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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梦

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 大年初一,就得到一本《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临末有“新年的梦想”,〔2〕问的是“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和“个人生活”,答的有一百四十多人。记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所谓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话之真,我高兴的翻了一下,知道记者先生却大大的失败了。 当我还未得到这本特大号之前,就遇到过一位投稿者,他比我先看见印本,自说他的答案已被资本家删改了,他所说的梦其实并不如此。这可见资本家虽然还没法禁止人们做梦,而说了出来,倘为权力所及,却要干涉的,决不给你自由。这一点,已是记者的大失败。 但我们且不去管这改梦案子,只来看写着的梦境罢,诚如记者所说,来答复的几乎全部是智识分子。首先,是谁也觉得生活不安定,其次,是许多人梦想着将来的好社会,“各尽所能”呀,“大同世界”呀,很有些“越轨”气息了(末三句是我添的,记者并没有说)。 但他后来就有点“痴”起来,他不知从那里拾来了一种学说,将一百多个梦分为两大类,说那些梦想好社会的都是“载道”之梦,是“异端”,正宗的梦应该是“言志”的,硬把“志”弄成一个空洞无物的东西。〔3〕然而,孔子曰,“盍各言尔志”,而终于赞成曾点者,〔4〕就因为其“志”合于孔子之“道”的缘故也。 其实是记者的所以为“载道”的梦,那里面少得很。文章是醒着的时候写的,问题又近于“心理测验”,遂致对答者不能不做出各各适宜于目下自己的职业,地位,身分的梦来(已被删改者自然不在此例),即使看去好像怎样“载道”,但为将来的好社会“宣传”的意思,是没有的。所以,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说了出来,也无非教人都进这空头的梦境里面去。 然而要实现这“梦”境的人们是有的,他们不是说,而是做,梦着将来,而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将来的现在。因为有这事实,这才使许多智识分子不能不说好像“载道”的梦,但其实并非“载道”,乃是给“道”载了一下,倘要简洁,应该说是“道载”的。 为什么会给“道载”呢?曰:为目前和将来的吃饭问题而已。 我们还受着旧思想的束缚,一说到吃,就觉得近乎鄙俗。但我是毫没有轻视对答者诸公的意思的。《东方杂志》记者在《读后感》里,也曾引佛洛伊特〔5〕的意见,以为“正宗”的梦,是“表现各人的心底的秘密而不带着社会作用的”。但佛洛伊特以被压抑为梦的根柢——人为什么被压抑的呢?这就和社会制度,习惯之类连结了起来,单是做梦不打紧,一说,一问,一分析,可就不妥当了。记者没有想到这一层,于是就一头撞在资本家的朱笔上。但引“压抑说”来释梦,我想,大家必已经不以为忤了罢。 不过,佛洛伊特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欲。有许多人正和他在同一境遇上,就也轰然的拍起手来。诚然,他也告诉过我们,女儿多爱父亲,儿子多爱母亲,即因为异性的缘故。然而婴孩出生不多久,无论男女,就尖起嘴唇,将头转来转去。莫非它想和异性接吻么?不,谁都知道:是要吃东西! 食欲的根柢,实在比性欲还要深,在目下开口爱人,闭口情书,并不以为肉麻的时候,我们也大可以不必讳言要吃饭。因为是醒着做的梦,所以不免有些不真,因为题目究竟是“梦想”,而且如记者先生所说,我们是“物质的需要远过于精神的追求”了,所以乘着Censors〔6〕(也引用佛洛伊特语)的监护好像解除了之际,便公开了一部分。其实也是在“梦中贴标语,喊口号”,不过不是积极的罢了,而且有些也许倒和表面的“标语”正相反。 时代是这么变化,饭碗是这样艰难,想想现在和将来,有些人也只能如此说梦,同是小资产阶级(虽然也有人定我为“封建余孽”或“土著资产阶级”,但我自己姑且定为属于这阶级),很能够彼此心照,然而也无须秘而不宣的。 至于另有些梦为隐士,梦为渔樵,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人〔7〕,其实也只是豫感饭碗之脆,而却想将吃饭范围扩大起来,从朝廷而至园林,由洋场及于山泽,比上面说过的那些志向要大得远,不过这里不来多说了。 一月一日。 BB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五日上海《文学杂志》第一号。 〔2〕《东方杂志》综合性刊物,一九○四年三月在上海创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停刊,商务印书馆出版。它于一九三三年出的“新年特大号”(第三十卷第一期)中,辟有“新年的梦想”专栏。当时该刊的主编为胡愈之。 〔3〕《东方杂志》记者在“新年的梦想”专栏的《读后感》中说:“近来有些批评家把文学分为#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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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习惯与改革①

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今年的禁用阴历②,原也是琐碎的,无关大体的事,但商家当然叫苦连天了。不特此也,连上海的无业游民,公司雇员,竟也常常慨然长叹,或者说这很不便于农家的耕种,或者说这很不便于海船的候潮。他们居然因此念起久不相干的乡下的农夫,海上的舟子来。这真像煞有些博爱。 一到阴历的十二月二十三,爆竹就到处毕毕剥剥。我问一家的店伙:“今年仍可以过旧历年,明年一准过新历年么?”那回答是:“明年又是明年,要明年再看了。”他并不信明年非过阳历年不可。但日历上,却诚然删掉了阴历,只存节气。然而一面在报章上,则出现了《一百二十年阴阳合历》③的广告。好,他们连曾孙玄孙时代的阴历,也已经给准备妥当了,一百二十年! 梁实秋先生们虽然很讨厌多数,但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④,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假如竟有“好人政府”⑤,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了。 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先生,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⑥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中国最初的排满革命,所以易得响应者,因为口号是“光复旧物”,就是“复古”,易于取得保守的人民同意的缘故。但到后来,竟没有历史上定例的开国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条辫子,就很为大家所不满了。 以后较新的改革,就著著失败,改革一两,反动十斤,例如上述的一年日历上不准注阴历,却来了阴阳合历一百二十年。 这种合历,欢迎的人们一定是很多的,因为这是风俗和习惯所拥护,所以也有风俗和习惯的后援。别的事也如此,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 现在已不是在书斋中,捧书本高谈宗教,法律,文艺,美术……等等的时候了,即使要谈论这些,也必须先知道习惯和风俗,而且有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为倘不看清,就无从改革。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听众的。 ※ ※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三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②禁用阴历指一九二九年十月七日国民党当局发布的通令,其中规定:“凡商家帐目,民间契纸及一切签据,自十九年(按即一九三○年)一月一日起一律适用国历,如附用阴历,法律即不生效。” ③《一百二十年阴阳合历》指《一百二十年阴阳历对照表》,中华学艺社编,上海华通书局印行。 ④浪漫古典梁实秋曾出版过论文集《浪漫的与古典的》,宣扬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 ⑤“好人政府”是胡适等人于一九二二年五月提出的政治主张,见《努力周报》第二期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今日政治改革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这里所说的“好人”、“社会上的优秀分子”,都是胡适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自我标榜。一九三○年前后,胡适、罗隆基等又在《新月》上老调重弹,目的在于参加国民党政府。 ⑥乌略语夫通译乌里扬诺夫,即列宁。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曾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二○○页,一九七二年十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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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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