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世界大战之后，许多新兴的国家出现的时候，我们曾经非常高兴过，因为我们也是曾被压迫，挣扎出来的人民。捷克的兴起〔２〕，自然为我们所大欢喜；但是奇怪，我们又很疏远，例如我，就没有认识过一个捷克人，看见过一本捷克书，前几年到了上海，才在店铺里目睹了捷克的玻璃器。 我们彼此似乎都不很互相记得。但以现在的一般情况而论，这并不算坏事情，现在各国的彼此念念不忘，恐怕大抵未必是为了交情太好了的缘故。自然，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可惜走这条道路的人又少得很。 出乎意外地，译者竟首先将试尽这任务的光荣，加在我这里了。我的作品，因此能够展开在捷克的读者的面前，这在我，实在比被译成通行很广的别国语言更高兴。我想，我们两国，虽然民族不同，地域相隔，交通又很少，但是可以互相了解，接近的，因为我们都曾经走过苦难的道路，现在还在走——一面寻求着光明。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一日，鲁迅。 CC 〔１〕本篇是作者应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博士（ＤｒＪＰｒｕｓｅｋ，１９０７—１９８０）之请而写的。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上海出版的《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曾据作者所有底稿刊出，题作《捷克文译本〈短篇小说选集〉序》。一九三七年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时，编者据底稿改题为《捷克译本》。现据《呐喊》捷克译本（《Ｖｒａｕａ》）书前影印的手迹排印。捷克文译本译者为普实克和弗拉斯塔·诺沃特娜（ＶＮｏｖｏｔｎá），收《呐喊》中小说八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布拉格“人民文化”出版社出版。 〔２〕捷克的兴起捷克和斯洛伐克原先长期受奥匈帝国统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于一九一八年十月宣告独立，联合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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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作者生前开始编集，后经许广平编定，一九三七年七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初版。 一九三六年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１〕凯绥·勖密特（ＫａｅｔｈｅＳｃｈｍｉｄｔ）以一八六七年七月八日生于东普鲁士的区匿培克（Ｋｏｅｎｉｇｓｂｅｒｇ）。她的外祖父是卢柏（ＪｕｌｉｕｓＲｕｐｐ），即那地方的自由宗教协会的创立者。父亲原是候补的法官，但因为宗教上和政治上的意见，没有补缺的希望了，这穷困的法学家便如俄国人之所说：“到民间去”〔２〕，做了木匠，一直到卢柏死后，才来当这教区的首领和教师。他有四个孩子，都很用心的加以教育，然而先不知道凯绥的艺术的才能。凯绥先学的是刻铜的手艺，到一八八五年冬，这才赴她的兄弟在研究文学的柏林，向斯滔发·培伦（ＳｔａｕｆｆｅｒＢｅｒｎ）〔３〕去学绘画。后回故乡，学于奈台（Ｎｅｉｄｅ）〔４〕，为了“厌倦”，终于向闵兴的哈台列克（Ｈｅｒｔｅｒｉｃｈ）〔５〕那里去学习了。 一八九一年，和她兄弟的幼年之友卡尔·珂勒惠支（ＫａｒｌＫｏｌｌｗｉｔｚ）结婚，他是一个开业的医生，于是凯绥也就在柏林的“小百姓”之间住下，这才放下绘画，刻起版画来。待到孩子们长大了，又用力于雕刻。一八九八年，制成有名的《织工一揆》〔６〕计六幅，取材于一八四四年的史实，是与先出的霍普德曼（ＧｅｒｈａｒｔＨａｕｐｔｍａｎｎ）〔７〕的剧本同名的；一八九九年刻《格莱亲》，零一年刻《断头台边的舞蹈》；零四年旅行巴黎；零四至八年成连续版画《农民战争》七幅，获盛名，受Ｖｉｌｌａ－Ｒｏｍａｎａ奖金〔８〕，得游学于意大利。这时她和一个女友由佛罗棱萨步行而入罗马，然而这旅行，据她自己说，对于她的艺术似乎并无大影响。一九○九年作《失业》，一○年作《妇人被死亡所捕》和以“死”为题材的小图。 世界大战起，她几乎并无制作。一九一四年十月末，她的很年青的大儿子以义勇兵死于弗兰兑伦（Ｆｌａｎｄｅｒｎ）战线上。一八年十一月，被选为普鲁士艺术学院会员，这是以妇女而入选的第一个。从一九年以来，她才仿佛从大梦初醒似的，又从事于版画了，有名的是这一年的纪念里勃克内希（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９〕的木刻和石刻，零二至零三年〔１０〕的木刻连续画《战争》，后来又有三幅《无产者》，也是木刻连续画。一九二七年为她的六十岁纪念，霍普德曼那时还是一个战斗的作家〔１１〕，给她书简道：“你的无声的描线，侵人心髓，如一种惨苦的呼声：希腊和罗马时候都没有听到过的呼声。”法国罗曼·罗兰（Ｒｏ－ｍａｉｎＲｏｌｌａｎｄ）〔１２〕则说：“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是现代德国的最伟大的诗歌，它照出穷人与平民的困苦和悲痛。这有丈夫气概的妇人，用了阴郁和纤禣E的同情，罢庑┦赵谒?难壑校??拇*母的腕里了。这是做了牺牲的人民的沉默的声音。”然而她在现在，却不能教授，不能作画，只能真的沉默的和她的儿子住在柏林了；她的儿子像那父亲一样，也是一个医生。 在女性艺术家之中，震动了艺术界的，现代几乎无出于凯绥·珂勒惠支之上——或者赞美，或者攻击，或者又对攻击给她以辩护。诚如亚斐那留斯（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Ａｖｅｎａｒｉｕｓ）〔１３〕之所说：“新世纪的前几年，她第一次展览作品的时候，就为报章所喧传的了。从此以来，一个说，‘她是伟大的版画家’；人就过作无聊的不成话道：‘凯绥·珂勒惠支是属于只有一个男子的新派版画家里的’。别一个说：‘她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家’，第三个却道：‘她是悲观的困苦的画手’。而第四个又以为‘是一个宗教的艺术家’。要之：无论人们怎样地各以自己的感觉和思想来解释这艺术，怎样地从中只看见一种的意义——然而有一件事情是普遍的：人没有忘记她。谁一听到凯绥·珂勒惠支的名姓，就仿佛看见这艺术。这艺术是阴郁的，虽然都在坚决的动弹，集中于强韧的力量，这艺术是统一而单纯的——非常之逼人。” 但在我们中国，绍介的还不多，我只记得在已经停刊的《现代》和《译文》上，各曾刊印过她的一幅木刻，〔１４〕原画自然更少看见；前四五年，上海曾经展览过她的几幅作品，但恐怕也不大有十分注意的人。她的本国所复制的作品，据我所见，以《凯绥·珂勒惠支画帖》（ＫａｅｔｈｅＫｏｌｌｗｉｔｚＭａｐｐｅ，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ｇｅｂｅｎＶｏｎＫｕｎｓｔｗａｒｔ，Ｋｕｎｓｔｗａｒｔ－Ｖｅｒｌａｇ，Ｍｕｅｎ－ｃｈｅｎ，１９２７）为最佳，但后一版便变了内容，忧郁的多于战斗的了。印刷未精，而幅数较多的，则有《凯绥·珂勒惠支作品集》（ＤａｓＫａｅｔｈｅＫｏｌｌｗｉｔｚＷｅｒｋ，ＣａｒｌＲｅｉｓｎ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Ｄｒｅｓｄｅｎ，１９３０），只要一翻这集子，就知道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所取的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号，挣扎，联合和奋起。此后又出了一本新集（ＤａｓＮｅｕｅＫＫｏｌｌｗｉｔｚＷｅｒｋ，１９３３），却更多明朗之作了。霍善斯坦因（#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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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篇历史的速写《出关》在《海燕》〔２〕上一发表，就有了不少的批评，但大抵自谦为“读后感”。于是有人说：“这是因为作者的名声的缘故”。话是不错的。现在许多新作家的努力之作，都没有这么的受批评家注意，偶或为读者所发现，销上一二千部，便什么“名利双收”〔３〕呀，“不该回来”呀，“叽哩咕噜”呀，群起而打之，惟恐他还有活气，一定要弄到此后一声不响，这才算天下太平，文坛万岁。然而别一方面，慷慨激昂之士也露脸了，他戟指大叫道：“我们中国有半个托尔斯泰没有？有半个歌德没有？”惭愧得很，实在没有。不过其实也不必这么激昂，因为从地壳凝结，渐有生物以至现在，在俄国和德国，托尔斯泰和歌德也只有各一个。 我并没有遭着这种打击和恫吓，是万分幸福的，不过这回却想破了向来对于批评都守缄默的老例，来说几句话，这也并无他意，只以为批评者有从作品来批判作者的权利，作者也有从批评来批判批评者的权利，咱们也不妨谈一谈而已。 看所有的批评，其中有两种，是把我原是小小的作品，缩得更小，或者简直封闭了。 一种，是以为《出关》在攻击某一个人。这些话，在朋友闲谈，随意说笑的时候，自然是无所不可的，但若形诸笔墨，昭示读者，自以为得了这作品的魂灵，却未免像后街阿狗的妈妈。她是只知道，也只爱听别人的阴私的。不幸我那《出关》并不合于这一流人的胃口，于是一种小报上批评道：“这好像是在讽刺傅东华，然而又不是。”〔４〕既然“然而又不是”，就可见并不“是在讽刺傅东华”了，这不是该从别处着眼了么？然而他因此又觉得毫无意味，一定要实在“是在讽刺傅东华”，这才尝出意味来。 这种看法的人们，是并不很少的，还记得作《阿Ｑ正传》时，就曾有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怒，硬说是在讽刺他，殊不知阿Ｑ的模特儿，却在别的小城市中，而他也实在正在给人家捣米。但小说里面，并无实在的某甲或某乙的么？并不是的。倘使没有，就不成为小说。纵使写的是妖怪，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猪八戒高老庄招亲，在人类中也未必没有谁和他们精神上相像。有谁相像，就是无意中取谁来做了模特儿，不过因为是无意中，所以也可以说是谁竟和书中的谁相像。我们的古人，是早觉得做小说要用模特儿的，记得有一部笔记，说施耐庵〔５〕——我们也姑且认为真有这作者罢——请画家画了一百零八条梁山泊上的好汉，贴在墙上，揣摩着各人的神情，写成了《水浒》。但这作者大约是文人，所以明白文人的技俩，而不知道画家的能力，以为他倒能凭空创造，用不着模特儿来作标本了。 作家的取人为模特儿，有两法。一是专用一个人，言谈举动，不必说了，连微细的癖性，衣服的式样，也不加改变。这比较的易于描写，但若在书中是一个可恶或可笑的角色，在现在的中国恐怕大抵要认为作者在报个人的私仇——叫作“个人主义”，有破坏“联合战线”之罪，从此很不容易做人〔６〕。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从和作者相关的人们里去找，是不能发见切合的了。但因为“杂取种种人”，一部分相像的人也就更其多数，更能招致广大的惶怒。我是一向取后一法的，当初以为可以不触犯某一个人，后来才知道倒触犯了一个以上，真是“悔之无及”，既然“无及”，也就不悔了。况且这方法也和中国人的习惯相合，例如画家的画人物，也是静观默察，烂熟于心，然后凝神结想，一挥而就，向来不用一个单独的模特儿的。 不过我在这里，并不说傅东华先生就做不得模特儿，他一进小说，是有代表一种人物的资格的；我对于这资格，也毫无轻视之意，因为世间进不了小说的人们倒多得很。然而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氚〔７〕，《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８〕，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氚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９〕：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罢。 还有一种，是以为《出关》乃是作者的自况，自况总得占点上风，所以我就是其中的老子〔１０〕。说得最凄惨的是邱韵铎〔１１〕先生—— “……至于读了之后，留在脑海里的影子，就只是一个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的身影。我真切地感觉着读者是会坠入孤独和悲哀去，跟着我们的作者。要是这样，那么，这篇小说的意义，就要无形地削弱了，我相信，鲁迅先生以及像鲁迅先生一样的作家们的本意是不在这里的。……”（《每周文学》的《海燕读后记》） 这一来真是非同小可，许多人都“坠入孤独和悲哀去”，前面一个老子，青牛屁股后面一个作者，还有“以及像鲁迅先生一样的作家们”，还有许多读者们连邱韵铎先生在内，竟一窠蜂似的涌“出关”去了。但是，倘使如此，老子就又不“只是一个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的身影”，我想他是会不再出关，回上海请我们吃饭，出题目征集文章，做道德五百万言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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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介亭杂文》共三集，一九三四和三五年的两本，由先生自己于三五年最末的两天编好了，只差未有重看一遍和标明格式。这，或者因为那时总不大健康，所以没有能够做到。 一九三六年作的《末编》，先生自己把存稿放在一起的，是自第一篇至《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和《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似乎同属姊妹篇，虽然当时因是未完稿而另外搁开，此刻也把它放在一起了。 《附集》的文章，收自《海燕》，《作家》，《现实文学》，《中流》等。《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四篇，先生另外保存的，但都是这一年的文章，也就附在《末编》一起了。 先生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说：“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所以就不自量其浅陋，和排印，装订的草率，急于出版的罢。 这里重承好几位朋友的帮助，使这集子能够迅速付印。又蒙内山先生给予便利，得以销行，谨当深深表示谢意的。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五日，许广平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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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大半见上面《记苏联版画展览会》，而将《附记》删去。再后便接下文：右一篇，是本年二月间，苏联版画展览会在上海开会的时候，我写来登在《申报》上面的。这展览会对于中国给了不少的益处；我以为因此由幻想而入于脚踏实地的写实主义的大约会有许多人。良友图书公司要印一本画集，我听了非常高兴，所以当赵家璧〔２〕先生希望我参加选择和写作序文的时候，我都毫不思索地答应了：这是我所愿意做，也应该做的。 参加选择绘画，尤其是版画，我是践了夙诺的，但后来却生了病，缠绵月余，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写序之期早到，我却还连拿一张纸的力量也没有。停印等我，势所不能，只好仍取旧文，印在前面，聊以塞责。不过我自信其中之所说也还可以略供参考，要请读者见恕的是我竟偏在这时候生病，不能写出一点新的东西来。 这一个月来，每天发热，发热中也有时记起了版画。我觉得这些作者，没有一个是潇洒，飘逸，伶俐，玲珑的。他们个个如广大的黑土的化身，有时简直显得笨重，自十月革命以后，开山的大师就忍饥，斗寒，以一个廓大镜和几把刀，不屈不挠的开拓了这一部门的艺术。这回虽然已是复制了，但大略尚存，我们可以看见，有那一幅不坚实，不恳切，或者是有取巧，弄乖的意思的呢？ 我希望这集子的出世，对于中国的读者有好影响，不但可见苏联的艺术的成绩而已。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三日，鲁迅述，许广平〔３〕记。CC 〔１〕本篇最初印入《苏联版画集》。 《苏联版画集》，赵家璧编，一九三六年七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２〕赵家璧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作家，出版家。当时任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编辑。 〔３〕许广平（１８９８—１９６８）笔名景宋，广东番禺人，鲁迅夫人。 著有《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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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印造凯绥·珂勒惠支（ＫａｅｔｈｅＫｏｌｌｗｉｔｚ）所作版画的选集时，曾请史沫德黎（ＡＳｍｅｄｌｅｙ）〔２〕女士做一篇序。自以为这请得非常合适，因为她们俩原极熟识的。不久做来了，又逼着茅盾先生译出，现已登在选集上。其中有这样的文字：“许多年来，凯绥·珂勒惠支——她从没有一次利用过赠授给她的头衔〔３〕——作了大量的画稿，速写，铅笔作的和钢笔作的速写，木刻，铜刻。把这些来研究，就表示着有二大主题支配着，她早年的主题是反抗，而晚年的是母爱，母性的保障，救济，以及死。而笼照于她所有的作品之上的，是受难的，悲剧的，以及保护被压迫者深切热情的意识。 “有一次我问她：‘从前你用反抗的主题，但是现在你好像很有点抛不开死这观念。这是为什么呢？’用了深有所苦的语调，她回答道，‘也许因为我是一天一天老了！’……” 我那时看到这里，就想了一想。算起来：她用“死”来做画材的时候，是一九一○年顷；这时她不过四十三四岁。我今年的这“想了一想”，当然和年纪有关，但回忆十余年前，对于死却还没有感到这么深切。大约我们的生死久已被人们随意处置，认为无足重轻，所以自己也看得随随便便，不像欧洲人那样的认真了。有些外国人说，中国人最怕死。这其实是不确的，——但自然，每不免模模胡胡的死掉则有之。 大家所相信的死后的状态，更助成了对于死的随便。谁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是相信有鬼（近时或谓之“灵魂”）的，既有鬼，则死掉之后，虽然已不是人，却还不失为鬼，总还不算是一无所有。不过设想中的做鬼的久暂，却因其人的生前的贫富而不同。穷人们是大抵以为死后就去轮回〔４〕的，根源出于佛教。佛教所说的轮回，当然手续繁重，并不这么简单，但穷人往往无学，所以不明白。这就是使死罪犯人绑赴法场时，大叫“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面无惧色的原因。况且相传鬼的衣服，是和临终时一样的，穷人无好衣裳，做了鬼也决不怎么体面，实在远不如立刻投胎，化为赤条条的婴儿的上算。我们曾见谁家生了小孩，胎里就穿着叫化子或是游泳家的衣服的么？从来没有。这就好，从新来过。也许有人要问，既然相信轮回，那就说不定来生会堕入更穷苦的景况，或者简直是畜生道，更加可怕了。但我看他们是并不这样想的，他们确信自己并未造出该入畜生道的罪孽，他们从来没有能堕畜生道的地位，权势和金钱。 然而有着地位，权势和金钱的人，却又并不觉得该堕畜生道；他们倒一面化为居士，准备成佛，一面自然也主张读经复古，兼做圣贤。他们像活着时候的超出人理一样，自以为死后也超出了轮回的。至于小有金钱的人，则虽然也不觉得该受轮回，但此外也别无雄才大略，只豫备安心做鬼。所以年纪一到五十上下，就给自己寻葬地，合寿材，又烧纸锭，先在冥中存储，生下子孙，每年可吃羹饭。这实在比做人还享福。假使我现在已经是鬼，在阳间又有好子孙，那么，又何必零星卖稿，或向北新书局〔５〕去算账呢，只要很闲适的躺在楠木或阴沉木的棺材里，逢年逢节，就自有一桌盛馔和一堆国币摆在眼前了，岂不快哉！ 就大体而言，除极富贵者和冥律无关外，大抵穷人利于立即投胎，小康者利于长久做鬼。小康者的甘心做鬼，是因为鬼的生活（这两字大有语病，但我想不出适当的名词来），就是他还未过厌的人的生活的连续。阴间当然也有主宰者，而且极其严厉，公平，但对于他独独颇肯通融，也会收点礼物，恰如人间的好官一样。 有一批人是随随便便，就是临终也恐怕不大想到的，我向来正是这随便党里的一个。三十年前学医的时候，曾经研究过灵魂的有无，结果是不知道；又研究过死亡是否苦痛，结果是不一律，后来也不再深究，忘记了。近十年中，有时也为了朋友的死，写点文章，不过好像并不想到自己。这两年来病特别多，一病也比较的长久，这才往往记起了年龄，自然，一面也为了有些作者们笔下的好意的或是恶意的不断的提示。 从去年起，每当病后休养，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想定之后，就结束道：就是这样罢——但要赶快做。这“要赶快做”的想头，是为先前所没有的，就因为在不知不觉中，记得了自己的年龄。却从来没有直接的想到“死”。 直到今年的大病，这才分明的引起关于死的豫想来。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样，一任着日本的Ｓ医师〔６〕的诊治的。他虽不是肺病专家，然而年纪大，经验多，从习医的时期说，是我的前辈，又极熟识，肯说话。自然，医师对于病人，纵使怎样熟识，说话是还是有限度的，但是他至少已经给了我两三回警告，不过我仍然不以为意，也没有转告别人。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Ｄ医师〔７〕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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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卷所收的，都是文学的作品：诗，剧本，小说。也都是翻译。 编辑时作为根据的，除《克里慕·萨慕京的生活》〔２〕的残稿外，大抵是印本。只有《没工夫唾骂》〔３〕曾据译者自己校过的印本改正几个错字。高尔基的早年创作也因为得到原稿校对，补入了几条注释，所可惜的是力图保存的《第十三篇关于列尔孟托夫的小说》〔４〕的原稿终被遗失，印本上虽有可疑之处，也无从质证，而且连小引也恐怕和初稿未必完全一样了。 译者采择翻译的底本，似乎并无条理。看起来：大约一是先要能够得到，二是看得可以发表，这才开手来翻译。而且有时也许还因了插图的引动，如雷赫台莱夫（ＢＡＬｅｋｈｔｅｒｅｖ）和巴尔多（ＲＢａｒｔｏ）的绘画，都曾为译者所爱玩，观最末一篇小说之前的小引，即可知〔５〕。所以这里就不顾体例和上卷不同，凡原本所有的图画，也全数插入，——这，自然想借以增加读者的兴趣，但也有些所谓“悬剑空垅”〔６〕的意思的。至于关于辞句的办法，却和上卷悉同，兹不赘。 一九三六年四月末，编者。 CC 〔１〕本篇最初印入《海上述林》下卷。 下卷《藻林》，版权页署一九三六年十月出版，收高尔基的讽刺诗《市侩颂》，别德讷依的讽刺诗《没工夫唾骂》，卢那察尔斯基的剧本《解放了的董·吉诃德》，高尔基的创作选集等。〔２〕《克里慕·萨慕京的生活》通译《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高尔基的长篇小说。印入《海上述林》的“残稿”只是该书第一部第一章的开端。 〔３〕《没工夫唾骂》苏联诗人别德讷衣（通译别德内依）讽刺托洛茨基的一首长诗。 〔４〕《第十三篇关于列尔孟托夫的小说》苏联作家巴甫连珂作，是根据文学史上的材料写成的关于俄国大诗人莱蒙托夫的一个短篇小说。 〔５〕印入《海上述林》下卷的高尔基早年创作二篇中，有雷赫台莱夫的插图八幅；又在《第十三篇关于列尔孟托夫的小说》中，有巴尔多的插图四幅，译者在该篇译文的《小引》里说：“所附的三幅插图（按该篇在《译文》月刊发表时只有插图三幅），读者可以仔细的一看：这是多么有力，多么凸现。” 〔６〕“悬剑空垅”语见《文选》卷四十三南朝梁刘峻《重答刘秣陵沼书》，这原是春秋时吴国季札的故事。《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吴使季札聘于鲁……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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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卷里，几乎全是关于文学的论说；只有《现实》〔２〕中的五篇，是根据了杂志《文学的遗产》〔３〕撰述的，再除去两篇序跋，其余就都是翻译。 编辑本集时，所据的大抵是原稿；但《绥拉菲摩维支〈铁流〉序》〔４〕，却是由排印本收入的。《十五年来的书籍版画和单行版画》〔５〕一篇，既系摘译，又好像曾由别人略加改易，是否合于译者本意，已不可知，但因为关于艺术的只有这一篇，所以仍不汰去。 《冷淡》所据的也是排印本，本该是收在《高尔基论文拾补》中的，可惜发见得太迟一点，本书已将排好了，因此只得附在卷末。 对于文辞，只改正了几个显然的笔误和补上若干脱字；至于因为断续的翻译，遂使人地名的音译字，先后不同，或当时缺少参考书籍，注解中偶有未详之处，现在均不订正，以存其真。 关于搜罗文稿和校印事务种种，曾得许多友人的协助，在此一并志谢。 一九三六年三月下旬，编者。 CC 〔１〕本篇最初印入《海上述林》上卷。 《海上述林》是瞿秋白的译文集，在瞿秋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后，由鲁迅搜集、编辑和出版，分上下两卷。上卷《辨林》版权页署一九三六年五月出版，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拉法格等人的文学论文，以及高尔基论文选集和拾补等。因当时国民党当局的压迫，该书出版时只署“诸夏怀霜社校印”，书脊上署“ＳＴＲ”三个拉丁字母。按诸夏，即中国，见《论语·八佾》篇注引后汉包咸说；霜，瞿秋白的原名（后又改名爽）；ＳＴＲ，即史铁儿，瞿秋白的一个笔名。 〔２〕《现实》瞿秋白根据苏联共产主义学院出版的《文学遗产》第一、二两期材料编译的一部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收入恩格斯、普列汉诺夫、拉法格文艺方面的论文和书信七篇，译者编译的有关论文六篇，后记一篇。鲁迅在编辑《海上述林》时，为了适应当时的环境，将副题“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改为“科学的文艺论文集”。 〔３〕《文学的遗产》苏联共产主义学院出版的不定期丛刊，多载过去的作家未曾刊行的作品和关于他们的传记资料。〔４〕《绥拉菲摩维支〈铁流〉序》绥拉菲摩维支全集编者涅拉陀夫所作，原题为《十月的艺术家》。《海上述林》据一九三一年三闲书屋出版的《铁流》中译本收入。 〔５〕《十五年来的书籍版画和单行版画》楷戈达耶夫作，从苏联的《艺术》杂志第一、二期合刊摘译。译文曾印入一九三四年鲁迅编选、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的《引玉集》。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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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明末的王思任〔２〕说的罢：“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这对于我们绍兴人很有光彩，我也很喜欢听到，或引用这两句话。但其实，是并不的确的；这地方，无论为那一样都可以用。 不过一般的绍兴人，并不像上海的“前进作家”那样憎恶报复，却也是事实。单就文艺而言，他们就在戏剧上创造了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这就是“女吊”。我以为绍兴有两种特色的鬼，一种是表现对于死的无可奈何，而且随随便便的“无常”〔３〕，我已经在《朝华夕拾》里得了绍介给全国读者的光荣了，这回就轮到别一种。 “女吊”也许是方言，翻成普通的白话，只好说是“女性的吊死鬼”。其实，在平时，说起“吊死鬼”，就已经含有“女性的”的意思的，因为投缳而死者，向来以妇人女子为最多。有一种蜘蛛，用一枝丝挂下自己的身体，悬在空中，《尔雅》〔４〕上已谓之“蚬，缢女”，可见在周朝或汉朝，自经的已经大抵是女性了，所以那时不称它为男性的“缢夫”或中性的“缢者”。不过一到做“大戏”或“目连戏”的时候，我们便能在看客的嘴里听到“女吊”的称呼。也叫作“吊神”。横死的鬼魂而得到“神”的尊号的，我还没有发见过第二位，则其受民众之爱戴也可想。但为什么这时独要称她“女吊”呢？ 很容易解：因为在戏台上，也要有“男吊”出现了。 我所知道的是四十年前的绍兴，那时没有达官显宦，所以未闻有专门为人（堂会？）的演剧。凡做戏，总带着一点社戏性，供着神位，是看戏的主体，人们去看，不过叨光。但“大戏”或“目连戏”所邀请的看客，范围可较广了，自然请神，而又请鬼，尤其是横死的怨鬼。所以仪式就更紧张，更严肃。一请怨鬼，仪式就格外紧张严肃，我觉得这道理是很有趣的。 也许我在别处已经写过。“大戏”和“目连”〔５〕，虽然同是演给神，人，鬼看的戏文，但两者又很不同。不同之点：一在演员，前者是专门的戏子，后者则是临时集合的Ａｍａｔｅｕｒ〔６〕——农民和工人；一在剧本，前者有许多种，后者却好歹总只演一本《目连救母记》。然而开场的“起殇”，中间的鬼魂时时出现，收场的好人升天，恶人落地狱，是两者都一样的。 当没有开场之前，就可看出这并非普通的社戏，为的是台两旁早已挂满了纸帽，就是高长虹〔７〕之所谓“纸糊的假冠”，是给神道和鬼魂戴的。所以凡内行人，缓缓的吃过夜饭，喝过茶，闲闲而去，只要看挂着的帽子，就能知道什么鬼神已经出现。因为这戏开场较早，“起殇”在太阳落尽时候，所以饭后去看，一定是做了好一会了，但都不是精彩的部分。“起殇”者，绍兴人现已大抵误解为“起丧”，以为就是召鬼，其实是专限于横死者的。《九歌》〔８〕中的《国殇》云：“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当然连战死者在内。明社垂绝，越人起义而死者不少，至清被称为叛贼，我们就这样的一同招待他们的英灵。在薄暮中，十几匹马，站在台下了；戏子扮好一个鬼王，蓝面鳞纹，手执钢叉，还得有十几名鬼卒，则普通的孩子都可以应募。我在十余岁时候，就曾经充过这样的义勇鬼，爬上台去，说明志愿，他们就给在脸上涂上几笔彩色，交付一柄钢叉。待到有十多人了，即一拥上马，疾驰到野外的许多无主孤坟之处，环绕三匝，下马大叫，将钢叉用力的连连刺在坟墓上，然后拔叉驰回，上了前台，一同大叫一声，将钢叉一掷，钉在台板上。我们的责任，这就算完结，洗脸下台，可以回家了，但倘被父母所知，往往不免挨一顿竹篠（这是绍兴打孩子的最普通的东西），一以罚其带着鬼气，二以贺其没有跌死，但我却幸而从来没有被觉察，也许是因为得了恶鬼保佑的缘故罢。 这一种仪式，就是说，种种孤魂厉鬼，已经跟着鬼王和鬼卒，前来和我们一同看戏了，但人们用不着担心，他们深知道理，这一夜决不丝毫作怪。于是戏文也接着开场，徐徐进行，人事之中，夹以出鬼：火烧鬼，淹死鬼，科场鬼（死在考场里的），虎伤鬼……孩子们也可以自由去扮，但这种没出息鬼，愿意去扮的并不多，看客也不将它当作一回事。一到“跳吊”时分——“跳”是动词，意义和“跳加官”〔９〕之“跳”同——情形的松紧可就大不相同了。台上吹起悲凉的喇叭来，中央的横梁上，原有一团布，也在这时放下，长约戏台高度的五分之二。看客们都屏着气，台上就闯出一个不穿衣裤，只有一条犊鼻褌〔１０〕，面施几笔粉墨的男人，他就是“男吊”。一登台，径奔悬布，像蜘蛛的死守着蛛丝，也如结网，在这上面钻，挂。他用布吊着各处：腰，胁，胯下，肘弯，腿弯，后项窝……一共七七四十九处。最后才是脖子，但是并不真套进去的，两手扳着布，将颈子一伸，就跳下，走掉了。这“男吊”最不易跳，演目连戏时，独有这一个脚色须特请专门的戏子。那时的老年人告诉我，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也许会招出真的“男吊”来。所以后台上一定要扮一个王灵官〔１１〕，一手捏诀，一手执鞭，目不转睛的看着一面照见前台的镜子。倘镜中见有两个，那么，一个就是真鬼了，他得立刻跳出去，用鞭将假鬼打#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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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病中的事情。 有一些事，健康者或病人是不觉得的，也许遇不到，也许太微细。到得大病初愈，就会经验到；在我，则疲劳之可怕和休息之舒适，就是两个好例子。我先前往往自负，从来不知道所谓疲劳。书桌面前有一把圆椅，坐着写字或用心的看书，是工作；旁边有一把藤躺椅，靠着谈天或随意的看报，便是休息；觉得两者并无很大的不同，而且往往以此自负。现在才知道是不对的，所以并无大不同者，乃是因为并未疲劳，也就是并未出力工作的缘故。 我有一个亲戚的孩子，高中毕了业，却只好到袜厂里去做学徒，心情已经很不快活的了，而工作又很繁重，几乎一年到头，并无休息。他是好高的，不肯偷懒，支持了一年多。有一天，忽然坐倒了，对他的哥哥道：“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他从此就站不起来，送回家里，躺着，不想饮食，不想动弹，不想言语，请了耶稣教堂的医生来看，说是全体什么病也没有，然而全体都疲乏了。也没有什么法子治。自然，连接而来的是静静的死。我也曾经有过两天这样的情形，但原因不同，他是做乏，我是病乏的。我的确什么欲望也没有，似乎一切都和我不相干，所有举动都是多事，我没有想到死，但也没有觉得生；这就是所谓“无欲望状态”，是死亡的第一步。曾有爱我者因此暗中下泪；然而我有转机了，我要喝一点汤水，我有时也看看四近的东西，如墙壁，苍蝇之类，此后才能觉得疲劳，才需要休息。 象心纵意的躺倒，四肢一伸，大声打一个呵欠，又将全体放在适宜的位置上，然后弛懈了一切用力之点，这真是一种大享乐。在我是从来未曾享受过的。我想，强壮的，或者有福的人，恐怕也未曾享受过。 记得前年，也在病后，做了一篇《病后杂谈》，共五节，投给《文学》，但后四节无法发表，印出来只剩了头一节了。〔２〕虽然文章前面明明有一个“一”字，此后突然而止，并无“二”“三”，仔细一想是就会觉得古怪的，但这不能要求于每一位读者，甚而至于不能希望于批评家。于是有人据这一节，下我断语道：“鲁迅是赞成生病的。”现在也许暂免这种灾难了，但我还不如先在这里声明一下：“我的话到这里还没有完。” 有了转机之后四五天的夜里，我醒来了，喊醒了广平。 “给我喝一点水。并且去开开电灯，给我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为什么？……”她的声音有些惊慌，大约是以为我在讲昏话。 “因为我要过活。你懂得么？这也是生活呀。我要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哦……”她走起来，给我喝了几口茶，徘徊了一下，又轻轻的躺下了，不去开电灯。 我知道她没有懂得我的话。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 第二天早晨在日光中一看，果然，熟识的墙壁，熟识的书堆……这些，在平时，我也时常看它们的，其实是算作一种休息。但我们一向轻视这等事，纵使也是生活中的一片，却排在喝茶搔痒之下，或者简直不算一回事。我们所注意的是特别的精华，毫不在枝叶。给名人作传的人，也大抵一味铺张其特点，李白怎样做诗，怎样耍颠，拿破仑怎样打仗，怎样不睡觉，却不说他们怎样不耍颠，要睡觉。其实，一生中专门耍颠或不睡觉，是一定活不下去的，人之有时能耍颠和不睡觉，就因为倒是有时不耍颠和也睡觉的缘故。然而人们以为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 于是所见的人或事，就如盲人摸象，摸着了脚，即以为象的样子像柱子。中国古人，常欲得其“全”，就是制妇女用的“乌鸡白凤丸”，也将全鸡连毛血都收在丸药里，方法固然可笑，主意却是不错的。 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 为了不给我开电灯，我对于广平很不满，见人即加以攻击；到得自己能走动了，就去一翻她所看的刊物，果然，在我卧病期中，全是精华的刊物已经出得不少了，有些东西，后面虽然仍旧是“美容妙法”，“古木发光”，或者“尼姑之秘密”，但第一面却总有一点激昂慷慨的文章。作文已经有了“最中心之主题”〔３〕：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４〕尤可惊服的是先前用《御香缥缈录》〔５〕，把清朝的宫廷讲得津津有味的《申报》上的《春秋》，也已经时而大有不同，有一天竟在卷端的《点滴》〔６〕里，教人当吃西瓜时，也该想到我们土地的被割碎，像这西瓜一样。自然，这是无时无地无事而不爱国，无可訾议的。但倘使我一面这样想，一面吃西瓜，我恐怕一定咽不下去，即使用劲咽下，也难免不能消化，在肚子里咕咚的响它好半天。这也未必是因为我病后神经衰弱的缘故。我想，倘若用西瓜作比，讲过国耻讲义，却立刻又会高高兴兴的把这西瓜吃下，成为血肉的营养的人，这人恐怕是有些麻木。#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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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干 大约是因为经过了“儿童年”〔２〕的缘故罢，这几年来，向儿童们说话的刊物多得很，教训呀，指导呀，鼓励呀，劝谕呀，七嘴八舌，如果精力的旺盛不及儿童的人，是看了要头昏的。 最近，二月九日《申报》的《儿童专刊》上，有一篇文章在对儿童讲《武训〔３〕先生》。它说他是一个乞丐，自己吃臭饭，喝脏水，给人家做苦工，“做得了钱，却把它储起来。只要有人给他钱，甚至他可以跪下来的”。 这并不算什么特别。特别的是他得了钱，却一文也不化，终至于开办了一个学校。 于是这篇《武训先生》的作者提出一个问题来道：“小朋友！你念了上面的故事，有什么感想？” 我真也极愿意知道小朋友将有怎样的感想。假如念了上面的故事的人，是一个乞丐，或者比乞丐景况还要好，那么，他大约要自愧弗如，或者愤慨于中国少有这样的乞丐。然而小朋友会怎样感想呢，他们恐怕只好圆睁了眼睛，回问作者道： “大朋友！你讲了上面的故事，是什么意思？” CC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二月《海燕》月刊第二期。 〔２〕“儿童年”参看本卷第５２页注〔３〕。〔３〕武训（１８３８—１８９６）山东堂邑（今聊城）人。他通过乞讨、放高利贷和收取地租等手段筹款兴办“义学”，被清政府封为“义学正”。《武训先生》一文，作者署名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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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中答访问者，ＯＶ笔录“左翼作家联盟”五六年来领导和战斗过来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运动。这文学和运动，一直发展着；到现在更具体底地，更实际斗争底地发展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这种文学，现在已经存在着，并且即将在这基础之上，再受着实际战斗生活的培养，开起烂缦的花来罢。因此，新的口号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停止，或者说“此路不通”了。所以，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对法西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而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杨。托洛斯基的中国的徒孙们，似乎胡涂到连这一点都不懂的。但有些我的战友，竟也有在作相反的“美梦”者，我想，也是极胡涂的昏虫。 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正如无产革命文学的口号一样，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在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日文艺”……等等，我以为是无碍的。不但没有碍，并且是有益的，需要的。自然，太多了也使人头昏，浑乱。 不过，提口号，发空论，都十分容易办。但在批评上应用，在创作上实现，就有问题了。批评与创作都是实际工作。以过去的经验，我们的批评常流于标准太狭窄，看法太肤浅；我们的创作也常现出近于出题目做八股的弱点。所以我想现在应当特别注意这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决不是只局限于写义勇军打仗，学生请愿示威……等等的作品。这些当然是最好的，但不应这样狭窄。它广泛得多，广泛到包括描写现在中国各种生活和斗争的意识的一切文学。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有一切生活（包含吃饭睡觉）都与这问题相关；例如吃饭可以和恋爱不相干，但目前中国人的吃饭和恋爱却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关系，这是看一看满洲和华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懂得这一点，则作家观察生活，处理材料，就如理丝有绪；作者可以自由地去写工人，农民，学生，强盗，娼妓，穷人，阔佬，什么材料都可以，写出来都可以成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无需在作品的后面有意地插一条民族革命战争的尾巴，翘起来当作旗子；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作品后面添上去的口号和矫作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实的生活，生龙活虎的战斗，跳动着的脉搏，思想和热情，等等。六月十日。 CC 〔１〕本篇最初同时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七月《现实文学》月刊第一期和《文学界》月刊第一卷第二号。 #p#副标题#e#15年香港注册公司www.2012hkcompan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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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干 印给少年们看的刊物上，现在往往见有描写岳飞〔２〕呀，文天祥〔３〕呀的故事文章。自然，这两位，是给中国人挣面子的，但来做现在的少年们的模范，却似乎迂远一点。 他们俩，一位是文官，一位是武将，倘使少年们受了感动，要来模仿他，他就先得在普通学校卒业之后，或进大学，再应文官考试，或进陆军学校，做到将官，于是武的呢，准备被十二金牌召还，死在牢狱里；文的呢，起兵失败，死在蒙古人的手中。 宋朝怎么样呢？有历史在，恕不多谈。 不过这两位，却确可以励现任的文官武将，愧前任的降将逃官，我疑心那些故事，原是为办给大人老爷们看的刊物而作的文字，不知怎么一来，却错登在少年读物上面了，要不然，作者是决不至于如此低能的。 CC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二月《海燕》月刊第二期。〔２〕岳飞（１１０３—１１４２）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南宋抗金将领。宋高宗绍兴十年（１１４０），他在河南大破金兵，正欲乘胜北伐，但高宗赵构和宰相秦桧等力主议和，一日内连下十二道金牌命他退兵。岳飞奉诏回临安（今杭州）后，被诬谋反，下狱遇害。〔３〕文天祥（１２３６—１２８３）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大臣，文学家。元军攻陷临安后，他仍在南方坚持抵抗，兵败被俘，在大都（今北京）囚禁三年，坚贞不屈，后被杀。著有《文山先生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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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 侍桁先生译林癸未夫著的《文学上之个人性与阶级性》，〔２〕本来这是一篇绝好的文章，但可惜篇末涉及唯物史观的问题，理论未免是勉强一点，也许是著者的误解唯物史观。他说： “以这种理由若推论下去，有产者的个人性与无产者的个人性，‘全个’是不相同的了。就是说不承认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有共同的人性。再换一句话说，有产者与无产者只是有阶级性，而全然缺少个人性的。” 这是什么话！唯物史观的理论，岂是这样简单的。它的理论并不否认个人性，因此，也不否认思想，道德，感情，艺术。但以性格，思想，道德，感情，艺术，都是受支配于经济的。林氏的文章是着意于个人性，我们就以个人性而论。譬如农村经济宗法社会里拿妻子为男子的财产，但是文化进步到今日的社会，就承认妻子有相当的人格。这个观念，当然是有产者和无产者所共同的。虽然是共同，却并非天赋的，仍然逃不了经济的支配。有产者和无产者物质生活上受经济的影响而有差等，个人性同样地受经济的影响而却是共同的。并不是有产者和无产者人性的共同而就是不受经济制度的影响了。 林氏以此而可以驳唯物史观，那末，何以不拿“人是同样的是圆顶方趾，要吃饭，要睡觉，是有产者和无产者所共同的”而来驳唯物史观，爽快得多了。 最后，我须声明：我是个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职工。因为是职工，所以学识的谫陋是谁都可以肯定的。这文中自然有不少不能达意和不妥之处。但我希望有更了解马克思学说的人来为唯物史观打一打仗。 因为避学者嫌疑起见，以信底形式而写给鲁迅先生。能否发表，是编者的特权了。 恺良〔３〕于上海，一九二八，七，二八。 回信 恺良先生： 我对于唯物史观是门外汉，不能说什么。但就林氏的那一段文字而论，他将话两次一换，便成为“只有”和“全然缺少”，却似乎决定得太快一点了。大概以弄文学而又讲唯物史观的人，能从基本的书籍上一一钩剔出来的，恐怕不很多，常常是看几本别人的提要就算。而这种提要，又因作者的学识意思而不同，有些作者，意在使阶级意识明了锐利起来，就竭力增强阶级性说，而别一面就也容易招人误解。作为本文根据的林氏别一篇论文，我没有见，不能说他是否因此而走了相反的极端，但中国却有此例，竟会将个性，共同的人性（即林氏之所谓个人性），个人主义即利己主义混为一谈，来加以自以为唯物史观底申斥，倘再有人据此来论唯物史观，那真是糟糕透顶了。 来信的“吃饭睡觉”的比喻，虽然不过是讲笑话，但脱罗兹基曾以对于“死之恐怖”〔４〕为古今人所共同，来说明文学中有不带阶级性的分子，那方法其实是差不多的。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所以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阶级，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也不相信住洋房，喝咖啡，却道“唯我把握住了无产阶级意识，所以我是真的无产者”的革命文学者。 有马克斯学识的人来为唯物史观打仗，在此刻，我是不赞成的。我只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至少，是一部简单浅显的，两部精密的——还要一两本反对的著作。那么，论争起来，可以省说许多话。 鲁迅。八月十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日《语丝》第四卷第三十四则，原题《通信·其二》，收入本书时改为现题。〔２〕侍桁即韩侍桁，天津人，当时的文学青年。他所译林癸未夫的文章，载《语丝》第四卷第二十九期（一九二八年七月），原文载日本《新潮》第九期（一九二六年），译文只是原文的第一段。作者在文中声称：“我是站在‘否定唯物史观’的立脚点的”。林癸未夫（１８８３—１９４７），日本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３〕恺良未详。 〔４〕“死之恐怖”见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八章《革命的与社会主义的艺术》。 #p#副标题#e#15年香港注册公司www.2012hkcompany.com
何干 元旦看报，《申报》〔２〕的第三面上就见了商务印书馆的“星期标准书”〔３〕，这回是“罗家伦〔４〕先生选定”的希特拉著《我之奋斗》（ＡＨｉｔｌｅｒ∶ＭｙＢａｔｔｌｅ）〔５〕，遂“摘录罗先生序”云：“希特拉之崛起于德国，在近代史上为一大奇迹。 ……希特拉《我之奋斗》一书系为其党人而作；唯其如此，欲认识此一奇迹者尤须由此处入手。以此书列为星期标准书至为适当。” 但即使不看译本，仅“由此处入手”，也就可以认识三种小“奇迹”，其一，是堂堂的一个国立中央编译馆，竟在百忙中先译了这一本书；其二，是这“近代史上为一大奇迹”的东西，却须从英文转译；其三，堂堂的一位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却不过“欲认识此一奇迹者尤须由此处入手”。真是奇杀人哉！ CC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一月《海燕》月刊第一期。 〔２〕《申报》参看本卷第１１３页注〔５〕。〔３〕“星期标准书”上海商务印书馆为推销书籍，从一九三五年十月起，由该馆编审部就日出新书及重版各书中每周选出一种，请馆外专家审定，列为“星期标准书”，广为宣传介绍。〔４〕罗家伦参看本卷第２５７页注〔１２〕。当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 〔５〕《我之奋斗》希特勒写的带自传性的著作。书中阐述了他对社会、政治、历史等等的观点，宣传纳粹主义。原书于一九二五年开始出版。由国立编译馆译出的中文本于一九三五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
一来信 鲁迅先生：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康缪尼斯脱〔２〕不采取退兵政策以预备再起，而乃转向军事投机。他们放弃了城市工作，命令党员在革命退潮后到处暴动，想在农民基础上制造Ｒｅｄｓ以打平天下。七八年来，几十万勇敢有为的青年，被这种政策所牺牲掉，使现在民族运动高涨之时，城市民众失掉革命的领袖，并把下次革命推远到难期的将来。 现在Ｒｅｄｓ打天下的运动失败了。中国康缪尼斯脱又盲目地接受了莫斯科官僚的命令，转向所谓“新政策”。他们一反过去的行为，放弃阶级的立场，改换面目，发宣言，派代表交涉，要求与官僚，政客，军阀，甚而与民众的刽子手“联合战线”。藏匿了自己的旗帜，模糊了民众的认识，使民众认为官僚，政客，刽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其结果必然是把革命民众送交刽子手们，使再遭一次屠杀。史太林党的这种无耻背叛行为，使中国革命者都感到羞耻。 现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无不欢迎史太林党的这“新政策”。这是无足怪的。莫斯科的传统威信，中国Ｒｅｄｓ的流血史迹与现存力量——还有比这更值得利用的东西吗？可是史太林党的“新政策”越受欢迎，中国革命便越遭毒害。 我们这个团体，自一九三○年后，在百般困苦的环境中，为我们的主张作不懈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即反对史太林派的盲动政策，而提出“革命的民主斗争”的道路。我们认为大革命既然失败了，一切只有再从头做起。我们不断地团结革命干部，研究革命理论，接受失败的教训，教育革命工人，期望在这反革命的艰苦时期，为下次革命打下坚固的基础。几年来的各种事变证明我们的政治路线与工作方法是正确的。我们反对史太林党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政策与官僚党制，现在我们又坚决打击这叛背的“新政策”。但恰因为此，我们现在受到各投机分子与党官僚们的嫉视。这是幸呢，还是不幸？ 先生的学识文章与品格，是我十余年来所景仰的，在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个人主义的坑中时，先生独能本自己的见解奋斗不息！我们的政治意见，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评，私心将引为光荣。现在送上近期刊物数份，敬乞收阅。如蒙赐复，请留存×处，三日之内当来领取。顺颂健康！陈××六月三日。 二回信 陈先生： 先生的来信及惠寄的《斗争》《火花》等刊物，我都收到了。 总括先生来信的意思，大概有两点，一是骂史太林先生们是官僚，再一是斥毛泽东先生们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为出卖革命。 这很使我“糊涂”起来了，因为史太林先生们的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说明了托洛斯基〔３〕先生的被逐，飘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么？现在的流浪，当与革命前西伯利亚的当年风味不同，因为那时怕连送一片面包的人也没有；但心境又当不同，这却因了现在苏联的成功。事实胜于雄辩，竟不料现在就来了如此无情面的讽刺的。其次，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这决不是因为从前你们中曾有人跟着别人骂过我拿卢布，现在就来这一手以报复。不是的，我还不至于这样下流，因为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我要对你们讲的话，就仅仅这一点。 最后，我倒感到一点不舒服，就是你们忽然寄信寄书给我，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就因为我的某几个“战友”曾指我是什么什么的原故。但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要请你原谅，因为三日之期已过，你未必会再到那里去取，这信就公开作答了。即颂大安。 鲁迅。六月九日。 （这信由先生口授，ＯＶ〔４〕笔写。） CC 〔１〕本篇最初同时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七月的《文学丛报》月刊第四期和《现实文学》月刊第一期。 来信的“陈××”，原署名“陈仲山”，本名陈其昌，据一些托派分子的回忆录，当时他是一个托派组织临时中央委员会的委员。〔２〕康缪尼斯脱英语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共产党人）的音译。下文的Ｒｅｄｓ，英语“赤色分子”的意思，这里指红军。〔３〕托洛斯基（UFGLMM，１８７９—１９４０）通译托洛茨基Ｔ缒瓴渭庸?砉?锩*运动，十月革命中和苏俄初期曾参加领导机关。一九二七年因#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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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Ａ：你们大家来品评一下罢，Ｂ竟蛮不讲理的把我的大衫剥去了！ Ｂ：因为Ａ还是不穿大衫好看。我剥它掉，是提拔他；要不然，我还不屑剥呢。 Ａ：不过我自己却以为还是穿着好……Ｃ：现在东北四省失掉了，你漫不管，只嚷你自己的大衫，你这利己主义者，你这猪猡！ Ｃ太太：他竟毫不知道Ｂ先生是合作的好伴侣，这昏蛋！二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三 “联合战线”〔２〕之说一出，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联合”的先觉者自居，渐渐出现了。纳款，通敌的鬼蜮行为，一到现在，就好像都是“前进”的光明事业。四 这是明亡后的事情。 凡活着的，有些出于心服，多数是被压服的。但活得最舒服横恣的是汉奸；而活得最清高，被人尊敬的，是痛骂汉奸的逸民。后来自己寿终林下，儿子已不妨应试去了，而且各有一个好父亲。至于默默抗战的烈士，却很少能有一个遗孤。 我希望目前的文艺家，并没有古之逸民气。 五 Ａ：Ｂ，我们当你是一个可靠的好人，所以几种关于革命的事情，都没有瞒了你。你怎么竟向敌人告密去了？ Ｂ：岂有此理！怎么是告密！我说出来，是因为他们问了我呀。 Ａ：你不能推说不知道吗？ Ｂ：什么话！我一生没有说过谎，我不是这种靠不住的人！ 六 Ａ：阿呀，Ｂ先生，三年不见了！你对我一定失望了罢？…… Ｂ：没有的事……为什么？ Ａ：我那时对你说过，要到西湖上去做二万行的长诗，直到现在，一个字也没有，哈哈哈！ Ｂ：哦，……我可并没有失望。 Ａ：您的“世故”可是进步了，谁都知道您记性好，“责人严”，不会这么随随便便的，您现在也学会了说谎。Ｂ：我可并没有说谎。 Ａ：那么，您真的对我没有失望吗？ Ｂ：唔，无所谓失不失望，因为我根本没有相信过你。七 庄生以为“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伟食”〔３〕，死后的身体，大可随便处置，因为横竖结果都一样。 我却没有这么旷达。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 养肥了狮虎鹰隼，它们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里是伟美的壮观，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打死制成标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 但养胖一群癞皮狗，只会乱钻，乱叫，可多么讨厌！八 琪罗〔４〕编辑圣·蒲孚〔５〕的遗稿，名其一部为《我的毒》（ＭｅｓＰｏｉｓｏｎｓ）；我从日译本上，看见了这样的一条：“明言着轻蔑什么人，并不是十足的轻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我在这里说，也是多余的。” 诚然，“无毒不丈夫”，形诸笔墨，却还不过是小毒。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九 作为缺点较多的人物的模特儿，被写入一部小说里，这人总以为是晦气的。 殊不知这并非大晦气，因为世间实在还有写不进小说里去的人。倘写进去，而又逼真，这小说便被毁坏。 譬如画家，他画蛇，画鳄鱼，画龟，画果子壳，画字纸篓，画垃圾堆，但没有谁画毛毛虫，画癞头疮，画鼻涕，画大便，就是一样的道理。 有人一知道我是写小说的，便回避我，我常想这样的劝止他，但可惜我的毒还不到这程度。 CC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作家》月刊第二卷第一期。 〔２〕“联合战线”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３〕“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伟食”语见《庄子·列御寇》。〔４〕琪罗（ＶＧｉｒａｕｄ，１８６８—１９５３）法国文艺批评家，著有《泰纳评传》等。 〔５〕圣·蒲孚（ＣＡＳａｉｎｔｅ－Ｂｅｕｖｅ，１８０４—１８６９）通译圣佩韦，法国文艺批评家。著有《文学家画像》、《月曜日讲话》等。 #p#副标题#e#
晓角 近来的日报上作兴附“专刊”，有讲医药的，有讲文艺的，有谈跳舞的；还有“大学生专刊”，“中学生专刊”，自然也有“小学生”和“儿童专刊”；只有“幼稚园生专刊”和“婴儿专刊”，我还没有看见过。 九月二十七日，偶然看《申报》，遇到了《儿童专刊》，其中有一篇叫作《救救孩子！》，还有一篇“儿童作品”，教小朋友不要看无用的书籍，如果有工夫，“可以看些有用的儿童刊物，或则看看星期日《申报》出版的《儿童专刊》，那是可以增进我们儿童知识的”。 在手里的就是这《儿童专刊》，立刻去看第一篇。果然，发见了不忍删节的应时的名文：小学生们应有的认识梦苏最近一个月中，四川的成都，广东的北海，湖北的汉口，以及上海公共租界上，连续出了不幸的案件，便是日本侨民及水兵的被人杀害，国交显出分外严重的不安。 小朋友对于这种不幸的案件，作何感想？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 国际的交涉，在非常时期，做国民的不可没有抗敌御侮的精神；但国交尚在常态的时期，却绝对不可有伤害外侨的越轨行动。倘若以个人的私忿，而杀害外侨，这比较杀害自国人民，罪加一等。因为被杀害的虽然是绝少数人，但会引起别国的误会，加重本国外交上的困难；甚至发生意外的纠纷，把整个民族复兴运动的步骤乱了。 这种少数人无意识的轨外行动，实是国法的罪人，民族的败类。我们当引为大戒。要知道这种举动，和战士在战争时的杀敌致果，功罪是绝对相反的。 小朋友们！试想我们住在国外的侨民，倘使被别国人非法杀害，虽然我们没有兵舰派去登陆保侨，小题大做：我们政府不会提出严厉的要求，得不到丝毫公道的保障；但总禁不住我们同情的愤慨。 我们希望别国人民敬视我们的华侨，我们也当敬视任何的外侨；使伤害外侨的非法行为以后不再发生。这才是大国民的风度。 这“大国民的风度”非常之好，虽然那“总禁不住”“同情的愤慨”，还嫌过激一点，但就大体而言，是极有益于敦睦邦交的。不过我们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却还“希望”我们对于自己，也有这“大国民的风度”，不要把自国的人民的生命价值，估计得只值外侨的一半，以至于“罪加一等”。主杀奴无罪，奴杀主重办的刑律，自从民国以来（呜呼，二十五年了！）不是早经废止了么？ 真的要“救救孩子”。这“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 而这也是关于我们的子孙。大朋友，我们既然生着人头，努力来讲人话罢！ 九月二十七日。 CC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改题为《“立此存照”（五）》。 按原来的《“立此存照”（五）》，是关于张资平的那条，因作者看到《申报·儿童增刊》一篇文章，竟主张中国人杀外国人应加倍治罪，不胜愤慨，就写了这条补白寄去。《中流》编者把这一条改为《“立此存照”（五）》，在该刊第四期发表，原来的第五条改为第七条，移在该刊第五期发表，因发表时係用手稿影印，所以号码没有改。收入本书时，编者许广平按写作时间先后将这一条改为第七条。参看作者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致黎烈文信。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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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角 崇祯八年（一六三五）新正，张献忠〔２〕之一股陷安徽之巢县，秀水人沈国元在彼地，被斫不死，改名常，字存仲，作《再生纪异录》。今年春，上虞罗振常重校印行，改名《流寇陷巢记》〔３〕，多此一改，怕是生意经了。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元宵夜，月光澄湛，皎如白日。邑前居民神堂火起，严大尹拜灭之；戒市人勿张灯。时余与友人薛希珍杨子乔同步街头，各有忧色，盖以贼锋甚锐，毫无防备，城不可守也。街谈巷议，无不言贼事，各以‘来了’二字，互相惊怖。及贼至，果齐声呼‘来了来了’：非市谶先兆乎？” 《热风》中有《来了》一则，臆测而已，这却是具象的实写；而贼自己也喊“来了”，则为《热风》作者所没有想到的。此理易明：“贼”即民耳，故逃与追不同，而所喊的话如一：易地则皆然。 又云： “二十二日，……余……匿金身后，即闻有相携而蹶者，有痛楚而呻者，有襁负而至者，一闻贼来，无地可入，真人生之绝境也。及贼徜徉而前，仅一人提刀斫地示威耳；有猛犬逐之，竟惧而走。……” 非经宋元明三朝的压迫，杀戮和麻醉，不能到这田地。民觉醒于四年前之春，〔４〕而宋元明清之教养亦醒矣。CC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２〕张献忠参看本卷第１７５页注〔１５〕。〔３〕《流寇陷巢记》一卷。一九三六年四月上海瞫隐庐印行。卷首罗振常的校记中说，此书“原名沈存仲《再生纪异录》，近乎说部，为易今名，较为显豁。” 〔４〕指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抗击日军的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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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四月六日的《申报》上，又有一段《长沙通信》〔２〕，叙湘省破获共产党省委会，“处死刑者三十余人，黄花节斩决八名”。其中有几处文笔做得极好，抄一点在下面：“……是日执行之后，因马（淑纯，十六岁；志纯，十四岁）傅（凤君，二十四岁）三犯，系属女性，全城男女往观者，终日人山人海，拥挤不通。加以共魁郭亮之首级，又悬之司门口示众，往观者更众。司门口八角亭一带，交通为之断绝。计南门一带民众，则看郭亮首级后，又赴教育会看女尸。北门一带民众，则在教育会看女尸后，又往司门口看郭首级。全城扰攘，铲共空气，为之骤张；直至晚间，观者始不似日间之拥挤。” 抄完之后，觉得颇不妥。因为我就想发一点议论，然而立刻又想到恐怕一面有人疑心我在冷嘲（有人说，我是只喜欢冷嘲的），一面又有人责罚我传播黑暗，因此咒我灭亡，自己带着一切黑暗到地底里去。但我熬不住，——别的议论就少发一点罢，单从“为艺术的艺术”〔３〕说起来，你看这不过一百五六十字的文章，就多么有力。我一读，便仿佛看见司门口挂着一颗头，教育会前列着三具不连头的女尸。而且至少是赤膊的，——但这也许我猜得不对，是我自己太黑暗之故。而许多“民众”，一批是由北往南，一批是由南往北，挤着，嚷着……。再添一点蛇足，是脸上都表现着或者正在神往，或者已经满足的神情。在我所见的“革命文学”或“写实文学”中，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强有力的文学。批评家罗喀绥夫斯奇说的罢：“安特列夫竭力要我们恐怖，我们却并不怕；契诃夫不这样，我们倒恐怖了。”〔４〕这百余字实在抵得上小说一大堆，何况又是事实。 且住。再说下去，恐怕有些英雄们又要责我散布黑暗，阻碍革命了。一理是也有一理的，现在易犯嫌疑，忠实同志被误解为共党，或关或释的，报上向来常见。万一不幸，沉冤莫白，那真是……。倘使常常提起这些来，也许未免会短壮士之气。但是，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这并非指赤化，任何主义的革命都如此。但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倘必须前面贴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简直连投机家都不如了。虽是投机，成败之数也不能预卜的。 我临末还要揭出一点黑暗，是我们中国现在（现在！不是超时代的）的民众，其实还不很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只要有，无论谁的都有人看，拳匪之乱，清末党狱〔５〕，民二〔６〕，去年和今年，在这短短的二十年中，我已经目睹或耳闻了好几次了。 四月十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语丝》第四卷第十八期。 〔２〕《申报》的这则通讯题为《湘省共产党省委会破获》，下面的两句引语是它的副题。 〔３〕“为艺术的艺术”最早由十九世纪法国作家戈蒂叶提出的一种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见小说《莫班小姐》序）。它认为艺术应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创作的目的在于艺术本身，与社会政治无关。创造社早期也曾提过这类主张。 〔４〕罗喀绥夫斯奇（DAXAPK]I_GLSOJ，１８７４—１９３０）现译罗加欠蛩够??樟?难?芳摇*他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当代俄罗斯文学·契诃夫与新的道路》中说：“托尔斯泰批评安特列夫道：‘他想吓我，然而并不怕’，那么关于契诃夫，我们却可以相反地说，‘他不吓我们，然而很怕人’。” 〔５〕清末党狱指清政府对革命党人的迫害，如囚禁章太炎、邹容，杀害秋瑾、徐锡麟等。 〔６〕民二民国二年（１９１３），孙中山领导广东、江西、安徽等省讨伐袁世凯，在此前后，袁世凯杀害了许多革命者。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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