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哲说：事实胜于雄辩。我当初很以为然，现在才知道在我们中国，是不适用的。 去年我在青云阁的一个铺子里买过一双鞋，今年破了，又到原铺子去照样的买一双。 一个胖伙计，拿出一双鞋来，那鞋头又尖又浅了。 我将一只旧式的和一只新式的都排在柜上，说道：“这不一样……” “一样，没有错。” “这……” “一样，您瞧！” 我于是买了尖头鞋走了。 我顺便有一句话奉告我们中国的某爱国大家，您说，攻击本国的缺点，是拾某国人的唾余的，试在中国上，加上我们二字，看看通不通。 现在我敬谨加上了，看过了，然而通的。 您瞧！十一月四日。 KK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四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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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北京大学的反对讲义收费风潮〔２〕，芒硝火焰似的起来，又芒硝火焰似的消灭了，其间就是开除了一个学生冯省三。 这事很奇特，一回风潮的起灭，竟只关于一个人。倘使诚然如此，则一个人的魄力何其太大，而许多人的魄力又何其太无呢。 现在讲义费已经取消，学生是得胜了，然而并没有听得有谁为那做了这次的牺牲者祝福。 即小见大，我于是竟悟出一件长久不解的事来，就是：三贝子花园里面，有谋刺良弼和袁世凯而死的四烈士坟〔３〕，其中有三块墓碑，何以直到民国十一年还没有人去刻一个字。 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４〕这一件事了。 十一月十八日。 KK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晨报副刊》。〔２〕北京大学的反对讲义收费风潮一九二二年十月，北京大学部分学生反对学校征收讲义费，发生风潮。该校评议会议决开除学生冯省三一名。其实冯省三只是风潮发生后临时参加的，并非真正的主持者。按冯省三，山东人，当时北京大学预科法文班学生。〔３〕四烈士坟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六日，革命党人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三人炸袁世凯，未成被杀；同年一月二十六日，彭家珍炸清禁卫军协统兼训练大臣良弼，功成身死。后来民国政府将他们合葬于北京三贝子花园（旧址在今北京动物园内），称为四烈士墓。 〔４〕“散胙”旧时祭祀以后，散发祭祀所用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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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二月四日的《晨报副刊》〔２〕上看见式芬先生的杂感〔３〕，很诧异天下竟有这样拘迂的老先生，竟不知世故到这地步，还来同《学衡》〔４〕诸公谈学理。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５〕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所以，决用不着较准，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 《弁言》〔６〕说，“籀绎之作必趋雅音以崇文”，“籀绎”如此，述作可知。夫文者，即使不能“载道”，却也应该“达意”，而不幸诸公虽然张皇国学，笔下却未免欠亨，不能自了，何以“衡”人。这实在是一个大缺点。看罢，诸公怎么说：《弁言》云，“杂志迩例弁以宣言”，按宣言即布告，而弁者，周人戴在头上的瓜皮小帽一般的帽子，明明是顶上的东西，所以“弁言”就是序，异于“杂志迩例”的宣言，并为一谈，太汗漫了。《评提倡新文化者》文中说，“或操笔以待。每一新书出版。必为之序。以尽其领袖后进之责。顾亭林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序。〔７〕其此之谓乎。故语彼等以学问之标准与良知。犹语商贾以道德。娼妓以贞操也。”原来做一篇序“以尽其领袖后进之责”，便有这样的大罪案。然而诸公又何以也“突而弁兮”〔８〕的“言”了起来呢？照前文推论，那便是我的质问，却正是“语商贾以道德。娼妓以贞操也”了。《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中说，“凡理想学说之发生。皆有其历史上之背影。决非悬空虚构。造乌托之邦。作无病之呻者也。”查“英吉之利”的摩耳〔９〕，并未做ＰｉａｏｆＵｔｏ，虽曰之乎者也，欲罢不能，但别寻古典，也非难事，又何必当中加楦呢。于古未闻“睹史之陀”，在今不云“宁古之塔”，奇句如此，真可谓“有病之呻”了。 《国学摭谭》中说，“虽三皇寥廓而无极。五帝"|绅先生难言之。”人而能“寥廓”，已属奇闻，而第二句尤为费解，不知是三皇之事，五帝和|绅先生皆难言之，抑是五帝之事，从后说，然而太史公所谓“"|绅先生难言之”〔１０〕者，乃指“百家言黄帝”而并不指五帝，所以翻开《史记》，便是赫然的一篇《五帝本纪》，又何尝“难言之”。难道太史公在汉朝，竟应该算是下等社会中人么？ 《记白鹿洞谈虎》中说，“诸父老能健谈。谈多称虎。当其摹示抉噬之状。闻者鲜不色变。退而记之。亦资诙噱之类也。”姑不论其“能”“健”“谈”“称”，床上安床，“抉噬之状”，终于未记，而“变色”的事，但“资诙噱”，也可谓太远于事情。倘使但“资诙噱”，则先前的闻而色变者，简直是呆子了。记又云，“伥者。新鬼而膏虎牙者也。”刚做新鬼，便“膏虎牙”，实在可悯。那么，虎不但食人，而且也食鬼了。这是古来未知的新发见。 《渔丈人行》的起首道：“楚王无道杀伍奢。覆巢之下无完家。”这“无完家”虽比“无完卵”新奇，但未免颇有语病。假如“家”就是鸟巢，那便犯了复，而且“之下”二字没有着落，倘说是人家，则掉下来的鸟巢未免太沉重了。除了大鹏金翅鸟（出《说岳全传》），断没有这样的大巢，能够压破彼等的房子。倘说是因为押韵，不得不然，那我敢说：这是“挂脚韵”〔１１〕。押韵至于如此，则翻开《诗韵合璧》〔１２〕的“六麻”来，写道“无完蛇”“无完瓜”“无完叉”，都无所不可的。 还有《浙江采集植物游记》，连题目都不通了。采集有所务，并非漫游，所以古人作记，务与游不并举，地与游才相连。匡庐〔１３〕峨眉，山也，则曰纪游，采硫访碑，务也，则曰日记。虽说采集时候，也兼游览，但这应该包举在主要的事务里，一列举便不“古”了。例如这记中也说起吃饭睡觉的事，而题目不可作《浙江采集植物游食眠记》。 以上不过随手拾来的事，毛举起来，更要费笔费墨费时费力，犯不上，中止了。因此诸公的说理，便没有指正的必要，文且未亨，理将安托，穷乡僻壤的中学生的成绩，恐怕也不至于此的了。 总之，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在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然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 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 KK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二月九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２〕《晨报副刊》《晨报》，研究系（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的政治团体）的机关报，一九一六年八月十五日创刊于北京，原名《晨钟报》，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改名《晨报》。它的第七版刊登学术论文及文艺作品，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起改成单张出版，名为《晨报副镌》。《晨报》在政治上拥护北洋政府，但它的副刊在进步力量的推动下，一个时期内却是赞助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期刊之一，自一九二一年秋至一九二四年冬约三年间，由孙伏园编辑，作者经常为该刊写稿。〔３〕式芬先生的杂感指一九二二年二月四日《晨报副刊》第三版“杂感”栏刊#p#副标题#e#15年香港注册公司www.2012hkcompan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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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儿歌胡怀琛〔２〕 “月亮！月亮！ 还有半个那里去了？” “被人家偷去了。” “偷去做甚么？” “当镜子照。” 二反动歌小孩子天上半个月亮， 我道是“破镜飞上天”，原来却是被人偷下地了。 有趣呀，有趣呀，成了镜子了！ 可是我见过圆的方的长方的八角六角的菱花式的宝相花〔３〕式的镜子矣，没有见过半月形的镜子也。 我于是乎很不有趣也！ 谨案小孩子略受新潮，辄敢妄行诘难，人心不古，良足慨然！然拜读原诗，亦存小失，倘能改第二句为“两半个都那里去了”，即成全璧矣。胡先生夙擅改削〔４〕，当不以鄙言为河汉也。夏历中秋前五日，某生者〔５〕谨注。 十月九日。 KK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月九日《晨报副刊》，署名某生者。 〔２〕胡怀琛（１８８６—１９３８）字寄尘，安徽泾县人。他也是本书《所谓“国学”》一文中所说的国学家和“鸳鸯蝴蝶体”作家之一。他在一九二二年九月给郑振铎的信中曾攻击新文学运动说：“提倡新文学的人，意思要改造中国的文学；但是这几年来，不但没有收效，而且有些反动。”作者在这里所说的“儿歌的‘反动’”，就是针对这种言论而发的。 〔３〕宝相花蔷薇科，花似蔷薇，朵大色丽。〔４〕胡怀琛曾把胡适《尝试集》中的一些诗，加以改削，重新发表。这里所说的“夙善改削”，即指此事。 〔５〕某生者作者署名“某生者”，含有讽刺当时“鸳鸯蝴蝶派”小说作者的意思，因为这一派作者常有用“××生”作笔名的，而且他们的小说多用“某生者，某地人，家世簪缨，文采斐雅……”一类话开头，几乎成为一个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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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三年的书报上，关于文艺的大抵只有几篇创作（姑且这样说）和翻译，于是读者颇有批评家出现的要求，现在批评家已经出现了，而且日见其多了。 以文艺如此幼稚的时候，而批评家还要发掘美点，想扇起文艺的火焰来，那好意实在很可感。即不然，或则叹息现代作品的浅薄，那是望著作家更其深，或则叹息现代作品之没有血泪，那是怕著作界复归于轻佻。虽然似乎微辞过多，其实却是对于文艺的热烈的好意，那也实在是很可感谢的。 独有靠了一两本“西方”的旧批评论，或则捞一点头脑板滞的先生们的唾余，或则仗着中国固有的什么天经地义之类的，也到文坛上来践踏，则我以为委实太滥用了批评的权威。试将粗浅的事来比罢：譬如厨子做菜，有人品评他坏，他固不应该将厨刀铁釜交给批评者，说道你试来做一碗好的看：但他却可以有几条希望，就是望吃菜的没有“嗜痂之癖”〔２〕，没有喝醉了酒，没有害着热病，舌苔厚到二三分。 我对于文艺批评家的希望却还要小。我不敢望他们于解剖裁判别人的作品之前，先将自己的精神来解剖裁判一回，看本身有无浅薄卑劣荒谬之处，因为这事情是颇不容易的。我所希望的不过愿其有一点常识，例如知道裸体画和春画的区别，接吻和性交的区别，尸体解剖和戮尸的区别，出洋留学和“放诸四夷”〔５〕的区别，笋和竹的区别，猫和老虎的区别，老虎和番菜馆的区别……。更进一步，则批评以英美的老先生学说为主，自然是悉听尊便的，但尤希望知道世界上不止英美两国；看不起托尔斯泰，自然也自由的，但尤希望先调查一点他的行实，真看过几本他所做的书。 还有几位批评家，当批评译本的时候，往往诋为不足齿数的劳力，而怪他何不去创作。创作之可尊，想来翻译家该是知道的，然而他竟止于翻译者，一定因为他只能翻译，或者偏爱翻译的缘故。所以批评家若不就事论事，而说些应当去如此如彼，是溢出于事权以外的事，因为这类言语，是商量教训而不是批评。现在还将厨子来比，则吃菜的只要说出品味如何就尽够，苦于此之外，又怪他何以不去做裁缝或造房子，那是无论怎样的呆厨子，也难免要说这位客官是痰迷心窍的了。 十一月九日。 KK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九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２〕“嗜痂之癖”病态的、反常的嗜好。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十载：“东莞刘邕性嗜食疮病，以为味似鳆鱼。尝诣孟灵休，灵休先患灸疮，痂落在床，邕取食之。” 〔３〕“放诸四夷”语出《礼记·大学》：“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四夷，旧时汉族统治者对我国四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带轻蔑性的称呼。 放诸四夷，放逐到边远的地方。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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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2〕 爱罗先珂君的创作集第二册是《最后的叹息》，去年十二月初由丛文阁在日本东京出版，内容是这一篇童话剧《桃色的云》，和两篇短的童话，一曰《海的王女和渔夫》，一曰《两个小小的死》。那第三篇，已经由我译出，于今年正月间绍介到中国了。 然而著者的意思却愿意我早译《桃色的云》：因为他自己也觉得这一篇更胜于先前的作品，而且想从速赠与中国的青年。但这在我是一件烦难事。日本语原是很能优婉的，而著者又善于捉住他的美点和特长，这就使我很失了传达的能力。 可是延到四月，为要救自己的爽约的苦痛计，也终于定下开译的决心了，而又正如豫料一般，至少也毁损了原作的美妙的一半，成为一件失败的工作；所可以自解者，只是“聊胜于无”罢了。惟其内容，总该还在，这或者还能够稍慰读者的心罢。 至于意义，大约是可以无须乎详说的。因为无论何人，在风雪的呼号中，花卉的议论中，虫鸟的歌舞中，谅必都能够更洪亮的听得自然母的言辞〔3〕，更锋利的看见土拨鼠和春子的运命〔4〕。世间本没有别的言说，能比诗人以语言文字画出自己的心和梦，更为明白晓畅的了。 在翻译之前，承S．F．君〔5〕借给我详细校过豫备再版的底本，使我改正了许多旧印本中错误的地方；翻译的时候，SH君〔6〕又时时指点我，使我懂得许多难解的地方；初稿印在《晨报副镌》上的时候，孙伏园君加以细心的校正；译到终结的时候，著者又加上四句白鹄的歌，使这本子最为完全；我都很感谢。 我于动植物的名字译得很杂乱，别有一篇小记附在卷尾，是希望读者去参看的。 一九二二年七月二日重校毕，并记。 ※ ※ ※ 〔1〕《桃色的云》爱罗先珂以日文写作的三幕童话剧，译文曾陆续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二十五日的《晨报副镌》。单行本于一九二三年七月北京新潮社出版，列为《文艺丛书》之一。一九二六年起改由北新书局出版，一九三四年起又改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2〕本文最初收入新潮社出版的《桃色的云》初版，系据《将译〈桃色的云〉以前的几句话》和《〈桃色的云〉第二幕第三节中译者附白》二文补充改定。因改动较多，故所据二文仍收入本书。 〔3〕自然母的言辞剧本中的自然母认为“强者生存弱者灭亡”是自然的“第一的法则”，而“第一等的强者”应是“对于一切有同情，对于一切都爱”的人，而非暴力者。 〔4〕土拨鼠和春子的运命剧本中土拨鼠和春子都是被“强者世界”迫害致死的人物。 〔5〕S．F．日本人福冈诚一（FukuokaSeiichi）的简写，世界语学者，爱罗先珂的朋友，曾编辑爱罗先珂的日文著作。 〔6〕SH未详。 记剧中人物的译名〔1〕 我因为十分不得已，对于植物的名字，只好采取了不一律的用法。那大旨是： 一，用见于书上的中国名的。如蒲公英（Taraxacumof^ficinale），紫地丁（Violapatrinüvar．chinensis），鬼灯檠（Rodgersiapodophylla），胡枝子（Lespedezasieboldi），燕子花（Irislaevigata），玉蝉花（Irissibiricavar．orien^talis）等。此外尚多。 二，用未见于书上的中国名的。如月下香（Oenotherabiennisvar．Lamarkiana），日本称为月见草，我们的许多译籍都沿用了，但现在却照着北京的名称。 三，中国虽有名称而仍用日本名的。这因为美丑太相悬殊，一翻便损了作品的美。如女郎花（Patriniascabiosaefolia）就是败酱，铃兰（Convallariamajalis）就是鹿蹄草，都不翻。还有朝颜（Pharbitishederacea）是早上开花的，昼颜（Caly－stegiasepium）日里开，夕颜（Lagenar^iavulgaris）晚开，若改作牵牛花，旋花，匏，便索然无味了，也不翻。至于福寿草（Adonisopenninavar．dahurica）之为侧金盏花或元日草，樱草（Primulacortu^soides）之为莲馨花，本来也还可译，但因为太累坠及一样的偏僻，所以竟也不翻了。 四，中国无名而袭用日本名的。如钓钟草（Clematishe－racleifoliavar．stans），雏菊（Bellisperennis）是。但其一却译了意，即破雪草本来是雪割草（PrimulaFauriae）。 生造了一个，即白苇就是日本之所谓刘萱（ThemedaForskallivar．japonica）。 五，译西洋名称的意的。如勿忘草（Myosotispalustris）是。 六，译西洋名称的音的。如风信子（Hyacinthusorien－talis），珂斯摩（Cosmosbipinnatus）是。达理亚（Dahliava－riabilis）在中国南方也称为大理菊，现在因为怕人误认为云南省大理县出产的菊花，所以也译了音。 动物的名称较为没有什么问题，但也用了一个日本名：就是雨蛙（Hylaarborea）。雨蛙者，很小的身子，碧绿色或灰色，也会变成灰褐色，趾尖有黑泡，能用以上树，将雨时必鸣。中国书上称为雨蛤或树蛤，但太不普通了，倒#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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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说为庋学问文章之具，与寓惩劝同意而异用者，在清盖莫先于《野叟曝言》〔1〕。其书光绪初始出，序云康熙时江阴夏氏作，其人“以名诸生贡于成均，既不得志，乃应大人先生之聘，辄祭酒帷幕中，遍历燕晋秦陇。……继而假道黔蜀，自湘浮汉，溯江而归。所历既富，于是发为文章，益有奇气，……然首已斑矣。（自是）屏绝进取，壹意著书”，成《野叟曝言》二十卷，然仅以示友人，不欲问世，迨印行时，已小有缺失；一本独全，疑他人补足之。二本皆无撰人名，金武祥（《江阴艺文志》凡例）则云夏二铭作。二铭，夏敬渠之号也；光绪《江阴县志》（十七《文苑传》）云，“敬渠，字懋修，诸生；英敏绩学，通史经，旁及诸子百家礼乐兵刑天文算数之学，靡不淹贯。……生平足迹几遍海内，所交尽贤豪。著有《纲目举正》，《经史余论》，《全史约编》，《学古编》，诗文集若干卷。”与序所言者颇合，惟列于赵曦明〔2〕之后，则乾隆中盖尚存。 《野叟曝言》庞然巨帙，回数多至百五十四回，以“奋武揆文天下无双正十熔经铸史人间第一奇书”二十字编卷，即作者所以浑括其全书。至于内容，则如凡例言，凡“叙事，说理，谈经，论史，教孝，劝忠，运筹，决策，艺之兵诗医算，情之喜怒哀惧，讲道学，辟邪说，……”无所不包，而以文白为之主。白字素臣，“是铮铮铁汉，落落奇才，吟遍江山，胸罗星斗。说他不求宦达，却见理如漆雕；说他不会风流，却多情如宋玉。挥毫作赋，则颉颃相如；抵掌谈兵，则伯仲诸葛，力能扛鼎，退然如不胜衣；勇可屠龙，凛然若将陨谷。旁通历数，下视一行；闲涉岐黄，肩随仲景。以朋友为性命；奉名教若神明。真是极有血性的真儒，不识炎凉的名士。他平生有一段大本领，是止崇正学，不信异端；有一副大手眼，是解人所不能解，言人所不能言”（第一回）。然而明君在上，君子不穷，超擢飞腾，莫不如意。书名辟鬼，举手除妖，百夷慑于神威，四灵集其家囿。文功武烈，并萃一身，天子崇礼，号曰“素父”。而仍有异术，既能易形，又工内媚，姬妾罗列，生二十四男。男又大贵，且生百孙；孙又生子，复有云孙。其母水氏年百岁，既见“六世同堂”，来献寿者亦七十国；皇帝赠联，至称为“镇国卫圣仁孝慈寿宣成文母水太君”（百四十四回）。凡人臣荣显之事，为士人意想所能及者，此书几毕载矣，惟尚不敢希帝王。至于排斥异端，用力尤劲，道人释子，多被诛夷，坛场荒凉，塔寺毁废，独有“素父”一家，乃嘉祥备具，为万流宗仰而已。 《野叟曙言》云是作者“抱负不凡，未得黼黻休明，至老经猷莫展”，因而命笔，比之“野老无事，曝日清谈”（凡例云）。可知衒学寄慨，实其主因，圣而尊荣，则为抱负，与明人之神魔及佳人才子小说面目似异，根柢实同，惟以异端易魔，以圣人易才子而已。意既夸诞，文复无味，殊不足以称艺文，但欲知当时所谓“理学家”之心理，则于中颇可考见。 雍正末，江阴人杨名时〔3〕为云南巡抚，其乡人拔贡生夏宗澜〔4〕尝从之问《易》，以名时为李光地〔5〕门人，故并宗光地而说益怪。乾隆初，名时入为礼部尚书，宗澜亦以经学荐授国子监助教，又历主他讲席，仍终身师名时（《四库书目》六及十《江阴志》十六及十七）。稍后又有诸生夏祖熊〔6〕，亦“博通群经，尤笃好性命之学，患二氏说漫衍，因复考辨以归于正”（《江阴志》十七）。盖江阴自有杨名时（卒赠太子太傅谥文定）而影响颇及于其乡之士风；自有夏宗澜师杨名时而影响又颇及唯一盛业，故若文白者之言行际遇，固非独作者一人之理想人物矣。文白或云即作者自寓，析“夏”字作之；又有时太师，则杨名时也，其崇仰盖承夏宗澜之绪余，然因此遂或误以《野叟曝言》为宗澜作。 欲于小说见其才藻之美者，则有屠绅《蟫史》二十卷。绅字贤书，号笏岩，亦江阴人，世业农。绅幼孤，而资质聪敏，年十三即入邑庠，二十成进士，寻授云南师宗县知县，迁寻甸州知州，五校乡闱，颇称得士，后为广州同知。嘉庆六年以候补在北京，暴疾卒于客舍，年五十八（一七四四——一八○一）。绅豪放嫉俗，生平慕汤显祖之为人，而作吏颇酷，又好内，姬侍众多（已上俱见《鹗亭诗话》附录）；为文则务为古涩艳异，晦其义旨，志怪有《六合内外琐言》，杂说有《鹗亭诗话》（见第二十二篇），皆如此。《蟫史》为长篇，署“磊砢山房原本”，金武祥（《粟香随笔》二）云是绅作。〔8〕书中有桑蠋生，盖作者自寓，其言有云，“予，甲子生也。”与绅生年正同。开篇又云，“在昔吴依官于粤岭，行年大衍有奇，海隅之行，若有所得，辄就见闻传闻之异辞，汇为一编。”且假傅鼐〔9〕扞苗之事（在乾隆六十年）为主干，则始作当在嘉庆初，不数年而毕；有五年四月小停道人序。次年，则绅死矣。 《蟫史》首即言闽人桑蠋生海行，舟败堕水，流至甲子石之外澳，为捕鱼人所救，引以见甘鼎。鼎官指挥，方奉檄筑城防寇，求地形家，见生大喜，如其图依甲子石为垣，遂成神奇之城，敌不能瞰。又于地穴中得三箧书，其一凡二十卷，‘题曰‘彻土作稼之文，归墟野凫氏画’。又一箧为天人图，题曰‘眼藏须弥僧道作’。又一箧为方书，题曰‘六子携持极老#p#副标题#e#15年香港注册公司www.2012hkcompan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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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界上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并不绍介这名词的函义。 于是各各以意为之。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天上掉下一颗头，头上站着一头牛，爱呀，海中央的青霹雳呀……是未来主义……等等。 还要由此生出议论来。这个主义好，那个主义坏……等等。 乡间一向有一个笑谈：两位近视眼要比眼力，无可质证，便约定到关帝庙去看这一天新挂的扁额。他们都先从漆匠探得字句。但因为探来的详略不同，只知道大字的那一个便不服，争执起来了，说看见小字的人是说谎的。又无可质证，只好一同探问一个过路的人。那人望了一望，回答道：“什么也没有。扁还没有挂哩。”〔２〕我想，在文艺批评上要比眼力，也总得先有那块扁额挂起来才行。空空洞洞的争，实在只有两面自己心里明白。四月十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语丝》第四卷第十七期“随感录”栏。 〔２〕这个笑话，在清代崔述的《考信录提要》中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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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当去年中国有许多人，一味哭诉国联的时候，日本的报纸上往往加以讥笑，说这是中国祖传的“以夷制夷”〔２〕的老手段。粗粗一看，也仿佛有些像的，但是，其实不然。那时的中国的许多人，的确将国联看作“青天大老爷”，心里何尝还有一点儿“夷”字的影子。 倒相反，“青天大老爷”们却常常用着“以华制华”的方法的。 例如罢，他们所深恶的反帝国主义的“犯人”，他们自己倒是不做恶人的，只是松松爽爽的送给华人，叫你自己去杀去。他们所痛恨的腹地的“共匪”，他们自己是并不明白表示意见的，只将飞机炸弹卖给华人，叫你自己去炸去。对付下等华人的有黄帝子孙的巡捕和西崽，对付智识阶级的有高等华人的学者和博士。 我们自夸了许多日子的“大刀队”，好像是无法制伏的了，然而四月十五日的《××报》上，有一个用头号字印《我斩敌二百》的题目。粗粗一看，是要令人觉得胜利的，但我们再来看一看本文罢——“（本报今日北平电）昨日喜峰口右翼，仍在滦阳城以东各地，演争夺战。敌出现大刀队千名，系新开到者，与我大刀队对抗。其刀特长，敌使用不灵活。我军挥刀砍抹，敌招架不及，连刀带臂，被我砍落者纵横满地，我军伤亡亦达二百余。……” 那么，这其实是“敌斩我军二百”了，中国的文字，真是像‘国步”〔３〕一样，正在一天一天的艰难起来。但我要指出来的却并不在此。 我要指出来的是“大刀队”乃中国人自夸已久的特长，日本人员有击剑，大刀却非素习。现在可是“出现”了，这不必迟疑，就可决定是满洲的军队。满洲从明末以来，每年即大有直隶山东人迁居，数代之后，成为土著，则虽是满洲军队，而大多数实为华人，也决无疑义。现在已经各用了特长的大刀，在滦东相杀起来，一面是“连刀带臂，纵横满地”，一面是“伤亡亦达二百余”，开演了极显著的“以华制华”的一幕了。 至于中国的所谓手段，由我看来，有是也应该说有的，但决非“以夷制夷”，倒是想“以夷制华”。然而“夷”又那有这么愚笨呢，却先来一套“以华制华”给你看。 这例子常见于中国的历史上，后来的史官为新朝作颂，称此辈的行为曰：“为王前驱”〔４〕！ 近来的战报是极可诧异的，如同日同报记冷口失守云：“十日以后，冷口方面之战，非常激烈，华军……顽强抵抗，故继续未曾有之大激战”，但由宫崎部队以十余兵士，作成人梯，前仆后继，“卒越过长城，因此宫崎部队牺牲二十三名之多云”。越过一个险要，而日军只死了二十三人，但已云“之多”，又称为“未曾有之大激战”，也未免有些费解。所以大刀队之战，也许并不如我所猜测。但既经写出，就姑且留下以备一说罢。 四月十七日。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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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租界上的“国学家”，以为做白话文的大抵是青年，总该没有看过古董书的，于是乎用了所谓“国学”来吓呼他们。《时报》上载着一篇署名“涵秋”的《文字感想》〔２〕，其中有一段说： “新学家薄国学为不足道故为钩辀格磔之文以震其艰深也一读之欲呕再读之昏昏睡去矣” 领教。我先前只以为“钩辀格磔”〔３〕是古人用他来形容鹧鸪的啼声，并无别的深意思；亏得这《文字感想》，才明白这是怪鹧鸪啼得“艰深”了，以此责备他的。但无论如何，“艰深”却不能令人“欲呕”，闻鹧鸪啼而呕者，世固无之，即以文章论，“粤若稽古”〔４〕，注释纷纭，“绎即东雍”〔５〕，圈点不断，这总该可以算是艰深的了，可是也从未听说，有人因此反胃。呕吐的原因决不在乎别人文章的“艰深”，是在乎自己的身体里的，大约因为“国学”积蓄得太多，笔不及写，所以涌出来了罢。 “以震其艰深也”的“震”字，从国学的门外汉看来也不通，但也许是为手民〔６〕所误的，因为排字印报也是新学，或者也不免要“以震其艰深”。 否则，如此“国学”，虽不艰深，却是恶作，真是“一读之欲呕”，再读之必呕矣。 国学国学，新学家既“薄为不足道”，国学家又道而不能亨，你真要道尽途穷了！ 九月二十日。 KK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日《晨报副刊》，署名某生者。 〔２〕涵秋李涵秋（１８７３—１９２４），江苏江都人，鸳鸯蝴蝶派的主要作家之一。作品有《广陵潮》等。他的《文字感想》，载一九二二年九月十四日上海《时报》的《小时报》专页。 〔３〕“钩辀格磔”象声词，鹧鸪鸣声。《本草纲目》卷四十八《禽部》“集解”引孔志约的话：“鹧鸪生江南，形似母鸡，鸣云‘钩辀格磔’者是”。 〔４〕“粤若稽古”语见《尚书·尧典》。粤，亦作“曰”，发语词。关于这四个字，自汉代以来注释的人很多，而各家的注释多不相同。据唐代孔颖达注，是“能考古道而行之”的意思。〔５〕“绛即东雍”语见唐代樊宗师《绛守居园池记》。樊宗师的文章以艰涩著名，很难断句。注释这篇文章的人很多，断句也不尽相同。该文第一句“绛即东雍为守理所”，有人断为“绛即东雍，为守理所。”也有人断为“绛，即东雍为守理所。”按樊宗师曾任绛州刺史，这句话的意思是：绛就东雍旧地建置太守治所。 （６〕手民指排字工人。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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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学灯》上看见驳吴宓君《新文化运动之反应》〔２〕这一篇文章之后，才去寻《中华新报》〔３〕来看他的原文。 那是一篇浩浩洋洋的长文，该有一万多字罢，——而且还有作者吴宓君的照相。记者又在论前介绍说，“泾阳吴宓君美国哈佛大学硕士现为国立东南大学西洋文学教授君既精通西方文学得其神髓而国学复涵养甚深近主撰学衡杂志以提倡实学为任时论崇之”。 但这篇大文的内容是很简单的。说大意，就是新文化本也可以提倡的，但提倡者“当思以博大之眼光。宽宏之态度。肆力学术。深窥精研。观其全体。而贯通澈悟。然后平情衡理。执中驭物。造成一是之学说。融合中西之精华。以为一国一时之用。”而可恨“近年有所谓新文化运动者。本其偏激之主张。佐以宣传之良法。……加之喜新盲从者之多。”便忽而声势浩大起来。殊不知“物极必反。理有固然。”于是“近顷于新文化运动怀疑而批评之书报渐多”了。这就谓之“新文化运动之反应”。然而“又所谓反应者非反抗之谓……读者幸勿因吾论列于此。而遂疑其为不赞成新文化者”云。 反应的书报一共举了七种，大体上都是“执中驭物”，宣传“正轨”的新文化的。现在我也来绍介一回：一《民心周报》，二《经世报》，三《亚洲学术杂志》，四《史地学报》，五《文哲学报》，六《学衡》，七《湘君》。〔４〕此外便是吴君对于这七种书报的“平情衡理”的批评（？）了。例如《民心周报》，“自发刊以至停版。除小说及一二来稿外。全用文言。不用所谓新式标点。即此一端。在新潮方盛之时。亦可谓砥柱中流矣。”至于《湘君》之用白话及标点，却又别有道理，那是“《学衡》本事理之真。故拒斥粗劣白话及英文标点。《湘君》求文艺之美。故兼用通妥白话及新式标点”的。总而言之，主张偏激，连标点也就偏激，那白话自然更不“通妥”了。即如我的白话，离通妥就很远；而我的标点则是“英文标点”〔５〕。 但最“贯通澈悟”的是拉《经世报》来做“反应”，当《经世报》出版的时候，还没有“万恶孝为先”的谣言〔６〕，而他们却早已发过许多崇圣的高论，可惜现在从日报变了月刊，实在有些萎缩现象了。至于“其于君臣之伦。另下新解”，“《亚洲学术杂志》议其牵强附会。必以君为帝王”，实在并不错，这才可以算得“新文化之反应”，而吴君又以为“则过矣”，那可是自己“则过矣”了。因为时代的关系，那时的君，当然是帝王而不是大总统。又如民国以前的议论，也因为时代的关系，自然多含革命的精神，《国粹学报》〔７〕便是其一，而吴君却怪他谈学术而兼涉革命，也就是过于“融合”了时间的先后的原因。 此外还有一个太没见识处，就是遗漏了《长青》，《红》，《快活》，《礼拜六》〔８〕等近顷风起云涌的书报，这些实在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应”，而且说“通妥白话”的。十一月三日。 KK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三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２〕《学灯》当时研究系报纸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一九一八年三月四日创刊。驳吴宓的文章，指甫生写的《驳〈新文化运动之反应〉》一文，载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日《学灯》。吴宓（１８９４—１９７８），字雨僧，陕西泾阳人，曾留学美、英、法等国，先后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东南大学教授等。当时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派人物之一。 〔３〕《中华新报》当时政学系（杨永植、张群等政客组织的反动政治团体）的报纸，一九一五年十月创刊于上海。吴宓的《新文化运动之反应》，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十日该报增刊。〔４〕《民心周报》一九一九年创刊，上海民心周报社编辑。《经世报》，月刊，一九一七年创刊，先为日刊，后于一九二二年改为月刊，北京经世报社编辑。《亚洲学术杂志》，月刊，一九二二年创刊，上海亚洲学术研究会编辑。《史地学报》，季刊，一九二一年创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研究会编辑。《文哲学报》，季刊，一九二二年创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学哲学研究会编辑。《湘君》，季刊，一九二二年创刊，湖南长沙明德学校湘君社编辑。这些报刊大多是反对新文化运动，宣传复古主义的。 〔５〕“英文标点”其实即国际通用的标点符号，也就是“新式标点”。“学衡派”等反对新文化运动，连“新式标点”也加以排斥，甚至把国际上各种文字都可以通用的标点符号说成是“英文标点”。作者在这里引用时加上引号，含有讽刺意味。 〔６〕“万恶孝为先”的谣言《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一九二一年四月）“什么话”栏载：“三月八日上海《中华新报》上说：‘陈独秀之禽兽学说，……开章明义即言废德仇孝，每到各校演说，必极力发挥“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之旨趣，青年子弟多具有好奇模效之性，一闻此说，无不倾耳谛听，模仿实行，……凡社会上嚣张浮浪之徒无不乐闻其说，谓父子为路人，谓奸合为天性，……陈独秀之学说，则诚滔天祸水，决尽藩篱，人心世道之忧，将历千万亿劫而不可复。’”陈独秀当时曾声明没有说过这类话。 #p#副标题#e#15年香港注册公司www.2012hkcompan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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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三月十日的事。我得到一个不相识者由汉口寄来的信，自说和白莽是同济学校的同学，藏有他的遗稿《孩儿塔》，正在经营出版，但出版家有一个要求：要我做一篇序；至于原稿，因为纸张零碎，不寄来了，不过如果要看的话，却也可以补寄。其实，白莽的《孩儿塔》的稿子，却和几个同时受难者的零星遗稿，都在我这里，里面还有他亲笔的插画，但在他的朋友手里别有初稿，也是可能的；至于出版家要有一篇序，那更是平常事。 近两年来，大开了印卖遗著的风气，虽是期刊，也常有死人和活人合作的，但这已不是先前的所谓“骸骨的迷恋”〔２〕，倒是活人在依靠死人的余光，想用“死诸葛吓走生仲达”〔３〕。我不大佩服这些活家伙。可是这一回却很受了感动，因为一个人受了难，或者遭了冤，所谓先前的朋友，一声不响的固然有，连赶紧来投几块石子，借此表明自己是属于胜利者一方面的，也并不算怎么希罕；至于抱守遗文，历多年还要给它出版，以尽对于亡友的交谊者，以我之孤陋寡闻，可实在很少知道。大病初愈，才能起坐，夜雨淅沥，怆然有怀，便力疾写了一点短文，到第二天付邮寄去，因为恐怕连累付印者，所以不题他的姓名；过了几天，才又投给《文学丛报》〔４〕，因为恐怕妨碍发行，所以又隐下了诗的名目。 此后不多几天，看见《社会日报》〔５〕，说是善于翻戏的史济行，现又化名为齐涵之了。我这才悟到自己竟受了骗，因为汉口的发信者，署名正是齐涵之。他仍在玩着骗取文稿的老套，《孩儿塔》不但不会出版，大约他连初稿也未必有的，不过知道白莽和我相识，以及他的诗集的名目罢了。 至于史济行和我的通信，却早得很，还是八九年前，我在编辑《语丝》〔６〕，创造社和太阳社〔７〕联合起来向我围剿的时候，他就自称是一个艺术专门学校的学生，信件在我眼前出现了，投稿是几则当时所谓革命文豪的劣迹，信里还说这类文稿，可以源源的寄来。然而《语丝》里是没有“劣迹栏”的，我也不想和这种“作家”往来，于是当时即加以拒绝。后来他又或者化名“彳亍”，在刊物上捏造我的谣言，或者忽又化为“天行”（《语丝》也有同名的文字，但是别一人）或“史岩”，卑词征求我的文稿，我总给他一个置之不理。这一回，他在汉口，我是听到过的，但不能因为一个史济行在汉口，便将一切汉口的不相识者的信都看作卑劣者的圈套，我虽以多疑为忠厚长者所诟病，但这样多疑的程度是还不到的。不料人还是大意不得，偶不疑虑，偶动友情，到底成为我的弱点了。 今天又看见了所谓“汉出”的《人间世》〔８〕的第二期，卷末写着“主编史天行”，而下期要目的豫告上，果然有我的《序〈孩儿塔〉》在。但卷端又声明着下期要更名为《西北风》了，那么，我的序文，自然就卷在第一阵“西北风”里。而第二期的第一篇，竟又是我的文章，题目是《日译本〈中国小说史略〉序》。这原是我用日本文所写的，这里却不知道何人所译，仅止一页的短文，竟充满着错误和不通，但前面却附有一行声明道：“本篇原来是我为日译本《支那小说史》写的卷头语……”乃是模拟我的语气，冒充我自己翻译的。翻译自己所写的日文，竟会满纸错误，这岂不是天下的大怪事么？ 中国原是“把人不当人”的地方，即使无端诬人为投降或转变，国贼或汉奸，社会上也并不以为奇怪。所以史济行的把戏，就更是微乎其微的事情。我所要特地声明的，只在请读了我的序文而希望《孩儿塔》出版的人，可以收回了这希望，因为这是我先受了欺骗，一转而成为我又欺骗了读者的。 最后，我还要添几句由“多疑”而来的结论：即使真有“汉出”《孩儿塔》，这部诗也还是可疑的。我从来不想对于史济行的大事业讲一句话，但这回既经我写过一篇序，且又发表了，所以在现在或到那时，我都有指明真伪的义务和权利。四月十一日。 CC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五月《文学丛报》月刊第二期，发表时题为《关于〈白莽遗诗序〉的声明》。 〔２〕“骸骨的迷恋”原为斯提（叶圣陶）所作文章的题名（刊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日上海《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十九号）。文中批评当时一些提倡白话文学的人有时还做文言文和旧诗词的现象。以后“骸骨的迷恋”就常被用为形容守旧者不能忘情过去的贬辞。〔３〕“死诸葛吓走生仲达”这句话见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第一○四回。 〔４〕《文学丛报》月刊。王元亨、马子华、萧今度编辑，一九三六年四月在上海创刊，出至第五期停刊。 〔５〕《社会日报》当时上海发行的小报之一，一九二九年创刊。一九三六年四月四日该报载有《史济行翻戏志趣（上）》一文，揭发史济行化名齐涵之骗稿的行径。 〔６〕《语丝》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北京创刊，一九二七年十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一九三○年三月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鲁迅是主要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并于该刊在上海出版后一度担任编辑。〔７〕创造社参看本卷第２６３页注〔#p#副标题#e#
中国现在有两种炸，一种是炸进去，一种是炸进来。 炸进去之一例曰：“日内除飞机往匪区轰炸外，无战事，三四两队，七日晨迄申，更番成队飞宜黄以西崇仁以南〔２〕掷百二十磅弹两三百枚，凡匪足资屏蔽处炸毁几平，使匪无从休养。……”（五月十日《申报》南昌专电） 炸进来之一例曰：“今晨六时，敌机炸蓟县，死民十余，又密云今遭敌轰四次〔３〕，每次二架，投弹盈百，损害正详查中。……”（同日《大晚报》北平电） 应了这运会而生的，是上海小学生的买飞机，和北平小学生的挖地洞。〔４〕这也是对于“非安内无以攘外”或“安内急于攘外”的题目，做出来的两股好文章。〔５〕住在租界里的人们是有福的。但试闭目一想，想得广大一些，就会觉得内是官兵在天上，“共匪”和“匪化”了的百姓在地下，外是敌军在天上，没有“匪化”了的百姓在地下。“损害正详查中”，而太平之区，却造起了宝塔〔６〕。释迦〔７〕出世，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地下，惟我独尊！”此之谓也。 但又试闭目一想，想得久远一些，可就遇着难题目了。假如炸进去慢，炸进来快，两种飞机遇着了，又怎么办呢？停止了“安内”，回转头来“迎头痛击”呢，还是仍然只管自己炸进去，一任他跟着炸进来，一前一后，同炸“匪区”，待到炸清了，然后再“攘”他们出去呢？……不过这只是讲笑话，事实是决不会弄到这地步的。即使弄到这地步，也没有什么难解决：外洋养病，名山拜佛〔８〕，这就完结了。 五月十六日。 记得末尾的三句，原稿是：“外洋养病，背脊生疮，名山上拜佛，小便里有糖，这就完结了。” 十九夜补记。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九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干。 〔２〕宜黄、崇仁，江西省的县名。宜黄以西崇仁以南是当时中央苏区军民反“围剿”斗争的前沿地区。 〔３〕蓟县、密云，河北省的县名。一九三三年四月，日军进袭冀东滦河一带时，曾派机轰炸这些地方。 〔４〕上海小学生的买飞机一九三三年初，国民党政府举办航空救国飞机捐，上海市预定征募二百万元。至五月初仅得半数，乃发动全市童子军于十二日起，在各交通要道及娱乐场所劝募购买“童子军号飞机”捐款三天。北平小学生的挖地洞，指一九三三年五月，北平各小学校长因日机时临上空，曾派代表赴社会局要求各校每日上午停课，挖防空洞。 〔５〕据手稿，这里还有下面一段：“买飞机，将以‘安内’也，挖地洞，‘无以攘外’也。因为‘安内急于攘外’，故还须买飞机，而‘非安内无以攘外’，故必得挖地洞。” 〔６〕造起了宝塔一九三三年，国民党政客戴季陶邀广东中山大学在南京的师生七十余人，合抄孙中山的著作，盛铜盒中，外镶石匣，在中山陵附近建筑宝塔收藏。 〔７〕释迦即释迦牟尼（约前５６５—前４８６），佛教创始人。《瑞应本起经》卷上有关于他出生的记载：“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时，化从右胁生。堕地即行七步，举右手住而言曰：‘天上天下，唯我为尊。’”（据三国时吴国支谦汉文译本） 〔８〕外洋养病，名山拜佛这是国民党政客因内讧下野或处境困难时惯用的脱身借口，如汪精卫曾以生背痈、患糖尿病等为由，“卧床休息”或“出国养病”；黄郛退居莫干山“读书学佛”；戴季陶自称信奉佛教，报上屡载他去名山诵经拜佛的消息。 #p#副标题#e#上海注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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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题目，就有些踌蹰，怕空话多于本文，就是俗语之所谓“雷声大，雨点小”。做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以后，好像还可以写一点闲文，但已经没有力气，只得停止了。第二天一觉醒来，日报已到，拉过来一看，不觉自己摩一下头顶，惊叹道：“二十五周年的双十节！原来中华民国，已过了一世纪的四分之一了，岂不快哉！”但这“快”是迅速的意思。后来乱翻增刊，偶看见新作家的憎恶老人的文章，便如兜顶浇半瓢冷水。自己心里想：老人这东西，恐怕也真为青年所不耐的。例如我罢，性情即日见乖张，二十五年而已，却偏喜欢说一世纪的四分之一，以形容其多，真不知忙着什么；而且这摩一下头顶的手势，也实在可以说是太落伍了。 这手势，每当惊喜或感动的时候，我也已经用了一世纪的四分之一，犹言“辫子究竟剪去了”，原是胜利的表示。这种心情，和现在的青年也是不能相通的。假使都会上有一个拖着辫子的人，三十左右的壮年和二十上下的青年，看见了恐怕只以为珍奇，或者竟觉得有趣，但我却仍然要憎恨，愤怒，因为自己是曾经因此吃苦的人，以剪辫为一大公案的缘故。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假使当初为了保存古迹，留辫不剪，我大约是决不会这样爱它的。张勋来也好，段祺瑞来也好〔２〕，我真自愧远不及有些士君子的大度。 当我还是孩子时，那时的老人指教我说：剃头担上的旗竿，三百年前是挂头的。满人入关，下令拖辫，剃头人沿路拉人剃发，谁敢抗拒，便砍下头来挂在旗竿上，再去拉别的人。那时的剃发，先用水擦，再用刀刮，确是气闷的，但挂头故事却并不引起我的惊惧，因为即使我不高兴剃发，剃头人不但不来砍下我的脑袋，还从旗竿斗里摸出糖来，说剃完就可以吃，已经换了怀柔方略了。见惯者不怪，对辫子也不觉其丑，何况花样繁多，以姿态论，则辫子有松打，有紧打，辫线有三股，有散线，周围有看发（即今之“刘海”），看发有长短，长看发又可打成两条细辫子，环于顶搭之周围，顾影自怜，为美男子；以作用论，则打架时可拔，犯奸时可剪，做戏的可挂于铁竿，为父的可鞭其子女，变把戏的将头摇动，能飞舞如龙蛇，昨在路上，看见巡捕拿人，一手一个，以一捕二，倘在辛亥革命前，则一把辫子，至少十多个，为治民计，也极方便的。不幸的是所谓“海禁大开”，士人渐读洋书，因知比较，纵使不被洋人称为“猪尾”，而既不全剃，又不全留，剃掉一圈，留下一撮，打成尖辫，如慈菇芽，也未免自己觉得毫无道理，大可不必了。 我想，这是纵使生于民国的青年，一定也都知道的。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３〕起事，而八国联军遂入京，这年代很容易记，是恰在一千九百年，十九世纪的结末。于是满清官民，又要维新了，维新有老谱，照例是派官出洋去考察，和派学生出洋去留学。我便是那时被两江总督派赴日本的人们之中的一个，自然，排满的学说和辫子的罪状和文字狱的大略，是早经知道了一些的，而最初在实际上感到不便的，却是那辫子。 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我第一次所经历的是在一个忘了名目的会场上，看见一位头包白纱布，用无锡腔讲演排满的英勇的青年，不觉肃然起敬。但听下去，到得他说“我在这里骂老太婆，老太婆一定也在那里骂吴稚晖”〔４〕，听讲者一阵大笑的时候，就感到没趣，觉得留学生好像也不外乎嬉皮笑脸。“老太婆”者，指清朝的西太后〔５〕。吴稚晖在东京开会骂西太后，是眼前的事实无疑，但要说这时西太后也正在北京开会骂吴稚晖，我可不相信。讲演固然不妨夹着笑骂，但无聊的打诨，是非徒无益，而且有害的。不过吴先生这时却正在和公使蔡钧大战〔６〕，名驰学界，白纱布下面，就藏着名誉的伤痕。不久，就被递解回国，路经皇城外的河边时，他跳了下去，但立刻又被捞起，押送回去了。这就是后来太炎先生和他笔战时，文中之所谓“不投大壑而投阳沟，面目上露”〔７〕。其实是日本的御沟并不狭小，但当警官护送之际，却即使并未“面目上露”，也一定要被捞起的。这笔战愈来愈凶，终至夹着毒詈，今年吴先生讥刺太炎先生受国民政府优遇时，还提起这件事，这是三十余年前的旧账，至今不忘，可见怨毒之深了。〔８〕但先生手定的《章氏丛书》内，却都不收录这些攻战的文章。先生力排清虏，而服膺于几个清儒，殆将希踪古贤，故不欲以此等文字自秽其著述——但由我看来，其实是吃亏，上当的，此种醇风，正使物能遁形，贻患千古。 剪掉辫子，也是当时一大事。太炎先生去发时，作《解辫发》，〔９〕有云——“……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秋七月，余年三十三矣。是时满洲政府不道，戕虐朝士，横挑强邻，戮使略贾，四维交攻。愤东胡之无状，汉族之不得职，陨涕涔涔曰，余年已立，而犹被戎狄之服，不违咫尺，弗能剪除，余之罪也。将荐绅束发，以复近古，日既不给，衣又不可得。于是曰，昔祁班孙，释隐玄，皆以明氏遗老，断发以殁。《春秋谷梁传》#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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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珂勒惠支教授的版画之入中国野地上有一堆烧过的纸灰，旧墙上有几个划出的图画，经过的人是大抵未必注意的，然而这些里面，各各藏着一些意义，是爱，是悲哀，是愤怒，……而且往往比叫了出来的更猛烈。也有几个人懂得这意义。 一九三一年——我忘了月份了——创刊不久便被禁止的杂志《北斗》〔２〕第一本上，有一幅木刻画，是一个母亲，悲哀的闭了眼睛，交出她的孩子去。这是珂勒惠支教授（ＰｒｏｆＫａｅ－ｔｈｅＫｏｌｌｗｉｔｚ）的木刻连续画《战争》的第一幅，题目叫作《牺牲》；也是她的版画绍介进中国来的第一幅。这幅木刻是我寄去的，算是柔石〔３〕遇害的纪念。他是我的学生和朋友，一同绍介外国文艺的人，尤喜欢木刻，曾经编印过三本欧美作家的作品〔４〕，虽然印得不大好。然而不知道为了什么，突然被捕了，不久就在龙华和别的五个青年作家〔５〕同时枪毙。当时的报章上毫无记载，大约是不敢，也不能记载，然而许多人都明白他不在人间了，因为这是常有的事。只有他那双目失明的母亲，我知道她一定还以为她的爱子仍在上海翻译和校对。偶然看到德国书店的目录上有这幅《牺牲》，便将它投寄《北斗》了，算是我的无言的纪念。然而，后来知道，很有一些人是觉得所含的意义的，不过他们大抵以为纪念的是被害的全群。 这时珂勒惠支教授的版画集正在由欧洲走向中国的路上，但到得上海，勤恳的绍介者却早已睡在土里了，我们连地点也不知道。好的，我一个人来看。这里面是穷困，疾病，饥饿，死亡……自然也有挣扎和争斗，但比较的少；这正如作者的自画像，脸上虽有憎恶和愤怒，而更多的是慈爱和悲悯的相同。这是一切“被侮辱和被损害的”〔６〕的母亲的心的图像。这类母亲，在中国的指甲还未染红的乡下，也常有的，然而人往往嗤笑她，说做母亲的只爱不中用的儿子。但我想，她是也爱中用的儿子的，只因为既然强壮而有能力，她便放了心，去注意“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孩子去了。 现在就有她的作品的复印二十一幅，来作证明；并且对于中国的青年艺术学徒，又有这样的益处的——一，近五年来，木刻已颇流行了，虽然时时受着迫害。但别的版画，较成片段的，却只有一本关于卓伦（ＡｎｄｅｒｓＺｏｒｎ）〔７〕的书。现在所绍介的全是铜刻和石刻，使读者知道版画之中，又有这样的作品，也可以比油画之类更加普遍，而且看见和卓伦截然不同的技法和内容。 二，没有到过外国的人，往往以为白种人都是对人来讲耶稣道理或开洋行的，鲜衣美食，一不高兴就用皮鞋向人乱踢。有了这画集，就明白世界上其实许多地方都还存在着“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是和我们一气的朋友，而且还有为这些人们悲哀，叫喊和战斗的艺术家。 三，现在中国的报纸上多喜欢登载张口大叫着的希特拉〔８〕像，当时是暂时的，照相上却永久是这姿势，多看就令人觉得疲劳。现在由德国艺术家的画集，却看见了别一种人，虽然并非英雄，却可以亲近，同情，而且愈看，也愈觉得美，愈觉得有动人之力。 四，今年是柔石被害后的满五年，也是作者的木刻第一次在中国出现后的第五年；而作者，用中国式计算起来，她是七十岁了，这也可以算作一个纪念。作者虽然现在也只能守着沉默，但她的作品，却更多的在远东的天下出现了。是的，为人类的艺术，别的力量是阻挡不住的。 二略论暗暗的死 这几天才悟到，暗暗的死，在一个人是极其惨苦的事。 中国在革命以前，死囚临刑，先在大街上通过，于是他或呼冤，或骂官，或自述英雄行为，或说不怕死。到壮美时，随着观看的人们，便喝一声采，后来还传述开去。在我年青的时候，常听到这种事，我总以为这情形是野蛮的，这办法是残酷的。 新近在林语堂〔９〕博士编辑的《宇宙风》里，看到一篇铢堂〔１０〕先生的文章，却是别一种见解。他认为这种对死囚喝采，是崇拜失败的英雄，是扶弱，“理想是不能不算崇高。然而在人群的组织上实在要不得。抑强扶弱，便是永远不愿意有强。崇拜失败英雄，便是不承认成功的英雄。”所以使“凡是古来成功的帝王，欲维持几百年的威力，不定得残害几万几十万无辜的人，方才能博得一时的慑服”。 残害了几万几十万人，还只“能博得一时的慑服”，为“成功的帝王”设想，实在是大可悲哀的：没有好法子。不过我并不想替他们划策，我所由此悟到的，乃是给死囚在临刑前可以当众说话，倒是“成功的帝王”的恩惠，也是他自信还有力量的证据，所以他有胆放死囚开口，给他在临死之前，得到一个自夸的陶醉，大家也明白他的收场。我先前只以为“残酷”，还不是确切的判断，其中是含有一点恩惠的。我每当朋友或学生的死，倘不知时日，不知地点，不知死法，总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边，在暗室中毕命于几个屠夫的手里，也一定比当众而死的更寂寞。 然而“成功的帝王”是不秘密杀人的，他只秘密一件事：和他那些妻妾的调笑。到得就要失败了，才又增加一件秘密：他的财产的数目和安放的处所；再下#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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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月，田军发表了一篇小品，题目是《大连丸上》〔２〕，记着一年多以前，他们夫妇俩怎样幸而走出了对于他们是荆天棘地的大连—— “第二天当我们第一眼看到青岛青青的山角时，我们的心才又从冻结里蠕活过来。 “‘啊！祖国！’ “我们梦一般这样叫了！” 他们的回“祖国”，如果是做随员，当然没有人会说话，如果是剿匪，那当然更没有人会说话，但他们竟不过来出版了《八月的乡村》〔３〕。这就和文坛发生了关系。那么，且慢“从冻结里蠕活过来”罢。三月里，就“有人”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的说道—— “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 谁说的呢？就是“有人”。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八月的乡村》“里面有些还不真实”。然而我的传话是“真实”的。有《大晚报》副刊《火炬》的奇怪毫光之一，《星期文坛》上的狄克〔４〕先生的文章为证——“《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他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这些话自然不能说是不对的。假如“有人”说，高尔基〔５〕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否则，他的作品当更好；吉须〔６〕不该早早逃亡外国，如果坐在希忒拉的集中营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倘使有谁去争论，那么，这人一定是低能儿。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却还有说几句话的必要，因为我们还不到十分“丰富了自己”，免于来做低能儿的幸福的时期。 这样的时候，人是很容易性急的。例如罢，田军早早的来做小说了，却“不够真实”，狄克先生一听到“有人”的话，立刻同意，责别人不来指出“许多问题”了，也等不及“丰富了自己以后”，再来做“正确的批评”。但我以为这是不错的，我们有投枪就用投枪，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可惜的是这么一来，田军也就没有什么“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的错处了。立论要稳当真也不容易。况且从狄克先生的文章上看起来，要知道“真实”似乎也无须久留在东北似的，这位“有人”先生和狄克先生大约就留在租界上，并未比田军回来得晚，在东北学习，但他们却知道够不够真实。而且要作家进步，也无须靠“正确”的批评，因为在没有人指出《八月的乡村》的技巧上，内容上的“许多问题”以前，狄克先生也已经断定了：“我相信现在有人在写，或豫备写比《八月的乡村》更好的作品，因为读者需要！” 到这里，就是坦克车正要来，或将要来了，不妨先折断了投枪。 到这里，我又应该补叙狄克先生的文章的题目，是：《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题目很有劲。作者虽然不说这就是“自我批判”，但却实行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务的，要到他所希望的正式的“自我批判”发表时，这才解除它的任务，而《八月的乡村》也许再有些生机。因为这种模模胡胡的摇头，比列举十大罪状更有害于对手，列举还有条款，含胡的指摘，是可以令人揣测到坏到茫无界限的。 自然，狄克先生的“要执行自我批判”是好心，因为“那些作家是我们底”的缘故。但我以为同时可也万万忘记不得“我们”之外的“他们”，也不可专对“我们”之中的“他们”。要批判，就得彼此都给批判，美恶一并指出。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四月十六日。 CC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夜莺》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２〕田军参看本卷第２８８页注〔１〕。《大连丸上》，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上海《海燕》月刊第一期，当时大连是日本的租借地。〔３〕《八月的乡村》田军著的反映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鲁迅曾为之作序，并将它编入《奴隶丛书》，一九三五年八月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 〔４〕狄克张春桥的化名。张春桥，山东巨野人。当时混进上海左翼文艺界进行破坏活动。七十年代是“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他的攻击《八月的乡村》和攻击鲁迅的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的《大晚报·火炬》。〔５〕高尔基出生于木工家庭，早年曾当过学徒、码头工人等。〔６〕吉须（ＥＥＫｉｓｃｈ，１８８５—１９４８）也译作基希，捷克报告文学家。用德文写作。希特勒统治时期因反对纳粹政权而逃亡国外。 “九一八”事变后曾来过我国，著有《秘密的中国》等。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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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曾有一个时候，我们很少能够从本国的刊物上，知道一点苏联的情形。虽是文艺罢，有些可敬的作家和学者们，也如千金小姐的遇到柏油一样，不但决不沾手，离得还远呢，却已经皱起了鼻子。近一两年可不同了，自然间或还看见几幅从外国刊物上取来的讽刺画，但更多的是真心的绍介着建设的成绩，令人抬起头来，看见飞机，水闸，工人住宅，集体农场，不再专门两眼看地，惦记着破皮鞋摇头叹气了。这些绍介者，都并非有所谓可怕的政治倾向的人，但决不幸灾乐祸，因此看得邻人的平和的繁荣，也就非常高兴，并且将这高兴来分给中国人。我以为为中国和苏联两国起见，这现象是极好的，一面是真相为我们所知道，得到了解，一面是不再误解，而且证明了我们中国，确有许多“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２〕的必说真话的人们。 但那些绍介，都是文章或照相，今年的版画展览会，却将艺术直接陈列在我们眼前了。作者之中，很有几个是由于作品的复制，姓名已为我们所熟识的，但现在才看到手制的原作，使我们更加觉得亲密。 版画之中，木刻是中国早已发明的，但中途衰退，五年前从新兴起的〔３〕是取法于欧洲，与古代木刻并无关系。不久，就遭压迫，又缺师资，所以至今不见有特别的进步。我们在这会里才得了极好，极多的模范。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内战时期，就改革木刻，从此不断的前进的巨匠法复尔斯基（ＶＦａｖｏｒｓ－ｋｙ）〔４〕，和他的一派兑内加（ＡＤｅｉｎｅｋａ）〔５〕，冈察洛夫（ＡＧｏｎｃｈａｒｏｖ）〔６〕，叶卡斯托夫（ＧＥｃｈｅｉｓｔｏｖ）〔７〕，毕珂夫（ＭＰｉｋｏｖ）等，他们在作品里各各表现着真挚的精神，继起者怎样照着导师所指示的道路，却用不同的方法，使我们知道只要内容相同，方法不妨各异，而依傍和模仿，决不能产生真艺术。 兑内加和叶卡斯托夫的作品，是中国未曾绍介过的，可惜这里也很少；和法复尔斯基接近的保夫理诺夫（ＰＰａｖｌｉｎｏｖ）的木刻，我们只见过一幅，现在却弥补了这缺憾了。 克拉甫兼珂（ＡＫｒａｖｃｈｅｎｋｏ）〔８〕的木刻能够幸而寄到中国，翻印绍介了的也只有一幅，到现在大家才看见他更多的原作。他的浪漫的色彩，会鼓动我们的青年的热情，而注意于背景和细致的表现，也将使观者得到裨益。我们的绘画，从宋以来就盛行“写意”，两点是眼，不知是长是圆，一画是鸟，不知是鹰是燕，竞尚高简，变成空虚，这弊病还常见于现在的青年木刻家的作品里，克拉甫兼珂的新作《尼泊尔建造》（Ｄｎｅｐｒｏｓｔ－ｒｏｙ），是惊起这种懒惰的空想的警钟。至于毕斯凯莱夫（ＮＰｉｓｋａｒｅｖ），则恐怕是最先绍介到中国来的木刻家。他的四幅《铁流》〔９〕的插画，早为许多青年读者所欣赏，现在才又见了《安娜·加里尼娜》〔１０〕的插画，——他的刻法的别一端。 这里又有密德罗辛（ＤＭｉｔｒｏｋｈｉｎ），希仁斯基（ＬＫｈｉｚ－ｈｉｎｓｋｙ），莫察罗夫（ＳＭｏｃｈａｌｏｖ）〔１１〕，都曾为中国豫先所知道，以及许多第一次看见的艺术家，是从十月革命前已经有名，以至生于二十世纪初的青年艺术家的作品，都在向我们说明通力合作，进向平和的建设的道路。别的作者和作品，展览会的说明书上各有简要说明，而且临末还揭出了全体的要点：“一般的社会主义的内容和对于现实主义的根本的努力”，在这里也无须我赘说了。 但我们还有应当注意的，是其中有乌克兰，乔其亚〔１２〕，白俄罗斯的艺术家的作品，我想，倘没有十月革命，这些作品是不但不能和我们见面，也未必会得出现的。 现在，二百余幅的作品，是已经灿烂的一同出现于上海了。单就版画而论，使我们看起来，它不像法国木刻的多为纤美，也不像德国木刻的多为豪放；然而它真挚，却非固执，美丽，却非淫艳，愉快，却非狂欢，有力，却非粗暴；但又不是静止的，它令人觉得一种震动——这震动，恰如用坚实的步法，一步一步，踏着坚实的广大的黑土进向建设的路的大队友军的足音。 附记：会中的版画，计有五种。一木刻，一胶刻（目录译作“油布刻”，颇怪），看名目自明。两种是用强水浸蚀铜版和石版而成的，译作“铜刻”和“石刻”固可，或如目录，译作“蚀刻”和“石印”亦无不可。还有一种Ｍｏｎｏｔｙｐｅ，是在版上作画，再用纸印，所以虽是版画，却只一幅的东西，我想只好译作“独幅版画”。会中的说明书上译作“摩诺”，还不过等于不译，有时译为“单型学”，却未免比不译更难懂了。其实，那不提撰人的说明，是非常简而得要的，可惜译得很费解，如果有人改译一遍，即使在闭会之后，对于留心版画的人也还是很有用处的。 二月十七日。 CC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上海《申报》。苏联版画展览会，由当时的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中苏文化协会和中国文艺社联合主办，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起在上海举行，为期一周。 〔２〕“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语出《孟子·滕文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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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年，大观园里的压轴戏是刘老老骂山门。〔２〕那是要老旦出场的，老气横秋地大“放”一通，〔３〕直到裤子后穿而后止。当时指着手无寸铁或者已被缴械的人大喊“杀，杀，杀！”〔４〕那呼声是多么雄壮。所以它——男角扮的老婆子，也可以算得一个人才。 而今时世大不同了，手里象刀，而嘴里却需要“自由，自由，自由”，“开放××”〔５〕云云。压轴戏要换了。 于是人才辈出，各有巧妙不同，出场的不是老旦，却是花旦了，而且这不是平常的花旦，而是海派戏广告上所说的“玩笑旦”。这是一种特殊的人物，他（她）要会媚笑，又要会撒泼，要会打情骂俏，又要会油腔滑调。总之，这是花旦而兼小丑的角色。不知道是时世造英雄（说“美人”要妥当些），还是美人儿多年阅历的结果？ 美人儿而说“多年”，自然是阅人多矣的徐娘〔６〕了，她早已从窑姐儿升任了老鸨婆；然而她丰韵犹存，虽在卖人，还兼自卖。自卖容易，而卖人就难些。现在不但有手无寸铁的人，而且有了……况且又遇见了太露骨的强奸。要会应付这种非常之变，就非有非常之才不可。你想想：现在的压轴戏是要似战似和，又战又和，不降不守，亦降亦守！〔７〕这是多么难做的戏。没有半推半就假作娇痴的手段是做不好的。孟夫子说，“以天下与人易。”〔８〕其实，能够简单地双手捧着“天下”去“与人”，倒也不为难了。问题就在于不能如此。所以要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哭啼啼，而又刁声浪气的诉苦说：我不入火坑〔９〕，谁入火坑。 然而娼妓说她自己落在火坑里，还是想人家去救她出来；而老鸨婆哭火坑，却未必有人相信她，何况她已经申明：她是敞开了怀抱，准备把一切人都拖进火坑的。虽然，这新鲜压轴戏的玩笑却开得不差，不是非常之才，就是挖空了心思也想不出的。 老旦进场，玩笑旦出场，大观园的人才着实不少！四月二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干。 〔２〕大观园《红楼梦》中贾府的花园，这里比喻国民党政府。刘老老是《红楼梦》中的人物，这里指国民党中以“元老”自居的反动政客吴稚晖（他曾被人称作“吴老老”）。吴稚晖，参看本卷第１２５页注〔２〕。 〔３〕大“放”一通吴稚晖的反动言论中，常出现“放屁”一类字眼，如他在《弱者之结语》中说：“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止能提提案，放放屁，……我今天再放这一次，把肚子泻空了，就告完结。”“裤子后穿”，是章太炎在《再复吴敬恒书》中痛斥吴稚晖的话：“善箝而口，勿令舐痈；善补而裤，勿令后穿。”（载一九○八年《民报》二十二号） 〔４〕指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背叛革命时，吴稚晖充当帮凶，叫嚣“打倒”、“严办”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５〕“开放××”指当时一些国民党政客鼓吹的“开放政权”。 〔６〕徐娘《南史·后妃传》有关于梁元帝妃徐昭佩的记载：“徐娘虽老，犹尚多情。”后来因有“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成语。这里是指汪精卫。 〔７〕“似战似和”等语，是讽刺汪精卫等人既想降日又要掩饰投降面目的丑态。如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日汪精卫在上海答记者问时曾说：“国难如此严重，言战则有丧师失地之虞，言和则有丧权辱国之虞，言不和不战则两俱可虞。” 〔８〕“以天下与人易”语见《孟子·滕文公》：“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 〔９〕入火坑汪精卫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日在上海答记者问时曾说：“现时置身南京政府中人，其中心焦灼，无异投身火坑一样。我们抱着共赴国难的决心，涌身跳入火坑，同时……，竭诚招邀同志们一齐跳入火坑。”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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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些时，上海的官绅为太炎〔２〕先生开追悼会，赴会者不满百人，遂在寂寞中闭幕，于是有人慨叹，以为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这慨叹其实是不得当的。官绅集会，一向为小民所不敢到；况且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３〕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４〕和作邹容〔５〕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６〕。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７〕，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现在抄两首在下面——狱中赠邹容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餱。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狱中闻沈禹希〔８〕见杀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 螭鬽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一九○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９〕。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１０〕，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１１〕斗争，和“××”的×××斗争〔１２〕，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１３〕，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１４〕民国元年革命后，先生的所志已达，该可以大有作为了，然而还是不得志。这也是和高尔基的生受崇敬，死备哀荣，截然两样的。我以为两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尔基先前的理想，后来都成为事实，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而先生则排满之志虽伸，但视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见《民报》第六本）〔１５〕，却仅止于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凯〔１６〕又攘夺国柄，以遂私图，就更使先生失却实地，仅垂空文，至于今，惟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的《中华民国解》（最先亦见《民报》）〔１７〕，为巨大的记念而已，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１８〕，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１９〕，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近有文侩，勾结小报，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鸣得意，真可谓“小人不欲成人之美”〔２０〕，而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２１〕了！ 但革命之后，先生亦渐为昭示后世计，自藏其锋鑣。浙江所刻的《章氏丛书》〔２２〕，是出于手定的，大约以为驳难攻讦，至于忿詈，有违古之儒风，足以贻讥多士的罢，先前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竟多被刊落，上文所引的诗两首，亦不见于《诗录》中。一九三三年刻《章氏丛书续编》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纯谨，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斗争之作，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至于仓皇制《同门录》〔２３〕成册。近阅日报，有保护版权的广告，有三续丛书的记事，可见又将有遗著出版了，但补入先前战斗的文章与否，却无从知道。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然而此时此际，恐怕也未必能如所望罢，呜呼！ 十月九日。 CC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在上海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之一《二三事》一书。 〔２〕太炎章炳麟（１８６９—１９３６），又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学者。光复会的发起人之一，后参加同盟会，主编《民报》。他的著作汇编为《章氏丛书》（共三编）。 〔３〕《訄书》参看本卷第１９３页注〔２１〕。〔４〕康有为参看本卷第４３页注〔１１〕。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国外，组织保皇会，后来并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这里所说“驳斥康有为”，指章太炎发表于一九○三年五月《苏报》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它批驳了康有为主张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与南北美洲诸华裔书》。 〔５〕邹容（１８８５—１９０５）字蔚丹，四川巴县人，清末革命家。一九○二年留学日本，积极宣传反清革命思想；一九○三年回国，于五月出版鼓吹反清的《#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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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引几句古书，——也许记的不真确，——庄子曰：“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相煦以湿，——不若相忘于江湖。”〔２〕 《译文》就在一九三四年九月中，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出世的。那时候，鸿篇巨制如《世界文学》和《世界文库》〔３〕之类，还没有诞生，所以在这青黄不接之际，大约可以说是仿佛戈壁中的绿洲，几个人偷点余暇，译些短文，彼此看看，倘有读者，也大家看看，自寻一点乐趣，也希望或者有一点益处，——但自然，这决不是江湖之大。 不过这与世无争的小小的期刊，终于不能不在去年九月，以“终刊号”和大家告别了。虽然不过野花小草，但曾经费过不少移栽灌溉之力，当然不免私心以为可惜的。然而竟也得了勇气和慰安：这是许多读者用了笔和舌，对于《译文》的凭吊。 我们知道感谢，我们知道自勉。 我们也不断的希望复刊。但那时风传的关于终刊的原因：是折本。出版家虽然大抵是“传播文化”的，而“折本”却是“传播文化”的致命伤，所以荏苒半年，简直死得无药可救。直到今年，折本说这才起了动摇，得到再造的运会，再和大家相见了。 内容仍如创刊时候的《前记》里所说一样：原料没有限制；门类也没有固定；文字之外多加图画，也有和文字有关系的，意在助趣，也有和文字没有关系的，那就算是我们贡献给读者的一点小意思。 这一回，将来的运命如何呢？我们不知道。但今年文坛的情形突变，已在宣扬宽容和大度了，我们真希望在这宽容和大度的文坛里，《译文》也能够托庇比较的长生。三月八日。 CC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三月上海《译文》月刊新一卷第一期“复刊号”。 《译文》，鲁迅和茅盾发起的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杂志，创刊于一九三四年九月，最初三期为鲁迅编辑，后由黄源接编，上海生活书店发行，一九三五年九月出至第十三期停刊；一九三六年三月复刊，改由上海杂志公司发行，一九三七年六月出至新三卷第四期停刊。〔２〕“涸辙之鲋”等语，参看本卷第４８９页注〔８〕。〔３〕《世界文学》介绍世界各国文学（包括我国）的双月刊，伍蠡甫编辑，一九三四年十月创刊，上海黎明书局发行。《世界文库》，参看本卷第３５８页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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