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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话”

记得荷兰的作家望蔼覃(F.VanEeden)〔2〕——可惜他去年死掉了——所做的童话《小约翰》里,记着小约翰听两种菌类相争论,从旁批评了一句“你们俩都是有毒的”,菌们便惊喊道:“你是人么?这是人话呵!” 从菌类的立场看起来,的确应该惊喊的。人类因为要吃它们,才首先注意于有毒或无毒,但在菌们自己,这却完全没有关系,完全不成问题。 虽是意在给人科学知识的书籍或文章,为要讲得有趣,也往往太说些“人话”。这毛病,是连法布耳(J.H.Fabre)〔3〕做的大名鼎鼎的《昆虫记》(SouvenirsEntomologiques),也是在所不免的。随手抄撮的东西不必说了。近来在杂志上偶然看见一篇教青年以生物学上的知识的文章〔4〕,内有这样的叙述—— “鸟粪蜘蛛……形体既似鸟粪,又能伏着不动,自己假做鸟粪的样子。” “动物界中,要残食自己亲丈夫的很多,但最有名的,要算前面所说的蜘蛛和现今要说的螳螂了。……” 这也未免太说了“人话”。鸟粪蜘蛛只是形体原像鸟粪,性又不大走动罢了,并非它故意装作鸟粪模样,意在欺骗小虫豸。螳螂界中也尚无五伦〔5〕之说,它在交尾中吃掉雄的,只是肚子饿了,在吃东西,何尝知道这东西就是自己的家主公。但经用“人话”一写,一个就成了阴谋害命的凶犯,一个是谋死亲夫的毒妇了。实则都是冤枉的。 “人话”之中,又有各种的“人话”:有英人话,有华人话。华人话中又有各种:有“高等华人话”,有“下等华人话”。浙西有一个讥笑乡下女人之无知的笑话——“是大热天的正午,一个农妇做事做得正苦,忽而叹道:‘皇后娘娘真不知道多么快活。这时还不是在床上睡午觉,醒过来的时候,就叫道:太监,拿个柿饼来!’” 然而这并不是“下等华人话”,倒是高等华人意中的“下等华人话”,所以其实是“高等华人话”。在下等华人自己,那时也许未必这么说,即使这么说,也并不以为笑话的。 再说下去,就要引起阶级文学的麻烦来了,“带住”。 现在很有些人做书,格式是写给青年或少年的信。自然,说的一定是“人话”了。但不知道是那一种“人话”?为什么不写给年龄更大的人们?年龄大了就不屑教诲么?还是青年和少年比较的纯厚,容易诓骗呢? 三月二十一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一十八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2〕望·蔼覃(1860—1932)荷兰作家、医生。《小约翰》发表于一八八五年,一九二七年曾由鲁迅译成中文,一九二八年北平未名社出版。菌类的争论见于该书第五章。 〔3〕法布耳(1823—1915)法国昆虫学家。他的《昆虫记》共十卷,第一卷于一八七九年出版,第十卷于一九一○年出版,是一部介绍昆虫生活情态的书。 〔4〕指一九三三年三月号《中学生》刊载的王历农《动物的本能》一文。 〔5〕五伦我国封建社会称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为“五伦”,《孟子·滕文公》中说这五种关系的准则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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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绍介《海上述林》上卷

本卷所收,都是文艺论文,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其中《写实主义文学论》与《高尔基论文选集》两种,尤为煌煌巨制。此外论说,亦无一不佳,足以益人,足以传世。全书六百七十余页,玻璃版插画九幅。仅印五百部,佳纸精装,内一百部皮脊麻布面,金顶,每本实价三元五角;四百部全绒面,蓝顶,每本实价二元五角,函购加邮费二角三分。好书易尽,欲购从速。下卷亦已付印,准于本年内出书。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代售。 〔1〕本篇最初刊载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中流》第一卷第六期,原题《〈海上述林〉上卷出版》。 《海上述林》,瞿秋白的译文集。在瞿秋白牺牲后由鲁迅收集、编辑。分上、下两卷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和十月先后出版。上卷《辨林》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拉法格等人的文学论文以及高尔基论文选集和拾补等。因国民党当局的压迫,该书出版时,仅署“诸夏怀霜社校印”。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他曾主持召开“八月七日党中央紧急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书记时,犯了“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在上海从事革命文化工作。一九三五年二月在福建游击区被国民党逮捕,同年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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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做文章

朔尔 沈括〔2〕的《梦溪笔谈》里,有云:“往岁士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3〕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穆张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之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传之至今。” 骈文后起,唐虞三代是不骈的,称“平文”为“古文”便是这意思。由此推开去,如果古者言文真是不分〔4〕,则称“白话文”为“古文”,似乎也无所不可,但和林语堂先生的指为“白话的文言”〔5〕的意思又不同。两人的大作,不但拙涩,主旨先就不一,穆说的是马踏死了犬,张说的是犬给马踏死了,究竟是着重在马,还是在犬呢?较明白稳当的还是沈括的毫不经意的文章:“有奔马,践死一犬。” 因为要推倒旧东西,就要着力,太着力,就要“做”,太“做”,便不但“生涩”,有时简直是“格格不吐”了,比早经古人“做”得圆熟了的旧东西还要坏。而字数论旨,都有些限制的“花边文学”之类,尤其容易生这生涩病。 太做不行,但不做,却又不行。用一段大树和四枝小树做一只凳,在现在,未免太毛糙,总得刨光它一下才好。但如全体雕花,中间挖空,却又坐不来,也不成其为凳子了。高尔基说,大众语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学。〔6〕我想,这该是很中肯的指示了。 七月二十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2〕沈括(1031—1095)字存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文学家和科学家。精于数学、天文学,并擅长音乐、医学、土木工程。著有《长兴集》等。《梦溪笔谈》二十六卷、《补笔谈》三卷、《续笔谈》一卷,是记他平日与宾友的言论以及遗闻旧典、文学、技艺等,因他晚年退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梦溪园而命名。这里所引见该书第十四卷。 〔3〕穆修(979—1032)字伯长,郓州(今山东东平)人。张景(970—1018),字晦之,公安(今湖北公安)人。他们都是北宋古文家。 〔4〕古代言文不分是胡适等人的看法,胡适在一九二八年出版的《白话文学史》第一篇第一章中说:“我们研究古代文字,可以推知当战国的时候,中国的文体已不能与语体一致了。”按他的意思,战国以前文体与语体是合一的。鲁迅对此一向有不同看法,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曾说:“我的臆测,是以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当时的口语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语的摘要,是后人的古文。” 〔5〕“白话的文言”林语堂在一九三四年七月《论语》第四十五期发表的《一张字条的写法》一文中,以“语录式”为“白话的文言”,说它是“天然写法”,能够“达意”。 〔6〕见高尔基《我的文学修养》一文:“不要忘记了言语是民众所创造,将言语分为文学的和民众的两种,只不过是毛坯的言语和艺术家加过工的言语的区别。”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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