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无论是谁，只要站在“辩诬”的地位的，无论辩白与否，都已经是屈辱。更何况受了实际的大损害之后，还得来辩诬。 我们的市民被上海租界的英国巡捕击杀了，〔2〕我们并不还击，却先来赶紧洗刷牺牲者的罪名〔3〕。说道我们并非“赤化”，因为没有受别国的煽动；说道我们并非“暴徒”，因为都是空手，没有兵器的。我不解为什么中国人如果真使中国赤化，真在中国暴动，就得听英捕来处死刑？记得新希腊人也曾用兵器对付过国内的土耳其人，〔4〕却并不被称为暴徒；俄国确已赤化多年了，也没有得到别国开枪的惩罚。而独有中国人，则市民被杀之后，还要皇皇然辩诬，张着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 其实，这原由是很容易了然的，就因为我们并非暴徒，并未赤化的缘故。 因此我们就觉得含冤，大叫着伪文明的破产。可是文明是向来如此的，并非到现在才将假面具揭下来。只因为这样的损害，以前是别民族所受，我们不知道，或者是我们原已屡次受过，现在都已忘却罢了。公道和武力合为一体的文明，世界上本未出现，那萌芽或者只在几个先驱者和几群被迫压民族的脑中。但是，当自己有了力量的时候，却往往离而为二了。 但英国究竟有真的文明人存在。今天，我们已经看见各国无党派智识阶级劳动者所组织的国际工人后援会，大表同情于中国的《致中国国民宣言》〔5〕了。列名的人，英国就有培那特萧（BernardShaw）〔6〕，中国的留心世界文学的人大抵知道他的名字；法国则巴尔布斯（HenriBarbusse）〔7〕，中国也曾译过他的作品。他的母亲却是英国人；或者说，因此他也富有实行的质素，法国作家所常有的享乐的气息，在他的作品中是丝毫也没有的。现在都出而为中国鸣不平了，所以我觉得英国人的品性，我们可学的地方还多着，——但自然除了捕头，商人，和看见学生的游行而在屋顶拍手嘲笑的娘儿们。 我并非说我们应该做“爱敌若友”的人，不过说我们目下委实并没有认谁作敌。近来的文字中，虽然偶有“认清敌人”这些话，那是行文过火的毛病。倘有敌人，我们就早该抽刃而起，要求“以血偿血”了。而现在我们所要求的是什么呢？辩诬之后，不过想得点轻微的补偿；那办法虽说有十几条〔8〕，总而言之，单是“不相往来”，成为“路人”而已。虽是对于本来极密的友人，怕也不过如此罢。 然而将实话说出来，就是：因为公道和实力还没有合为一体，而我们只抓得了公道，所以满眼是友人，即使他加了任意的杀戮。 如果我们永远只有公道，就得永远着力于辩诬，终身空忙碌。这几天有些纸贴在墙上，仿佛叫人勿看《顺天时报》〔9〕似的。我从来就不大看这报，但也并非“排外”，实在因为它的好恶，每每和我的很不同。然而也间有很确，为中国人自己不肯说的话。大概两三年前，正值一种爱国运动的时候罢，偶见一篇它的社论〔10〕，大意说，一国当衰弊之际，总有两种意见不同的人。一是民气论者，侧重国民的气概，一是民力论者，专重国民的实力。前者多则国家终亦渐弱，后者多则将强。我想，这是很不错的；而且我们应该时时记得的。 可惜中国历来就独多民气论者，到现在还如此。如果长此不改，“再而衰，三而竭”〔11〕，将来会连辩诬的精力也没有了。所以在不得已而空手鼓舞民气时，尤必须同时设法增长国民的实力，还要永远这样的干下去。 因此，中国青年负担的烦重，就数倍于别国的青年了。因为我们的古人将心力大抵用到玄虚漂渺平稳圆滑上去了，便将艰难切实的事情留下，都待后人来补做，要一人兼做两三人，四五人，十百人的工作，现在可正到了试练的时候了。对手又是坚强的英人，正是他山的好石〔12〕，大可以借此来磨练。 假定现今觉悟的青年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又假定照中国人易于衰老的计算，至少也还可以共同抗拒，改革，奋斗三十年。 不够，就再一代，二代……。这样的数目，从个体看来，仿佛是可怕的，但倘若这一点就怕，便无药可救，只好甘心灭亡。因为在民族的历史上，这不过是一个极短时期，此外实没有更快的捷径。我们更无须迟疑，只是试练自己，自求生存，对谁也不怀恶意的干下去。 但足以破灭这运动的持续的危机，在目下就有三样：一是日夜偏注于表面的宣传，鄙弃他事；二是对同类太操切，稍有不合，便呼之为国贼，为洋奴；三是有许多巧人，反利用机会，来猎取自己目前的利益。 六月十一日。 十一 1急不择言 “急不择言”的病源，并不在没有想的工夫，而在有工夫的时候没有想。 上海的英国捕头残杀市民之后，我们就大惊愤，大嚷道： 伪文明人的真面目显露了！那么，足见以前还以为他们有些真文明。然而中国有枪阶级的焚掠平民，屠杀平民，却向来不很有人抗议。莫非因为动手的是“国货”，所以连残杀也得欢迎；还是我们原是真野蛮，所以自己杀几个自家人就不足为奇呢？ 自家相杀和为异族所杀当然有些不同。譬如一个人，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心平气和，被别人打了，就#p#副标题#e#
317 0 0
鲁迅
范源廉②先生是现在许多青年所钦仰的；各人有各人的意思，我当然无从推度那些缘由。但我个人所叹服的，是在他当前清光绪末年，首先发明了“速成师范”。一门学术而可以速成，迂执的先生们也许要觉得离奇罢；殊不知那时中国正闹着“教育荒”，所以这正是一宗急赈的款子。半年以后，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师资就不在少数了，还带着教育上的各种主义，如军国民主义，尊王攘夷主义③之类。在女子教育，则那时候最时行，常常听到嚷着的，是贤母良妻主义。 我倒并不一定以为这主义错，愚母恶妻是谁也不希望的。然而现在有几个急进的人们，却以为女子也不专是家庭中物，因而很攻击中国至今还钞了日本旧刊文来教育自己的女子的谬误。人们真容易被听惯的讹传所迷，例如近来有人说：谁是卖国的，谁是只为子孙计的。于是许多人也都这样说。其实如果真能卖国，还该得点更大的利，如果真为子孙计，也还算较有良心；现在的所谓谁者，大抵不过是送国，也何尝想到子孙。这贤母良妻主义也不在例外，急进者虽然引以为病，而事实上又何尝有这么一回事；所有的，不过是“寡妇主义”罢了。 这“寡妇”二字，应该用纯粹的中国思想来解释，不能比附欧，美，印度或亚剌伯的；倘要翻成洋文，也决不宜意译或神译，只能译音：Kuofuism。 我生以前不知道怎样，我生以后，儒教却已经颇“杂”了：“奉母命权作道场”④者有之，“神道设教”⑤者有之，佩服《文昌帝君功过格》⑥者又有之，我还记得那《功过格》，是给“谈人闺阃”者以很大的罚。我未出户庭，中国也未有女学校以前不知道怎样，自从我涉足社会，中国也有了女校，却常听到读书人谈论女学生的事，并且照例是坏事。有时实在太谬妄了，但倘若指出它的矛盾，则说的听的都大不悦，仇恨简直是“若杀其父兄”⑦。这种言动，自然也许是合于“儒行”⑧的罢，因为圣道广博，无所不包；或者不过是小节，不要紧的。 我曾经也略略猜想过这些谣诼的由来：反改革的老先生，色情狂气味的幻想家，制造流言的名人，连常识也没有或别有作用的新闻访事和记者，被学生赶走的校长高教员，谋做校长的教育家，跟着一犬而群吠的邑犬⑨……。但近来却又发见了一种另外的，是：“寡妇”或“拟寡妇”的校长及舍监⑩。 这里所谓“寡妇”，是指和丈夫死别的；所谓“拟寡妇”，是指和丈夫生离以及不得已而抱独身主义的。 中国的女性出而在社会上服务，是最近才有的，但家族制度未曾改革，家务依然纷繁，一经结婚，即难于兼做别的事。于是社会上的事业，在中国，则大抵还只有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便多半落在上文所说似的独身者的掌中。这在先前，是道学先生所占据的，继而以顽固无识等恶名失败，她们即以曾受新教育，曾往国外留学，同是女性等好招牌，起而代之。社会上也因为她们并不与任何男性相关，又无儿女系累，可以专心于神圣的事业，便漫然加以信托。但从此而青年女子之遭灾，就远在于往日在道学先生治下之上了。 即使是贤母良妻，即使是东方式，对于夫和子女，也不能说可以没有爱情。爱情虽说是天赋的东西，但倘没有相当的刺戟和运用，就不发达。譬如同是手脚，坐着不动的人将自己的和铁匠挑夫的一比较，就非常明白。在女子，是从有了丈夫，有了情人，有了儿女，而后真的爱情才觉醒的；否则，便潜藏着，或者竟会萎落，甚且至于变态。所以托独身者来造贤母良妻，简直是请盲人骑瞎马上道，更何论于能否适合现代的新潮流。自然，特殊的独身的女性，世上也并非没有，如那过去的有名的数学家SophieKowalewsky⑾，现在的思想家Ellen Key⑿等；但那是一则欲望转了向，一则思想已经透澈的。然而当学士会院以奖金表彰Kowalewsky的学术上的名誉时，她给朋友的信里却有这样的话：“我收到各方面的贺信。运命的奇异的讥刺呀，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的不幸。” 至于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欧洲中世的教士，日本维新前的御殿女中（女内侍），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别的独身者也一样，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妒嫉。其实这也是势所必至的事：为社会所逼迫，表面上固不能不装作纯洁，但内心却终于逃不掉本能之力的牵掣，不自主地蠢动着缺憾之感的。 然而学生是青年，只要不是童养媳或继母治下出身，大抵涉世不深，觉得万事都有光明，思想言行，即与此辈正相反。此辈倘能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本来就可以了解的。然而天下所多的是愚妇人，那里能想到这些事；始终用了她多年炼就的眼光，观察一切：见一封信，疑心是情书了；闻一声笑，以为是怀春了；只要男人来访，就是情夫；为什么上公园呢，总该是赴密约。被学生反对，专一运用这种策略的时候不待言，虽在平时，也不免如此。加以中国本是流言的出产地方，“正人君子”也常以这些流言作谈资，扩势力，自造的流言尚且奉为至宝，何况#p#副标题#e#
326 0 0
观于今之世，不瞿然者几何人哉？自然之力，既听命于人间，发纵指挥，如使其马，束以器械而用之；交通贸迁，利于前时，虽高山大川，无足沮核②；饥疠之害减；教育之功全；较以百祀③前之社会，改革盖无烈于是也。孰先驱是，孰偕行是？察其外状，虽不易于犁然，而实则多缘科学之进步。盖科学者，以其知识，历探自然见象之深微，久而得效，改革遂及于社会，继复流衍，来溅远东，浸及震旦④，而洪流所向，则尚浩荡而未有止也。观其所发之强，斯足测所蕴之厚，知科学盛大，决不缘于一朝。索其真源，盖远在夫希腊，既而中止，几一千年，递十七世纪中叶，乃复决为大川，状益汪洋，流益曼衍，无有断绝，以至今兹。实益骈生，人间生活之幸福，悉以增进。第相科学历来发达之绳迹，则勤劬艰苦之影在焉，谓之教训。 希腊罗马科学之盛，殊不逊于艺文。尔时巨制，有毕撒哥拉（Pythagoras）⑤之生理音阶，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⑥之解剖气象二学，柏拉图（Platon）⑦之《谛妙斯篇》（Timaeus）暨《邦国篇》，迪穆克黎多（Demokritos）⑧之“质点论”，至流质力学则癙于亚勒密提士（Archimedes）⑨，几何则建于宥克立（Eukleides）⑩，械具学则成于希伦（Heron）⑾，此他学者，犹难列举。其亚利山德大学⑿，特称学者渊薮，藏书至十万余卷，较以近时，盖无愧色。而思想之伟妙，亦至足以铄今。盖尔时智者，实不仅启上举诸学之端而已，且运其思理，至于精微，冀直解宇宙之元质⒀，德黎（Thales）谓水，亚那克希美纳（Anaximenes）⒁谓气，希拉克黎多（Herakleitos）⒂谓火。其说无当，固不俟言。华惠尔⒃尝言其故曰，探自然必赖夫玄念⒄，而希腊学者无有是，即有亦极微，盖缘定此念之意义，非名学⒅之助不为功也。（中略）而尔时诸士，直欲以今日吾曹滥用之文字，解宇宙之玄纽⒆而去之。然其精神，则毅然起叩古人所未知，研索天然，不肯止于肤廓，方诸近世，直无优劣之可言。盖世之评一时代历史者，褒贬所加，辄不一致，以当时人文所现，合之近今，得其差池，因生不满。若自设为古之一人，返其旧心，不思近世，平意求索，与之批评，则所论始云不妄，略有思理之士，无不然矣。若据此立言，则希腊学术之隆，为至可褒而不可黜；其他亦然。世有哂神话为迷信，斥古教为谫陋者，胥自迷之徒耳，足悯谏也。盖凡论往古人文，加之轩轾，必取他种人与是相当之时劫，相度其所能至而较量之，决论之出，斯近正耳。惟张皇近世学说，无不本之古人，一切新声，胥为绍述，则意之所执，与蔑古亦相同。盖神思⒇一端，虽古之胜今，非无前例，而学则构思验实，必与时代之进而俱升，古所未知，后无可愧，且亦无庸讳也。昔英人设水道于天竺(22)，其国人恶而拒之，有谓水道本创自天竺古贤，久而术失，白人不过窃取而更新之者，水道始大行。旧国笃古之余，每至不惜于自欺如是。震旦死抱国粹之士，作此说者最多，一若今之学术艺文，皆我数千载前所已具。不知意之所在，将如天竺造说之人，聊弄术以入新学，抑诚尸祝(23)往时，视为全能而不可越也？虽然，非是不协不听之社会，亦有罪焉已。 希腊既苓落，罗马亦衰，而亚剌伯人继起，受学于那思得理亚与僦思(24)人，翻译诠释之业大盛；眩其新异，妄信以生，于是科学之观念漠然，而进步亦遂止。盖希腊罗马之科学，在探未知，而亚剌伯之科学，在模前有，故以注疏易征验，以评骘代会通，博览之风兴，而发见之事少，宇宙见象，在当时乃又神秘而不可测矣。怀念既尔，所学遂妄，科学隐，幻术兴，天学(25)不昌，占星(26)代起，所谓点金通幽(27)之术，皆以癙也。顾亦有不可贬者，为尔时学士，实非懒散而无为，精神之弛，因入退守；徒以方术之误，结果乃止于无功，至所致力，固有足以惊叹。如当时回教新立，政事学术，相辅而蒸，可尔特跋(28)暨巴格达德(29)之二帝，对峙东西，竞导希腊罗马之学，传之其国，又好读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书。而学校亦林立，以治文理数理爱智质学(30)及医药之事；质学有醇酒(31)硝硫酸之发明，数学有代数三角之进步；又复设度测地，以摆计时，星表(32)之作，亦始此顷，其学术之盛，盖几世界之中枢矣。而景教子弟，复多出入于日斯巴尼亚(33)之学校，取亚剌伯科学而传诸宗邦，景教国之学术，为之一振；递十一世纪，始衰微也。赫胥黎作《十九世纪后叶科学进步志》，论之曰，中世学校，咸以天文几何算术音乐为高等教育之四分科，学者非知其一，不足称有适当之教育；今不遇此，吾徒耻之。此其言表，与震旦谋新之士，大号兴学者若同，特中之所指，乃理论科学居其三，非此之重有形应用科学而又其方术者，所可取以自涂泽其说者也。 时亚剌伯虽如是，而景教诸国，则于科学无发扬。且不独不发扬而已，又进而摈斥夭阏(34)之，谓人之最可贵者，无逾于道德上之义务与宗教上之希望，苟致力于科学，斯谬用其所能。有拉克坦谛（Lactantius）(35)者，彼教之能才也，尝曰，探万汇之原因，问大地之动定，谈月表之隆陷，究星辰之悬属，考成天之质分，而焦心苦思于此诸问端者，犹絮陈未见之国都，其愚为不可几及。贤者如是，庸俗可知，科学之光，遂以黯淡。顾大势如是，#p#副标题#e#15年香港注册公司www.2012hkcompany.com
320 0 0
十六世纪末尾的时候，西班牙的文人西万提斯做了一大部小说叫作《堂·吉诃德》②，说这位吉先生，看武侠小说看呆了，硬要去学古代的游侠，穿一身破甲，骑一匹瘦马，带一个跟丁，游来游去，想斩妖服怪，除暴安良。谁知当时已不是那么古气盎然的时候了，因此只落得闹了许多笑话，吃了许多苦头，终于上个大当，受了重伤，狼狈回来，死在家里，临死才知道自己不过一个平常人，并不是什么大侠客。 这一个古典，去年在中国曾经很被引用了一回，受到这个谥法的名人，似乎还有点很不高兴的样子。其实是，这种书呆子，乃是西班牙书呆子，向来爱讲“中庸”的中国，是不会有的。西班牙人讲恋爱，就天天到女人窗下去唱歌，信旧教，就烧杀异端，一革命，就捣烂教堂，踢出皇帝。然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学子，不是总说女人先来引诱他，诸教同源，保存庙产，宣统在革命之后，还许他许多年在宫里做皇帝吗？ 记得先前的报章上，发表过几个店家的小伙计，看剑侠小说入了迷，忽然要到武当山③去学道的事，这倒很和“堂·吉诃德”相像的。但此后便看不见一点后文，不知道是也做出了许多奇迹，还是不久就又回到家里去了？以“中庸”的老例推测起来，大约以回了家为合式。 这以后的中国式的“堂·吉诃德”的出现，是“青年援马团④”。不是兵，他们偏要上战场；政府要诉诸国联⑤，他们偏要自己动手；政府不准去，他们偏要去；中国现在总算有一点铁路了，他们偏要一步一步的走过去；北方是冷的，他们偏只穿件夹袄；打仗的时候，兵器是顶要紧的，他们偏只着重精神。这一切等等，确是十分“堂·吉诃德”的了。然而究竟是中国的“堂·吉诃德”，所以他只一个，他们是一团；送他的是嘲笑，送他们的是欢呼；迎他的是诧异，而迎他们的也是欢呼；他驻扎在深山中，他们驻扎在真茹镇；他在磨坊里打风磨，他们在常州玩梳篦，又见美女，何幸如之（见十二月《申报》《自由谈》）。其苦乐之不同，有如此者，呜呼！ 不错，中外古今的小说太多了，里面有“舆榇”，有“截指”⑥，有“哭秦庭”⑦，有“对天立誓”。耳濡目染，诚然也不免来抬棺材，砍指头，哭孙陵⑧，宣誓出发的。然而五四运动时胡适之博士讲文学革命的时候，就已经要“不用古典”⑨，现在在行为上，似乎更可以不用了。 讲二十世纪战事的小说，旧一点的有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⑩，棱的《战争》⑾，新一点的有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里面都没有这样的“青年团”，所以他们都实在打了仗。 ※ ※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北斗》第二卷第一期，署名不堂。 ②西万提斯（M．deCervantes，1547～1616）通译塞万提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西班牙作家。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共两部，第一部发表于一六○五年；第二部发表于一六一五年。③武当山在湖北均县北，我国著名的道教胜地。旧小说中常把它描写成剑侠修炼的地方。 ④“青年援马团”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日军在很短时间内几乎侵占了我国东北的全部领土。十一月间日军进攻龙江等地时，黑龙江省代理主席马占山进行过抵抗，曾得到各阶层爱国人民的支持。当时上海的一些青年组织了一个“青年援马团”，要求参加东北的抗日军队，对日作战，但由于缺少坚决的斗争精神和切实的办法，特别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破坏，这个团体不久就涣散了。 ⑤国联“国际联盟”的简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一九二○年成立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它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实际上是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控制并为其侵略政策服务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无形瓦解，一九四六年四月正式宣告解散。九一八事变后，它袒护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九月二十二日，蒋介石在南京市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宣称：“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 ⑥“舆榇”在车子上载着空棺材，表示敢死的决心。“截指”，把手指砍下，也是表示坚决的意思。据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申报》报导，“青年援马团”曾抬棺游行，并有人断指书写血书。 ⑦“哭秦庭”春秋时楚国臣子申包胥的故事，见《史记·伍子胥列传》：当伍子胥率领昊国军队攻破楚国都城的时候，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于秦。秦不许，包胥立于秦庭，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其声。秦哀公怜之，……乃遣车五百乘救楚击吴”。 ⑧孙陵孙中山陵墓，位于南京紫金山。 ⑨“不用古典”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期（一九一七年一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文学改良八事，其中第六事为“不用典”。 ⑩雷马克（E．M．Remarque，1898～1970）德国小说家。《西线无战事》是他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一九二九年出版。 ⑾棱通译雷恩（L．Renn），德国小说家。《战争》是他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一九二二年出版。 #p#副标题#e#
388 0 0
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②，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③的大道，再问问看，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见于《红楼梦》上的所谓“病笃乱投医”了。 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④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 “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那时似乎并不谈什么国家大计，因为这“皇上”后来不过做了几首打油白话诗，终于无聊，而且还落得一个赶出金銮殿。现在可要阔了，听说想到东三省再去做皇帝呢。⑤而在上海，又以“蒋召见胡适之丁文江⑥”闻：“南京专电：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十月十四日《申报》。）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 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⑦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也没有人问他“垂询”些什么。 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这“大局”也并无“国民党专政”和“英国式自由”的争论的麻烦，也没有“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争论⑧的麻烦，所以，博士就出来了。 “新月派”的罗隆基⑨博士曰：“根本改组政府，……容纳全国各项人才代表各种政见的政府，……政治的意见，是可以牺牲的，是应该牺牲的。”（《沈阳事件》。） 代表各种政见的人才，组成政府，又牺牲掉政治的意见，这种“政府”实在是神妙极了。但“知难行易”竟“垂询”于“知难，行亦不易”，倒也是一个先兆。 ※ ※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十字街头》第一期，署名佩韦。 ②“偃武修文”语见《尚书·武成》。 ③“治国平天下”语出《礼记·大学》：“国治而后天下平。” ④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清帝溥仪（宣统）于二月二十日被迫宣告退位；但按当时订立的优待皇室条件，仍留居故宫。关于胡适见溥仪的事，见《努力周报》第十二期（一九二二年七月）所载胡适的《宣统与胡适》一文。其中说：“阳历五月十七日清室宣统皇帝打电话来邀我进宫去谈谈。当时约定了五月三十日（阴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三十日上午，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中接我。我们从神武门进宫，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做旧诗，近来也试作新诗。” ⑤溥仪于一九二四年冯玉祥的国民军进驻北京后，即被赶出清宫，搬进天津日本租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他作傀儡，于十一月间把他从天津送往东北；一九三二年三月伪“满洲国”成立时，他充当“执政”，一九三四年三月改称“康德皇帝”。 ⑥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政学系政客。一九二一年与胡适同办《努力周报》，提倡“好人政府”。一九二六年受孙传芳任命为淞沪商埠总办，后又投靠蒋介石。 ⑦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安徽合肥人。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等职。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他因安徽大学学潮被蒋介石召见时，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被蒋以“治学不严”为借口，当场拘押，同年十二月获释。 ⑧“知难行易”是孙中山提倡的一种学说，见于他一九一八年所写的《孙文学说》之中。这一学说认为“行先知后”，“不知亦能行”，批判了当时革命党人中的畏难退缩思想；但也夸大了所谓“先知先觉”者的个人作用。后来蒋介石等人利用这一学说，作为他们反革命反人民的哲学论据。《新月》第二卷第四号（一九二九年六月）转载了胡适所作的题为《知难，行亦不易》一文，批评“知难行易”学说，提出所谓“专家政治”的主张，要蒋介石政府“充分请教专家”，声言“此说（按指‘知难行易’）不修正，专家政治决不会实现”。当时胡适一派人的目的是要参加蒋介石政府。 ⑨罗隆基（1897～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新月派重要成员。曾留学美国。他写的《沈阳事件》，是评论九一八事变的小册子，一九三一年九月良友图书公司出版。 #p#副标题#e#
314 0 0
张资平氏据说是“最进步”的“无产阶级作家”，你们还在“萌芽”，还在“拓荒”，他却已在收获了。②这就是进步，拔步飞跑，望尘莫及。然而你如果追踪而往呢，就看见他跑进“乐群书店”③中。 张资平氏先前是三角恋爱小说作家，并且看见女的性欲，比男人还要熬不住，她来找男人，贱人呀贱人，该吃苦。这自然不是无产阶级小说。但作者一转方向，则一人得道，鸡犬飞升，④何况神仙的遗蜕呢，《张资平全集》还应该看的。这是收获呀，你明白了没有？ 还有收获哩。《申报》报告，今年的大夏学生，敬请“为青年所崇拜的张资平先生”去教“小说学”了。中国老例，英文先生是一定会教外国史的，国文先生是一定会教伦理学的，何况小说先生，当然满肚子小说学。要不然，他做得出来吗？我们能保得定荷马⑤没有“史诗作法”，沙士比亚⑥没有“戏剧学概论”吗？ 呜呼，听讲的门徒是有福了，从此会知道如何三角，如何恋爱，你想女人吗，不料女人的性欲冲动比你还要强，自己跑来了。朋友，等着罢。但最可怜的是不在上海，只好遥遥“崇拜”，难以身列门墙⑦的青年，竟不能恭听这伟大的“小说学”。现在我将《张资平全集》和“小说学”的精华，提炼在下面，遥献这些崇拜家，算是“望梅止渴”云。那就是—— 二月二十二日。 ※ ※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四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署名黄棘。 ②张资平（1893～1959）广东梅县人，创造社早期成员，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他写过大量三角恋爱小说，在革命文学论争中，自称“转换方向”。他在自己主编的《乐群》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的《编后》中，攻击《拓荒者》、《萌芽月刊》等刊物，其中说：“有人还自谦‘拓荒’‘萌芽’，或许觉得那样的探求嫌过早，但你们不要因为自己脚小便叫别人在路上停下来等你，我们要勉力跑快一点了，不要‘收获’回到‘拓荒’，回到‘萌芽’，甚而至于回到‘下种’呀！不要自己跟不上，便厌人家太早太快，望着人家走去。” ③乐群书店张资平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开设的一个书店，一九二九年曾出版过《资平小说集》，并在《乐群》月刊上登过将为张资平“搜印全集以飨读者”的广告。 ④一人得道，鸡犬飞升东晋葛洪《神仙传》卷四记载：汉代淮南王刘安吃了仙药成仙，“临去时，余药器置在中庭，鸡犬舐啄之，尽得升天。”这里是用以讽刺张资平曾一度宣称自己“转向”革命的投机行为。他在《乐群》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二八年十月）的《编后并答辩》中曾说：“论我的作品，截至一九二六年冬止写《最后的幸福》后，就没有再写那一类的作品了。无论从前发表过如何的浪漫的作品，只要今后能够转换方向前进。” ⑤荷马（Homeros）相传为公元前九世纪古希腊的行吟盲诗人，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的作者。 ⑥沙士比亚（W．Shakespeare，1564～1616）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家、诗人。著有剧本《仲夏夜之梦》、《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等三十七种。 ⑦门墙语出《论语·子张》：“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后来常以“门墙”指教师讲学的地方。 #p#副标题#e#15年香港注册公司www.2012hkcompany.com
328 0 0
这“顺”的翻译出现的时候，是很久远了；而且是大文学家和大翻译理论家，谁都不屑注意的。但因为偶然在我所搜集的“顺译模范文大成”稿本里，翻到了这一条，所以就再来一下子。 却说这一条，是出在中华民国十九年八月三日的《时报》②里的，在头号字的《针穿两手……》这一个题目之下，做着这样的文章： “被共党捉去以钱赎出由长沙逃出之中国商人，与从者二名，于昨日避难到汉，彼等主仆，均鲜血淋漓，语其友人曰，长沙有为共党作侦探者，故多数之资产阶级，于廿九日晨被捕，予等系于廿八夜捕去者，即以针穿手，以秤秤之，言时出其两手，解布以示其所穿之穴，尚鲜血淋漓。……（汉口二日电通电）” 这自然是“顺”的，虽然略一留心，即容或会有多少可疑之点。譬如罢，其一，主人是资产阶级，当然要“鲜血淋漓”的了，二仆大概总是穷人，为什么也要一同“鲜血淋漓”的呢？其二，“以针穿手，以秤秤之”干什么，莫非要照斤两来定罪名么？但是，虽然如此，文章也还是“顺”的，因为在社会上，本来说得共党的行为是古里古怪；况且只要看过《玉历钞传》，就都知道十殿阎王的某一殿里，有用天秤来秤犯人的办法，③所以“以秤秤之”，也还是毫不足奇。只有秤的时候，不用称钩而用“针”，却似乎有些特别罢了。幸而，我在同日的一种日本文报纸《上海日报》④上，也偶然见到了电通社⑤的同一的电报，这才明白《时报》是因为译者不拘拘于“硬译”，而又要“顺”，所以有些不“信”了。 倘若译得“信而不顺”一点，大略是应该这样的：“……彼等主仆，将为恐怖和鲜血所渲染之经验谈，语该地之中国人曰，共产军中，有熟悉长沙之情形者，……予等系于廿八日之半夜被捕，拉去之时，则在腕上刺孔，穿以铁丝，数人或数十人为一串。言时即以包着沁血之布片之手示之……” 这才分明知道，“鲜血淋漓”的并非“彼等主仆”，乃是他们的“经验谈”，两位仆人，手上实在并没有一个洞。穿手的东西，日本文虽然写作“针金”，但译起来须是“铁丝”，不是“针”，针是做衣服的。至于“以秤秤之”，却连影子也没有。 我们的“友邦”好友，顶喜欢宣传中国的古怪事情，尤其是“共党”的；四年以前，将“裸体游行”⑥说得像煞有介事，于是中国人也跟着叫了好几个月。其实是，警察用铁丝穿了殖民地的革命党的手，一串一串的牵去，是所谓“文明”国民的行为，中国人还没有知道这方法，铁丝也不是农业社会的产品。从唐到宋，因为迷信，对于“妖人”虽然曾有用铁索穿了锁骨，以防变化的法子，但久已不用，知道的人也几乎没有了。文明国人将自己们所用的文明方法，硬栽到中国来，不料中国人却还没有这样文明，连上海的翻译家也不懂，偏不用铁丝来穿，就只照阎罗殿上的办法，“秤”了一下完事。 造谣的和帮助造谣的，一下子都显出本相来了。 ※ ※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北斗》第二卷第一期，署名长庚。 ②《时报》获葆贤创办的报纸，一九○四年四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九年九月停刊。 ③《玉历钞传》全称《玉历至宝钞传》，题称宋代“淡痴道人梦中得授，弟子勿迷道人钞录传世”，是一部宣扬因果报应迷信思想的书，共八章。其中第二章《〈玉历〉之图像》中有用天秤称犯人的图像。 ④《上海日报》日本人办的日文报纸，一九○四年七月在上海创刊，原名《上海新报》，周刊，一九○五年三月改为日报。 ⑤电通社即日本电报通讯社，一九○一年在东京创办，一九三六年与新闻联合通讯社合并为同盟社。电通社于一九二○年在中国上海设立分社。 ⑥“裸体游行”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顺天时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北京办的报纸）登载一则题为《打破羞耻——武汉街市妇人之裸体游行》的新闻，造谣诬蔑当时尚维持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当时中国一些反动报纸曾加以转载。 #p#副标题#e#
323 0 0
——寄开明书店中学生杂志社编辑先生： 这一封信，不知道能否给附载在《中学生》②上？事情是这样的—— 《中学生》新年号内，郑振铎③先生的大作《宋人话本》中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④，有如下的一段话：“此话本的时代不可知，但王国维氏据书末：‘中瓦子张家印’数字，而断定其为宋椠，⑤语颇可信。故此话本，当然亦必为宋代的产物。但也有人加以怀疑的。不过我们如果一读元代吴昌龄的《西游记》杂剧⑥，便知这部原始的取经故事其产生必定是远在于吴氏《西游记》杂剧之前的。换一句话说，必定是在元代之前的宋代的。而‘中瓦子’的数字恰好证实其为南宋临安城中所出产的东西，而没有什么疑义。” 我先前作《中国小说史略》时，曾疑此书为元椠，甚招收藏者德富苏峰先生的不满，著论辟谬，我也略加答辨，后来收在杂感集中。⑦所以郑振铎先生大作中之所谓“人”，其实就是“鲁迅”，于唾弃之中，仍寓代为遮羞的美意，这是我万分惭而且感的。但我以为考证固不可荒唐，而亦不宜墨守，世间许多事，只消常识，便得了然。藏书家欲其所藏版本之古，史家则不然。故于旧书，不以缺笔⑧定时代，如遗老现在还有将亻羲字缺末笔者，但现在确是中华民国；也不专以地名定时代，如我生于绍兴，然而并非南宋人，⑨因为许多地名，是不随朝代而改的；也不仅据文意的华朴巧拙定时代，因为作者是文人还是市人，于作品是大有分别的。 所以倘无积极的确证，《唐三藏取经诗话》似乎还可怀疑为元椠。即如郑振铎先生所引据的同一位“王国维氏”，他别有《两浙古刊本考》⑩两卷，民国十一年序，收在遗书第二集中。其卷上“杭州府刊版”的“辛，元杂本”项下，有这样的两种在内—— 《京本通俗小说》⑾《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卷是不但定《取经诗话》为元椠，且并以《通俗小说》为元本了。《两浙古本考》虽然并非僻书，但中学生诸君也并非专治文学史者，恐怕未必有暇涉猎。所以录寄贵刊，希为刊载，一以略助多闻，二以见单文孤证，是难以“必定”一种史实而常有“什么疑义”的。 专此布达，并请 撰安。 鲁迅启上。一月十九日夜。 ※ ※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二月上海《中学生》杂志第十二号。原题为《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 ②《中学生》以中学生为对象的综合性刊物。夏丐尊、叶圣陶等编辑，一九三○年在上海创刊，开明书店出版。 ③郑振铎（1898～1958）笔名西谛，福建长乐人，作家、文学史家，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曾主编《小说月报》，著有短篇小说集《桂公塘》、《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 ④《唐三藏取经诗话》即《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又名《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全书分三卷，共十七节。是关于唐僧取经的神魔故事的最早雏形。作者不详。 ⑤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学者。从事历史、考古和戏曲史等研究，著有《宋元戏曲史》、《人间词话》和《观堂集林》等。他在一九一五年为影印出版《唐三藏取经诗话》所写的序言中曾说：“宋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卷，……卷末有‘中瓦子张家印’款一行，中瓦子为宋临安府街名，倡优剧场之所在也。” ⑥吴昌龄大同（今属山西）人，元代戏曲家。著有杂剧《东坡梦》、《唐三藏西天取经》（现仅存曲词二折）等。按《西游记》杂剧的作者是元末杨讷，过去多误作吴昌龄。 ⑦德富苏峰（1863～1957）日本著作家。他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东京《国民新闻》上发表《鲁迅氏之〈中国小说史略〉》一文，反对鲁迅关于《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刊行年代的意见。鲁迅曾写《关于三藏取经记等》（收入《华盖集续编》）进行答辩。 ⑧缺笔从唐代开始的一种避讳方式，在书写和镌刻本朝皇帝或尊长的名字时省略最末一笔。 ⑨绍兴这里指旧时绍兴府。南宋绍兴元年（1131），升越州置府，以年号为名。 ⑩《两浙古刊本考》王国维辑录考订的宋、元两代浙江杭州府、嘉兴府刊刻的各种版本书目。 ⑾《京本通俗小说》宋人话本集。原书卷数不详，今残存第十至十六卷，共七篇。 #p#副标题#e#
358 0 0
主张“顺而不信”译法的大将赵景深先生，近来却并没有译什么大作，他大抵只在《小说月报》上，将“国外文坛消息”②来介绍给我们。这自然是很可感谢的。那些消息，是译来的呢，还是介绍者自去打听来，研究来的？我们无从捉摸。即使是译来的罢，但大抵没有说明出处，我们也无从考查。自然，在主张“顺而不信”译法的赵先生，这是都不必注意的，如果有些“不信”，倒正是贯彻了宗旨。然而，疑难之处，我却还是遇到的。 在二月号的《小说月报》里，赵先生将“新群众作家近讯”告诉我们，其一道：“格罗泼已将马戏的图画故事《A layOop》③脱稿。”这是极“顺”的，但待到看见了这本图画，却不尽是马戏。借得英文字典来，将书名下面注着的两行英文“Life andLove Among the Acrobats Told Entirely in Pictures”④查了一通，才知道原来并不是“马戏”的故事，而是“做马戏的戏子们”的故事。这么一说，自然，有些“不顺”了。但内容既然是这样的，另外也没有法子想。必须是“马戏子”，这才会有“Love”。⑤《小说月报》到了十一月号，赵先生又告诉了我们“塞意斯完成四部曲⑥”，而且“连最后的一册《半人半牛怪》（DerZentaur）也已于今年出版”了。这一下“Der”，就令人眼睛发白，因为这是茄门话⑦，就是想查字典，除了同济学校⑧也几乎无处可借，那里还敢发生什么贰心。然而那下面的一个名词，却不写尚可，一写倒成了疑难杂症。这字大约是源于希腊的，英文字典上也就有，我们还常常看见用它做画材的图画，上半身是人，下半身却是马，不是牛。牛马同是哺乳动物，为了要“顺”，固然混用一回也不关紧要，但究竟马是奇蹄类，牛是偶蹄类，有些不同，还是分别了好，不必“出到最后的一册”的时候，偏来“牛”一下子的。 “牛”了一下之后，使我联想起赵先生的有名的“牛奶路”⑨来了。这很像是直译或“硬译”，其实却不然，也是无缘无故的“牛”了进去的。这故事无须查字典，在图画上也能看见。却说希腊神话里的大神宙斯是一位很有些喜欢女人的神，他有一回到人间去，和某女士生了一个男孩子。物必有偶，宙斯太太却偏又是一个很有些嫉妒心的女神。她一知道，拍桌打凳的（？）大怒了一通之后，便将那孩子取到天上，要看机会将他害死。然而孩子是天真的，他满不知道，有一回，碰着了宙太太的乳头，便一吸，太太大吃一惊，将他一推，跌落到人间，不但没有被害，后来还成了英雄。但宙太太的乳汁，却因此一吸，喷了出来，飞散天空，成为银河，也就是“牛奶路”，——不，其实是“神奶路”。但白种人是一切“奶”都叫“Milk”的，我们看惯了罐头牛奶上的文字，有时就不免于误译，是的，这也是无足怪的事。 但以对于翻译大有主张的名人，而遇马发昏，爱牛成性，有些“牛头不对马嘴”的翻译，却也可当作一点谈助。——不过当作别人的一点谈助，并且借此知道一点希腊神话而已，于赵先生的“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的格言，却还是毫无损害的。这叫作“乱译万岁！” ※ ※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北斗》第一卷第四期，署名长庚。 风马牛，语出《左传》僖公四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意思是齐楚两国相距很远，即使马牛走失，也不会跑到对方境内。后来用以比喻事物之间毫不相干。 ②“国外文坛消息”《小说月报》自一九三一年一月第二十二卷第一期起设立的专栏。赵景深是主要撰稿人。 ③格罗泼（W．Gropper，1897—1977）犹太血统的美国画家，“Alay Oop”是吆喝的声音，格罗泼以此作为画册的名字。 ④英语：“马戏演员的生活和恋爱的图画故事”。 ⑤“Love”英语：爱情。 ⑥塞意斯（F．Thiess）应译提斯，德国作家。赵景深介绍他的四部曲为：《离开了乐园》、《世界之门》、《健身》和《半人半牛怪》。按这四部书总称为“青年四部曲”，其中《健身》应译为《魔鬼》，《半人半牛怪》应译为《半人半马怪》。这些书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一年陆续出版。 ⑦茄门话即德语。茄门，German的音译，通译日耳曼。Der是德语阳性名词的冠词。 ⑧同济学校一九○七年德国人在上海设立同济德文医学校，一九一七年由中国政府接办，改为同济德文医工大学，一九二七年改为同济大学。 ⑨“牛奶路”这是赵景深在一九二二年翻译契诃夫的小说《樊凯》，（通译《万卡》）时，对英语MilkyWay（银河）的误译。 #p#副标题#e#
——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 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②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 九月二十一日。 ※ ※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文艺新闻》第二十九期。 《文艺新闻》，周刊，“左联”所领导的刊物之一。一九三一年三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二年六月停刊。九一八事变后，该刊向上海文化界一些著名人士征询对这一事变的看法，鲁迅作了这个答复。 ②“膺惩”日本军阀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把他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说成是“膺惩”。
339 0 0
——创作要怎样才会好？ 编辑先生： 来信的问题，是要请美国作家和中国上海教授们做的，他们满肚子是“小说法程”和“小说作法”。②我虽然做过二十来篇短篇小说，但一向没有“宿见”，正如我虽然会说中国话，却不会写“中国语法入门”一样。不过高情难却，所以只得将自己所经验的琐事写一点在下面—— 一，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二，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三，模特儿③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四，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Sketch④，决不将Sketch材料拉成小说。 五，看外国的短篇小说，几乎全是东欧及北欧作品，也看日本作品。 六，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七，不相信“小说作法”之类的话。 八，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国批评家的评论。 现在所能说的，如此而已。此复，即请编安！ 十二月二十七日。 ※ ※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北斗》第二卷第一期。 《北斗》，文艺月刊，“左联”的机关刊物之一，丁玲主编。一九三一年九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二年七月出至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后停刊，共出八期。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该刊以“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为题向许多作家征询意见。本文是作者所作的答复。 ②关于小说创作法方面的书，当时出版很多，如美国人哈米顿著、华林一译的《小说法程》，孙俍工编的《小说作法讲义》等。 ③模特儿英语Model的音译。原意是“模型”，这里指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原型。 ④Sketch英语：速写。
309 0 0
日本占据了东三省以后的在上海一带的表示，报章上叫作“国难声中”。在这“国难声中”，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 自信现在可以说能打仗的，是要操练久不想起的洋枪了，但也有现在也不想说去打仗的，那就照欧洲大战时候的德意志帝国的例，来“头脑动员”，以尽“国民一份子”的义务。有的去查《唐书》，说日本古名“倭奴”；②有的去翻字典，说倭是矮小之意；有的记得了文天祥，岳飞，林则徐，③——但自然，更积极的是新的文艺界。 先说一点另外的事罢，这叫作“和平声中”。在这样的声中，是“胡展堂先生”到了上海，据说还告诫青年，教他们要养“力”勿使“气”。④灵药就有了。第二天在报上便见广告道：“胡汉民先生说，对日外交，应确定一坚强之原则，并劝勉青年须养力，毋泄气，养力就是强身，泄气就是悲观，要强身、袪悲观，须先心花怒放，大笑一次。”但这样的宝贝是什么呢？是美国的一张旧影片，将探险滑稽化以博小市民一笑的《两亲家游非洲》。 至于真的“国难声中的兴奋剂”呢，那是“爱国歌舞表演”⑤，自己说，“是民族性的活跃，是歌舞界的精髓，促进同胞的努力，达到最后的胜利”的。倘有知道这立奏奇功的大明星是谁么？曰：王人美，薛玲仙，黎莉莉。 然而终于“上海文艺界大团结”了。《草野》⑥（六卷七号）上记着盛况道：“上海文艺界同人，平时很少联络，在严重时期，除各个参加其他团体的工作外，复由谢六逸⑦，朱应鹏，徐蔚南三人发起，……集会讨论。在十月六日下午三点钟，已陆续到了东亚食堂，……略进茶点，即开始讨论，颇多发挥，……最后定名为上海文艺界救国会⑧”云。 “发挥”我们还无从知道，仅据眼前的方法看起来，是先看《两亲家游非洲》以养力，又看“爱国的歌舞表演”以兴奋，更看《日本小品文选》⑨和《艺术三家言》⑩并且略进茶点而发挥。那么，中国就得救了。 不成。这恐怕不必文学青年，就是文学小囡囡，也未必会相信。没有法子，只得再加上两个另外的好消息，就是目前的爱国文艺家所主宰的《申报》所发表出来的——十月五日的《自由谈》里叶华女士云：“无办法之国民，如何有有办法之政府。国联绝望矣。……际兹一发千钧，全国国民宜各立所志，各尽所能，各抒所见，余也不才，谨以战犬问题商诸国人。……各犬中，要以德国警犬最称职，余极主张吾国可选择是犬作战……” 同月二十五日也是《自由谈》里“苏民自汉口寄”云：“日者寓书沪友王子仲良，间及余之病状，而以不能投身义勇军为憾。王子……竟以灵药一裹见寄，云为培生制药公司所出益金草，功能治肺痨咳血，可一试之。……余立行试服，则咳果止，兼旬而后，体气渐复，因念……一旦国家有事，吾必身列戎行，一展平生之壮志，灭此朝食，行有日矣。……” 那是连病夫也立刻可以当兵，警犬也将帮同爱国，在爱国文艺家的指导之下，真是大可乐观，要“灭此朝食”⑾了。只可惜不必是文学青年，就是文学小囡囡，也会觉得逐段看去，即使不称为“广告”的，也都不过是出卖旧货的新广告，要趁“国难声中”或“和平声中”将利益更多的榨到自己的手里的。 因为要这样，所以都得在这个时候，趁势在表面来泛一下，明星也有，文艺家也有，警犬也有，药也有……也因为趁势，泛起来就格外省力。但因为泛起来的是沉滓，沉滓又究竟不过是沉滓，所以因此一泛，他们的本相倒越加分明，而最后的运命，也还是仍旧沉下去。 十月二十九日。 ※ ※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上海《十字街头》第一期，署名它音。 ②《唐书》包括《旧唐书》、《新唐书》，分别为后晋刘癲等和宋代欧阳修等撰。两书的《东夷传》中都有关于“倭奴”的记载。 ③文天祥（1236～1283）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大臣，在南方坚持抗元斗争，兵败被俘，坚贞不屈，后被杀。岳飞（1103～1142），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南宋名将，因坚持抗击金兵而被投降派宋高宗、秦桧杀害。林则徐（1785～1850），福建闽侯（今属福州）人，清朝大臣，鸦片战争中，积极抵抗英帝国主义的侵略，后被清政府流放新疆。 ④胡展堂（1879～1936）名汉民，广东番禺人，国民党右派政客。他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同谋者，后来同广东军阀结成粤派势力，与蒋介石的南京中央政府相对峙。一九三一年十月，双方打着“共赴国难”的旗号，在上海举行谈判。胡汉民于十四日曾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说：“学生固宜秉为民前锋之精神努力，惟宜多注意力的准备，毋专为气的发泄。” ⑤“爱国歌舞表演”以及下文的引语，见一九三一年十月《申报·本埠增刊》连续登载的黄金大戏院的广告。 ⑥《草野》原为半月刊，后改为周刊，王铁华、汤增敭编辑，自称是“文学青年的刊物”。一九二九年九月在上海创#p#副标题#e#
319 0 0
一 蒲力汗诺夫（George Valentinovitch Plekhanov）以一八五七年，生于坦木皤夫省的一个贵族的家里。自他出世以至成年之间，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正是智识阶级所提倡的民众主义②自兴盛以至凋落的时候。他们当初的意见，以为俄国的民众，即大多数的农民，是已经领会了社会主义，在精神上，成着不自觉的社会主义者的，所以民众主义者的使命，只在“到民间去”，向他们说明那境遇，善导他们对于地主和官吏的嫌憎，则农民便将自行蹶起，实现自由的自治制，即无政府主义底社会的组织。 但农民却几乎并不倾听民众主义者的鼓动，倒是对于这些进步的贵族的子弟，怀抱着不满。皇帝亚历山大二世③的政府，则于他们临以严峻的刑罚，终使其中的一部分，将眼光从农民离开，来效法西欧先进国，为有产者所享有的一切权利而争斗了。于是从“土地与自由党”④分裂为“民意党”，从事于政治底斗争，但那手段，却非一般底社会运动，而是单独和政府相斗争，尽全力于恐怖手段——暗杀。 青年的蒲力汗诺夫，也大概在这样的社会思潮之下，开始他革命底活动的。但当分裂时，尚复固守农民社会主义的根本底见解，反对恐怖主义，反对获得政治底公民底自由，别组“均田党”⑤，惟属望于农民的叛乱。然而他已怀独见，以为智识阶级独斗政府，革命殊难于成功，农民固多社会主义底倾向，而劳动者亦殊重要。他在那《革命运动上的俄罗斯工人》中说，工人者，是偶然来到都会，现于工厂的农民。要输社会主义入农村中，这农民工人便是最适宜的媒介者。因为农民相信他们工人的话，是在智识阶级之上的。 事实也并不很远于他的豫料。一八八一年恐怖主义者竭全力所实行的亚历山大二世的暗杀，民众未尝蹶起，公民也不得自由，结果是有力的指导者或死或因，“民意党”殆濒于消灭。连不属此党而倾向工人的社会主义的蒲力汗诺夫等，也终被政府所压迫，不得不逃亡国外了。 他在这时候，遂和西欧的劳动运动相亲，遂开始研究马克斯的著作。 马克斯之名，俄国是早经知道的；《资本论》第一卷，也比别国早有译本⑥；许多“民意党”的人们，还和他个人底地相知，通信。然而他们所竭尽尊敬的马克斯的思想，在他们却仅是纯粹的“理论”，以为和俄国的现实不相合，和俄人并无关系的东西，因为在俄国没有资本主义，俄国的社会主义，将不发生于工厂而出于农村的缘故。但蒲力汗诺夫是当回忆在彼得堡的劳动运动之际，就发生了关于农村的疑惑的，由原书而精通马克斯主义文献，又增加了这疑惑。他于是搜集当时所有的统计底材料，用真正的马克斯主义底方法，来研究它，终至确信了资本主义实在君临着俄国。一八八四年，他发表叫作《我们的对立》⑦的书，就是指摘民众主义的错误，证明马克斯主义的正当的名作。他在这书里，即指示着作为大众的农民，现今已不能作社会主义的支柱。在俄国，那时都会工业正在发达，资本主义制度已在形成了。必然底地随此而起者，是资本主义之敌，就是绝灭资本主义的无产者。所以在俄国也如在西欧一样，无产者是对于政治底改造的最有意味的阶级。从那境遇上说，对于坚执而有组织的革命，已比别的阶级有更大的才能，而且作为将来的俄国革命的射击兵，也是最为适当的阶级。 自此以来，蒲力汗诺夫不但本身成了伟大的思想家，并且也作了俄国的马克斯主义者的先驱和觉醒了的劳动者的教师和指导者了。 二 但蒲力汗诺夫对于无产阶级的殊勋，最多是在所发表的理论的文字，他本身的政治底意见，却不免常有动摇的。 一八八九年，社会主义者开第一次国际会议于巴黎，蒲力汗诺夫在会上说，“俄国的革命运动，只有靠着劳动者的运动才能胜利，此外并无解决之道”的时候，是连欧洲有名的许多社会主义者们，也完全反对这话的；但不久，他的业绩显现出来了。文字方面，则有《历史上的一元底观察的发展》⑧（或简称《史底一元论》），出版于一八九五年，从哲学底领域方面，和民众主义者战斗，以拥护唯物论，而马克斯主义的全时代，也就受教于此，借此理解战斗底唯物论的根基。后来的学者，自然也尝加以指摘的批评，但什维诺夫却说，“倒不如将这大可注目的书籍，向新时代的人们来说明，来讲解，实为更好的工作”云。次年，在事实方面，则因他的弟子们和民众主义者斗争的结果，终使纺纱厂的劳动者三万人的大同盟罢工，勃发于彼得堡，给俄国的历史划了新时期，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底价值，始为大家所认识，那时开在伦敦的社会主义者的第四次国际会议，也对此大加惊叹，欢迎了。 然而蒲力汗诺夫究竟是理论家。十九世纪末，列宁才开始活动，也比他年青，而两个人之间，就自然而然地行了未尝商量的分业。他所擅长的是理论方面，对于敌人，便担当了哲学底论战。列宁却从最先的著作以来，即专心于社会政治底问题，党和劳动阶级的组织的。他们这时的以辅车相依⑨的形态，所编辑发行的报章，是Iskra（《火花》）(10)，撰者们中，虽然颇有不纯的分子，但在当时，却尽了重大的职务，使劳动者和革命者的或#p#副标题#e#
308 0 0
这是译者从十年来所译的将近百篇的文字中，选出不很专门，大家可看之作，集在一处，希望流传较广的本子。一，以见最近的进化学说的情形，二，以见中国人将来的运命。 进化学说之于中国，输入是颇早的，远在严复②的译述赫胥黎③《天演论》。但终于也不过留下一个空泛的名词，欧洲大战时代，又大为论客所误解，到了现在，连名目也奄奄一息了。其间学说几经迁流，兑佛黎斯④的突变说兴而又衰，兰麻克⑤的环境说废而复振，我们生息于自然中，而于此等自然大法的研究，大抵未尝加意。此书首尾的各两篇，即由新兰麻克主义⑥立论，可以窥见大概，略弥缺憾的。 但最要紧的是末两篇⑦。沙漠之逐渐南徙，营养之已难支持，都是中国人极重要，极切身的问题，倘不解决，所得的将是一个灭亡的结局。可以解中国古史难以探索的原因，可以破中国人最能耐苦的谬说，还不过是副次的收获罢了。林木伐尽，水泽湮枯，将来的一滴水，将和血液等价，倘这事能为现在和将来的青年所记忆，那么，这书所得的酬报，也就非常之大了。 然而自然科学的范围，所说就到这里为止，那给与的解答，也只是治水和造林。这是一看好像极简单，容易的事，其实却并不如此的。我可以引史沫得列⑧女士在《中国乡村生活断片》中的两段话作证—— “她（使女）说，明天她要到南苑⑨去运动狱吏释放 她的亲属。这人，同六十个别的乡人，男女都有，在三月 以前被捕和收监，因为当别的生活资料都没有了以后，他 们曾经砍过树枝或剥过树皮。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捣乱， 只因为他们可以卖掉木头来买粮食。 “……南苑的人民，没有收成，没有粮食，没有工做， 就让有这两亩田又有什么用处？……一遇到些少的扰乱， 就把整千的人投到灾民的队伍里去。……南苑在那时（军 阀混战时）除了树木之外什么都没有了，当乡民一对着树 木动手的时候，警察就把他们捉住并且监禁起来。”（《 萌芽月刊》五期一七七页。） 所以这样的树木保护法，结果是增加剥树皮，掘草根的人民，反而促进沙漠的出现。但这书以自然科学为范围，所以没有顾及了。接着这自然科学所论的事实之后，更进一步地来加以解决的，则有社会科学在。 一九三○年五月五日。 ※ ※ ※ ①《进化和退化》周建人辑译，收关于生物科学的文章八篇，一九三○年七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本篇最初即印入该书。 ②严复（1853～1921）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闽侯（今属福州）人，清末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一八九五年他译述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的前两篇，于一八九八年以《天演论》为题出版。 后来还译有英国亚当·斯密的《原富》、法国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书，对当时中国思想界起过较大的影响。 ③赫胥黎（T．H．Huxley，1825～1895）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学说的积极支持者和宣传者。主要著作有《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动物学分类导论》和《进化论与伦理学》等。 ④兑佛黎斯（H．De Vries，1848～1935）通译德佛里斯，荷兰植物学家、遗传学家。他根据月见草的遗传试验结果，于一九○一年发表突变学说，认为生物的进化起因于突变。 ⑤兰麻克（J．B．Lamarck，1744～1829）通译拉马克，法国生物学家，生物进化论的先驱者。一八○九年他在《动物学哲学》一书中提出“直接顺应说”（即“环境说”），认为生物进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受环境的直接影响，器官用进废退，而后天获得的性状又可以遗传。它有力地反对了宗教的“神造论”和“物种不变论”，在科学上为达尔文学说的创立准备了条件。 ⑥新兰麻克主义通译新拉马克主义，十九世纪末兴起的进化学说之一，由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斯宾塞（1820～1903）等人提出。它认为变异是定向的，生物通过获得性状的遗传而进化，否认自然选择在生物进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⑦末两篇指匈牙利英吉兰兑尔（A．L．Englaender）作《沙漠的起源，长大，及其侵入华北》；美国亚道尔夫（W．H．Adolph）作《中国营养和代谢作用的情形》。 ⑧史沫得列（A．Smedley，1890～1950）通译史沫特莱，美国革命女作家、记者。当时她是德国《佛兰克福日报》驻华记者，美国《新群众》杂志的特约撰稿人，旅居上海，和鲁迅有较密切的交往。著有自传体长篇小说《大地的女儿》和介绍朱德革命经历的报告文学《伟大的道路》等。 ⑨南苑北京南郊的地名。元代以后，曾为历代封建帝王的游猎场所。 #p#副标题#e#
336 0 0
曩尝欲著《越中专录》〔2〕，颇锐意蒐集乡邦专甓及拓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以十余年之勤，所得仅古专二十余及打本少许而已。迁徙以后，忽遭寇劫〔3〕，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4〕出，余悉委盗窟中。日月除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余，以为永念哉！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5〕手记。 ※ ※ ※ 〔1〕本篇写于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原无标题、标点。 《俟堂专文杂集》，题记鲁迅所藏古砖拓本的辑集，收汉魏六朝一七○件，隋二件，唐一件。鲁迅生前编定，但未印行。俟堂，鲁迅早年的别号。 〔2〕《越中专录》鲁迅拟编的绍兴地区古砖拓本集。按《俟堂专文杂集》所收不以越中为限。 〔3〕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当指周作人侵占鲁迅书物一事。《鲁迅日记》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由八道湾“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然终取书、器而出。”启孟，即周作人。 〔4〕大同十一年者一枚指南朝梁武帝大同十一年（545）的古砖或其拓本。（《鲁迅日记》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四日：“拓大同专二分。”） 〔5〕宴之敖者鲁迅笔名。据许广平《欣慰的纪念》：“先生说： ‘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欪……）；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按周作人之妻为日本人。
322 0 0
自从去年春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有了反对校长杨荫榆事件以来，于是而有该校长在太平湖饭店〔2〕请客之后，任意将学生自治会员六人除名的事；有引警察及打手蜂拥入校的事； 迨教育总长章士钊复出〔3〕，遂有非法解散学校的事；有司长刘百昭雇用流氓女丐殴曳学生出校，禁之补习所空屋中的事；有手忙脚乱，急挂女子大学招牌以掩天下耳目的事；有胡敦复〔4〕之趁火打劫，攫取女大校长饭碗，助章士钊欺罔世人的事。女师大的许多教职员，——我敢特地声明：并不是全体！—— 本极以章杨的措置为非，复痛学生之无辜受戮，无端失学，而校务维持会〔5〕之组织，遂愈加严固。我先是该校的一个讲师，于黑暗残虐情形，多曾目睹；后是该会的一个委员，待到女师大在宗帽胡同自赁校舍，而章士钊尚且百端迫压的苦痛，也大抵亲历的。当章氏势焰熏天时，我也曾环顾这首善之区，寻求所谓“公理”“道义”之类而不得；而现在突起之所谓“教育界名流”者，那时则鸦雀无声；甚且捧献肉麻透顶的呈文〔6〕，以歌颂功德。但这一点，我自然也判不定是因为畏章氏有嗾使兵警痛打之威呢，还是贪图分润金款之利〔7〕，抑或真以他为“公理”或“道义”等类的具象的化身？但是，从章氏逃走，女师大复校以后，所谓“公理”等件，我却忽而间接地从女子大学在撷英馆宴请“北京教育界名流及女大学生家长”的席上找到了。 据十二月十六日的《北京晚报》说，则有些“名流”即于十四日晚六时在那个撷英番菜馆开会。请吃饭的，去吃饭的，在中国一天不知道有多多少少，本不与我相干，虽然也令我记起杨荫榆也爱在太平湖饭店请人吃饭的旧事。但使我留心的是，从这饭局里产生了“教育界公理维持会”〔8〕，从这会又变出“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从这会又发出“致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函”，声势浩大，据说是“而于该校附和暴徒，自堕人格之教职员，即不能投畀豺虎，亦宜屏诸席外，勿与为伍”云。他们之所谓“暴徒”，盖即刘百昭之所谓“土匪”〔9〕，官僚名流，口吻如一，从局外人看来，不过煞是可笑而已。而我是女师大维持会员之一，又是女师大教员，人格所关，当然有抗议的权利。岂但抗议？“投虎”“割席”，“名流”的熏灼之状，竟至于斯，则虽报以恶声，亦不为过。但也无须如此，只要看一看这些“名流”究竟是什么东西，就尽够了。报上和函上有名单： 除了万里鸣是太平湖饭店掌柜，以及董子鹤辈为我所不知道的不计外，陶昌善是农大教务长，教长兼农大校长章士钊的替身；石志泉是法大教务长；查良钊是师大教务长；李顺卿，王桐龄是师大教授；萧友梅是前女师大而今女大教员； 蹇华芬是前女师大而今女大学生；马寅初是北大讲师，又是中国银行的什么，也许是“总司库”，这些名目我记不清楚了； 燕树棠，白鹏飞，陈源即做《闲话》的西滢，丁燮林即做过《一只马蜂》的西林，周鲠生即周览，皮宗石，高一涵，李仲揆即李四光曾有一篇杨荫榆要用汽车迎他“观剧”的作品登在《现代评论》上的，都是北大教授，又大抵原住在东吉祥胡同，又大抵是先前反对北大对章士钊独立的人物，所以当章士钊炙手可热之际，《大同晚报》曾称他们为“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10〕，虽然他们那时并没有开什么“公理”会。但他们的住址，今年新印的《北大职员录》上可很有些函胡了，我所依据的是民国十一年的本子。 日本人学了中国人口气的《顺天时报》，即大表同情于女子大学，据说多人的意见，以为女师大教员多系北大兼任，有附属于北大之嫌。亏它征得这么多人的意见。然而从上列的名单看来，那观察是错的。女师大向来少有专任教员，正是杨荫榆的狡计，这样，则校长即可以独揽大权；当我们说话时，高仁山即以讲师不宜与闻校事来箝制我辈之口。况且女师大也决不因为中有北大教员，即精神上附属于北大，便是北大教授，正不乏有当学生反对杨荫榆的时候，即协力来歼灭她们的人。即如八月七日的《大同晚报》，就有“某当局…… 谓北大教授中，如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亦主张解散”等语。 《顺天时报》的记者倘竟不知，可谓昏瞀，倘使知道而故意淆乱黑白，那就有挑拨对于北大怀着恶感的人物，将那恶感蔓延于女师大之嫌，居心可谓卑劣。但我们国内战争，尚且常有日本浪人〔11〕从中作祟，使良民愈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更何况一校女生和几个教员之被诬蔑。我们也只得自责国人之不争气，竟任这样的报纸跳梁！ 北大教授王世杰在撷英馆席上演说，即云“本人决不主张北大少数人与女师大合作”，就可以证明我前言的不诬。至又谓“照北大校章教职员不得兼他机关主要任务然而现今北大教授在女师大兼充主任者已有五人实属违法应加以否认云云”，则颇有语病。北大教授兼国立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不也是正在坐中“维持公理”，而且演说的么？使之何以为情？李教授兼副馆长的演说辞，报上却不载；但我想，大概是不赞成这个办法的。 北大教授燕树棠谓女大学生极可佩服，而对于“形同土匪破坏女大的人应以道德上之否认加之”，则竟连所谓女大教务长萧纯锦的自辩#p#副标题#e#
316 0 0
“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将对他讲怎样的话，作努力的方针？” 编辑先生： 请先生也许我回问你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么？假如先生说“不”，那么我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不作声的。假如先生意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 ※ ※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中学生》新年号。《中学生》，以中学生为对象的综合性刊物。参看本卷第277页注②。 15年香港注册公司www.2012hkcompany.com
310 0 0
今年是“国货年”，除“美麦”〔２〕外，有些洋气的都要被打倒了。四川虽然正在奉令剪掉路人的长衫，上海的一位慷慨家却因为讨厌洋服而记得了袍子和马褂。翻译也倒了运，得到一个笼统的头衔是“硬译”和“乱译”。但据我所见，这些“批评家”中，一面要求着“好的翻译”者，却一个也没有的。 创作对于自己人，的确要比翻译切身，易解，然而一不小心，也容易发生“硬作”，“乱作”的毛病，而这毛病，却比翻译要坏得多。我们的文化落后，无可讳言，创作力当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较的薄弱，是势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所以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决不可压抑了一面，使创作成为一时的骄子，反因容纵而脆弱起来。我还记得先前有一个排货的年头，国货家贩了外国的牙粉，摇松了两瓶，装作三瓶，贴上商标，算是国货，而购买者却多损失了三分之一；还有一种痱子药水，模样和洋货完全相同，价钱却便宜一半，然而它有一个大缺点，是搽了之后，毫无功效，于是购买者便完全损失了。 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进和鼓励着创作。但几年以前，就有了攻击“硬译”的“批评家”，搔不他旧疮疤上的末屑，少得像膏药上的麝香一样，因为少，就自以为是奇珍。而这风气竟传布开来了，许多新起的论者，今年都在开始轻薄着贩来的洋货。比起武人的大买飞机，市民的拚命捐款来，所谓“文人”也者，真是多么昏庸的人物呵。 我要求中国有许多好的翻译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译”。理由还在中国有许多读者层，有着并不全是骗人的东西，也许总有人会多少吸收一点，比一张空盘较为有益。而且我自己是向来感谢着翻译的，例如关于萧的毁誉和现在正在提起的题材的积极性的问题〔３〕，在洋货里，是早有了明确的解答的。关于前者，德国的尉特甫格（ＫａｒｌＷｉｔｔｖｏｇｅｌ）〔４〕在《萧伯纳是丑角》里说过——“至于说到萧氏是否有意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这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十八世纪的法国大哲学家们，也并不希望法国的大革命。虽然如此，然而他们都是引导着必至的社会变更的那种精神崩溃的重要势力。”（刘大杰译，《萧伯纳在上海》所载。） 关于后者，则恩格勒在给明那·考茨基（ＭｉｎｎａＫａｕｔｓｋｙ，就是现存的考茨基的母亲）〔５〕的信里，已有极明确的指示，对于现在的中国，也是很有意义的——“还有，在今日似的条件之下，小说是大抵对于布尔乔亚层的读者的，所以，由我看来，只要正直地叙述出现实的相互关系，毁坏了罩在那上面的作伪的幻影，使布尔乔亚世界的乐观主义动摇，使对于现存秩序的永远的支配起疑，则社会主义的倾向的文学，也就十足地尽了它的使命了——即使作者在这时并未提出什么特定的解决，或者有时连作者站在那一边也不很明白。”〔６〕（日本上田进原译，《思想》百三十四号所载。） 八月二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现代》第三卷第五期。 〔２〕“美麦”一九三三年五月，国民党政府为了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和美国复兴金融公司，在华盛顿签订了“棉麦借款”合同，规定借款五千万美元，其中五分之一购买美麦，五分之四购买美棉。 〔３〕关于题材的积极性问题，当时曾有过讨论，一九三三年八月《文学》第一卷第二号“社谈”栏《文坛往何处去》一文就曾谈到：“其次是‘题材积极性’的问题。现在很有些人以为描写小资产阶级生活的题材便没有‘积极性’，必须写工农大众的生活，这才是题材有积极性；又以为仅仅描写大众的生活痛苦或是仅仅描写了他们怎样被剥削被压迫，也就不能说有积极性，必须写他们斗争才好，而且须写斗争得胜。究竟所谓‘题材的积极性’是否应当这样去理解呢，抑或别有理论？这也是当前问题的一个，亟待发展讨论，俾创作者可资参考。”〔４〕尉特甫格（１８９６—？）德国作家，一九三三年迁居美国。他是中国问题研究者，著有《觉醒的中国》、《中国经济研究》以及与人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史》等。 〔５〕恩格勒即恩格斯。明那·考茨基（１８３７—１９１２），通译敏娜·考茨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女作家，著有小说《格里兰霍夫的斯蒂凡》等。 〔６〕这里所引恩格斯的话，现译为：“此外，在当前条件下，小说主要是面向资产阶级圈子里的读者，即不直接属于我们的人的那个圈子里的读者，因此，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末，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第三八五页，一九七四年十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p#副标题#e#
333 0 0
听说《新月》月刊团体②里的人们在说，现在销路好起来了。这大概是真的，以我似的交际极少的人，也在两个年青朋友的手里见过第二卷第六七号的合本。顺便一翻，是争“言论自由”的文字③和小说居多。近尾巴处，则有梁实秋先生的一篇《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以为“近于死译”。④而“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就引了我的三段译文，以及在《文艺与批评》⑤的后记里所说：“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这些话，细心地在字旁加上圆圈，还在“硬译”两字旁边加上套圈，于是“严正”地下了“批评”道：“我们‘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是无所得。‘硬译’和‘死译’有什么分别呢？” 新月社的声明⑦中，虽说并无什么组织，在论文里，也似乎痛恶无产阶级式的“组织”，“集团”这些话，但其实是有组织的，至少，关于政治的论文，这一本里都互相“照应”；关于文艺，则这一篇是登在上面的同一批评家所作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的余波。在那一篇里有一段说：“……但是不幸得很，没有一本这类的书能被我看懂。……最使我感得困难的是文字，……简直读起来比天书还难。……现在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用中国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写一篇文章告诉我们无产文学的理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字旁也有圆圈，怕排印麻烦，恕不照画了。总之，梁先生自认是一切中国人的代表，这些书既为自己所不懂，也就是为一切中国人所不懂，应该在中国断绝其生命，于是出示曰“此风断不可长”云。 别的“天书”译著者的意见我不能代表，从我个人来看，则事情是不会这样简单的。第一，梁先生自以为“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究竟硬了没有，是否能够，还是一个问题。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第二，梁先生虽自来代表一切中国人了，但究竟是否全国中的最优秀者，也是一个问题。这问题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里，便可以解释。Proletary⑧这字不必译音，大可译义，是有理可说的。但这位批评家却道：“其实翻翻字典，这个字的涵义并不见得体面，据《韦白斯特大字典》⑨，Proletary的意思就是：A citizen of the lowest class whoserved the state not with property，but only by having children。……普罗列塔利亚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至少在罗马时代是如此）”其实正无须来争这“体面”，大约略有常识者，总不至于以现在为罗马时代，将现在的无产者都看作罗马人的。这正如将Chemie译作“舍密学”⑩，读者必不和埃及的“炼金术”混同，对于“梁”先生所作的文章，也决不会去考查语源，误解为“独木小桥”竟会动笔一样。连“翻翻字典”（《韦白斯特大字典》！）也还是“无所得”，一切中国人未必全是如此的罢。 二 但于我最觉得有兴味的，是上节所引的梁先生的文字里，有两处都用着一个“我们”，颇有些“多数”和“集团”气味了。自然，作者虽然单独执笔，气类则决不只一人，用“我们”来说话，是不错的，也令人看起来较有力量，又不至于一人双肩负责。然而，当“思想不能统一”时，“言论应该自由”时，正如梁先生的批评资本制度一般，也有一种“弊病”。就是，既有“我们”便有我们以外的“他们”，于是新月社的“我们”虽以为我的“死译之风断不可长”了，却另有读了并不“无所得”的读者存在，而我的“硬译”，就还在“他们”之间生存，和“死译”还有一些区别。 我也就是新月社的“他们”之一，因为我的译作和梁先生所需的条件，是全都不一样的。 那一篇《论硬译》的开头论误译胜于死译说：“一部书断断不会完全曲译……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末两句大可以加上夹圈，但我却从来不干这样的勾当。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读了会“落个爽快”的东西，自有新月社的人们的译著在：徐志摩先生的诗，沈从文，凌叔华⑾先生的小说，陈西滢（即陈源）先生的闲话⑿，梁实秋先生的批评，潘光旦先生的优生学⒀，还有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义⒁。 所以，梁先生后文说：“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这些话，在我也就觉得是废话，虽说犹如不说了。是的，由我说来，要看“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样，要伸着手指来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的。看地图虽然没有看《杨妃出浴图》或《岁寒三友图》那么“爽快”，甚而至于还须伸着手指（其实这恐怕梁先生自己如此罢了，看惯地图的人，是只用眼睛就可以的），但地图并不是死图；所以“硬译”即使有同一之劳，照例子也就和“死译”有了些“什么区别”。识得ABCD者自以为新学家，仍旧和化学方程式无关，会打算盘的自以为数学家，看起笔算的演草来还是无所得。现在的世#p#副标题#e#15年香港注册公司www.2012hkcompany.com
一 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从帝国主义的眼睛看来，惟有他们是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一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国的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上海当然也不会不在这例子里。巡警不进帮，小贩虽自有小资本，但倘不另寻一个流氓来做债主，付以重利，就很难立足。到去年，在文艺界上，竟也出现了“拜老头”的“文学家”。 但这不过是一个最露骨的事实。其实是，即使并非帮友，他们所谓“文艺家”的许多人，是一向在尽“宠犬”的职分的，虽然所标的口号，种种不同，艺术至上主义呀，国粹主义呀，民族主义呀，为人类的艺术呀，但这仅如巡警手里拿着前膛枪或后膛枪，来福枪，毛瑟枪的不同，那终极的目的却只一个：就是打死反帝国主义即反政府，亦即“反革命”，或仅有些不平的人民。 那些宠犬派文学之中，锣鼓敲得最起劲的，是所谓“民族主义文学”②。但比起侦探，巡捕，刽子手们的显著的勋劳来，却还有很多的逊色。这缘故，就因为他们还只在叫，未行直接的咬，而且大抵没有流氓的剽悍，不过是飘飘荡荡的流尸。然而这又正是“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所以保持其“宠”的。 翻一本他们的刊物来看罢，先前标榜过各种主义的各种人，居然凑合在一起了。这是“民族主义”的巨人的手，将他们抓过来的么？并不，这些原是上海滩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本来散见于各处的，但经风浪一吹，就漂集一处，形成一个堆积，又因为各个本身的腐烂，就发出较浓厚的恶臭来了。 这“叫”和“恶臭”有能够较为远闻的特色，于帝国主义是有益的，这叫做“为王前驱”③，所以流尸文学仍将与流氓政治同在。 二 但上文所说的风浪是什么呢？这是因无产阶级的勃兴而卷起的小风浪。先前的有些所谓文艺家，本未尝没有半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觉得自身的溃败，于是就自欺欺人的用种种美名来掩饰，曰高逸，曰放达（用新式话来说就是“颓废”），画的是裸女，静物，死，写的是花月，圣地，失眠，酒，女人。一到旧社会的崩溃愈加分明，阶级的斗争愈加锋利的时候，他们也就看见了自己的死敌，将创造新的文化，一扫旧来的污秽的无产阶级，并且觉到了自己就是这污秽，将与在上的统治者同其运命，于是就必然漂集于为帝国主义所宰制的民族中的顺民所竖起的“民族主义文学”的旗帜之下，来和主人一同做一回最后的挣扎了。 所以，虽然是杂碎的流尸，那目标却是同一的：和主人一样，用一切手段，来压迫无产阶级，以苟延残喘。不过究竟是杂碎，而且多带着先前剩下的皮毛，所以自从发出宣言以来，看不见一点鲜明的作品，宣言④是一小群杂碎胡乱凑成的杂碎，不足为据的。 但在《前锋月刊》⑤第五号上，却给了我们一篇明白的作品，据编辑者说，这是“参加讨伐阎冯军事⑥的实际描写”。描写军事的小说并不足奇，奇特的是这位“青年军人”的作者所自述的在战场上的心绪，这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的自画像，极有郑重引用的价值的——“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那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在菲洲沙漠里与阿剌伯人争斗流血的生活。”（黄震遐：《陇海线上》） 原来中国军阀的混战，从“青年军人”，从“民族主义文学者”看来，是并非驱同国人民互相残杀，却是外国人在打别一外国人，两个国度，两个民族，在战地上一到夜里，自己就飘飘然觉得皮色变白，鼻梁加高，成为腊丁民族⑦的战士，站在野蛮的菲洲了。那就无怪乎看得周围的老百姓都是敌人，要一个一个的打死。法国人对于菲洲的阿剌伯人，就民族主义而论，原是不必爱惜的。仅仅这一节，大一点，则说明了中国军阀为什么做了帝国主义的爪牙，来毒害屠杀中国的人民，那是因为他们自己以为是“法国的客军”的缘故；小一点，就说明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家”根本上只同外国主子休戚相关，为什么倒称“民族主义”，来朦混读者，那是因为他们自己觉得有时好像腊丁民族，条顿民族⑧了的缘故。 三 黄震遐先生写得如此坦白，所说的心境当然是真实的，不过据他小说中所显示的智识推测起来，却还有并非不知而故意不说的一点讳饰。这，是他将“法国的安南兵”含糊的改作“法国的客军”了，因此就较远于“实际描写”，而且也招来了上节所说的是非。 但作者是聪明的，他听过“友人傅彦长君平时许多谈论……许多地方不可讳地是受了他的熏陶”⑨，并且考据中外史传之后，接着又写了一篇较切“民族主义”这个题目的剧诗，这回不用法兰西人了，是《黄人之血》（《前锋月刊》七号）。 这剧诗的事迹，是黄色人种的西征，主将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⑩元帅，真正的黄色种。所征的是欧洲，其实专在斡罗斯（俄罗斯）——这是作者的目标；联军的构成是汉，鞑靼，女真，契#p#副标题#e#15年香港注册公司www.2012hkcompany.com
意见反馈 || 关于我们 || 用户协议 || 隐私保护 || 商务合作
Copyright © 2020-2022 中华文学苑（华文苑） 京ICP备17037819号
Email:artype@163.com QQ:262989474
317
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