皮肤更为严重。对于这一个严重问题倘没有办法，男女的界限就永远分不清。 我想，这只好用“西法”了。西法虽非国粹，有时却能够帮助国粹的。例如无线电播音，是摩登的东西，但早晨有和尚念经，却不坏；汽车固然是洋货，坐着去打麻将，却总比坐绿呢大轿，好半天才到的打得多几圈。以此类推，防止男女同吸空气就可以用防毒面具，各背一个箱，将养气由管子通到自己的鼻孔里，既免抛头露面，又兼防空演习，也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４〕。凯末尔〔５〕将军治国以前的土耳其女人的面幕，这回可也万万比不上了。 假使现在有一个英国的斯惠夫德似的人，做一部《格利佛游记》那样的讽刺的小说，〔６〕说在二十世纪中，到了一个文明的国度，看见一群人在烧香拜龙，作法求雨，〔７〕赏鉴“胖女”，禁杀乌龟；〔８〕又一群人在正正经经的研究古代舞法，主张男女分途，以及女人的腿应该不许其露出。〔９〕那么，远处，或是将来的人，恐怕大抵要以为这是作者贫嘴薄舌，随意捏造，以挖苦他所不满的人们的罢。 然而这的确是事实。倘没有这样的事实，大约无论怎样刻薄的天才作家也想不到的。幻想总不能怎样的出奇，所以人们看见了有些事，就有叫作“奇怪”这一句话。八月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七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男女七岁不同席”语出《礼记·内则》：“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３〕一九三四年七月，国民党广东舰队司令张之英等向广东省政府提议禁止男女同场游泳，曾由广州市公安局通令实施。同时又有自称“蚁民”的黄维新，拟具了分别男女界限的五项办法，呈请国民党广东政治研究会采用：（一）禁止男女同车；（二）禁止酒楼茶肆男女同食；（三）禁止旅客男女同住；（四）禁止军民人等男女同行；（五）禁止男女同演影片，并分男女游乐场所。 〔４〕“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清末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的主张。 〔５〕凯末尔（ＫｅｍａｌＡｔａｔüｒｋ，１８８１—１９３８）通译基马尔，土耳其政治家，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在他执政期间，曾采取一些改革措施，如废除回教历，创新字母，撤去妇女的面罩，废除一夫多妻制等。 〔６〕斯惠夫德在其长篇小说《格利佛游记》里，通过虚构的“小人国”、“大人国”等的描写，对英国上流社会进行了讽刺。〔７〕烧香拜龙当时求雨消旱的一种迷信活动，一九三四年夏天，南方大旱，报上就有南通农民筑泥龙烧香祈雨、苏州举行小白龙出游等报道。作法求雨，国民党政府在当年七月请第九世班禅喇嘛、安钦活沸等在南京、汤山等处祈祷求雨。 〔８〕赏鉴“胖女”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上海先施公司联合各厂商聘请体重七百余磅的美国胖女人尼丽，在该公司二楼表演。禁杀乌龟，当时上海徐家汇沿河一带，有些人捕卖乌龟谋生，上海“中国保护动物会”认为“劈杀龟肉，……势甚惨酷”，于一九三四年二月呈请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通令禁止。 〔９〕研究古代舞法指一九三四年八月上海祭孔前演习佾舞。主张男女分途，参看本卷第５１６页注〔７〕。禁止女人露腿，是蒋介石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手令国民党江西省政府颁布的《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办法》中的一项：“裤长最短须过膝四寸，不得露腿赤足。”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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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凯音 我在小学的时候，看同学们变小戏法，“耳中听字”呀，“纸人出血”呀，很以为有趣。庙会时就有传授这些戏法的人，几枚铜元一件，学得来时，倒从此索然无味了。进中学是在城里，于是兴致勃勃的看大戏法，但后来有人告诉了我戏法的秘密，我就不再高兴走近圈子的旁边。去年到上海来，才又得到消遣无聊的处所，那便是看电影。 但不久就在书上看到一点电影片子的制造法，知道了看去好像千丈悬崖者，其实离地不过几尺，奇禽怪兽，无非是纸做的。这使我从此不很觉得电影的神奇，倒往往只留心它的破绽，自己也无聊起来，第三回失掉了消遣无聊的处所。有时候，还自悔去看那一本书，甚至于恨到那作者不该写出制造法来了。 暴露者揭发种种隐秘，自以为有益于人们，然而无聊的人，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因为这，所以使戏法长存于天地之间，也所以使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 暴露者只在有为的人们中有益，在无聊的人们中便要灭亡。自救之道，只在虽知一切隐秘，却不动声色，帮同欺人，欺那自甘受欺的无聊的人们，任它无聊的戏法一套一套的，终于反反复复的变下去。周围是总有这些人会看的。 变戏法的时时拱手道：“……出家靠朋友！”有几分就是对着明白戏法的底细者而发的，为的是要他不来戳穿西洋镜。“朋友，以义合者也”〔２〕，但我们向来常常不作如此解。四月二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一日《申报·自由谈》。〔２〕“朋友，以义合者也”语出《论语·乡党》宋代朱熹注：“朋友以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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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汗 还记得东三省沦亡，上海打仗的时候，在只闻炮声，不愁炮弹的马路上，处处卖着《推背图》，这可见人们早想归失败之故于前定了。三年以后，华北华南，同濒危急，而上海却出现了“碟仙”〔２〕。前者所关心的还是国运，后者却只在问试题，奖券，亡魂。着眼的大小，固已迥不相同，而名目则更加冠冕，因为这“灵乩”是中国的“留德学生白同君所发明”，合于“科学”的。 “科学救国”已经叫了近十年，谁都知道这是很对的，并非“跳舞救国”“拜佛救国”之比。青年出国去学科学者有之，博士学了科学回国者有之。不料中国究竟自有其文明，与日本是两样的，科学不但并不足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却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之高深。风水，是合于地理学的，门阀，是合于优生学的，炼丹，是合于化学的，放风筝，是合于卫生学的。“灵乩”的合于“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五四时代，陈大齐〔３〕先生曾作论揭发过扶乩的骗人，隔了十六年，白同先生却用碟子证明了扶乩的合理，这真叫人从那里说起。 而且科学不但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的高深，还帮助了中国文化的光大。马将桌边，电灯替代了蜡烛，法会坛上，镁光照出了喇嘛〔４〕，无线电播音所日日传播的，不往往是《狸猫换太子》，《玉堂春》，《谢谢毛毛雨》〔５〕吗？老子曰：“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解而窃之。”〔６〕罗兰夫人曰：“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 五月二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申报·自由谈》。 〔２〕“碟仙”当时出现的一种迷信扶乩活动，如上海曾流传“香港科学游艺社”制造发售的“科学灵乩图”，图上印有“留德白同经多年研究所发明，纯用科学方法构就，丝毫不带迷信作用”等字句。〔３〕陈大齐字百年，浙江海盐人，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一九一八年五月，他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发表《辟“灵学”》一文，对当时上海出现的以“灵学”为招牌的设坛扶乩迷信活动，进行了揭露批判。 〔４〕当时举办的时轮金刚法会上，班禅喇嘛诵经作法时，有摄影师在佛殿内使用镁光灯照明。 〔５〕《狸猫换太子》据小说《三侠五义》有关李宸妃的情节改编的京剧，参看本卷第３４４页注〔４〕。《玉堂春》，据《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逢夫》改编的京剧，是说名妓苏三（玉堂春）受诬入狱，后与当了巡按的旧识王金龙重逢的故事。《谢谢毛毛雨》，三十年代黎锦晖作的流行歌曲。 〔６〕“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见《庄子·胠箧》。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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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令仪 侍桁〔２〕先生在《谈说谎》里，以为说谎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弱，那举证的事实，是：“因此为什么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 那并不一定是谎话，可是也不一定是事实。我们确也常常从男人们的嘴里，听说是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多，不过却也并无实证，也没有统计。叔本华〔３〕先生痛骂女人，他死后，从他的书籍里发见了医梅毒的药方；还有一位奥国的青年学者〔４〕，我忘记了他的姓氏，做了一大本书，说女人和谎话是分不开的，然而他后来自杀了。我恐怕他自己正有神经病。 我想，与其说“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不如说“女人被人指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的时候来得多”，但是，数目字的统计自然也没有。 譬如罢，关于杨妃〔５〕，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情都由她，敢说“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６〕的有几个。就是妲己，褒姒，也还不是一样的事？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今年是“妇女国货年”〔７〕，振兴国货，也从妇女始。不久，是就要挨骂的，因为国货也未必因此有起色，然而一提倡，一责骂，男人们的责任也尽了。 记得某男士有为某女士鸣不平的诗道：“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二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８〕快哉快哉！ 一月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２〕侍桁即韩侍桁。他的《谈说谎》一文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申报·自由谈》，其中说：“不管为自己的地位的坚固而说谎也吧，或为了拯救旁人的困难而说谎也吧，都是含着有弱者的欲望与现实的不合的原因在。虽是一个弱者，他也会想如果能这样，那就多么好，可是一信嘴说出来，那就成了大谎了。但也有非说谎便不能越过某种难关的场合，而这场合也是弱者遇到的时候较多，大概也就是因此为什么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 〔３〕叔本华（Ａ．Ｓｃｈｏｐｅｎｈａｕｅｒ，１７８８—１８６０）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他一生反对妇女解放，在所著的《妇女论》中诬蔑妇女虚伪、愚昧、无是非之心。 〔４〕一位奥国的青年学者指华宁该尔（Ｏ．Ｗｅｉｎｉｎｇｅｒ，１８８０—１９０３），奥地利人，仇视女性主义者。他在一九○三年出版的《性和性格》一书中，说女性“能说谎”，“往往是虚伪的”，并力图证明妇女的地位应该低于男子。 〔５〕杨妃即唐玄宗的妃子杨玉环（７１９—７５６），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人。她的堂兄杨国忠因她得宠而骄奢跋扈，败坏朝政。天宝十四年（７５５），安禄山以诛国忠为名于范阳起兵反唐，进逼长安，唐玄宗仓皇南逃四川，至马嵬驿，将士归罪杨家，杀国忠，唐玄宗为安定军心，令杨妃缢死。 〔６〕“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语见唐代杜甫《北征》诗。旧史传说夏桀宠幸妃子妹喜，殷纣宠幸妃子妲己，周幽王宠幸妃子褒姒，招致了三朝的灭亡。杜甫在此处合用了这些传说。〔７〕“妇女国货年”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上海市商会等团体邀各界开会，决定一九三四年为“妇女国货年”，要求妇女增强“爱国救国之观念”，购买国货。 〔８〕“君王城上竖降旗”一诗，相传是五代后蜀主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所作。北宋陈师道《后山诗话》说：“费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宫，后主嬖之，号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宫词》百首。国亡，入备后宫，太祖闻之，召使陈诗，诵其《国亡诗》云：‘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太祖悦，盖蜀兵十四万，而王师数万尔。”又据后蜀何光远《鉴戒录》卷五说，前蜀后主王衍亡于后唐时，有后唐兴圣太子随军王承旨作过一首类似的诗，嘲讽因耽于酒色嬉戏而亡国的王衍：“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二十万军齐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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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朔尔 还有一种不满于批评家的批评，是说所谓批评家好“漫骂”〔２〕，所以他的文字并不是批评。 这“漫骂”，有人写作“嫚骂”，也有人写作“谩骂”，我不知道是否是一样的函义。但这姑且不管它也好。现在要问的是怎样的是“漫骂”。 假如指着一个人，说道：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漫骂；倘使她实在是做卖笑生涯的，就并不是漫骂，倒是说了真实。诗人没有捐班，富翁只会计较，因为事实是这样的，所以这是真话，即使称之为漫骂，诗人也还是捐不来，这是幻想碰在现实上的小钉子。 有钱不能就有文才，比“儿女成行”并不一定明白儿童的性质更明白。“儿女成行”只能证明他两口子的善于生，还会养，却并无妄谈儿童的权利。要谈，只不过不识羞。这好像是漫骂，然而并不是。倘说是的；就得承认世界上的儿童心理学家，都是最会生孩子的父母。 说儿童为了一点食物就会打起来，是冤枉儿童的，其实是漫骂。儿童的行为，出于天性，也因环境而改变，所以孔融〔３〕会让梨。打起来的，是家庭的影响，便是成人，不也有争家私，夺遗产的吗？孩子学了样了。 漫骂固然冤屈了许多好人，但含含胡胡的扑灭“漫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 一月十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批评家好“漫骂”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载侍桁《关于批评》一文说：“看过去批评的论争，我们不能不说愈是那属于无味的谩骂式的，而愈是有人喜欢来参加”，这种“谩骂的批评”，“我们不认为是批评”。 〔３〕孔融（１５３—２０８）东汉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文学家。关于他让梨的故事，见《世说新语》南朝梁刘峻注引《融别传》：“融四岁与兄食梨，辄引小者。人问其故，答曰：‘小儿法当取小者。’”
阿法 现在有些不满于文学批评的，总说近几年的所谓批评，不外乎捧与骂。 其实所谓捧与骂者，不过是将称赞与攻击，换了两个不好看的字眼。指英雄为英雄，说娼妇是娼妇，表面上虽像捧与骂，实则说得刚刚合式，不能责备批评家的。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例如说英雄是娼妇，举娼妇为英雄。 批评的失了威力，由于“乱”，甚而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这底细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时也就相反了。所以现在被骂杀的少，被捧杀的却多。 人古而事近的，就是袁中郎。这一班明末的作家，在文学史上，是自有他们的价值和地位的。而不幸被一群学者们捧了出来，颂扬，标点，印刷，“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２〕借得他一榻胡涂，正如在中郎脸上，画上花脸，却指给大家看，啧啧赞叹道：“看哪，这多么‘性灵’呀！”对于中郎的本质，自然是并无关系的，但在未经别人将花脸洗清之前，这“中郎”总不免招人好笑，大触其霉头。 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３〕。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４〕，右有徐志摩〔５〕，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纛！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明？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胡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以学者或诗人的招牌，来批评或介绍一个作者，开初是很能够蒙混旁人的，但待到旁人看清了这作者的真相的时候，却只剩了他自己的不诚恳，或学识的不够了。然而如果没有旁人来指明真相呢，这作家就从此被捧杀，不知道要多少年后才翻身。 十一月十九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当时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断句错误甚多。这里的引文是该书《广庄·齐物论》中的一段；标点应为：“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曹聚仁曾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上发表《标点三不朽》一文，指出刘大杰标点本的这个错误。〔３〕泰戈尔（Ｒ．Ｔａｇｏｒｅ，１８６１—１９４１）印度诗人。著有《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等。一九二四年到中国旅行。一九三○年访问苏联，作有《俄罗斯书简》（一九三一年出版），其中说过自己是“英国的臣民”的话。 〔４〕林长民（１８７６—１９２５）福建闽侯人，政客。〔５〕徐志摩（１８９７—１９３１）浙江海宁人，诗人，新月社主要成员。著有《志摩的诗》，《猛虎集》等。泰戈尔来华时他担任翻译。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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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贲 穆木天先生在二十一日的《火炬》上，反对作家的写无聊的游记之类，以为不如给中国介绍一点上起希腊罗马，下至现代的文学名作。〔２〕我以为这是很切实的忠告。但他在十九日的《自由谈》上，却又反对间接翻译，说“是一种滑头办法”，虽然还附有一些可恕的条件〔３〕。这是和他后来的所说冲突的，也容易启人误会，所以我想说几句。 重译确是比直接译容易。首先，是原文的能令译者自惭不及，怕敢动笔的好处，先由原译者消去若干部分了。译文是大抵比不上原文的，就是将中国的粤语译为京语，或京语译成沪语，也很难恰如其分。在重译，便减少了对于原文的好处的踌躇。其次，是难解之处，忠实的译者往往会有注解，可以一目了然，原书上倒未必有。但因此，也常有直接译错误，而间接译却不然的时候。 懂某一国文，最好是译某一国文学，这主张是断无错误的，但是，假使如此，中国也就难有上起希罗，下至现代的文学名作的译本了。中国人所懂的外国文，恐怕是英文最多，日文次之，倘不重译，我们将只能看见许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不但没有伊卜生，没有伊本涅支〔４〕，连极通行的安徒生的童话，西万提司〔５〕的《吉诃德先生》，也无从看见了。这是何等可怜的眼界。自然，中国未必没有精通丹麦，诺威〔６〕，西班牙文字的人们，然而他们至今没有译，我们现在的所有，都是从英文重译的。连苏联的作品，也大抵是从英法文重译的。 所以我想，对于翻译，现在似乎暂不必有严峻的堡垒。最要紧的是要看译文的佳良与否，直接译或间接译，是不必置重的；是否投机，也不必推问的。深通原译文的趋时者的重译本，有时会比不甚懂原文的忠实者的直接译本好，日本改造社〔７〕译的《高尔基全集》，曾被有一些革命者斥责为投机，但革命者的译本出，却反而显出前一本的优良了。不过也还要附一个条件，并不很懂原译文的趋时者的速成译本，可实在是不可恕的。 待到将来各种名作有了直接译本，则重译本便是应该淘汰的时候，然而必须那译本比旧译本好，不能但以“直接翻译”当作护身的挡牌。 六月二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２〕穆木天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大晚报·火炬》发表的文章，题为《谈游记之类》。 〔３〕穆木天在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九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各尽所能》一文中说：“有人英文很好，不译英美文学，而去投机取巧地去间接译法国的文学，这是不好的。因为间接翻译，是一种滑头办法。如果不得已时，是可以许可的。但是，避难就易，是不可以的。”〔４〕伊本涅支（Ｖ．Ｂｌａｓｃｏ－Ｉｂａ′ｎ～ｅｚ，１８６７—１９２８）通译勃拉斯可·伊巴涅思，西班牙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启示录的四骑士》等。 〔５〕西万提司（Ｍ．ｄｅＣｅｒｖａｎｔｅｓ，１５４７—１６１６）通译塞万提斯，西班牙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即《吉诃德先生》）等。 〔６〕诺威挪威。 〔７〕改造社日本的一个出版社，始办于一九一九年。该社于一九三二年出版中村白叶等译的《高尔基全集》，二十五卷。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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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汗 这几年来，报章上常见有因经济的压迫，礼教的制裁而自杀的记事，但为了这些，便来开口或动笔的人是很少的。只有新近秦理斋夫人〔２〕及其子女一家四口的自杀，却起过不少的回声，后来还出了一个怀着这一段新闻记事的自杀者〔３〕，更可见其影响之大了。我想，这是因为人数多。单独的自杀，盖已不足以招大家的青睐了。 一切回声中，对于这自杀的主谋者——秦夫人，虽然也加以恕辞；但归结却无非是诛伐。因为——评论家说——社会虽然黑暗，但人生的第一责任是生存，倘自杀，便是失职，第二责任是受苦，倘自杀，便是偷安。进步的评论家则说人生是战斗，自杀者就是逃兵，虽死也不足以蔽其罪。这自然也说得下去的，然而未免太笼统。 人间有犯罪学者，一派说，由于环境；一派说，由于个人。现在盛行的是后一说，因为倘信前一派，则消灭罪犯，便得改造环境，事情就麻烦，可怕了。而秦夫人自杀的批判者，则是大抵属于后一派。 诚然，既然自杀了，这就证明了她是一个弱者。但是，怎么会弱的呢？要紧的是我们须看看她的尊翁的信札〔４〕，为了要她回去，既耸之以两家的名声，又动之以亡人的乩语。我们还得看看她的令弟的挽联：“妻殉夫，子殉母……”不是大有视为千古美谈之意吗？以生长及陶冶在这样的家庭中的人，又怎么能不成为弱者？我们固然未始不可责以奋斗，但黑暗的吞噬之力，往往胜于孤军，况且自杀的批判者未必就是战斗的应援者，当他人奋斗时，挣扎时，败绩时，也许倒是鸦雀无声了。穷乡僻壤或都会中，孤儿寡妇，贫女劳人之顺命而死，或虽然抗命，而终于不得不死者何限，但曾经上谁的口，动谁的心呢？真是“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５〕！ 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责别人的自杀者，一面责人，一面正也应该向驱人于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 五月二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一日《申报·自由谈》。〔２〕奏理斋夫人姓龚名尹霞，《申报》馆英文译员秦理斋之妻。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秦理斋在上海病逝后，住在无锡的秦的父亲要她回乡，她为了子女在沪读书等原因不能回去，在受到秦父多次严厉催迫后，五月五日她和女儿希荪、儿子端、珏四人一同服毒自杀。〔３〕据《申报》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载：上海福华药房店员陈同福于五月二十日因经济困难自杀，在他身边发现有从报纸上剪下的关于秦理斋夫人自杀的新闻一纸。 〔４〕秦理斋的父亲秦平甫，在四月十一日写给龚尹霞的信上说：“汝叔翁在申扶乩，理斋降临，要金钱要棉衣；并云眷属不必居沪，当立时回锡。”又说：“尊府家法之美，同里称颂……即令堂太夫人之德冠女宗，亦无非以含弘为宗旨：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汝望善体此意，为贤妇为佳女；沪事及早收束，遵理斋之冥示，早日回锡。”〔５〕“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语见《论语·宪问》。自经，即自缢。 “……”“CCCC”论补〔１〕曼雪 徐*'〔２〕先生在《人间世》上，发表了这样的题目的论。对于此道，我没有那么深造，但“愚者千虑，必有一得”〔３〕，所以想来补一点，自然，浅薄是浅薄得多了。 “……”是洋货，五四运动之后这才输入的。先前林琴南先生译小说时，夹注着“此语未完”的，便是这东西的翻译。 在洋书上，普通用六点，吝啬的却只用三点。然而中国是“地大物博”的，同化之际，就渐渐的长起来，九点，十二点，以至几十点；有一种大作家，则简直至少点上三四行，以见其中的奥义，无穷无尽，实在不可以言语形容。读者也大抵这样想，有敢说觉不出其中的奥义的罢，那便是低能儿。然而归根结蒂，也好像终于是安徒生〔４〕童话里的“皇帝的新衣”，其实是一无所有；不过须是孩子，才会照实的大声说出来。孩子不会看文学家的“创作”，于是在中国就没有人来道破。但天气是要冷的，光着身子不能整年在路上走，到底也得躲进宫里去，连点几行的妙文，近来也不大看见了。“CC”是国货，《穆天子传》〔５〕上就有这玩意儿，先生教我说：是阙文。这阙文也闹过事，曾有人说“口生垢，口戕口”〔６〕的三个口字，也是阙文，又给谁大骂了一顿。不过先前是只见于古人的著作里的，无法可补，现在却见于今人的著作上了，欲补不能。到目前，则渐有代以“××”的趋势。这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东西多，对于这著作的内容，我们便预觉其激烈。但是，其实有时也并不然。胡乱×它几行，印了出来，固可使读者佩服作家之激烈，恨检查员之峻严，但送检之际，却又可使检查员爱他的顺从，许多话都不敢说，只×得这么起劲。一举两得，比点它几行更加巧妙了。中国正在排日，这一条锦囊妙计，或者不至于模仿的罢。 现在是什么#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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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有一种文章，四周围着花边，从一些副刊上出现。这文章，每天一段，雍容闲适，缜密整齐，看外形似乎是“杂感”，但又像“格言”，内容却不痛不痒，毫无着落。似乎是小品或语录一类的东西。今天一则“偶感”，明天一段“据说”，从作者看来，自然是好文章，因为翻来复去，都成了道理，颇尽了八股的能事的。但从读者看，虽然不痛不痒，却往往渗有毒汁，散布了妖言。 譬如甘地被刺，就起来作一篇“偶感”，颂扬一番“摩哈达麻”，咒骂几通暴徒作乱，为圣雄出气禳灾，顺便也向读者宣讲一些“看定一切”，“勇武和平”的不抵抗说教之类。这种文章无以名之，且名之曰“花边体”或“花边文学”罢。 这花边体的来源，大抵是走入鸟道以后的小品文变种。据这种小品文的拥护者说是会要流传下去的（见《人间世》：《关于小品文》）。我们且来看看他们的流传之道罢。六月念八日《申报》《自由谈》载有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叫《倒提》。大意说西洋人禁止倒提鸡鸭，华人颇有鸣不平的，因为西洋人虐待华人，至于比不上鸡鸭。 于是这位花边文学家发议论了，他说：“这其实是误解了西洋人。他们鄙夷我们是的确的，但并未放在动物之下。” 为什么“并未”呢？据说是“人能组织，能反抗，……自有力量，自有本领，和鸡鸭绝不相同的缘故。”所以租界上没有禁止苛待华人的规律。不禁止虐待华人，当然就是把华人看在鸡鸭之上了。 倘要不平么，为什么不反抗呢？ 而这些不平之士，据花边文学家从古典里得来的证明，断为“不妨变狗”之辈，没有出息的。 这意思极明白，第一是西洋人并未把华人放在鸡鸭之下，自叹不如鸡鸭的人，是误解了西洋人。第二是受了西洋人这种优待，不应该再鸣不平。第三是他虽也正面的承认人是能反抗的，叫人反抗，但他实在是说明西洋人为尊重华人起见，这虐待倒不可少，而且大可进一步。第四，倘有人要不平，他能从“古典”来证明这是华人没有出息。 上海的洋行，有一种帮洋人经营生意的华人，通称叫“买办”，他们和同胞做起生意来，除开夸说洋货如何比国货好，外国人如何讲礼节信用，中国人是猪猡，该被淘汰以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口称洋人曰：“我们的东家”。我想这一篇《倒提》的杰作，看他的口气，大抵不出于这般人为他们的东家而作的手笔。因为第一，这般人是常以了解西洋人自夸的，西洋人待他很客气；第二，他们往往赞成西洋人（也就是他们的东家）统治中国，虐待华人，因为中国人是猪猡；第三，他们最反对中国人怀恨西洋人。抱不平，从他们看来，更是危险思想。 从这般人或希望升为这般人的笔下产出来的就成了这篇“花边文学”的杰作。但所可惜是不论这种文人，或这种文字，代西洋人如何辩护说教，中国人的不平，是不可免的。因为西洋人虽然不曾把中国放在鸡鸭之下，但事实上也似乎并未放在鸡鸭之上。香港的差役把中国犯人倒提着从二楼摔下来，已是久远的事；近之如上海，去年的高丫头，今年的蔡洋其辈，他们的遭遇，并不胜过于鸡鸭，而死伤之惨烈有过而无不及。这些事实我辈华人是看得清清楚楚，不会转背就忘却的，花边文学家的嘴和笔怎能朦混过去呢？ 抱不平的华人果真如花边文学家的“古典”证明，一律没有出息的么？倒也不的。我们的古典里，不是有九年前的五卅运动，两年前的一二八战争，至今还在艰苦支持的东北义勇军么？谁能说这些不是由于华人的不平之气聚集而成的勇敢的战斗和反抗呢？ “花边体”文章赖以流传的长处都在这里。如今虽然在流传着，为某些人们所拥护。但相去不远，就将有人来唾弃他的。现在是建设“大众语”文学的时候，我想“花边文学”，不论这种形式或内容，在大众的眼中，将有流传不下去的一天罢。 这篇文章投了好几个地方，都被拒绝。莫非这文章又犯了要报私仇的嫌疑么？但这“授意”却没有的。就事论事，我觉得实有一吐的必要。文中过火之处，或者有之，但说我完全错了，却不能承认。倘得罪的是我的先辈或友人，那就请谅解这一点。 笔者附识。 七月三日《大晚报》《火炬》。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八日《申报·自由谈》。 〔２〕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有不许倒提鸡鸭在路上走，违者即拘入捕房罚款的规定。这里所说西洋的慈善家，指当时上海外侨中“西人救牲会”的组织。 〔３〕“倒悬”语见《孟子·公孙丑》：“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 〔４〕“生刲驴肉”据清代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七：“山西省城外，有晋祠地方……有酒馆……曰驴香馆。其法以草驴一头，养得极肥，先醉以酒，满身排打。欲割其肉，先钉四桩，将足捆住；而以木一根横于背，系其头尾，使不得动。初以百滚汤沃其身，将毛刮尽，再以快刀零割。要食前后腿，或肚当，或背脊，或头尾肉，各随客便；当客下箸时，其驴尚未死绝也。”活烤鹅掌，据清代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云#p#副标题#e#15年香港注册公司www.2012hkcompany.com
张沛 而且梅兰芳还要到苏联去。 议论纷纷。我们的大画家徐悲鸿教授也曾到莫斯科去画过松树——也许是马，〔２〕我记不真切了——国内就没有谈得这么起劲。这就可见梅兰芳博士之在艺术界，确是超人一等的了。 而且累得《现代》的编辑室里也紧张起来。首座编辑施蛰存先生曰：“而且还要梅兰芳去演《贵妃醉酒》呢！”（《现代》五卷五期。）要这么大叫，可见不平之极了，倘不豫先知道性别，是会令人疑心生了脏躁症的。次座编辑杜衡先生曰：“剧本鉴定的工作完毕，则不妨选几个最前进的戏先到莫斯科去宣传为梅兰芳先生‘转变’后的个人的创作。……因为照例，到苏联去的艺术家，是无论如何应该事先表示一点‘转变’的。”（《文艺画报》创刊号。）这可冷静得多了，一看就知道他手段高妙，足使齐如山〔３〕先生自愧弗及，赶紧来请帮忙——帮忙的帮忙。 但梅兰芳先生却正在说中国戏是象征主义，〔４〕剧本的字句要雅一些，他其实倒是为艺术而艺术，他也是一位“第三种人”。 那么，他是不会“表示一点‘转变’的”，目前还太早一点。他也许用别一个笔名，做一篇剧本，描写一个知识阶级，总是专为艺术，总是不问俗事，但到末了，他却究竟还在革命这一方面。这就活动得多了，不到末了，花呀光呀，倘到末了，做这篇东西的也就是我呀，那不就在革命这一方面了吗？ 但我不知道梅兰芳博士可会自己做了文章，却用别一个笔名，来称赞自己的做戏；或者虚设一社，出些什么“戏剧年鉴”，亲自作序，说自己是剧界的名人？〔５〕倘使没有，那可是也不会玩这一手的。 倘不会玩，那可真要使杜衡先生失望，要他“再亮些”〔６〕了。 还是带住罢，倘再“略论”下去，我也要防梅先生会说因为被批评家乱骂，害得他演不出好戏来。〔７〕十一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六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徐悲鸿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应苏联对外文化事业委员会邀请，去苏联参加中国画展览会，曾在莫斯科中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即席作画。 〔３〕齐如山（１８７７—１９６２）河北高阳人。当时北平国剧学会会长，曾为梅兰芳编过剧本。杜衡在《文艺画刊》创刊号（一九三四年十月）发表的《梅兰芳到苏联去》一文中说：“我以为他（按指梅兰芳）最先的急务，是应当找几位戏剧意识检讨专家来帮忙，或竟成立一个脚本改编委员会。这些工作，恐怕像齐如山先生他们未必能够胜任”。 〔４〕一九三四年九月八日《大晚报·剪影》载犁然的《在梅兰芳马连良程继先叶盛兰的欢宴席上》一文中，记录梅兰芳谈话说：“中国旧戏原纯是象征派的，跟写实的话剧不同”。 〔５〕这些都是对杜衡等人的讽刺，参看本书《化名新法》。“戏剧年鉴”是影射杜衡、施蛰存合编的一九三二年《中国文艺年鉴》。〔６〕“再亮些”杜衡著有长篇小说《再亮些》，载一九三四年《现代》月刊第五卷第一期至第五期和第六卷第一期（未刊完，出单行本时改题为《叛徒》）。篇首《题解》引用歌德临终时的话：“再亮些，再亮些！” 〔７〕这里也是对杜衡的讽刺。杜衡曾于一九三二年说左翼批评家“蛮横”，使他们不得不“永远地沉默，长期地搁笔”。参看《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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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沛 崇拜名伶原是北京的传统。辛亥革命后，伶人的品格提高了，这崇拜也干净起来。先只有谭叫天〔２〕在剧坛上称雄，都说他技艺好，但恐怕也还夹着一点势利，因为他是“老佛爷”——慈禧太后〔３〕赏识过的。虽然没有人给他宣传，替他出主意，得不到世界的名声，却也没有人来为他编剧本。我想，这不来，是带着几分“不敢”的。 后来有名的梅兰芳可就和他不同了。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４〕，是俗人的宠儿，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５〕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６〕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戏为他而做，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 士大夫们也在日见其消沉，梅兰芳近来颇有些冷落。 因为他是旦角，年纪一大，势必至于冷落的吗？不是的，老十三旦〔７〕七十岁了，一登台，满座还是喝采。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没有被士大夫据为己有，罩进玻璃罩。 名声的起灭，也如光的起灭一样，起的时候，从近到远，灭的时候，远处倒还留着余光。梅兰芳的游日，游美，〔８〕其实已不是光的发扬，而是光在中国的收敛。他竟没有想到从玻璃罩里跳出，所以这样的搬出去，还是这样的搬回来。 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 然而梅兰芳对记者说，还要将别的剧本改得雅一些。十一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五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谭叫天谭鑫培（１８４７—１９１７），艺名小叫天，湖北江夏（今武昌）人，京剧演员，擅长老生戏。一八九○年（光绪十六年）曾被召入清宫升平署承值，为慈禧太后演戏。 〔３〕慈禧太后（１８３５—１９０８）清代咸丰帝妃，同治即位，被尊为太后，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老佛爷”，清宫中太监对太上皇或皇太后的称呼。 〔４〕供奉旧时对在皇帝左右供职者的称呼。清代也用以称进入宫廷的演员。 〔５〕竹枝词古代民歌，多为七言，历代文人常有仿作。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十一：“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词》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 〔６〕“小家碧玉”语出《乐府诗集·碧玉歌》：“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 〔７〕老十三旦即侯俊山（１８５４—１９３５），艺名喜麟，山西洪洞人，山西梆子演员。因十三岁演戏成名，故称十三旦。清代申左梦畹生《粉墨丛谈》说：“癸酉（１８７３）、甲戌（１８７４）间，十三旦以艳名噪燕台。”当时梆子腔深受劳动群众所喜爱，士大夫则多抱歧视的态度，如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清同治十二年二月一日）中说：“都中向有梆子腔，多市井鄙秽之剧，惟舆隶贾竖听之。”〔８〕梅兰芳曾于一九一九年、一九二四年访日演出，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年访美演出。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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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火渐渐地缩小了，在预告石油的已经不多；石油又不是老牌的，早熏得灯罩很昏暗，鞭爆的繁响在四近，烟草的烟雾在身边：是昏沉的夜。 我闭了眼睛，向后一仰，靠在椅背上；捏着《初学记》的手搁在膝踝上。 我在蒙胧中，看见一个好的故事。 这故事很美丽，幽雅，有趣。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错综起来象一天云锦，而且万颗奔星似的飞动着，同时又展开去，以至于无穷。 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阴道，两岸边的乌桕，新禾，野花，鸡，狗，丛树和枯树，茅屋，塔，伽蓝，农夫和村妇，村女，晒着的衣裳，和尚，蓑笠，天，云，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随着每一打桨，各各夹带了闪烁的日光，并水里的萍藻游鱼，一同荡漾。诸影诸物：无不解散，而且摇动，扩大，互相融和；刚一融和，却又退缩，复近于原形。边缘都参差如夏云头，镶着日光，发出水银色焰。凡是我所经过的河，都是如此。 现在我所见的故事也如此。水中的青天的底子，一切事物统在上面交错，织成一篇，永是生动，永是展开，我看不见这一篇的结束。 河边枯柳树下的几株瘦削的一丈红，该是村女种的罢。大红花和斑红花，都在水里面浮动，忽而碎散，拉长了，缕缕的胭脂水，然而没有晕。茅屋，狗，塔，村女，云，……也都浮动着。大红花一朵朵全被拉长了，这时是泼剌奔迸的红锦带。带织入狗中，狗织入白云中，白云织入村女中……在一瞬间，他们又退缩了。但斑红花影也已碎散，伸长，就要织进塔、村女、狗、茅屋、云里去了。 现在我所见的故事清楚起来了，美丽，幽雅，有趣，而且分明。青天上面，有无数美的人和美的事，我一一看见，一一知道。 我就要凝视他们…… 我正要凝视他们时，骤然一惊，睁开眼，云锦也已皱蹙，凌乱，仿佛有谁掷一块大石下河水中，水波陡然起立，将整篇的影子撕成片片了。我无意识地赶忙捏住几乎坠地的《初学记》，眼前还剩着几点虹霓色的碎影。 我真爱这一篇好的故事，趁碎影还在，我要追回他，完成他，留下他。我抛了书，欠身伸手去取笔，——何尝有一丝碎影，只见昏暗的灯光，我不在小船里了。 但我总记得见过这一篇好的故事，在昏沉的夜……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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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于 创作家大抵憎恶批评家的七嘴八舌。 记得有一位诗人说过这样的话：诗人要做诗，就如植物要开花，因为他非开不可的缘故。如果你摘去吃了，即使中了毒，也是你自己错。 这比喻很美，也仿佛很有道理的。但再一想，却也有错误。错的是诗人究竟不是一株草，还是社会里的一个人；况且诗集是卖钱的，何尝可以白摘。一卖钱，这就是商品，买主也有了说好说歹的权利了。 即使真是花罢，倘不是开在深山幽谷，人迹不到之处，如果有毒，那是园丁之流就要想法的。花的事实，也并不如诗人的空想。 现在可是换了一个说法了，连并非作者，也憎恶了批评家，他们里有的说道：你这么会说，那么，你倒来做一篇试试看！ 这真要使批评家抱头鼠窜。因为批评家兼能创作的人，向来是很少的。 我想，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颇有些像厨司和食客。厨司做出一味食品来，食客就要说话，或是好，或是歹。厨司如果觉得不公平，可以看看他是否神经病，是否厚舌苔，是否挟夙嫌，是否想赖账。或者他是否广东人，想吃蛇肉；是否四川人，还要辣椒。于是提出解说或抗议来——自然，一声不响也可以。但是，倘若他对着客人大叫道：“那么，你去做一碗来给我吃吃看！”那却未免有些可笑了。 诚然，四五年前，用笔的人以为一做批评家，便可以高踞文坛，所以速成和乱评的也不少，但要矫正这风气，是须用批评的批评的，只在批评家这名目上，涂上烂泥，并不是好办法。不过我们的读书界，是爱平和的多，一见笔战，便是什么“文坛的悲观”〔２〕呀，“文人相轻”〔３〕呀，甚至于不问是非，统谓之“互骂”，指为“漆黑一团糟”。果然，现在是听不见说谁是批评家了。但文坛呢，依然如故，不过它不再露出来。 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 八月二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三日《申报·自由谈》。原题为《批评家与创作家》。 〔２〕“文坛的悲观”一九三三年八月九日《大晚报·火炬》载小仲的《中国文坛的悲观》一文，把文艺界的思想斗争说成是“内战”、“骂人”，使中国文坛“陷入中世纪的黑暗时代”。〔３〕“文人相轻”语出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当时曾有人把文艺界思想斗争说成“文人相轻”。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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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于 就在同时代，同国度里，说话也会彼此说不通的。 巴比塞有一篇很有意思的短篇小说，叫作《本国话和外国话》〔２〕，记的是法国的一个阔人家里招待了欧战中出死入生的三个兵，小姐出来招呼了，但无话可说，勉勉强强的说了几句，他们也无话可答，倒只觉坐在阔房间里，小心得骨头疼。直到溜回自己的“猪窠”里，他们这才遍身舒齐，有说有笑，并且在德国俘虏里，由手势发见了说他们的“我们的话”的人。 因了这经验，有一个兵便模模胡胡的想：“这世间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战争的世界。别一个是有着保险箱门一般的门，礼拜堂一般干净的厨房，漂亮的房子的世界。完全是另外的世界。另外的国度。那里面，住着古怪想头的外国人。” 那小姐后来就对一位绅士说的是：“和他们是连话都谈不来的。好像他们和我们之间，是有着跳不过的深渊似的。” 其实，这也无须小姐和兵们是这样。就是我们——算作“封建余孽”〔３〕或“买办”或别的什么而论都可以——和几乎同类的人，只要什么地方有些不同，又得心口如一，就往往免不了彼此无话可说。不过我们中国人是聪明的，有些人早已发明了一种万应灵药，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倘是宴会，就只猜拳，不发议论。 这样看来，文学要普遍而且永久，恐怕实在有些艰难。“今天天气……哈哈哈！”虽然有些普遍，但能否永久，却很可疑，而且也不大像文学。于是高超的文学家〔４〕便自己定了一条规则，将不懂他的“文学”的人们，都推出“人类”之外，以保持其普遍性。文学还有别的性，他是不肯说破的，因此也只好用这手段。然而这么一来，“文学”存在，“人”却不多了。 于是而据说文学愈高超，懂得的人就愈少，高超之极，那普遍性和永久性便只汇集于作者一个人。然而文学家却又悲哀起来，说是吐血了，这真是没有法子想。 八月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九日《申报·自由谈》。〔２〕巴比塞的《外国话和本国话》，曾由沈端先译为中文，载于一九三四年十月《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五期。 〔３〕“封建余孽”在一九二八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载有杜荃（郭沫若）《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说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４〕高超的文学家指梁实秋等人。如梁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载一九二九年九月《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一文中鼓吹超阶级的文学，说“文学是属于全人类的”；但又宣传文学只能为少数人所享有，说“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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