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社中的批评家〔２〕，是很憎恶嘲骂的，但只嘲骂一种人，是做嘲骂文章者。新月社中的批评家，是很不以不满于现状的人为然的，但只不满于一种现状，是现在竟有不满于现状者。 这大约就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３〕，挥泪以维持治安的意思。 譬如，杀人，是不行的。但杀掉“杀人犯”的人，虽然同是杀人，又谁能说他错？打人，也不行的。但大老爷要打斗殴犯人的屁股时，皂隶来一五一十的打，难道也算犯罪么？新月社批评家虽然也有嘲骂，也有不满，而独能超然于嘲骂和不满的罪恶之外者，我以为就是这一个道理。 但老例，刽子手和皂隶既然做了这样维持治安的任务，在社会上自然要得到几分的敬畏，甚至于还不妨随意说几句话，在小百姓面前显显威风，只要不大妨害治安，长官向来也就装作不知道了。 现在新月社的批评家这样尽力地维持了治安，所要的却不过是“思想自由”〔４〕，想想而已，决不实现的思想。而不料遇到了别一种维持治安法〔５〕，竟连想也不准想了。从此以后，恐怕要不满于两种现状了罢。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一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２〕新月社中的批评家指梁实秋。他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五号（一九二九年七月）发表的《论批评的态度》中，提倡所谓“严正”的批评”，攻击“幽默而讽刺的文章”是“粗糙叫嚣的文字”，指责“对于现状不满”的青年只是“说几句尖酸刻薄的俏皮话”。〔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语见《中庸》宋代朱熹注。 〔４〕“思想自由”新月派当时曾提倡“思想自由”。如梁实秋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三号（一九二九年五月）《论思想统一》中说：“我们反对思想统一，我们要求思想自由”。按他们是从资产阶级民主立场提出这一主张的，实际上反对人民有真正的思想自由。〔５〕别一种维持治安法指国民党的思想统制。当时新月派要求的“思想自由”也得不到允许，例如胡适在一九二九年《新月》月刊上先后发表《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等文，国民党当局认为他“批评党义”、“污辱总理”，曾议决由教育部对胡适加以“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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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编者先生： 由最近一个上海的朋友告诉我，“沪上的文艺界，近来为着革命文学的问题，闹得十分嚣。”有趣极了！这问题，在去年中秋前后，成都的文艺界，同样也剧烈的争论过。但闹得并不“嚣”，战区也不见扩大，便结束。大约除了成都，别处是很少知道有这一回事的。 现在让我来简约地说一说。 这争论的起原，已经过了长时期的酝酿。双方的主体——赞成革命文学的，是国民日报社。——怀疑他们所谓革命文学的，是九五日报社。最先还仅是暗中的鼎峙；接着因了国民政府在长江一带逐渐发展，成都的革命文学家，便投机似的成立了“革命文艺研究社”，来竭力鼓吹无产阶级的文学。而凑巧有个署名张拾遗君的《谈谈革命文学》一篇论文在那时出现。于是挑起了一班革命文学家的怒，两面的战争，便开始攻击。 至于两方面的战略：革命文学者以为一切都应该革命，要革命才有进步，才顺潮流。不革命便是封建社会的余孽，帝国主义的爪牙。同样和创造社是以唯物史观为根据的。——可是又无他们的彻底，而把“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并为一谈。——反对者承认“革命文学”和“平民文学”“贵族文学”同为文学上一种名词，与文学革命无关，而怀疑其像煞有介事的神圣不可侵犯。且文学不应如此狭义；何况革命的题材，未必多。即有，隔靴搔痒的写来，也未必好。是近乎有些“为艺术而艺术”的说法。加入这战团的，革命文学方面，多为“清一色”的会员；而反对系，则半属不相识的朋友。 这一场混战的结果，是由“革命文艺研究社”不欲延长战线，自愿休兵。但何故休兵，局外人是不能猜测的。关于那次的文件，因“文献不足”，只好从略。 上海这次想必一定很可观。据我的朋友抄来的目录看，已颇有洋洋乎之概！可惜重庆方面，还没有看这些刊物的眼福！ 这信只算预备将来“文坛的掌故”起见，并无挑拨，拥护任何方面的意思。 废话已说得不少，就此打住，敬祝撰安！ 徐匀〔２〕。十七年七月八日，于重庆。 回信 徐匀先生： 多谢你写寄“文坛的掌故”的美意。 从年月推算起来，四川的“革命文学”，似乎还是去年出版的一本《革命文学论集》〔３〕（书名大概如此，记不确切了，是丁丁编的）的余波。上海今年的“革命文学”，不妨说是又一幕。至于“嚣”与不“嚣”，那是要凭耳闻者的听觉的锐钝而定了。 我在“革命文学”战场上，是“落伍者”，所以中心和前面的情状，不得而知。但向他们屁股那面望过去，则有成仿吾司令的《创造月刊》〔４〕，《文化批判》，《流沙》〔５〕，蒋光Ｘ（恕我还不知道现在已经改了那一字）拜帅的《太阳》〔６〕，王独清领头的《我们》〔７〕，青年革命艺术家叶灵凤独唱的《戈壁》〔８〕；也是青年革命艺术家潘汉年编撰的《现代小说》〔９〕和《战线》；再加一个真是“跟在弟弟背后说漂亮话”的潘梓年的速成的《洪荒》〔１０〕。但前几天看见Ｋ君对日本人的谈话（见《战旗》七月号）〔１１〕，才知道潘叶之流的“革命文学”是不算在内的。 含混地只讲“革命文学”，当然不能彻底，所以今年在上海所挂出来的招牌却确是无产阶级文学，至于是否以唯物史观为根据，则因为我是外行，不得而知。但一讲无产阶级文学，便不免归结到斗争文学，一讲斗争，便只能说是最高的政治斗争的一翼。这在俄国，是正当的，因为正是劳农专政；在日本也还不打紧，因为究竟还有一点微微的出版自由，居然也还说可以组织劳动政党。中国则不然，所以两月前就变了相，不但改名“新文艺”，并且根据了资产社会的法律，请律师大登其广告，来吓唬别人了。 向“革命的智识阶级”叫打倒旧东西，又拉旧东西来保护自己，要有革命者的名声，却不肯吃一点革命者往往难免的辛苦，于是不但笑啼俱伪，并且左右不同，连叶灵凤所抄袭来的“阴阳脸”〔１２〕，也还不足以淋漓尽致地为他们自己写照，我以为这是很可惜，也觉得颇寂寞的。 但这是就大局而言，倘说个人，却也有已经得到好结果的。例如成仿吾，做了一篇“开步走”和“打发他们去”，又改换姓名（石厚生）做了一点“玸鲁迅”〔１３〕之后，据日本的无产文艺月刊《战旗》七月号所载，他就又走在修善寺温泉的近旁（可不知洗了澡没有），并且在那边被尊为“可尊敬的普罗塔利亚特作家”，“从支那的劳动者农民所选出的他们的艺术家”了。 鲁迅。八月十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日《语丝》第四卷第三十四期，原题《通信·其一》，收入本书时改为现题。〔２〕徐匀未详。 〔３〕《革命文学论集》应为《革命文学论》，丁丁编。收入当时讨论革命文学的论文十七篇，一九二七年上海大新书局出版。丁丁，当时的一个投机文人，后来堕落为汉奸。 〔４〕《创造月刊》创造社主要文学刊物之一，一九二六年三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二九年一月#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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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讲这一年多，我不很向青年诸君说什么话了，因为革命以来，言论的路很窄小，不是过激，便是反动，于大家都无益处。这一次回到北平，几位旧识的人要我到这里来讲几句，情不可却，只好来讲几句。但因为种种琐事，终于没有想定究竟来讲什么——连题目都没有。 那题目，原是想在车上拟定的，但因为道路坏，汽车颠起来有尺多高，无从想起。我于是偶然感到，外来的东西，单取一件，是不行的，有汽车也须有好道路，一切事总免不掉环境的影响。文学——在中国的所谓新文学，所谓革命文学，也是如此。 中国的文化，便是怎样的爱国者，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认是有些落后。新的事物，都是从外面侵入的。新的势力来到了，大多数的人们还是莫名其妙。北平还不到这样，譬如上海租界，那情形，外国人是处在中央，那外面，围着一群翻译，包探，巡捕，西崽〔２〕……之类，是懂得外国话，熟悉租界章程的。这一圈之外，才是许多老百姓。 老百姓一到洋场，永远不会明白真实情形，外国人说“Ｙｅｓ”〔３〕，翻译道，“他在说打一个耳光”，外国人说“Ｎｏ”〔４〕，翻出来却是他说“去枪毙”。倘想要免去这一类无谓的冤苦，首先是在知道得多一点，冲破了这一个圈子。 在文学界也一样，我们知道得太不多，而帮助我们知识的材料也太少。梁实秋有一个白璧德，徐志摩〔５〕有一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６〕，——是的，徐志摩还有一个曼殊斐儿，他到她坟上去哭过，〔７〕——创造社有革命文学，时行的文学。不过附和的，创作的很有，研究的却不多，直到现在，还是给几个出题目的人们圈了起来。 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推崇文艺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煽起风波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倘以为文艺可以改变环境，那是“唯心”之谈，事实的出现，并不如文学家所豫想。所以巨大的革命，以前的所谓革命文学者还须灭亡，待到革命略有结果，略有喘息的余裕，这才产生新的革命文学者。为什么呢，因为旧社会将近崩坏之际，是常常会有近似带革命性的文学作品出现的，然而其实并非真的革命文学。例如：或者憎恶旧社会，而只是憎恶，更没有对于将来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会，而问他要怎样的社会，却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８〕；或者自己活得无聊了，便空泛地希望一大转变，来作刺戟，正如饱于饮食的人，想吃些辣椒爽口；更下的是原是旧式人物，但在社会里失败了，却想另挂新招牌，靠新兴势力获得更好的地位。 希望革命的文人，革命一到，反而沉默下去的例子，在中国便曾有过的。即如清末的南社〔９〕，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学团体，他们叹汉族的被压制，愤满人的凶横，渴望着“光复旧物”。但民国成立以后，倒寂然无声了。我想，这是因为他们的理想，是在革命以后，“重见汉官威仪〔１０〕”，峨冠博带。而事实并不这样，所以反而索然无味，不想执笔了。俄国的例子尤为明显，十月革命开初，也曾有许多革命文学家非常惊喜，欢迎这暴风雨的袭来，愿受风雷的试炼。但后来，诗人叶遂宁，小说家索波里自杀了，近来还听说有名的小说家爱伦堡〔１１〕有些反动。这是什么缘故呢？就因为四面袭来的并不是暴风雨，来试炼的也并非风雷，却是老老实实的“革命”。空想被击碎了，人也就活不下去，这倒不如古时候相信死后灵魂上天，坐在上帝旁边吃点心的诗人们福气。〔１２〕因为他们在达到目的之前，已经死掉了。 中国，据说，自然是已经革了命，——政治上也许如此罢，但在文艺上，却并没有改变。有人说，“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抬头”〔１３〕了，其实是，小资产阶级文学在那里呢，连“头”也没有，那里说得到“抬”。这照我上面所讲的推论起来，就是文学并不变化和兴旺，所反映的便是并无革命和进步，——虽然革命家听了也许不大喜欢。 至于创造社所提倡的，更彻底的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自然更不过是一个题目。这边也禁，那边也禁的王独清的从上海租界里遥望广州暴动的诗，〔１４〕“ＰｏｎｇＰｏｎｇＰｏｎｇ”，铅字逐渐大了起来，只在说明他曾为电影的字幕和上海的酱园招牌所感动，有模仿勃洛克的《十二个》之志而无其力和才。郭沫若的《一只手》〔１５〕是很有人推为佳作的，但内容说一个革命者革命之后失了一只手，所余的一只还能和爱人握手的事，却未免“失”得太巧。五体，四肢之中，倘要失去其一，实在还不如一只手；一条腿就不便，头自然更不行了。只准备失去一只手，是能减少战斗的勇往之气的；我想，革命者所不惜牺牲的，一定不只这一点。《一只手》也还是穷秀才落难，后来终于中状元，谐花烛的老调。 但这些却也正是中国现状的一种反映。新近上海出版的革命文学的一本书的封面上，画着一把钢叉，这是从《苦闷的象征》〔１６〕的书面上取来的，叉的中间的一条尖刺上，又安一个铁锤，这是从苏联的旗子上取来的。然而这样地合了起来，却弄得既不能刺，又不能敲，只能在表明这位作者的庸陋，——也正可以做那些文艺家的徽章#p#副标题#e#15年香港注册公司www.2012hkcompan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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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会〔２〕讲以我这样没有什么可听的无聊的讲演，又在这样大雨的时候，竟还有这许多来听的诸君，我首先应当声明我的郑重的感谢。 我现在所讲的题目是：《无声的中国》。 现在，浙江，陕西，都在打仗，〔３〕那里的人民哭着呢还是笑着呢，我们不知道。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这里的中国人，舒服呢还是不很舒服呢，别人也不知道。 发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给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来达意，现在一般的中国人还做不到。这也怪不得我们；因为那文字，先就是我们的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可怕的遗产。人们费了多年的工夫，还是难于运用。因为难，许多人便不理它了，甚至于连自己的姓也写不清是张还是章，或者简直不会写，或者说道：Ｃｈａｎｇ。虽然能说话，而只有几个人听到，远处的人们便不知道，结果也等于无声。又因为难，有些人便当作宝贝，像玩把戏似的，之乎者也，只有几个人懂，——其实是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数的人们却不懂得，结果也等于无声。 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别，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够把他们的思想，感情，藉此传给大众，传给将来。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盘散沙。 将文章当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认识，使人懂得为好，也许是有趣的事罢。但是，结果怎样呢？是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拿最近的事情来说，如中日战争，〔４〕拳匪事件，民元革命这些大事件，一直到现在，我们可有一部像样的著作？民国以来，也还是谁也不作声。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 这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侵入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５〕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有些新意，也还是不行的；不是学韩，便是学苏。韩愈苏轼〔６〕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文章来说当时要说的话，那当然可以的。我们却并非唐宋时人，怎么做和我们毫无关系的时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时代的声音，韩愈苏轼的声音，而不是我们现代的声音。然而直到现在，中国人却还耍着这样的旧戏法。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人会没有声音的么？没有，可以说，是死了。倘要说得客气一点，那就是：已经哑了。 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个死掉的人道：“你活过来！”我虽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为正如想出现一个宗教上之所谓“奇迹”一样。 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７〕。“革命”这两个字，在这里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害怕的。但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８〕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我们就称为“文学革新”罢，中国文字上，这样的花样是很多的。那大意也并不可怕，不过说：我们不必再去费尽心机，学说古代的死人的话，要说现代的活人的话；不要将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话的文章。然而，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这运动一发生，自然一面就发生反动，于是便酿成战斗……。 但是，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９〕。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 其实，文言和白话的优劣的讨论，本该早已过去了，但中国是总不肯早早解决的，到现在还有许多无谓的议论。例如，有的说：古文各省人都能懂，白话就各处不同，反而不能互相了解了。殊不知这只要教育普及和交通发达就好，那时就人人都能懂较为易解的白话文；至于古文，何尝各省人都能懂，便是一省里，也没有许多人懂得的。有的说：如果都用白话文，人们便不能看古书，中国的文化就灭亡了。其实呢，现在的人们大可以不必看古书，即使古书里真有#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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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 精神和肉体，已被困到这般地步——怕无以复加，也不能形容——的我，不得不撑了病体向“你老”作最后的呼声了！——不，或者说求救，甚而是警告！ 好在你自己也极明白：你是在给别人安排酒筵，“泡制醉虾”〔２〕的一个人。我，就是其间被制的一个！ 我，本来是个小资产阶级里的骄子，温乡里的香花。有吃有着，尽可安闲地过活。只要梦想着的“方帽子”到手了也就满足，委实一无他求。 《呐喊》出版了，《语丝》发行了（可怜《新青年》时代，我尚看不懂呢），《说胡须》，《论照相之类》一篇篇连续地戟刺着我的神经。当时，自己虽是青年中之尤青者，然而因此就感到同伴们的浅薄和盲目。“革命！革命！”的叫卖，在马路上呐喊得洋溢，随了所谓革命的势力，也奔腾澎湃了。我，确竟被其吸引。当然也因我嫌弃青年的浅薄，且想在自己生命上找一条出路。那知竟又被我认识了人类的欺诈，虚伪，阴险……的本性！果然，不久，军阀和政客们弃了身上的蒙皮，而显出本来的狰狞面目！我呢，也随了所谓“清党”之声而把我一颗沸腾着的热烈的心清去。当时想：“素以敦厚诚朴”的第四阶级，和那些“遁世之士”的“居士”们，或许尚足为友吧？——唉，真的，“令弟”岂明先生说得是：“中国虽然有阶级，可是思想是相同的，都是升官发财”〔３〕，而且我几疑置身在纪元前的社会里了，那种愚蠢比鹿豕还要愚蠢的言动（或者国粹家正以为这是国粹呢！），真不禁令我茫然——茫然于叫我究竟怎么办呢？ 利，莫利于失望之矢。我失望，失望之矢贯穿了我的心，于是乎吐血。转辗床上不能动已几个月！ 不错，没有希望之人应该死，然而我没有勇气，而且自己还年青，仅仅廿一岁。还有爱人。不死，则精神和肉体，都在痛苦中挨生活，差不多每秒钟。爱人亦被生活所压迫着。我自己，薄薄的遗产已被“革命”革去了。所以非但不能相慰，相对亦徒唏嘘！ 不识不知幸福了，我因之痛苦。然而施这毒药者是先生，我实完全被先生所“泡制”。先生，我既已被引至此，索性请你指示我所应走的最终的道路。不然，则请你麻痹了我的神经，因为不识不知是幸福的，好在你是习医，想必不难“还我头来”！我将效梁遇春〔４〕先生（？）之言而大呼。 末了，更劝告你的：“你老”现在可以歇歇了，再不必为军阀们赶制适口的鲜味，保全几个像我这样的青年。倘为生活问题所驱策，则可以多做些“拥护”和“打倒”的文章，以你先生之文名，正不愁富贵之不及，“委员”“主任”，如操左券也。 快呀，请指示我！莫要“为德不卒”！ 或《北新》，或《语丝》上答复均可。能免，莫把此信刊出，免笑。 原谅我写得草率，因病中，乏极！ 一个被你毒害的青年Ｙ。枕上书。 三月十三日。 回信 Ｙ先生： 我当答复之前，先要向你告罪，因为我不能如你的所嘱，不将来信发表。来信的意思，是要我公开答复的，那么，倘将原信藏下，则我的一切所说，便变成“无题诗Ｎ百韵”，令人莫名其妙了。况且我的意见，以为这也不足耻笑。自然，中国很有为革命而死掉的人，也很有虽然吃苦，仍在革命的人，但也有虽然革命，而在享福的人……。革命而尚不死，当然不能算革命到底，殊无以对死者，但一切活着的人，该能原谅的罢，彼此都不过是靠侥幸，或靠狡滑，巧妙。他们只要用镜子略略一照，大概就可以收起那一副英雄嘴脸来的。 我在先前，本来也还无须卖文糊口的，拿笔的开始，是在应朋友的要求。不过大约心里原也藏着一点不平，因此动起笔来，每不免露些愤言激语，近于鼓动青年的样子。段祺瑞〔５〕执政之际，虽颇有人造了谣言，但我敢说，我们所做的那些东西，决不沾别国的半个卢布，阔人的一文津贴，或者书铺的一点稿费。我也不想充“文学家”，所以也从不连络一班同伙的批评家叫好。几本小说销到上万，是我想也没有想到的。 至于希望中国有改革，有变动之心，那的确是有一点的。虽然有人指定我为没有出路——哈哈，出路，中状元么——的作者，“毒笔”的文人，但我自信并未抹杀一切。我总以为下等人胜于上等人，青年胜于老头子，所以从前并未将我的笔尖的血，洒到他们身上去。我也知道一有利害关系的时候，他们往往也就和上等人老头子差不多了，然而这是在这样的社会组织之下，势所必至的事。对于他们，攻击的人又正多，我何必再来助人下石呢，所以我所揭发的黑暗是只有一方面的，本意实在并不在欺蒙阅读的青年。 以上是我尚在北京，就是成仿吾所谓“蒙在鼓里”做小资产阶级时候的事。但还是因为行文不慎，饭碗敲破了，并且非走不可了，所以不待“无烟火药”来轰，便辗转跑到了“革命策源地”。住了两月，我就骇然，原来往日所闻，全是谣言，这地方，却正是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于是接着是清党，详细的事实，报章上是不大见的，只有些风闻。我正有些神经过敏，于是觉得正像#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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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先生： 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２〕孔夫子圣诞，香港恭祝，向称极盛。盖北方仅得东邻〔３〕鼓吹，此地则有港督督率，实事求是，教导有方。侨胞亦知崇拜本国至圣，保存东方文明，故能发扬光大，盛极一时也。今年圣诞，尤为热闹，文人雅士，则在陶园雅集，即席挥毫，表示国粹。各学校皆行祝圣礼，往往欢迎各界参观，夜间或演新剧，或演电影，以助圣兴。超然学校每年祝圣，例有新式对联，贴于门口，而今年所制，尤为高超。今敬谨录呈，乞昭示内地，以愧意欲打倒帝国主义者： 乾男校门联 本鲁史，作《春秋》，罪齐田恒，〔４〕地义天经，打倒贼子乱臣，免得赤化宣传，讨父仇孝，共产公妻，破坏纲常伦纪。 堕三都，出藏甲，〔５〕诛少正卯，〔６〕风行雷厉，铲除贪官悍吏，训练青年德育，修身齐家，爱亲敬长，挽回世道人心。 坤女校门联 母凭子贵，妻藉夫荣，方今祝圣诚心，正宜遵懔三从，岂可开口自由，埋口自由，一味误会自由，趋附潮流成水性。 男禀乾刚，女占坤顺，〔７〕此际尊孔主义，切勿反违四德，动说有乜所谓，冇乜所谓，至则不知所谓，随同社会出风头。 埋犹言合，乜犹言何，冇犹言无，盖女子小人，不知雅训，故用俗字耳。舆论之类，琳琅尤多，今仅将载于《循环日报》者录出一篇，以见大概：孔诞祝圣言感佩蘅 金风送爽。凉露惊秋。转瞬而孔诞时期届矣。迩来圣教衰落。邪说嚣张。礼孔之举。惟港中人士。犹相沿奉行。至若内地。大多数不甚注意。盖自新学说出。而旧道德日即于沦亡。自新人物出。而古圣贤胥归于淘汰。 一般学子。崇持列宁马克思种种谬说。不惜举二千年来炳若日星之圣教。摧陷而廓清之。其诋人也。不曰腐化即曰老朽。实则若曹少不更事。卤莽灭裂。不惜假新学说以便其私图。而古人之大义微言。俨如肉中刺。眼中钉。必欲拔除之而后快。孔子且在于打倒之列。更何有孔诞之可言。呜呼。长此以往。势不至等人道于禽兽不止。何幸此海隅之地。古风未泯。经教犹存。当此祝圣时期。济济跄跄一时称盛耶。虽然。吾人祝圣。特为此形式上之纪念耳。尤当注重孔教之精神。孔教重伦理。重实行。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由近及远。由内及外。皆有轨道之可循。天不变道亦不变。自有碻凿之理由在。虽暴民嚣张。摧残圣教。然浮云之翳。何伤日月之明。吾人当蒙泉剥果〔８〕之余。伤今思古。首当发挥大义。羽翼微言。子舆氏谓能言距杨墨〔９〕者。圣人之徒。生今之世。群言淆乱。异说争鸣。众口铄金。积非成是。与圣教为难者。向只杨墨。就贵词而辟之。为吾道作干城。树中流之砥柱。若乎张皇耳目。涂饰仪文。以敷衍为心。作例行之举。则非吾所望于祝圣诸公也。感而书之如此。香港孔圣会则于是日在太平戏院日夜演大尧天班。其广告云：祝大成之圣节，乐奏钧天，彰正教于人群，欢腾大地。我国数千年来，崇奉孔教，诚以圣道足以维持风化，挽救人心者也。本会定期本月廿七日演大尧天班。是日演《加官大送子》，《游龙戏凤》。夜通宵先演《六国大封相》及《风流皇后》新剧。查《风流皇后》一剧，情节新奇，结构巧妙。惟此剧非演通宵，不能结局，故是晚经港政府给发数特别执照。演至通宵。……预日沽票处在荷李活道中华书院孔圣会办事所。 丁卯年八月廿四日，香港孔圣会谨启。 《风流皇后》之名，虽欠雅驯，然“子见南子”〔１０〕，《论语》不讳，惟此“海隅之地，古风未泯”者，能知此意耳。余如各种电影，亦复美不胜收，新戏院则演《济公传》四集，预告者尚有《齐天大圣大闹天宫》，新世界有《武松杀嫂》，全系国粹，足以发扬国光。皇后戏院之《假面新娘》虽出邻邦，然观其广告云：“孔子有言，‘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请君今日来看《假面新娘》以证孔子之言，然后知圣人一言而为天下法，所以不愧称为万世师表也。”则固亦有裨圣教者耳。嗟夫！乘桴浮海〔１１〕，曾闻至圣之微言，崇正辟邪，幸有大英之德政。爱国劬古之士，当亦必额手遥庆，恨不得受一廛而为氓〔１２〕也。专此布达，即颂辑祺。 圣诞后一日，华约瑟谨启。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语丝》第一五六期，发表时用致编者信的形式，刊于“来函照登”栏内，题目为作者编入本书时所加。 〔２〕文宣正大成至圣先师这是封建统治者加给孔丘的谥号。唐开元二十七年（７３９）加谥孔丘为文宣王；后来宋元明各朝都有加谥；清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又加谥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３〕东邻指日本。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有些人曾组织“斯文会”，尊奉儒教。 〔４〕《春秋》编年体春秋史，相传系孔丘依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改订而成。罪齐田恒，据《春秋左氏传》哀公十四年记载：“齐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齐（斋），而请伐齐三。”陈恒，即田恒。他于公元前四八五年杀了齐简公（即壬），孔丘认为他是#p#副标题#e#供：香港注册公司免费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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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六日的《申报》上有这样的一段记事：“南京市近日忽发现一种无稽谣传，谓总理墓行将工竣，石匠有摄收幼童灵魂，以合龙口之举。市民以讹传讹，自相惊扰，因而家家幼童，左肩各悬红布一方，上书歌诀四句，借避危险。其歌诀约有三种：（一）人来叫我魂，自叫自当承。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二）石叫石和尚，自叫自承当。急早回家转，免去顶坟坛。（三）你造中山墓，与我何相干？一叫魂不去，再叫自承当。”（后略） 这三首中的无论那一首，虽只寥寥二十字，但将市民的见解：对于革命政府的关系，对于革命者的感情，都已经写得淋漓尽致。虽有善于暴露社会黑暗面的文学家，恐怕也难有做到这么简明深切的了。“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则竟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 看看有些人们的文字，似乎硬要说现在是“黎明之前”。然而市民是这样的市民，黎明也好，黄昏也好，革命者们总不能不背着这一伙市民进行。鸡肋〔２〕，弃之不甘，食之无味，就要这样地牵缠下去。五十一百年后能否就有出路，是毫无把握的。 近来的革命文学家往往特别畏惧黑暗，掩藏黑暗，但市民却毫不客气，自己表现了。那小巧的机灵和这厚重的麻木相撞，便使革命文学家不敢正视社会现象，变成婆婆妈妈，欢迎喜鹊，憎厌枭鸣，只检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于是就算超出了时代。 恭喜的英雄，你前去罢，被遗弃了的现实的现代，在后面恭送你的行旌。 但其实还是同在。你不过闭了眼睛。不过眼睛一闭，“顶石坟”却可以不至于了，这就是你的“最后的胜利”。四月十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语丝》第四卷第十八期。 〔２〕鸡肋语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建安二十四年（２１９）三月，曹操自长安出斜谷，兵临汉中，和刘备军队相持不下，打算退兵，“出令曰‘鸡肋’，官属不知所谓。主簿杨修便自严装，人惊问修：‘何以知之’？修曰：‘夫鸡肋，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以比汉中，知王（曹操）欲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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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在上海所见，专以小孩子为对手的糖担，十有九带了赌博性了，用一个铜元，经一种手续，可有得到一个铜元以上的糖的希望。但专以学生为对手的书店，所给的希望却更其大，更其多——因为那对手是学生的缘故。 书籍用实价，废去“码洋”的陋习，是始于北京的新潮社——北新书局〔２〕的，后来上海也多仿行，盖那时改革潮流正盛，以为买卖两方面，都是志在改进的人（书店之以介绍文化者自居，至今还时见于广告上），正不必先定虚价，再打折扣，玩些互相欺骗的把戏。然而将麻雀牌送给世界，且以此自豪的人民，对于这样简捷了当，没有意外之利的办法，是终于耐不下去的。于是老病出现了，先是小试其技：送画片。继而打折扣，自九折以至对折，但自然又不是旧法，因为总有一个定期和原因，或者因为学校开学，或者因为本店开张一年半的纪念之类。花色一点的还有赠丝袜，请吃冰淇淋，附送一只锦盒，内藏十件宝贝，价值不资。更加见得切实，然而确是惊人的，是定一年报或买几本书，便有得到“劝学奖金”一百元或“留学经费”二千元的希望。洋场上的“轮盘赌”〔３〕，付给赢家的钱，最多也不过每一元付了三十六元，真不如买书，那“希望”之大，远甚远甚。 我们的古人有言，“书中自有黄金屋”，现在渐在实现了。但后一句，“书中自有颜如玉”〔４〕呢？ 日报所附送的画报上，不知为了什么缘故而登载的什么“女校高材生”和什么“女士在树下读书”的照相之类，且作别论，则买书一元，赠送裸体画片的勾当，是应该举为带着“颜如玉”气味的一例的了。在医学上，“妇人科”虽然设有专科，但在文艺上，“女作家”分为一类〔５〕却未免滥用了体质的差别，令人觉得有些特别的。但最露骨的是张竞生〔６〕博士所开的“美的书店”，曾经对面呆站着两个年青脸白的女店员，给买主可以问她“《第三种水》出了没有？”等类，一举两得，有玉有书。可惜“美的书店”竟遭禁止。张博士也改弦易辙，去译《卢骚忏悔录》〔７〕，此道遂有中衰之叹了。 书籍的销路如果再消沉下去，我想，最好是用女店员卖女作家的作品及照片，仍然抽彩，给买主又有得到“劝学”，“留学”的款子的希望。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二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二期。 〔２〕新潮社北京大学部分学生和教员组成的文化团体，主要成员有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和周作人等。一九一八年底成立。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办《新潮》月刊，次年八月起出版《新潮丛书》，一九二三年起出版《新潮社文艺丛书》。北新书局，一九二五年三月成立于北京，由原新潮社成员李小峰主持。当时主要出版新文艺书籍。〔３〕“轮盘赌”欧洲赌场中的一种赌博方法，当时也盛行于上海租界。 〔４〕“书中自有黄金屋”见相传为宋真宗（赵恒）所作的《劝学文》：“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屋；读，读，读！书中自有千锺粟；读，读，读！书中自有颜如玉。” 〔５〕“女作家”分为一类张若谷曾编辑《女作家杂志》，一九二九年九月由上海女作家杂志社出版。 〔６〕张竞生广东饶平人，法国巴黎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教授。著有《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等。一九二六年起在上海编辑《新文化》月刊，一九二七年开设美的书店（不久即被封闭），宣传色情文化。“第三种水”指女性性生活中的分泌物。张在所编《性史》一书中曾论及“第三种水”。 〔７〕《忏悔录》卢梭于一七七八年写的自传体小说。张竞生曾翻译它的第一、二部分，一九二九年上海美的书店出版。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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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 顷发一挂号信，以未悉先生住址，由中山大学转奉，嗣恐先生未能接到，特探得尊寓所在，另钞一分奉览。敬请大安。 颉刚敬上。十六，七，廿四。 钞件 鲁迅先生： 颉刚不知以何事开罪于先生，使先生对于颉刚竟作如此强烈之攻击，未即承教，良用耿耿。前日见汉口《中央日报副刊》上，先生及谢玉生先生通信，始悉先生等所以反对颉刚者，盖欲伸党国大义，而颉刚所作之罪恶直为天地所不容，无任惶骇。诚恐此中是非，非笔墨口舌所可明了，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如颉刚确有反革命之事实，虽受死刑，亦所甘心，否则先生等自当负发言之责任。务请先生及谢先生暂勿离粤，以俟开审，不胜感盼。敬请大安，谢先生处并候。 中华民国十六年七月廿四日回信 颉刚先生： 来函谨悉，甚至于吓得绝倒矣。先生在杭盖已闻仆于八月中须离广州之讯，于是顿生妙计，命以难题。如命，则仆尚须提空囊赁屋买米，作穷打算，恭候偏何来迟，提起诉讼。不如命，则先生可指我为畏罪而逃也；而况加以照例之一传十，十传百乎哉？但我意早决，八月中仍当行，九月已在沪。江浙俱属党国所治，法律当与粤不异，且先生尚未启行，无须特别函挽听审，良不如请即就近在浙起诉，尔时仆必到杭，以负应负之责。倘其典书卖裤，居此生活费綦昂之广州，以俟月余后或将提起之诉讼，天下那易有如此十足笨伯哉！《中央日报副刊》未见；谢君〔２〕处恕不代达，此种小傀儡，可不做则不做而已，无他秘计也。此复，顺请著安！ 鲁迅。 BB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顾颉刚，江苏吴县人，历史学家。一九二六年与作者同在厦门大学任教，一九二七年作者到广州不久，他也往中山大学任教，这年暑假去杭州为学校购书。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一日汉口《中央日报》副刊第四十八号发表编者孙伏园的《鲁迅先生脱离广东中大》一文，其中引用谢玉生和鲁迅给编者的两封信。谢玉生信中说：“迅师本月二十号，已将中大所任各职，完全辞卸矣。中大校务委员会及学生方面，现正积极挽留，但迅师去志已坚，实无挽留之可能了。迅师此次辞职之原因，就是因顾颉刚忽然本月十八日由厦来中大担任教授的原故。顾来迅师所以要去职者，即是表示与顾不合作的意思。原顾去岁在厦大造作谣言，诬蔑迅师；迄厦大风潮发生之后，顾又背叛林语堂先生，甘为林文庆之谋臣，伙同张星YR、张颐、黄开宗等主张开除学生，以致此项学生，至今流离失所；这是迅师极伤心的事。”鲁迅信中说：“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所得的感觉。我已于上星期四辞去一切职务，脱离中大了。” 〔２〕谢君谢玉生，湖南耒阳人，作者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任教时的学生。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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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锋的战士，天真的孤儿，年青的寡妇，热情的女人，各有主义的新式公子们，死气沉沉而交头接耳的旧社会，倒也并非如蜘蛛张网，专一在待飞翔的游人，但在寻求安静的青年的眼中，却化为不安的大苦痛。这大苦痛，便是社会的可怜的椒盐，和战士孤儿等辈一同，给无聊的社会一些味道，使他们无聊地持续下去。 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冈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这从上述的两类人们看来，是都觉得诧异的。但我们书中的青年萧君，便正落在这境遇里。他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终于连安住几年之处，也不可得。他其实并不能成为一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轧了几下，发几声响，便被挤到女佛山〔２〕——上海去了。 他幸而还坚硬，没有变成润泽齿轮的油。 但是，矍昙（释迦牟尼）从夜半醒来，目睹宫女们睡态之丑，于是慨然出家，而霍善斯坦因〔３〕以为是醉饱后的呕吐。那么，萧君的决心遁走，恐怕是胃弱而禁食的了，虽然我还无从明白其前因，是由于气质的本然，还是战后的暂时的劳顿。 我从作者用了工妙的技术所写成的草稿上，看见了近代青年中这样的一种典型，周遭的人物，也都生动，便写下一些印象，算是序文。大概明敏的读者，所得必当更多于我，而且由读时所生的诧异或同感，照见自己的姿态的罢？那实在是很有意义的。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鲁迅记于上海。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上海《朝花旬刊》第一卷第十期。 柔石参看《二心集·柔石小传》及其有关注。《二月》，中篇小说，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上海春潮书局出版。 〔２〕女佛山小说《二月》中的一个地名。 〔３〕霍善斯坦因（ＷAＨａｕｓｅｎｓｔｅｉｎ，１８８２—１９５７）德国*囊张评家。这里所引他对于释迦牟尼出家的解释，见他的《艺术与社会·印度的社会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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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又得幸逢了两种奇特的广告，仍敢执绍介之劳。标点是我所加的，以醒眉目。该称什么笔呢，想了两天两夜，没有好结果。姑且称为“某笔”，以俟博雅君子教正。这回的“动机”比较地近于纯正，除希望“有目共赏”外，似乎并不含有其他的副作用了。但又发生了一种妄想。记得前清时，曾有一种专选各种报上较好的论说的，叫作《选报》〔２〕。现在如有好事之徒，也还可以办这一类的刊物。每省须有访员数人，专收该地报上奇特的社论，记事，文艺，广告等等，汇刊成册，公之于世。则其显示各种“社会相”也，一定比游记之类要深切得多。不知ＣＦ男士〔３〕以为何如？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午饭之前。 其一 熊仲卿榜名文蔚。历任民国县长，所长，处长，局长，厅长。通儒，显宦，兼作良医，尤擅女科。住本港跑马地黄泥涌道门牌五十五号一楼中医熊寓，每日下午应诊及出诊。电话总局五二七零。 （右一则见九月二十一日香港《循环日报》。） 谨案：以吾所闻，向来或称世医，以其数代为医也；或称儒医，以其曾做八股也；或称官医，以其亦为官家所雇也；或称御医，以其曾经走进（？）太医院〔４〕也。若夫“县长，所长，处长，局长，厅长。通儒，显宦”，而又“兼作良医”，则诚旷古未有者矣。而五“长”做全，尤为难得云。 其二 征求父母广告余现已授中等教育有年，品行端正，纯无嗜好。因不幸父母相继逝世，余独取家资，来学广州。自思自觉单身儿子，有非常之寂寞。于是自愿甘心为人儿子。并自愿倾家产而从四方人事而无儿子者。有相当之家庭，且欲儿子者，请来函报告（家庭状况经济地位若何），并写明通讯地址。俟我回复，方接洽面商。阅报诸君而能介绍我好事成功者，应以百金敬酬。不成功者，当有谢谢。申一○六通讯处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余希成具。 （右一则见同日广州《民国日报》。） 谨案：我辈生当浇漓之世，于“征求伴侣”等类广告，早经司空见惯，不以为奇。昔读茅泮林所辑《古孝子传》〔５〕，见有三男皆无母，乃共迎养一不相干之老妪，当作母亲一事，颇以为奇。然那时孝廉方正〔６〕，可以做官，故尚能疑为别有作用也。而此广告则挟家资以求亲，悬百金而待荐，雒诵之余，乌能不欣人心之复返于淳古，表而出之，以为留心世道者告，而为打爹骂娘者劝哉？特未知阅报诸君，可知广州有欲儿子者否？要知道倘为介绍，即使好事不成，亦有“谢谢”者也。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语丝》第一五六期。 〔２〕《选报》一九○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在上海出版的一种杂志。 〔３〕ＣＦ男士指李小峰（１８９７—１９７１），江苏江阴人，当时北新书局主持人。该书局出版的非洲须莱纳尔（ＯｌｉｖｅＳｃｈｒｅｉｎｅｒ）所著《梦》的中译本，译者张近芬署名为ＣＦ女士。这里是对李小峰的戏称。〔４〕太医院宫廷医疗机构。 〔５〕《古孝子传》清代茅泮林从类书中辑录刘向、萧广济、王歆、王韶之、周景式、师觉授、宋躬、虞盘佑、郑缉等已散佚的《孝子传》成书。这里引述的事，见该书《五郡孝子》篇。“三男”应是“五男”。 〔６〕孝廉方正汉代选拔官吏，有孝廉和贤良方正的科目，由地方向朝廷荐举“孝子”、“直言极谏者”，中选的授予官职。清代合孝廉和贤良方正为孝廉方正科。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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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记起了Ｇｏｇｏｌ〔２〕做的《巡按使》的故事：中国也译出过的。一个乡间忽然纷传皇帝使者要来私访了，官员们都很恐怖，在客栈里寻到一个疑似的人，便硬拉来奉承了一通。等到奉承十足之后，那人跑了，而听说使者真到了，全台演了一个哑口无言剧收场。 上海的文界今年是恭迎无产阶级文学使者，沸沸扬扬，说是要来了。问问黄包车夫，车夫说并未派遣。这车夫的本阶级意识形态不行，早被别阶级弄歪曲了罢。另外有人把握着，但不一定是工人。于是只好在大屋子里寻，在客店里寻，在洋人家里寻，在书铺子里寻，在咖啡馆里寻……。 文艺家的眼光要超时代，所以到否虽不可知，也须先行拥篲清道，或者伛偻奉迎。于是做人便难起来，口头不说“无产”便是“非革命”，还好；“非革命”即是“反革命”，可就险了。这真要没有出路。 现在的人间也还是“大王好见，小鬼难当”的处所。出路是有的。何以无呢？只因多鬼祟，他们将一切路都要糟蹋了。这些都不要，才是出路。自己坦坦白白，声明了因为没法子，只好暂在炮屁股上挂一挂招牌，倒也是出路的萌芽。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野草》序） 还只说说，而革命文学家似乎不敢看见了，如果因此觉得没有了出路，那可实在是很可怜，令我也有些不忍再动笔了。 四月十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语丝》第四卷第十七期。 〔２〕Ｇｏｇｏｌ果戈理（ＨAＢACK]KFW，１８０９—１８５２），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死魂灵》、喜剧《钦差大臣》（即《巡按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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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连贯的童话六篇，原是日本林房雄〔２〕的译本（一九二七年东京晓星阁出版），我选给译者，作为学习日文之用的。逐次学过，就顺手译出，结果是成了这一部中文的书。但是，凡学习外国文字的，开手不久便选读童话，我以为不能算不对，然而开手就翻译童话，却很有些不相宜的地方，因为每容易拘泥原文，不敢意译，令读者看得费力。这译本原先就很有这弊病，所以我当校改之际，就大加改译了一通，比较地近于流畅了。——这也就是说，倘因此而生出不妥之处来，也已经是校改者的责任。 作者海尔密尼亚·至尔·妙伦（ＨｅｒｍｙｎｉａＺｕｒＭｕｅｈ－ｌｅｎ）〔３〕，看姓氏好像德国或奥国人，但我不知道她的事迹。据同一原译者所译的同作者的别一本童话《真理之城》（一九二八年南宋书院出版）的序文上说，则是匈牙利的女作家，但现在似乎专在德国做事，一切战斗的科学底社会主义的期刊——尤其是专为青年和少年而设的页子上，总能够看见她的姓名。作品很不少，致密的观察，坚实的文章，足够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作家之一人，而使她有世界底的名声者，则大概由于那独创底的童话云。 不消说，作者的本意，是写给劳动者的孩子们看的，但输入中国，结果却又不如此。首先的缘故，是劳动者的孩子们轮不到受教育，不能认识这四方形的字和格子布模样的文章，所以在他们，和这是毫无关系，且不说他们的无钱可买书和无暇去读书。但是，即使在受过教育的孩子们的眼中，那结果也还是和在别国不一样。为什么呢？第一，还是因为文章，故事第五篇中所讽刺的话法的缺点，在我们的文章中可以说是几乎全篇都是。第二，这故事前四篇所用的背景，是：煤矿，森林，玻璃厂，染色厂；读者恐怕大多数都未曾亲历，那么，印象也当然不能怎样地分明。第三，作者所被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作家”者，我想，在这里，有主张大家的生存权（第二篇），主张一切应该由战斗得到（第六篇之末）等处，可以看出，但披上童话的花衣，而就遮掉些斑斓的血汗了。尤其是在中国仅有几本这种的童话孤行，而并无基本底，坚实底的文籍相帮的时候。并且，我觉得，第五篇中银茶壶的话，太富于纤细的，琐屑的，女性底的色彩，在中国现在，或者更易得到共鸣罢，然而却应当忽略的。第四，则故事中的物件，在欧美虽然很普通，中国却纵是中产人家，也往往未曾见过。火炉即是其一；水瓶和杯子，则是细颈大肚的玻璃瓶和长圆的玻璃杯，在我们这里，只在西洋菜馆的桌上和汽船的二等舱中，可以见到。破雪草也并非我们常见的植物，有是有的，药书上称为“獐耳细辛”（多么烦难的名目呵！），是一种毛茛科的小草，叶上有毛，冬末就开白色或淡红色的小花，来“报告冬天就要收场的好消息”。日本称为“雪割草”，就为此。破雪草又是日本名的意译，我曾用在《桃色的云》〔４〕上，现在也袭用了，似乎较胜于“獐耳细辛”之古板罢。 总而言之，这作品一经搬家，效果已大不如作者的意料。倘使硬要加上一种意义，那么，至多，也许可以供成人而不失赤子之心的，或并未劳动而不忘勤劳大众的人们的一览，或者给留心世界文学的人们，报告现代劳动者文学界中，有这样的一位作家，这样的一种作品罢了。 原译本有六幅乔治·格罗斯〔５〕（ＧｅｏｒｇｅＧｒｏｓｚ）的插图，现在也加上了，但因为几经翻印，和中国制版术的拙劣，制版者的不负责任，已经几乎全失了原作的好处，——尤其是如第二图，——只能算作一个空名的绍介。格罗斯是德国人，原属踏踏主义（Ｄａｄａｉｓｍｕｓ）者之一人，后来却转了左翼。据匈牙利的批评家玛察〔６〕（ⅠAＭａｔｚａ）说，这是因为他的艺室?心谌荨??枷耄?巡荒鼙惶ぬぶ饕*所牢笼的缘故。欧洲大战时候，大家用毒瓦斯来打仗，他曾画了一幅讽刺画〔７〕，给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嘴上，也蒙上一个避毒的嘴套，于是很受了一场罚，也是有名的事，至今还颇有些人记得的。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五日，校讫记。 BB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上海春潮书局出版的《小彼得》中译本。 《小彼得》，原名《小彼得的朋友们讲的故事》，由许霞（许广平）翻译，鲁迅校改。 〔２〕林房雄（１９０３—１９７５）日本小说家，军国主义分子。〔３〕海尔密尼亚·至尔·妙伦（１８８３—１９５１）德国女作家。生于维也纳，童年随父到过欧亚不少国家。她熟悉工人生活，曾参加德国无产阶级文学活动。一九三三年在德国纳粹党压迫下，长期流亡国外。她的作品除《小彼得》和文中所说的《真理之城》外，还有《玫瑰》、《织毯工阿里》等。 〔４〕《桃色的云》俄国爱罗先珂作的童话剧，鲁迅的中文译本于一九二三年七月北京新潮社出版。 〔５〕乔治·格罗斯（１８９３—１９５９）德国讽刺画家，装帧设计家，一九三三年移居美国。 〔６〕玛察匈牙利文艺批评家，生于捷克；一九二三年移居苏联，从事艺术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对格罗斯的评论，见他所著《现代欧洲的艺术》（有冯雪峰中译本，一九#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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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说要打俄国，〔２〕或者“愿为前驱”，或者“愿作后盾”，连中国文学所赖以不坠的新月书店〔３〕，也登广告出卖关于俄国的书籍两种，则举国之同仇敌忾也可知矣。自然，大势如此，执笔者也应当做点应时的东西，庶几不至于落伍。我于是在七月廿六日《新闻报》的《快活林》里，遇见一篇题作《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的叙述详细而昏不可当的文章，可惜限于篇幅，只能摘抄：“……乃尝读史至元成吉思汗〔４〕。起自蒙古。入主中夏。开国以后。奄有钦察阿速诸部。命速不合征蔑里吉〔５〕。复引兵绕宽田吉思海。转战至太和岭〔６〕。洎太宗七年。又命速不台为前驱。随诸王拔都。皇子贵由。皇侄哥等〔７〕伐西域。十年乃大举征俄。直逼耶烈赞城〔８〕。而陷莫斯科。太祖长子术赤〔９〕遂于其地即汗位。可谓破前古未有之纪载矣。夫一代之英主。开创之际。战胜攻取。用其兵威。 不难统一区宇。史册所叙。纵极铺张。要不过禹域以内。 讫无西至流沙。举朔北辽绝之地而空之。不特唯是。犹复鼓其余勇。进逼欧洲内地。而有欧亚混一之势者。谓非吾国战史上最有光彩最有荣誉之一页得乎……”那结论是： “……质言之。元时之兵锋。不仅足以扼欧亚之吭。 而有席卷包举之气象。有足以壮吾国后人之勇气者。固自有在。余故备述之。以告应付时局而固边圉者。” 这只有这作者“清癯”先生是蒙古人，倒还说得过去。否则，成吉思汗“入主中夏”，术赤在墨斯科“即汗位”，那时咱们中俄两国的境遇正一样，就是都被蒙古人征服的。为什么中国人现在竟来硬霸“元人，为自己的先人，仿佛满脸光彩似的，去骄傲同受压迫的斯拉夫种的呢？ 倘照这样的论法，俄国人就也可以作“吾国征华史之一页”，说他们在元代奄有中国的版图。 倘照这样的论法，则即使俄人此刻“入主中夏”，也就有“欧亚混一之势”，“有足以壮吾国后人”之后人“之勇气者”矣。 嗟乎，赤俄未征，白痴已出，殊“非吾国战史上最有光彩最有荣誉之一页”也！ 七月二十八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语丝》第五卷第二十二期。 〔２〕一九二九年七月，国民党以武力接收中苏合办的中东铁路，双方发生冲突，国民党藉此掀起“反俄运动”。 〔３〕新月书店新月社的书店，一九二七年春成立于上海。该店为配合“反俄运动”，曾再版了署名世界室主人的《苏俄评论》和徐志摩的《自剖》（第三辑为《游俄》），并刊登宣传广告。〔４〕成吉思汗（１１６２—１２２７）名铁木真，古代蒙古族的领袖，十三世纪初统一了蒙古族各部落，建立蒙古汗国，被拥戴为王，称成吉思汗，后被尊为元太祖。他曾将蒙古汗国的版图扩展到中亚地区和南俄。后来他的继承者们征服了俄罗斯，建立钦察汗国；又灭了南宋，建立元朝。 〔５〕速不台（１１７６—１２４８）蒙古汗国大将。一二一六年春，成吉思汗命他征服蔑里吉。蔑里吉，通称蔑几乞，辽金时游牧于色楞格河流域的一个部落。 〔６〕宽田吉思海今译里海。太和岭，今译高加索。〔７〕拔都（１２０９—１２５６）蒙古汗国大将，成吉思汗之孙。贵由（１２０６—１２４８），元太宗窝阔台的长子，后被尊为元定宗。哥，即蒙哥（１２０８—１２５９），窝阔台的侄子，后被尊为元宪宗。 〔８〕耶烈赞城今译梁赞，在莫斯科之南。 〔９〕术赤（１１７７—１２２５）蒙古汗国大将，成吉思汗长子。 #p#副标题#e#
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但那第一步，是在说动人主，而那用以压服人主的家伙，则都是“天”〔２〕。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３〕。“儒者，柔也”〔４〕，当然不会危险的。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５〕为终极的目的。到后来，真老实的逐渐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侠，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６〕以备危急时来作护符之用了。 司马迁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７〕，“乱”之和“犯”，决不是“叛”，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而况有权贵如“五侯”〔８〕者在。 “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９〕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１０〕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镳，替他捕盗，一部《施公案》〔１１〕，也说得很分明，还有《彭公案》〔１２〕，《七侠五义》〔１３〕之流，至今没有穷尽。他们出身清白，连先前也并无坏处，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然而为盗要被官兵所打，捕盗也要被强盗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侠客，是觉得都不妥当的，于是有流氓。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但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现在的小说，还没有写出这一种典型的书，惟《九尾龟》〔１４〕中的章秋谷，以为他给妓女吃苦，是因为她要敲人们竹杠，所以给以惩罚之类的叙述，约略近之。 由现状再降下去，大概这一流人将成为文艺书中的主角了，我在等候“革命文学家”张资平〔１５〕“氏”的近作。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一月一日上海《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２〕“天”指儒、墨两家著作中的所谓“天命”、“天意”。如《论语·季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墨子·天志》：“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 〔３〕墨子（约前４６８—前３７６）名翟，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人，墨家学派的创始者。他的言行，经他的弟子及后学辑入《墨子》一书。墨子之徒多尚武。他死后，他的学派起分化，以宋钘，许行等为代表的正统派，到秦汉时演化成为游侠。 〔４〕“儒者，柔也”见许慎《说文解字》：“儒者，柔也，术士之称。” 〔５〕“死”指游侠中流行的所谓“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见《史记·游侠列传》）的一种侠义精神。这些游侠往往为某些权贵所豢养。“士为知己者死”，就是他们的道德观念。〔６〕汉代的大侠多和权贵交往勾结，如《汉书·游侠传》载，陈遵“居长安中，列侯近臣贵戚皆贵重之。牧守当之官，及郡国豪杰至京师者，莫不相因到遵门。” 〔７〕“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语见《韩非子·五蠹》。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也曾引用此语。 〔８〕“五侯”汉成帝（刘骜）河平二年（前２７），外戚王谭、王逢时、王根、王立、王商兄弟五人同日封侯，当时称为“五侯”。据《汉书·游侠传》载，“五侯”豢养许多儒侠之士，其中大侠楼护（君卿）最受信用，是“五侯上客”。 〔９〕李逵劫法场见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第四十回。〔１０〕《水浒》即《水浒传》，元末明初施耐庵作，是一部以北宋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书中有宋江受朝廷招安后又去镇压方腊等农民起义军的情节。“替天行道”是宋江一贯打着的旗号。 〔１１〕《施公案》清代公案小说，作者不详，共九十七回。写康熙年间施仕纶官江都知县至灌运总督时，黄天霸为他办案的故事，一八三八年印行。 〔１２〕《彭公案》清代公案小说，署贪梦道人作，共一百回。写康熙年间一帮江湖侠客为三河知县彭鹏办案的故事，一八九一年印行。 〔１３〕《七侠五义》原名《三侠五义》，清代侠义小说，署石玉昆述，入迷道人编订，共一百二十回。一八七九年印行，后经俞樾修订，一八八九年重印，改名《七侠五义》。前半部主要写包拯审案的故事，后半部主要写江湖侠客的活动。 〔１４〕《九尾龟》张春帆作，描写妓女生活的小说，一九一○年出版。 〔１５〕张资平参看《二心集·张资平氏的“小说学”》及其有关注。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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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代的纪念碑底的文章，文坛上不常有；即有之，也什九是大部的著作。以一篇短的小说而成为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者，是极其少见的。 但至今，在巍峨灿烂的巨大的纪念碑底的文学之旁，短篇小说也依然有着存在的充足的权利。不但巨细高低，相依为命，也譬如身入大伽蓝中，但见全体非常宏丽，眩人眼睛，令观者心神飞越，而细看一雕阑一画础，虽然细小，所得却更为分明，再以此推及全体，感受遂愈加切实，因此那些终于为人所注重了。 在现在的环境中，人们忙于生活，无暇来看长篇，自然也是短篇小说的繁生的很大原因之一。只顷刻间，而仍可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用数顷刻，遂知种种作风，种种作者，种种所写的人和物和事状，所得也颇不少的。而便捷，易成，取巧……这些原因还在外。 中国于世界所有的大部杰作很少译本，翻译短篇小说的却特别的多者，原因大约也为此。我们——译者的汇印这书，则原因就在此。贪图用力少，绍介多，有些不肯用尽呆气力的坏处，是自问恐怕也在所不免的。但也有一点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的近于不坏的意思。还有，是要将零星的小品，聚在一本里，可以较不容易于散亡。我们——译者，都是一面学习，一面试做的人，虽于这一点小事，力量也还很不够，选的不当和译的错误，想来是一定不免的。我们愿受读者和批评者的指正。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朝花社同人识。 BB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九年四月出版的《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一）》。 《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是鲁迅和柔石等创立的朝花社的出版物之一，分《奇剑及其他》和《在沙漠上》两集，收入比利时、捷克、法国、匈牙利、俄国和苏联、犹太、南斯拉夫、西班牙等国家和民族的短篇小说二十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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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咖啡店的革命底广告式文字，〔２〕昨天在报章上看到了，仗着第四个“有闲”，先抄一段在下面：“……但是读者们，我却发现了这样一家我们所理想的乐园，我一共去了两次，我在那里遇见了我们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龚冰庐，鲁迅，郁达夫等。并且认识了孟超，潘汉年，叶灵凤等，他们有的在那里高谈着他们的主张，有的在那里默默沉思，我在那里领会到不少教益呢。……” 遥想洋楼高耸，前临阔街，门口是晶光闪灼的玻璃招牌，楼上是“我们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或则高谈，或则沉思，面前是一大杯热气蒸腾的无产阶级咖啡，远处是许许多多“龌龊的农工大众”〔３〕，他们喝着，想着，谈着，指导着，获得着，那是，倒也实在是“理想的乐园”。 何况既喝咖啡，又领“教益”呢？上海滩上，一举两得的买卖本来多。大如弄几本杂志，便算革命；小如买多少钱书籍，即赠送真丝光袜或请吃冰淇淋——虽然我至今还猜不透那些惠顾的人们，究竟是意在看书呢，还是要穿丝光袜。至于咖啡店，先前只听说不过可以兼看舞女，使女，“以饱眼福”罢了。谁料这回竟是“名人”，给人“教益”，还演“高谈”“沉思”种种好玩的把戏，那简直是现实的乐园了。但我又有几句声明——就是：这样的咖啡店里，我没有上去过，那一位作者所“遇见”的，又是别一人。因为：一，我是不喝咖啡的，我总觉得这是洋大人所喝的东西（但这也许是我的“时代错误”〔４〕），不喜欢，还是绿茶好。二，我要抄“小说旧闻”之类，无暇享受这样乐园的清福。三，这样的乐园，我是不敢上去的，革命文学家，要年青貌美，齿白唇红，如潘汉年叶灵凤〔５〕辈，这才是天生的文豪，乐园的材料；如我者，在《战线》上就宣布过一条“满口黄牙”〔６〕的罪状，到那里去高谈，岂不亵渎了“无产阶级文学”么？还有四，则即使我要上去，也怕走不到，至多，只能在店后门远处彷徨彷徨，嗅嗅咖啡渣的气息罢了。你看这里面不很有些在前线的文豪么，我却是“落伍者”，决不会坐在一屋子里的。 以上都是真话。叶灵凤革命艺术家曾经画过我的像〔７〕，说是躲在酒坛的后面。这事的然否我不谈。现在所要声明的，只是这乐园中我没有去，也不想去，并非躲在咖啡杯后面在骗人。 杭州另外有一个鲁迅时，我登了一篇启事，“革命文学家”就挖苦了。〔８〕但现在仍要自己出手来做一回，一者因为我不是咖啡，不愿意在革命店里做装点；二是我没有创造社那么阔，有一点事就一个律师，两个律师。 八月十日。 BB 〔１〕本篇最初刊于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三日《语丝》第四卷第三十三期郁达夫的《革命广告》之后，题作《鲁迅附记》，收入本书时改为现题。 〔２〕指一九二八年八月八日《申报》所载的《“上海珈琲”》，作者署名慎之。 〔３〕“龌龊的农工大众”这是成仿吾的话。他在《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九期（载一九二八年二月）发表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说：“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把你的背对向那将被奥伏赫变的阶级，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大众！” 〔４〕“时代错误”成仿吾在《洪水》第三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七年一月）发表的《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中，说当时的文学出版物“在创作上是时代错误的趣味的高调，在评论上是狂妄的瞎说的乱响”。 〔５〕潘汉年（１９０６—１９７７）江苏宜兴人，作家。叶灵凤（１９０４—１９７５），江苏南京人，作家、画家。他们都曾参加创造社。〔６〕“满口黄牙”《流沙》第三期（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刊有署名心光的《鲁迅在上海》一文，其中攻击鲁迅说：“你看他近来在‘华盖’之下哼出了一声‘醉眼中的朦胧’来了。但他在这篇文章里消极的没有指摘出成仿吾等的错误，积极的他自己又不屑替我们青年指出一条出路来，他看见旁人的努力他就妒忌，他只是露出满口黄牙在那里冷笑。” 〔７〕叶灵凤的画，载于上海《戈壁》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二八年五月）。参看本卷第１２４页注〔１２〕。 〔８〕指收入本书的《在上海的鲁迅启事》。“革命文学家”，指潘汉年。他在《战线》周刊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二日）的《假鲁迅与真鲁迅》中，挖苦鲁迅的启事说：“那位少老先生，看中鲁迅的名字有如此魔力，所以在曼殊和尚坟旁Ｍ女（士）面前，题下这个‘鲁迅游杭吊老友’的玩意儿，现在上海的鲁迅偏偏来一个启事……这一来岂不是明明白白叫以后要乞教或见访的女士们，认清本店老牌，只此一家，并无分出了吗？虽然上海的鲁迅启事，没有那个大舞台对过天晓得所悬那玩意儿强硬，至少也使得我们那位‘本姓周或不姓周，而要姓周’的另一个鲁迅要显着原形哆嗦而发抖！这才是假关公碰到真关公，假鲁迅遇着真鲁迅！”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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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历和新历的今年似乎于上海的文艺家们特别有着刺激力，接连的两个新正一过，期刊便纷纷而出了。他们大抵将全力用尽在伟大或尊严的名目上，不惜将内容压杀。连产生了不止一年的刊物，也显出拚命的挣扎和突变来。作者呢，有几个是初见的名字，有许多却还是看熟的，虽然有时觉得有些生疏，但那是因为停笔了一年半载的缘故。他们先前在做什么，为什么今年一齐动笔了？说起来怕话长。要而言之，就因为先前可以不动笔，现在却只好来动笔，仍如旧日的无聊的文人，文人的无聊一模一样。这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大家都有些自觉的，所以总要向读者声明“将来”：不是“出国”，“进研究室”，便是“取得民众”。功业不在目前，一旦回国，出室，得民之后，那可是非同小可了。自然，倘有远识的人，小心的人，怕事的人，投机的人，最好是此刻豫致“革命的敬礼”。一到将来，就要“悔之晚矣”了。 然而各种刊物，无论措辞怎样不同，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就是：有些朦胧。这朦胧的发祥地，由我看来，——虽然是冯乃超的所谓“醉眼陶然”〔２〕——也还在那有人爱，也有人憎的官僚和军阀。和他们已有瓜葛，或想有瓜葛的，笔下便往往笑迷迷，向大家表示和气，然而有远见，梦中又害怕铁锤和镰刀，因此也不敢分明恭维现在的主子，于是在这里留着一点朦胧。和他们瓜葛已断，或则并无瓜葛，走向大众去的，本可以毫无顾忌地说话了，但笔下即使雄纠纠，对大家显英雄，会忘却了他们的指挥刀的傻子是究竟不多的，这里也就留着一点朦胧。于是想要朦胧而终于透漏色彩的，想显色彩而终于不免朦胧的，便都在同地同时出现了。 其实朦胧也不关怎样紧要。便在最革命的国度里，文艺方面也何尝不带些朦胧。然而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敢于明言。惟有中国特别，知道跟着人称托尔斯泰为“卑污的说教人”〔３〕了，而对于中国“目前的情状”，却只觉得在“事实上，社会各方面亦正受着乌云密布的势力的支配”〔４〕，连他的“剥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剧的假面”的勇气的几分之一也没有；知道人道主义不彻底了，但当“杀人如草不闻声”〔５〕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剥去和抗争，也不过是“咬文嚼字”，并非“直接行动”。〔６〕我并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动，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 可惜略迟了一点，创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请律师，〔７〕今年才揭起“革命文学”的旗子，复活的批评家成仿吾总算离开守护“艺术之宫”的职掌，〔８〕要去“获得大众”，并且给革命文学家“保障最后的胜利”〔９〕了。这飞跃也可以说是必然的。弄文艺的人们大抵敏感，时时也感到，而且防着自己的没落，如漂浮在大海里一般，拚命向各处抓攫。二十世纪以来的表现主义〔１０〕，踏踏主义〔１１〕，什么什么主义的此兴彼衰，便是这透露的消息。现在则已是大时代，动摇的时代，转换的时代，中国以外，阶级的对立大抵已经十分锐利化，农工大众日日显得着重，倘要将自己从没落救出，当然应该向他们去了。何况“呜呼！小资产阶级原有两个灵魂。……”虽然也可以向资产阶级去，但也能够向无产阶级去的呢。 这类事情，中国还在萌芽，所以见得新奇，须做《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那样的大题目，但在工业发达，贫富悬隔的国度里，却已是平常的事情。或者因为看准了将来的天下，是劳动者的天下，跑过去了；或者因为倘帮强者，宁帮弱者，跑过去了；或者两样都有，错综地作用着，跑过去了。也可以说，或者因为恐怖，或者因为良心。成仿吾教人克服小资产阶级根性，拉“大众”来作“给与”和“维持”的材料，文章完了，却正留下一个不小的问题：倘若难于“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去不去呢？ 这实在还不如在成仿吾的祝贺之下，也从今年产生的《文化批判》上的李初梨的文章〔１２〕，索性主张无产阶级文学，但无须无产者自己来写；无论出身是什么阶级，无论所处是什么环境，只要“以无产阶级的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就是，直截爽快得多了。但他一看见“以趣味为中心”的可恶的“语丝派”的人名就不免曲折，仍旧“要问甘人君，鲁迅是第几阶级的人？”〔１３〕我的阶级已由成仿吾判定：“他们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他们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如果北京的乌烟瘴气不用十万两无烟火药炸开的时候，他们也许永远这样过活的罢。”〔１４〕我们的批判者才将创造社的功业写出，加以“否定的否定”，要去“获得大众”的时候，〔１５〕便已梦想“十万两无烟火药”，并且似乎要将我挤进“资产阶级”去（因为“有闲就是有钱”云），我倒颇也觉得危险了。后来看见李初梨说：“我以为一个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阶级的人，他都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不过我们先要审察他们的动机。……”〔１６〕这才有些放心，但可虑的是对于我仍然要问阶级。“有闲便是有钱”；倘使无钱，该是第四阶级〔１７〕，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了罢，但我知道那时又要问“动机”。总之#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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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正人君子”，论事有时喜欢讲“动机”〔２〕。案动机，我自己知道，绍介这三篇文章是未免有些有伤忠厚的。旅资将尽，非逐食不可了，许多人已知道我将于八月中走出广州。七月末就收到了一封所谓“学者”的信，说我的文字得罪了他，“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且叫我“暂勿离粤，以俟开审”。命令被告枵腹恭候于异地，以俟自己雍容布置，慢慢开审，真是霸道得可观。第二天偶在报纸上看见飞天虎寄亚妙信，有“提防剑仔〔３〕”的话，不知怎地忽而欣然独笑，还想到别的两篇东西，要执绍介之劳了。这种拉扯牵连，若即若离的思想，自己也觉得近乎刻薄，——但是，由它去罢，好在“开审”时总会结帐的。 在我的估计上，这类文章的价值却并不在文人学者的名文之下。先前也曾收集，得了五六篇，后来只在北京的《平民周刊》〔４〕上发表过一篇模范监狱里的一个囚人的自序，其余的呢，我跑出北京以后，不知怎样了，现在却还想搜集。要夸大地说起来，则此类文章，于学术上也未始无用；我记得Ｌｏｍｂｒｏｓｏ〔５〕所做的一本书——大约是《天才与狂人》，请读者恕我手头无书，不能指实——后面，就附有许多疯子的作品。然而这种金字招牌，我辈却无须挂起来。 这回姑且将现成的三篇介绍，都是从香港《循环日报》〔６〕上采取的。以其都不是韵文，所以取阮氏《文笔对》〔７〕之说，名之曰：笔。倘有好事之徒，寄我材料，无任欢迎。但此后拟不限有韵无韵，并且廓大范围，并收土匪，骗子，犯人，疯子等等的创作。但经文人润色，或拟作赝作者不收。其实，古如陈涉帛书〔８〕，米巫题字〔９〕，近如义和团传单〔１０〕，同善社乩笔〔１１〕，也都是这一流。我想，凡见于古书的，也都可以抄出来编为一集，和现在的来比照，看思想手段，有什么不同。 来件想托北新书局代收，当择尤发表，——但这是我倘不忙于“以俟开审”或下了牢监的话。否则，自己的文章也就是材料，不必旁搜博采了。 闲话休题，言归正传：一撕票布告潘平广州佛山缸瓦栏维新码头发现烂艇一艘，有水浸淹其中，用蓑衣覆盖男子尸身一具，露出手足，旁有粗碗一只，白旗一面，书明云云。由六区水警，将该尸艇移泊西医院附近。验得该尸颈旁有一枪孔，直贯其鼻，显系生前轰毙。查死者年约三十岁，乃穿短线衫裤，剪平头装者。 南海紫洞潘平布告。 为布告事：昨四月念六日，在禄步共掳得乡人十余名，困留月余，并望赎音。兹提出禄步笋洞沙乡，姓许名进洪一名，枪毙示众，以儆其余。四方君子，特字周知，切勿视财如命！此布。（据七月十三日《循环报》。）二致信女某书金吊桶广西梧州洞天酒店相命家金吊桶，原名黄卓生，新会人，日前有行骗陈社恩，黄心，黄作梁夫妇银钱单据，为警备司令部将其捕获，又搜获一封固之信，内空白信笺一张，以火烘之，发现字迹如下：今日民国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吕纯阳先师下降，查明汝信女系广西人。汝今生为人，心善清洁，今天上玉皇赐横财四千五百两银过你，汝信享福养儿育女。但此财分作八回中足，今年七月尾只中白鸽票七百五十元左右。 老来结局有个子，第三位有官星发达，有官太做。但汝终身要派大三房妾伴，不能坐正位。今生条命极好。汝前世犯了白虎五鬼天狗星，若想得横财旺子，要用六元六毫交与金吊桶先生代汝解除，方得平安无事。若不信解除，汝条命得来十分无夫福无子福，有子死子，有夫死夫。但见字要求先生共汝解去此凶星为要可也。汝想得财得子者，为夫福者，有夫权者，要求先生共汝行礼，交合阴阳一二回，方可平安。如有不顺从先生者，汝条命冇好处，无安乐也。……（据七月二十六日《循环报》。） 三诘妙嫦书飞天虎香港永乐街如意茶楼女招待妙嫦，年仅双十，寓永吉街三十号二楼。七月二十九日晚十一时许，散工之后，偕同女侍三数人归家，道经大道中永吉街口，遇大汉三四人，要截于途，诘妙嫦曰：汝其为妙玲乎？嫦不敢答，闪避而行。讵大汉不使去，逞凶殴之，凡两拳，且曰：汝虽不语，固认识汝之面目者也！嫦被殴，大哭不已，归家后，以为大汉等所殴者为妙玲，故尚自怨无辜被辱，不料翌早复接恐吓信一通，按址由邮局投至，遂知昨晚之被殴，确为寻己，乃将事密报侦探，并告以所疑之人，务使就捕雪恨云。 亚妙女招待看！启者：久在如意茶楼，用诸多好言，殴辱我兄弟，及用滚水来陆之兄弟，灵端相劝，置之不理，与续大发雌雄，反口相齿，亦所谓恶不甚言矣。昨晚在此二人殴打已捶，亦非介意，不过小小之用。刻下限你一星期内答复，妥讲此事，若有无答复，早夜出入，提防剑仔，决列对待，及难保性命之虞，勿怪书不在先，至于死地之险也。诸多未及，难解了言，顺候，此询危险。 七月初一晚，卅六友飞天虎谨。（据八月一日《循环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十年九月十日北京《语丝》第一四八期。 〔２〕“动机”陈源的话，见《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p#副标题#e#
革命成功〔２〕之后，“国术”“国技”“国花”“国医”闹得乌烟瘴气之时，日本人汤本求真做的《皇汉医学》〔３〕译本也将乘时出版了。广告〔４〕上这样说——“日医汤本求真氏于明治三十四年卒业金泽医学专门学校后应世多年觉中西医术各有所长短非比较同异舍短取长不可爱发愤学汉医历十八年之久汇集吾国历来诸家医书及彼邦人士研究汉医药心得之作著‘皇汉医学’一书引用书目多至一百余种旁求博考洵大观也……” 我们“皇汉”人实在有些怪脾气的：外国人论及我们缺点的不欲闻，说好处就相信，讲科学者不大提，有几个说神见鬼的便绍介。这也正是同例，金泽医学专门学校卒业者何止数千人，做西洋医学的也有十几位了，然而我们偏偏刮目于可入《无双谱》〔５〕的汤本先生的《皇汉医学》。小朋友梵儿〔６〕在日本东京，化了四角钱在地摊上买到一部冈千仞作的《观光纪游》〔７〕，是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来游中国的日记。他看过之后，在书头卷尾写了几句牢骚话，寄给我了。来得正好，钞一段在下面：“二十三日，梦香竹孙来访。……梦香盛称多纪氏〔８〕医书。余曰，‘敝邦西洋医学盛开，无复手多纪氏书者，故贩原板上海书肆，无用陈余之刍狗〔９〕也。’曰，‘多纪氏书，发仲景氏〔１０〕微旨，他年日人必悔此事。’曰，‘敝邦医术大开，译书续出，十年之后，中人争购敝邦译书，亦不可知。’梦香默然。余因以为合信氏医书（案：盖指《全体新论》〔１１〕），刻于宁波，宁波距此咫尺，而梦香满口称多纪氏，无一语及合信氏者，何故也？……”（卷三《苏杭日记》下二页。） 冈氏于此等处似乎终于不明白。这是“四千余年古国古”〔１２〕的人民的“收买废铜烂铁”脾气，所以文人则“盛称多纪氏”，武人便大买旧炮和废枪，给外国“无用陈余之刍狗”有一条出路。 冈氏距明治维新〔１３〕后不久，还有改革的英气，所以他的日记里常有好意的苦言。革命底批评家或云与其看世纪末的烦琐隐晦没奈何之言，不如上观任何民族开国时文字，证以此事，是颇有一理的。 七月二十八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语丝》第五卷第二十二期。 “皇汉医学”，日本应用中医原理来治病的医学。〔２〕革命成功国民党于一九二七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南京建立反动政权，自称“革命成功”。这里是讽刺的说法。〔３〕汤本求真（１８６７—１９４１）日本医生，汉医学家，著有《皇汉医学》和《日医应用汉方释义》等。《皇汉医学》以中医理论为基础，阐述中医治疗的效用。前部以注解我国东汉张机的医学著作为主，后部分述中医方剂的主治症候。有周子叙的中译本，一九三○年九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４〕这是中华书局的“《皇汉医学》出版预告”，载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七日上海《新闻报》。 〔５〕《无双谱》清代金古良编绘，内收从汉到宋的“忠孝、才节、事功……妖佞之从来无有者”四十人的画像，并各附乐府诗一首，记其“生平大端”。 〔６〕梵儿即李秉中（？—１９４０），四川彭山人。原是北京大学学生，后入黄埔军校，继去苏联、日本学习陆军，为国民党军官。早期与作者通信较多。《鲁迅日记》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收李秉中自日本所寄赠《观光纪游》一部三本。” 〔７〕冈千仞（１８３３—１９１４）日本人。清末曾到中国游历，著有《沪上》、《苏杭》、《燕京》、《粤南》等日记共十卷，总称《观光纪游》，一八八五年自费刊印。 〔８〕多纪氏即多纪蓝溪（１７３１—１８０１），名元惠，字仲明，日本内科医生。 〔９〕刍狗语见《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刍狗是古代祭祀时用草做成的狗，祭后即弃去，所以喻作轻贱无用之物。〔１０〕仲景氏张机，字仲景，南阳郡（今河南南阳市）人，东汉医学家。著有《金匮要略》、《伤寒论》。 〔１１〕《全体新论》英国合信在华编写的生理学著作，陈修堂译，一八五一年广东金利埠惠爱医局石印，后在宁波等处刻印。按鲁迅在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二日致江绍原信中曾说：“括弧中《全体新论》下，乞添入‘等五种’三字。” 〔１２〕“四千余年古国古”语出清代黄遵宪《出军歌》：“四千余岁古国古，是我完全土。”（载一九○二年十月《新小说》第一号）〔１３〕明治维新指发生于日本明治年间（１８６８—１９１２）的维新运动。它结束了封建王朝德川幕府的统治，促进了资本主义在日本的发展。 #p#副标题#e#15年香港注册公司www.2012hkcompan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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