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题目，做来做去，文章是要做完的，如果再要出新花样，那就使人会觉得不是人话。然而只要一步一步的做下去，每天又有帮闲的敲边鼓，给人们听惯了，就不但做得出，而且也行得通。 譬如近来最主要的题目，是“安内与攘外”〔２〕罢，做的也着实不少了。有说安内必先攘外的，有说安内同时攘外的，有说不攘外无以安内的，有说攘外即所以安内的，有说安内即所以攘外的，有说安内急于攘外的。 做到这里，文章似乎已经无可翻腾了，看起来，大约总可以算是做到了绝顶。 所以再要出新花样，就使人会觉得不是人话，用现在最流行的谥法来说，就是大有“汉奸”的嫌疑。为什么呢？就因为新花样的文章，只剩了“安内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这三种了。 这三种意思，做起文章来，虽然实在希奇，但事实却有的，而且不必远征晋宋，只要看看明朝就够。满洲人早在窥伺了，国内却是草菅民命，杀戮清流〔３〕，做了第一种。李自成〔４〕进北京了，阔人们不甘给奴子做皇帝，索性请“大清兵”来打掉他，做了第二种。至于第三种，我没有看过《清史》，不得而知，但据老例，则应说是爱新觉罗〔５〕氏之先，原是轩辕〔６〕黄帝第几子之苗裔，遯于朔方，厚泽深仁，遂有天下，总而言之，咱们原是一家子云。 后来的史论家，自然是力斥其非的，就是现在的名人，也正痛恨流寇。但这是后来和现在的话，当时可不然，鹰犬塞途，干儿当道，魏忠贤〔７〕不是活着就配享了孔庙么？他们那种办法，那时都有人来说得头头是道的。 前清末年，满人出死力以镇压革命，有“宁赠友邦，不给家奴”〔８〕的口号，汉人一知道，更恨得切齿。其实汉人何尝不如此？吴三桂之请清兵入关，便是一想到自身的利害，即“人同此心”的实例了。……四月二十九日。 附记： 原题是《安内与攘外》。 五月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安内与攘外”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外长顾维钧宣誓就职会的“亲书训词”中，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蒋介石在南昌对国民党将领演讲时，又提出“安内始能攘外”，为其反共卖国政策辩护。这时一些报刊也纷纷发表谈“安内攘外”问题的文章。 〔３〕草菅民命，杀戮清流指明末任用宦官魏忠贤等，通过特务机构东厂、锦衣卫、镇抚司残酷压榨和杀戮人民；魏忠贤的阉党把大批反对他们的正直的士大夫，如东林党人，编成“天鉴录”、“点将录”等名册，按名杀害。这时，在我国东北统一了满族各部的努尔哈赤（即清太祖），已于明万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登可汗位，正率军攻明。〔４〕李自成（１６０６—１６４５）陕西米脂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崇祯二年（１６２９）起义。崇祯十七年一月在西安建立大顺国，同年三月攻克北京，推翻明朝。后镇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镇压起义军；李自成兵败退出北京，清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被地主武装所害。 〔５〕爱新觉罗清朝皇室的姓。满语称金为“爱新”，族为“觉罗”。 〔６〕轩辕传说中汉民族的始祖。《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 〔７〕魏忠贤（１５６８—１６２７）河间肃宁（今属河北）人，明末天启时专权的宦官。曾掌管特务机关东厂，凶残跋扈，杀人甚多。当时，趋炎附势之徒对他竞相谄媚，《明史·魏忠贤传》记载：“群小益求媚”，“相率归忠贤，称义儿”，“监生陆万龄至请以忠贤配孔子。”〔８〕“宁赠友邦，不给家奴”这是刚毅的话。刚毅（１８３４—１９００），满洲镶蓝旗人。清朝王公大臣中的顽固分子，曾任军机大臣等职；在清末维新变法运动时期，他常对人说：“我家之产业，宁可以赠之于朋友，而必不畀诸家奴。”（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四）他所说的朋友，指帝国主义国家。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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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这位王平陵先生我不知道是真名还是笔名？但看他投稿的地方，立论的腔调，就明白是属于“官方”的。一提起笔，就向上司下属，控告了两个人，真是十足的官家派势。 说话弯曲不得，也是十足的官话。植物被压在石头底下，只好弯曲的生长，这时俨然自傲的是石头。什么“听说”，什么“如果”，说得好不自在。听了谁说？如果不“如果”呢？“对苏联当局摇尾求媚的献词”是那些篇，“倦舞意懒，乘着雪亮的汽车，奔赴预定的香巢”的“所谓革命作家”是那些人呀？是的，曾经有人〔７〕当开学之际，命大学生全体起立，向着鲍罗廷〔８〕一鞠躬，拜得他莫名其妙；也曾经有人〔９〕做过《孙中山与列宁》，说得他们俩真好像没有什么两样；至于聚敛享乐的人们之多，更是社会上大家周知的事实，但可惜那都并不是我们。平陵先生的“听说”和“如果”，都成了无的放矢，含血喷人了。 于是乎还要说到“文化的本身”上。试想就是几个弄弄笔墨的青年，就要遇到监禁，枪毙，失踪的灾殃，我做了六篇“不到五百字”的短评，便立刻招来了“听说”和“如果”的官话，叫作“先生们”，大有一网打尽之概。则做“基本的工夫”者，现在舍官许的“第三种人”〔１０〕和“民族主义文艺者”之外还能靠谁呢？“唉！”然而他们是做不出来的。现在只有我的“装腔作势，吞吞吐吐”的文章，倒正是这社会的产物。而平陵先生又责为“不革命”，好像他乃是真正老牌革命党，这可真是奇怪了。——但真正老牌的官话也正是这样的。七月十九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中学生》以中学生为对象的综合性刊物，夏丐尊、叶圣陶等编辑，一九三○年一月在上海创刊，开明书店出版。一九三二年二月起，该刊辟有“文章病院”一栏，从当时书籍报刊中选取有文法错误或文义不合逻辑的文章，加以批改。 〔３〕司马迁（约前１４５—约前８６）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曾任太史令。所著《史记》是我国著名的纪传体史书。 〔４〕《大晚报》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创刊。创办人张竹平，后为国民党财阀孔祥熙收买。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停刊。〔５〕“为艺术的艺术”最早由法国作家戈蒂叶（１８１１—１８７２）提出的一种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见小说《莫班小姐》序）。它认为艺术应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创作的目的在于艺术本身，与社会政治无关。三十年代初，新月派的梁实秋、自称“第三种人”的苏汶等，都曾宣扬这种观点。 〔６〕“民族主义文学”一九三○年六月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的文学运动，发起人是潘公展、范争波、朱应鹏、傅彦长、王平陵等国民党文人。曾出版《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假借“民族主义”的名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提倡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文学。九一八事变后，又为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效劳。 〔７〕指国民党政客戴季陶。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他在出任广州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长的就职典礼上，曾发表赞成国共合作的演说，并引导与会学生向参加典礼的鲍罗廷行一鞠躬礼，以示“敬意”。〔８〕鲍罗廷（Ｍ．Ｍ．FGHGIJ，１８８４—１９５１）苏联政治活动家。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在共产国际远东部工作。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来中国，受孙中山聘为国民党特别顾问，在国民党改组工作中起过积极的作用。 〔９〕指国民党政客甘乃光。《孙中山与列宁》是他的讲演稿，一九二六年由广州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出版。当时甘任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副主任。 〔１０〕“第三种人”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胡秋原、苏汶（杜衡）自称是居于反动文艺和左翼文艺两个阵营之外的“自由人”、“第三种人”。他们宣传“文艺自由”论，鼓吹文艺脱离政治，攻击左翼文艺运动。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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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无聊小报，以登载诬蔑一部分人的小说自鸣得意，连姓名也都给以影射的，忽然对于投稿，说是“如含攻讦个人或团体性质者恕不揭载”〔２〕了，便不禁想到了一些事——凡我所遇见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人中，往往不满于中国文章之夸大。这真是虽然研究中国文学，恐怕到死也还不会懂得中国文学的外国人。倘是我们中国人，则只要看过几百篇文章，见过十来个所谓“文学家”的行径，又不是刚刚“从民间来”的老实青年，就决不会上当。因为我们惯熟了，恰如钱店伙计的看见钞票一般，知道什么是通行的，什么是该打折扣的，什么是废票，简直要不得。 譬如说罢，称赞贵相是“两耳垂肩”〔３〕，这时我们便至少将他打一个对折，觉得比通常也许大一点，可是决不相信他的耳朵像猪猡一样。说愁是“白发三千丈”〔４〕，这时我们便至少将他打一个二万扣，以为也许有七八尺，但决不相信它会盘在顶上像一个大草囤。这种尺寸，虽然有些模胡，不过总不至于相差太远。反之，我们也能将少的增多，无的化有，例如戏台上走出四个拿刀的瘦伶仃的小戏子，我们就知道这是十万精兵；刊物上登载一篇俨乎其然的像煞有介事的文章，我们就知道字里行间还有看不见的鬼把戏。 又反之，我们并且能将有的化无，例如什么“枕戈待旦”呀，“卧薪尝胆”呀，“尽忠报国”呀，〔５〕我们也就即刻会看成白纸，恰如还未定影的照片，遇到了日光一般。 但这些文章，我们有时也还看。苏东坡贬黄州时，无聊之至，有客来，便要他谈鬼。客说没有。东坡道：“你姑且胡说一通罢。”〔６〕我们的看，也不过这意思。但又可知道社会上有这样的东西，是费去了多少无聊的眼力。人们往往以为打牌，跳舞有害，实则这种文章的害还要大，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给它教成后天的低能儿的。 《颂》诗〔７〕早已拍马，《春秋》〔８〕已经隐瞒，战国时谈士蜂起，不是以危言耸听，就是以美词动听，于是夸大，装腔，撒谎，层出不穷。现在的文人虽然改著了洋服，而骨髓里却还埋着老祖宗，所以必须取消或折扣，这才显出几分真实。 “文学家”倘不用事实来证明他已经改变了他的夸大，装腔，撒谎……的老脾气，则即使对天立誓，说是从此要十分正经，否则天诛地灭，也还是徒劳的。因为我们也早已看惯了许多家都钉着“假冒王麻子〔９〕灭门三代”的金漆牌子的了，又何况他连小尾巴也还在摇摇摇呢。 三月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月三月十五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见一九三三年三月《大晚报》副刊《辣椒与橄榄》的征稿启事。《大晚报》连载的张若谷的“儒林新史”《婆汉迷》，是一部恶意编造的影射文化界人士的长篇小说，如以“罗无心”影射鲁迅，“郭得富”影射郁达夫等。 〔３〕“两耳垂肩”语见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第一回：“（刘备）生得身长八尺，两耳垂肩，双手过膝”。 〔４〕“白发三千丈”语见唐代李白《秋浦歌》第十五首：“白发三千丈，缘愁似箇长。” 〔５〕“枕戈待旦”晋代刘琨的故事，见《晋书·刘琨传》：“（琨）与亲故书曰：‘吾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卧薪尝胆”，“尝胆”是春秋时越王勾践的故事，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勾践）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卧薪”见宋代苏轼的《拟孙权答曹操书》：“仆受遗以来，卧薪尝胆。”后来讲到越王勾践故事时，习惯用“卧薪尝胆”一语。“尽忠报国”，宋代岳飞的故事，见《宋史·岳飞传》：“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当时国民党军政“要人”在谈话或通电中常引用这三句话。 〔６〕苏东坡要客谈鬼的故事，见宋代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一：“子瞻（苏东坡）在黄州及岭表，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荡，不复为畛畦。有不能谈者，则强之使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而去。” 〔７〕《颂》诗指《诗经》中的《周颂》、《鲁颂》、《商颂》，它们多是统治阶级祭祖酬神用的作品。 〔８〕《春秋》相传为孔丘根据鲁国史官记事而编纂的一部鲁国史书。据《春秋穀梁传》成公九年：孔丘编《春秋》时，“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 〔９〕王麻子是北京有长久历史的著名刀剪铺，旧时冒它的牌号的铺子很多；有的冒牌者还在招牌上注明“假冒王麻子灭门三代”字样。 #p#副标题#e#15年香港注册公司www.2012hkcompan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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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不可不看。在报上不但可以看到虔修功德如念念阿弥陀佛，选拔国士如征求飞檐走壁之类的“善”文，还可以随时长许多见识。譬如说杀人，以前只知道有斫头绞颈子，现在却知道还有吃人肉，而且还有“以夷制夷”，“以华制华”等等的分别。经明眼人一说，是越想越觉得不错的。 尤其是“以华制华”，那样的手段真是越想越觉得多的。原因是人太多了，华对华并不会亲热；而且为了自身的利害要坐大交椅，当然非解决别人不可。所以那“制”是，无论如何要“制”的。假如因为制人而能得到好处，或是因为制人而能讨得上头的欢心，那自然更其起劲。这心理，夷人就很善于利用，从侵略土地到卖卖肥皂，都是用的这“华人”善于“制华”的美点。然而，华人对华人，其实也很会利用这种方法，而且非常巧妙。 双方不必明言，彼此心照，各得其所；旁人看来，不露痕迹。据说那被利用的人便是哈吧狗，即走狗。但细细甄别起来，倒并不只是哈吧狗一种，另外还有一种是警犬。 做哈吧狗与做警犬，当然都是“以华制华”，但其中也不无分别。哈吧狗只能听主人吩咐，向仇人摇摇尾，狂吠几声。他知道他是什么样的身分。警犬则不然：老于世故者往往如此。他只认定自己是一个好汉，是一个权威，是一个执大义以绳天下者。在那门庭间的方寸之地上，只有他可以彷徨彷徨，呐喊呐喊。他的威风没有人敢冒犯，和哈吧狗比较起来，哈吧狗真是浅薄得可怜。但何以也是“以华制华”呢？那是因为虽然老于世故，也不免露出破绽。破绽是：他俨若嫉恶如仇，平时蹲在地上冷眼旁观，一看到有类乎“可杀”的情形时，就踪身向前，猛咬一口；可是，他决不是乱咬，他早已看得分明，凡在他寄身的地段上的（他当然不能不有一个寄身的地方），他决不伤害，有了也只当不看见，以免引起“不便”。他咬，是咬圈子外头的，尤其是，圈子外头最碍眼的仇人。这便是勇，这便是执大义，同时，既可显出自己的权威，又可博得主人底欢心：因为，他所咬的，往往会是他和他东家的共同的敌人。主人对于他所痛恨，自己是并不明白表示意见的，只给你一些供养和地位，叫你自己去咬去。因此有接二连三的奋勇，和吹毛求疵的找机会。旁观者不免有点不明白，觉得这仇太深，却不知道这正是老于世故者的做人之道，所谓向恶社会“搏战”“周旋”是也。那样的用心，真是很苦！ 所可哀者，为了要挣扎在替天行道的大旗之下，竟然不惜受员外府君之类的供奉，把那旗子斜插在庄院的门楼边，暂且作个“江湖一应水碗不得骚扰”的招贴纸儿。也可见得做中国人的不容易，和“以华制华”的效劳，虽贤者亦不免焉。 ——二二，四，二一。 四月二十二日，《大晚报》副刊《火炬》。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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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内外有别，道理各各不同。丈夫叫“外子”，妻叫“贱内”。伤兵在医院之内，而慰劳品在医院之外，非经查明，不准接收。对外要安，对内就要攘，或者嚷。 何香凝〔２〕先生叹气：“当年唯恐其不起者，今日唯恐其不死。”然而死的道理也是内外不同的。 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３〕次之者，两害取其轻也。所以，外面的身体要它死，而内心要它活；或者正因为那心活，所以把身体治死。此之谓治心。 治心的道理很玄妙：心固然要活，但不可过于活。心死了，就明明白白地不抵抗，结果，反而弄得大家不镇静。心过于活了，就胡思乱想，当真要闹抵抗：这种人，“绝对不能言抗日”〔４〕。 为要镇静大家，心死的应该出洋〔５〕，留学是到外国去治心的方法。 而心过于活的，是有罪，应该严厉处置，这才是在国内治心的方法。 何香凝先生以为“谁为罪犯是很成问题的”，——这就因为她不懂得内外有别的道理。 四月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何香凝（１８７８—１９７２）广东南海人，廖仲恺的夫人。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她坚持进步立场，对反动派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一九三三年三月她曾致书国民党中央各委员，建议大赦全国政治犯，由她率领北上，从事抗日军的救护工作，但国民党当局置之不理。本文所引用的，是她在三月十八日就此事对日日社记者的谈话，曾刊于次日上海各报。 〔３〕“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语出《庄子·田子方》：“仲尼曰：‘恶，可不察与！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４〕“绝对不能言抗日”一九三三年春，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被粉碎后，于四月十日在南昌对国民党将领演讲说：“抗日必先剿匪。征之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剿清之先，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剿匪要领，首须治心，王阳明在赣剿匪，致功之道，即由于此。哀莫大于心死，内忧外患，均不足惧，惟国人不幸心死，斯可忧耳。救国须从治心做起，吾人当三致意焉。”〔５〕心死的应该出洋指张学良。参看本卷第１４８页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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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阅及大作《透底》一文，有引及晚前发表《论新八股》之处，至为欣幸。惟所“譬”云云，实出误会。鄙意所谓新八股者，系指有一等文，本无充实内容，只有时髦幌子，或利用新时装包裹旧皮囊而言。因为是换汤不换药，所以“这个空虚的宇宙”，仍与“且夫天地之间”同为八股。因为是挂羊头卖狗肉，所以“达尔文说”“蒲力汗诺夫说”，仍与“子曰诗云”毫无二致。故攻击不在“达尔文说”，“蒲力汗诺夫说”，与“这个宇宙”本身（其实“子曰”，“诗云”，如做起一本中国文学史来，仍旧要引用，断无所谓八股之理），而在利用此而成为新八股之形式。先生所举“地球”“机器”之例，“透底”“卫道”之理，三尺之童，亦知其非，以此作比，殊觉曲解。 今日文坛，虽有蓬勃新气，然一切狐鼠魍魉，仍有改头换面，衣锦逍遥，如礼拜六礼拜五派等以旧货新装出现者，此种新皮毛旧骨髓之八股，未审先生是否认为应在扫除之列？ 又有借时代招牌，歪曲革命学说，口念阿弥，心存罔想者，此种借他人边幅，盖自己臭脚之新八股，未审先生亦是否认为应在扫除之列？ “透底”言之，“譬如，古之皇帝，今之主席，在实质上固知大有区别，但仍有今之主席与古之皇帝一模一样者，则在某一意义上非难主席，其意自明，苟非志在捉虱，未必不能两目了然也。 予生也晚，不学无术，但虽无“彻底”之聪明，亦不致如“透底”之蠢笨，容或言而未“透”，致招误会耳。尚望赐教到“底”，感“透”感“透”！ 祝秀侠上。 回信： 秀侠〔８〕先生： 接到你的来信，知道你所谓新八股是礼拜五六派〔９〕等流。其实礼拜五六派的病根并不全在他们的八股性。 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我是已经说过了；礼拜五六派有新八股性，其余的人也会有新八股性。例如只会“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１０〕，而不肯具体地切实地运用科学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这也是一种八股。即使明明是你理直，也会弄得读者疑心你空虚，疑心你已经不能答辩，只剩得“国骂”了。 至于“歪曲革命学说”的人，用些“蒲力汗诺夫曰”等来掩盖自己的臭脚，那他们的错误难道就在他写了“蒲……曰”等等么？我们要具体的证明这些人是怎样错误，为什么错误。假使简单地把“蒲力汗诺夫曰”等等和“诗云子曰”等量齐观起来，那就一定必然的要引起误会。先生来信似乎也承认这一点。这就是我那《透底》里所以要指出的原因。 最后，我那篇文章是反对一种虚无主义的一般倾向的，你的《论新八股》之中的那一句，不过是许多例子之中的一个，这是必须解除的一个“误会”。而那文章却并不是专为这一个例子写的。 家干。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九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八股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公式化文体，每篇分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后四部分是主体，每部分有两股相比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八股文。 〔３〕阴沉木一称阴桫，指某些久埋土中而质地坚硬的木材，旧时认为是制棺木的贵重材料。这里借喻思想的顽固僵化。〔４〕功令旧时指考核、录用学者的法令或规程，也泛指政府法令。 〔５〕指祝秀侠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申报·自由谈》的《论“新八股”》，其中列举“新旧八股的对比”：“（旧）孔子曰……孟子曰……《诗》不云乎……诚哉是言也。（新）康德说……蒲力哈诺夫说……《三民主义》里面不是说过吗？……这是很对的。”〔６〕格物推究事物的道理。《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７〕这里是讽刺国民党政客吴稚晖，他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四日写的《所谓赤化问题》（致邵飘萍）中说：“赤化就所谓共产，这实在是三百年以后的事，犹之乎还有比他再进步的；叫做无政府。他更是三千年以后的事。” 〔８〕秀侠祝秀侠，广东番禺人。曾参加“左联”，后投靠国民党反动派。 〔９〕礼拜五六派礼拜六派，又称鸳鸯蝴蝶派，兴起于清末民初，多用文言文描写迎合小市民趣味的才子佳人故事，因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三年间出版《礼拜六》周刊；故称礼拜六派。礼拜五派是当时进步文艺界对一些更为低级庸俗的作家、作品的讽刺说法。〔１０〕“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作者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曾发表《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后收入《南腔北调集》），对当时左翼文艺界一些人在对敌斗争中表现的这种错误倾向进行了批评。文章发表后，祝秀侠曾化名“首甲”，与别人联合在《现代文化》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三年二月）发表文章，为被批评的错误倾向辩解。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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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做女人大晦气，一举一动，都是错的，这个也骂，那个也骂。现在这晦气落在学生头上了，进也挨骂，退也挨骂。 我们还记得，自前年冬天以来，学生是怎么闹的，有的要南来，有的要北上，南来北上，都不给开车。待到到得首都，顿首请愿，却不料“为反动派所利用”，许多头都恰巧“碰”在刺刀和枪柄上，有的竟“自行失足落水”而死了。〔２〕验尸之后，报告书上说道，“身上五色”。我实在不懂。 谁发一句质问，谁提一句抗议呢？有些人还笑骂他们。 还要开除，还要告诉家长，还要劝进研究室。一年以来，好了，总算安静了。但不料榆关〔３〕失了守，上海还远，北平却不行了，因为连研究室也有了危险。住在上海的人们想必记得的，去年二月的暨南大学，劳动大学，同济大学……，研究室里还坐得住么？〔４〕北平的大学生是知道的，并且有记性，这回不再用头来“碰”刺刀和枪柄了，也不再想“自行失足落水”，弄得“身上五色”了，却发明了一种新方法，是：大家走散，各自回家。 这正是这几年来的教育显了成效。 然而又有人来骂了〔５〕。童子军还在烈士们的挽联上，说他们“遗臭万年”〔６〕。 但我们想一想罢：不是连语言历史研究所〔７〕里的没有性命的古董都在搬家了么？不是学生都不能每人有一架自备的飞机么？能用本国的刺刀和枪柄“碰”得瘟头瘟脑，躲进研究室里去的，倒能并不瘟头瘟脑，不被外国的飞机大炮，炸出研究室外去么？ 阿弥陀佛！ 一月二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申报·自由谈》，原题为《“逃”的合理化》，署名何家干。 〔２〕指学生到南京请愿一事。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学生奋起抗议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十二月初，各地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国民党政府于十二月五日通令全国，加以禁止；十七日出动军警，逮捕和屠杀在南京请愿示威的各地学生，有的学生遭刺伤后，又被扔进河里。事后反动当局为掩盖真相，诬称学生“为反动分子所利用”、被害学生是“失足落水”等，并发表验尸报告，说被害者“腿有青紫白黑四色，上身为黑白二色”。 〔３〕榆关即山海关，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日为日军攻陷。〔４〕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时，处于战区的暨南大学、劳动大学、同济大学等，校舍或毁于炮火，或被日军夺占，学生流散。 〔５〕山海关失守后，北平形势危急，各大、中学学生有请求展缓考期、提前放假或请假离校的事。当时曾有自称“血魂除奸团”者，为此责骂学生“贪生怕死”、“无耻而懦弱”。周木斋在《涛声》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发表的《骂人与自骂》一文中，也说学生是“敌人未到，闻风远逸”，“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不应逃难”。 〔６〕“遗臭万年”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当局为掩饰其自动放弃山海关等长城要隘的罪行，在北平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追悼阵亡将士大会。会上有国民党操纵的童子军组织送的挽联，上写：“将士饮弹杀敌，烈于千古；学生罢考潜逃，臭及万年。”〔７〕语言历史研究所应作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的一个机构，当时设在北平。许多珍贵的古代文物归它保管。一九三三年日军进攻热河时，该所于一月二十一日将首批古物三十箱、古书九十箱运至南京。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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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各色的人们大喊着各种的救国，好像大家突然爱国了似的。其实不然，本来就是这样，在这样地救国的，不过现在喊了出来罢了。 所以银行家说贮蓄救国，卖稿子的说文学救国，画画儿的说艺术救国，爱跳舞的说寓救国于娱乐之中，还有，据烟草公司说，则就是吸吸马占山〔２〕将军牌香烟，也未始非救国之一道云。 这各种救国，是像先前原已实行过来一样，此后也要实行下去的，决不至于五分钟。 只有航空救国〔３〕较为别致，是应该刮目相看的，那将来也很难预测，原因是在主张的人们自己大概不是飞行家。那么，我们不妨预先说出一点愿望来。 看过去年此时的上海报的人们恐怕还记得，苏州不是有一队飞机来打仗的么？后来别的都在中途“迷失”了，只剩下领队的洋烈士〔４〕的那一架，双拳不敌四手，终于给日本飞机打落，累得他母亲从美洲路远迢迢的跑来，痛哭一场，带几个花圈而去。听说广州也有一队出发的，闺秀们还将诗词绣在小衫上，赠战士以壮行色。然而，可惜得很，好像至今还没有到。 所以我们应该在防空队成立之前，陈明两种愿望——一，路要认清； 二，飞得快些。 还有更要紧的一层，是我们正由“不抵抗”以至“长期抵抗”而入于“心理抵抗”〔５〕的时候，实际上恐怕一时未必和外国打仗，那时战士技痒了，而又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不知道会不会炸弹倒落到手无寸铁的人民头上来的？所以还得战战兢兢的陈明一种愿望，是——三，莫杀人民！ 二月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申挤·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马占山（１８８５—１９５０）吉林怀德人，国民党东北军的军官。九一八事变后，他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日本侵略军由辽宁向黑龙江进犯时，他曾率部抵抗，当时舆论界一度称他为“民族英雄”。上海福昌烟公司曾以他的名字做香烟的牌号，并在报上登广告说：“凡我大中华爱国同胞应一致改吸马占山将军牌香烟”。〔３〕航空救国一九三三年初，国民党政府决定举办航空救国飞机捐，组织中华航空救国会（后更名为中国航空协会），宣称要“集合全国民众力量，辅助政府，努力航空事业”，在全国各地发行航空奖券，强行募捐。 〔４〕洋烈士一九三二年二月，有替国民党政府航空署试验新购飞机性能的美国飞行员萧特（Ｂ．Ｓｈｏｒｔ），由沪驾机飞南京，途经苏州上空时与日机六架相遇，被击落身死，国民党的通讯社和报纸曾借此进行宣传。萧特的母亲闻讯后，于四月曾来中国。〔５〕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公开执行卖国投降政策。一二八战争后，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宣言中曾声称“中央既定长期抵抗之决心”，此外又有“心理抵抗”之类的说法，这些都是为推行投降政策而作的掩饰辞。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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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伯纳〔２〕未到中国之前，《大晚报》希望日本在华北的军事行动会因此而暂行停止，呼之曰“和平老翁”〔３〕。萧伯纳既到香港之后，各报由“路透电”〔４〕译出他对青年们的谈话，题之曰“宣传共产”。 萧伯纳“语路透访员曰，君甚不像华人，萧并以中国报界中人全无一人访之为异，问曰，彼等其幼稚至于未识余乎？”（十一日路透电） 我们其实是老练的，我们很知道香港总督的德政，上海工部局〔５〕的章程，要人的谁和谁是亲友，谁和谁是仇雠，谁的太太的生日是那一天，爱吃的是什么。但对于萧，——惜哉，就是作品的译本也只有三四种。 所以我们不能识他在欧洲大战以前和以后的思想，也不能深识他游历苏联以后的思想。但只就十四日香港“路透电”所传，在香港大学对学生说的“如汝在二十岁时不为赤色革命家，则在五十岁时将成不可能之僵石，汝欲在二十岁时成一赤色革命家，则汝可得在四十岁时不致落伍之机会”的话，就知道他的伟大。 但我所谓伟大的，并不在他要令人成为赤色革命家，因为我们有“特别国情”〔６〕，不必赤色，只要汝今天成为革命家，明天汝就失掉了性命，无从到四十岁。我所谓伟大的，是他竟替我们二十岁的青年，想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而且并不离开了现在。 阔人们会搬财产进外国银行，坐飞机离开中国地面，或者是想到明天的罢；“政如飘风，民如野鹿”〔７〕，穷人们可简直连明天也不能想了，况且也不准想，不敢想。 又何况二十年，三十年之后呢？这问题极平常，然而是伟大的。 此之所以为萧伯纳！ 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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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人总喜欢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们斗争。 最普通的是斗鸡，斗蟋蟀，南方有斗黄头鸟，斗画眉鸟，北方有斗鹌鹑，一群闲人们围着呆看，还因此赌输赢。古时候有斗鱼，现在变把戏的会使跳蚤打架。看今年的《东方杂志》〔２〕，才知道金华又有斗牛，不过和西班牙却两样的，西班牙是人和牛斗，我们是使牛和牛斗。 任他们斗争着，自己不与斗，只是看。 军阀们只管自己斗争着，人民不与闻，只是看。 然而军阀们也不是自己亲身在斗争，是使兵士们相斗争，所以频年恶战，而头儿个个终于是好好的，忽而误会消释了，忽而杯酒言欢了，忽而共同御侮了，忽而立誓报国了，忽而……。不消说，忽而自然不免又打起来了。 然而人民一任他们玩把戏，只是看。 但我们的斗士，只有对于外敌却是两样的：近的，是“不抵抗”，远的，是“负弩前驱”〔３〕云。 “不抵抗”在字面上已经说得明明白白。“负弩前驱”呢，弩机的制度早已失传了，必须待考古学家研究出来，制造起来，然后能够负，然后能够前驱。 还是留着国产的兵士和现买的军火，自己斗争下去罢。中国的人口多得很，暂时总有一些孑遗在看着的。但自然，倘要这样，则对于外敌，就一定非“爱和平”〔４〕不可。一月二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一日上海《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东方杂志》综合性刊物，一九○四年三月在上海创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停刊，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三三年一月十六日该刊第三十卷第二号，曾刊载浙江婺州斗牛照片数帧，题为《中国之斗牛》。 〔３〕“负弩前驱”语见《逸周书》：“武王伐纣，散宜生、闳天负弩前驱。”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每当日军进攻，中国驻守军队大都奉命后退，如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日日军进攻山海关时，当地驻军在四小时后即放弃要塞，不战而退。但远离前线的大小军阀却常故作姿态，扬言“抗日”，如山海关沦陷后，在四川参加军阀混战和“剿匪”反共的田颂尧于一月二十日发通电说：“准备为国效命，候中央明令，即负弩前驱。” 〔４〕“爱和平”当时国民党当局经常以“爱和平”这类论调掩盖其投降卖国政策，如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九月二十二日在南京市国民党党员大会上演讲时就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p#副标题#e#
李顿报告书〔２〕采用了中国人自己发明的“国际合作以开发中国的计划”，这是值得感谢的，——最近南京市各界的电报已经“谨代表京市七十万民众敬致慰念之忱”，称他“不仅为中国好友，且为世界和平及人道正义之保障者”（三月一日南京中央社电）了。 然而李顿也应当感谢中国才好：第一，假使中国没有“国际合作学说”，李顿爵士就很难找着适当的措辞来表示他的意思。岂非共管没有了学理上的根据？第二，李顿爵士自己说的：“南京本可欢迎日本之扶助以拒共产潮流”，他就更应当对于中国当局的这种苦心孤诣表示诚恳的敬意。 但是，李顿爵士最近在巴黎的演说（路透社二月二十日巴黎电），却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前途，似系于如何，何时及何人对于如此伟大人力予以国家意识的统一力量，日内瓦〔３〕乎，莫斯科乎？”还有一个是：“中国现在倾向日内瓦，但若日本坚持其现行政策，而日内瓦失败，则中国纵非所愿，亦将变更其倾向矣。”这两个问题都有点儿侮辱中国的国家人格。国家者政府也。李顿说中国还没有“国家意识的统一力量”，甚至于还会变更其对于日内瓦之倾向！这岂不是不相信中国国家对于国联的忠心，对于日本的苦心？ 为着中国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光荣起见，我们要想答复李顿爵士已经好多天了，只是没有相当的文件。这使人苦闷得很。今天突然在报纸上发见了一件宝贝，可以拿来答复李大人：这就是“汉口警部三月一日的布告”。这里可以找着“铁一样的事实”，来反驳李大人的怀疑。 例如这布告（原文见《申报》三月一日汉口专电）说：“在外资下劳力之劳工，如劳资间有未解决之正当问题，应禀请我主管机关代表为交涉或救济，绝对不得直接交涉，违者拿办，或受人利用，故意以此种手段，构成严重事态者，处死刑。”这是说外国资本家遇见“劳资间有未解决之正当问题”，可以直接任意办理，而劳工方面如此这般者……就要处死刑。这样一来，我们中国就只剩得“用国家意识统一了的”劳工了。因为凡是违背这“意识”的，都要请他离开中国的“国家”——到阴间去。李大人难道还能够说中国当局不是“国家意识的统一力量”么？ 再则统一这个“统一力量”的，当然是日内瓦，而不是莫斯科。“中国现在倾向日内瓦”，——这是李顿大人自己说的。我们这种倾向十二万分的坚定，例如那布告上也说：“如有奸民流痞受人诱买勾串，或直受驱使，或假托名义，以图破坏秩序安宁，与构成其他不利于我国家社会之重大犯行者，杀无赦。”这是保障“日内瓦倾向”的坚决手段，所谓“虽流血亦所不辞”。而且“日内瓦”是讲世界和平的，因此，中国两年以来都没有抵抗，因为抵抗就要破坏和平；直到一二八，中国也不过装出挡挡炸弹枪炮的姿势；最近的热河事变，中国方面也同样的尽在“缩短阵线”〔４〕。不但如此，中国方面埋头剿匪，已经宣誓在一两个月内肃清匪共，“暂时”不管热河。这一切都是要证明“日本……见中国南方共产潮流渐起，为之焦虑”〔５〕是不必的，日本很可以无须亲自出马。中国方面这样辛苦的忍耐的工作着，无非是为着要感动日本，使它悔悟，达到远东永久和平的目的，国际资本可以在这里分工合作。而李顿爵士要还怀疑中国会“变更其倾向”，这就未免太冤枉了。 总之，“处死刑，杀无赦”，是回答李顿爵士的怀疑的历史文件。请放心罢，请扶助罢。 三月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干。 〔２〕李顿报告书李顿（Ｖ．Ｌｙｔｔｏｎ，１８７６—１９４７），英国贵族。一九三二年四月，国际联盟派他率领调查团，到我国东北调查九一八事件，同年十月二日发表所谓《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也称《李顿报告书》），其中竟说日本在中国东北有“不容漠视”的“权利”及“利益”。日本侵入东北，是因为中国社会内部“紊乱”和中国人民“排外”使日本遭受“损害”；是由于苏联之“扩张”及“中国共产党之发展”使日本“忧虑”。在《报告书》的第九章中，把孙中山早年关于引进外国技术、资金以帮助中国开发建设的主张加以歪曲引用，提出“以暂时的国际合作，促进中国之内部建设”，实际上是主张由帝国主义共同瓜分中国。《报告书》还荒谬地提出使东北从中国分割出去的“满洲自治”主张。当时国民党政府竟称这一报告“明白公允”，对《报告书》原则表示接受。 〔３〕日内瓦瑞士西部日内瓦州的首府，国际联盟总部所在地。这里的意思是指英、法等帝国主义集团。 〔４〕“缩短阵线”这是国民党宣传机构掩饰其作战部队溃退的用语。如《申报》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所载一则新闻标题为：“敌军深入热河省境，赤峰方面消息混沌，凌原我军缩短防线。”〔５〕这也是李顿在巴黎演说中的话。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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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河的战争〔２〕开始了。 三月一日——上海战争的结束的“纪念日”，也快到了。“民族英雄”的肖像〔３〕一次又一次的印刷着，出卖着；而小兵们的血，伤痕，热烈的心，还要被人糟蹋多少时候？回忆里的炮声和几千里外的炮声，都使得我们带着无可如何的苦笑，去翻开一本无聊的，但是，倒也很有几句“警句”的闲书。这警句是： “喂，排长，我们到底上那里去哟？”——其中的一个问。 “走吧。我也不晓得。” “丢那妈，死光就算了，走什么！” “不要吵，服从命令！” “丢那妈的命令！” 然而丢那妈归丢那妈，命令还是命令，走也当然还是走。四点钟的时候，中山路复归于沉寂，风和叶儿沙沙的响，月亮躲在青灰色的云海里，睡着，依旧不管人类的事。 这样，十九路军就向西退去。 （黄震遐：《大上海的毁灭》。〔４〕） 什么时候“丢那妈”和“命令”不是这样各归各，那就得救了。 不然呢？还有“警句”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十九路军打，是告诉我们说，除掉空说以外，还有些事好做！ 十九路军胜利，只能增加我们苟且，偷安与骄傲的迷梦！ 十九路军死，是警告我们活得可怜，无趣！ 十九路军失败，才告诉我们非努力，还是做奴隶的好！ （见同书。） 这是警告我们，非革命，则一切战争，命里注定的必然要失败。现在，主战是人人都会的了——这是一二八的十九路军的经验：打是一定要打的，然而切不可打胜，而打死也不好，不多不少刚刚适宜的办法是失败。“民族英雄”对于战争的祈祷是这样的。而战争又的确是他们在指挥着，这指挥权是不肯让给别人的。战争，禁得起主持的人预定着打败仗的计画么？好像戏台上的花脸和白脸打仗，谁输谁赢是早就在后台约定了的。呜呼，我们的“民族英雄”！ 二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热河的战争一九三三年二月，日本侵略军继攻陷山海关后，又进攻热河省。 〔３〕族英雄”的肖像指当时上海印售的马占山、蒋光鼐、蔡廷锴等抵抗过日本侵略军的国民党将领的像片。 〔４〕黄震遐（１９０７—１９７４）广东南海人，“民族主义文学”的骨干分子。《大上海的毁灭》，一部取材于一二八上海战争，夸张日本武力，宣扬失败主义的小说；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起连载于上海《大晚报》，后由大晚报社出版单行本。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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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氏的祖宗积德很厚，他们的子孙就举行了两次“收复失地”的盛典：一次还是在袁世凯的民国政府治下，一次就在当今国民政府治下了。 民元的时候，说盛宣怀〔２〕是第一名的卖国贼，将他的家产没收了。不久，似乎是二次革命之后，就发还了。那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袁世凯是“物伤其类”，他自己也是卖国贼。不是年年都在纪念五七和五九〔３〕么？袁世凯签订过二十一条，卖国是有真凭实据的。 最近又在报上发见这么一段消息，大致是说：“盛氏家产早已奉命归还，如苏州之留园，江阴无锡之典当等，正在办理发还手续。”这却叫我吃了一惊。打听起来，说是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初到沪宁的时候，又没收了一次盛氏家产：那次的罪名大概是“土豪劣绅”，绅而至于“劣”，再加上卖国的旧罪，自然又该没收了。可是为什么又发还了呢？ 第一，不应当疑心现在有卖国贼，因为并无真凭实据——现在的人早就誓不签订辱国条约〔４〕，他们不比盛宣怀和袁世凯。第二，现在正在募航空捐〔５〕，足见政府财政并不宽裕。那末，为什么呢？ 学理上研究的结果是——压迫本来有两种：一种是有理的，而且永久有理的，一种是无理的。有理的，就像逼小百姓还高利贷，交田租之类；这种压迫的“理”写在布告上：“借债还钱本中外所同之定理，租田纳税乃千古不易之成规。”无理的，就是没收盛宣怀的家产等等了；这种“压迫”巨绅的手法，在当时也许有理，现在早已变成无理的了。初初看见报上登载的《五一告工友书》〔６〕上说：“反抗本国资本家无理的压迫”，我也是吃了一惊的。这不是提倡阶级斗争么？后来想想也就明白了。这是说，无理的压迫要反对，有理的不在此例。至于怎样有理，看下去就懂得了，下文是说：“必须克苦耐劳，加紧生产……尤应共体时艰，力谋劳资间之真诚合作，消弭劳资间之一切纠纷。”还有说“中国工人没有外国工人那么苦”〔７〕等等的。 我心上想，幸而没有大惊小怪地叫起来，天下的事情总是有道理的，一切压迫也是如此。何况对付盛宣怀等的理由虽然很少，而对付工人总不会没有的。 五月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丁萌。 〔２〕盛宣怀（１８４４—１９１６）字杏荪，江苏武进人，清末大官僚资本家。曾经办轮船招商局、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汉冶萍公司等，由于营私舞弊，成为当时中国有数的富豪。一九一一年任邮传部大臣，曾向帝国主义出卖中国铁路和矿山等权利，滥借外债，以支持清朝政府垂危的统治。辛亥革命后，他的财产曾两次被查封，第一次是民国初年，但随即于一九一二年十二月由当时江苏都督程德全下令发还。第二次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间，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命令苏州、常州、杭州、无锡、江阴、常熟等地县政府全部查封盛氏产业，但一九三三年四月又命令清理发还。 〔３〕五七和五九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二十一条”要求，并在五月七日发出最后通牒，限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满足之答复”。袁世凯政府不顾全国人民反对，于五月九日悍然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后曾以每年五月七日和九日为国耻纪念日。〔４〕誓不签订辱国条约这是蒋介石集团为掩饰其卖国面目的欺人之谈，如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九日蒋介石在接见各地来南京请愿学生代表时说：“国民政府决非军阀时代之卖国政府，……决不签订任何辱国丧权条约”；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汪精卫在上海发表谈话时也说：“国民党政府坚决不肯签字于丧权辱国条约。” 〔５〕航空捐参看本卷第１７页注〔３〕。 〔６〕《五一告工友书》指国民党操纵的上海市总工会于一九三三年五一节发的《告全市工友书》。 〔７〕在一九三三年国民党主持的上海五一节纪念会上，所谓上海市总工会代表李永祥曾说：“中国资本主义之势力，尚极幼稚，中国工人，目前所受资本家之压迫，当不如当时欧美工人所受压迫之严重。”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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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一倾于讽刺，失了它的本领且不说，最可怕的是有些人又要来“讽刺”，来陷害了，倘若堕于“说笑话”，则寿命是可以较为长远，流年也大致顺利的，但愈堕愈近于国货，终将成为洋式徐文长〔２〕。当提倡国货声中，广告上已有中国的“自造舶来品”，便是一个证据。 而况我实在恐怕法律上不久也就要有规定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明文了。笑笑，原也不能算“非法”的。但不幸东省沦陷，举国骚然，爱国之士竭力搜索失地的原因，结果发见了其一是在青年的爱玩乐，学跳舞。当北海上正在嘻嘻哈哈的溜冰的时候，一个大炸弹抛下来〔３〕，虽然没有伤人，冰却已经炸了一个大窟窿，不能溜之大吉了。 又不幸而榆关失守，热河吃紧了，有名的文人学士，也就更加吃紧起来，做挽歌的也有，做战歌的也有，讲文德〔４〕的也有，骂人固然可恶，俏皮也不文明，要大家做正经文章，装正经脸孔，以补“不抵抗主义”之不足。 但人类究竟不能这么沉静，当大敌压境之际，手无寸铁，杀不得敌人，而心里却总是愤怒的，于是他就不免寻求敌人的替代。这时候，笑嘻嘻的可就遭殃了，因为他这时便被叫作：“陈叔宝全无心肝”〔５〕。所以知机的人，必须也和大家一样哭丧着脸，以免于难。“聪明人不吃眼前亏”，亦古贤之遗教也，然而这时也就“幽默”归天，“正经”统一了剩下的全中国。 明白这一节，我们就知道先前为什么无论贞女与淫女，见人时都得不笑不言；现在为什么送葬的女人，无论悲哀与否，在路上定要放声大叫。 这就是“正经”。说出来么，那就是“刻毒”。 三月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八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徐文长（１５２１—１５９３）名渭，号青藤道士，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明末文学家、书画家。著有《徐文长初集》、《徐文长三集》及戏曲《四声猿》等。浙东一带流传许多关于他的故事，有的把他描写成诙谐、尖刻的人物。这些故事大部分是民间的创造，同徐文长本人无关。 〔３〕一个大炸弹抛下来一九三三年元旦，当北平学生在中南海公园举行化装溜冰大会时，有人当场掷炸弹一枚。在此之前，曾有人以“锄奸救国团”名义，警告男女学生不要只顾玩乐，忘记国难。〔４〕讲文德国民党政客戴季陶曾在南京《新亚细亚月刊》第五卷第一、二期合刊（一九三三年一月）发表《文德与文品》一文，其中说：“开口骂人说俏皮话……都非文明人之所应有。”〔５〕“陈叔宝全无心肝”陈叔宝即南朝陈后主。《南史·陈本纪》：“（陈叔宝）既见宥，隋文帝给赐甚厚，数得引见，班同三品；每预宴，恐致伤心，为不奏吴音。后监守者奏言：‘叔宝云，既无秩位，每预朝集，愿得一官号。’隋文帝曰：‘叔宝全无心肝。’”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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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诛地灭，男盗女娼”——是中国人赌咒的经典，几乎像诗云子曰一样。现在的宣誓，“誓杀敌，誓死抵抗，誓……”似乎不用这种成语了。 但是，赌咒的实质还是一样，总之是信不得。他明知道天不见得来诛他，地也不见得来灭他，现在连人参都“科学化地”含起电气来了，〔２〕难道“天地”还不科学化么！至于男盗和女娼，那是非但无害，而且有益：男盗——可以多刮几层地皮，女娼——可以多弄几个“裙带官儿”〔３〕的位置。 我的老朋友说：你这个“盗”和“娼”的解释都不是古义。我回答说——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是盗也摩登，娼也摩登，所以赌咒也摩登，变成宣誓了。 二月九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四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干。 〔２〕一九三二年底，上海佛慈大药厂在报上刊登广告，宣传所谓“长生防老新药”——“含电人参胶”，说这种药是“科学”发明，能“补充电气于体内”，供给“人生命原动力之活电子”。〔３〕“裙带官儿”原来是指因妻子的关系而得官的人。语出宋代赵升《朝野类要》卷三：“帝王南班之婿，号曰西官，即所谓郡马也；俗谓裙带头官。”后来即用以指因妻女姊妹等女人关系而获官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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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家，是危险的。 假使他所讽刺的是不识字者，被杀戮者，被囚禁者，被压迫者罢，那很好，正可给读他文章的所谓有教育的智识者嘻嘻一笑，更觉得自己的勇敢和高明。然而现今的讽刺家之所以为讽刺家，却正在讽刺这一流所谓有教育的智识者社会。 因为所讽刺的是这一流社会，其中的各分子便各各觉得好像刺着了自己，就一个个的暗暗的迎出来，又用了他们的讽刺，想来刺死这讽刺者。 最先是说他冷嘲，渐渐的又七嘴八舌的说他谩骂，俏皮话，刻毒，可恶，学匪，绍兴师爷，等等，等等。然而讽刺社会的讽刺，却往往仍然会“悠久得惊人”的，即使捧出了做过和尚的洋人〔２〕或专办了小报来打击，也还是没有效，这怎不气死人也么哥〔３〕呢！ 枢纽是在这里：他所讽刺的是社会，社会不变，这讽刺就跟着存在，而你所刺的是他个人，他的讽刺倘存在，你的讽刺就落空了。 所以，要打倒这样的可恶的讽刺家，只好来改变社会。 然而社会讽刺家究竟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学家”明明暗暗的成了“王之爪牙”〔４〕的时代。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来。笑笑既不至于得罪别人，现在的法律上也尚无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规定，并非“非法”，盖可断言的。 我想：这便是去年以来，文字上流行了“幽默”的原因，但其中单是“为笑笑而笑笑”的自然也不少。 然而这情形恐怕是过不长久的，“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于是虽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 三月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做过和尚的洋人可能指国际间谍特莱比歇·林肯（ＴＬｉｎｃｏｌｎ，１８７９—１９４３），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他当时曾在上海活动，以和尚面目出现，法名照空。 〔３〕也么哥元曲中常用的衬词，无字义可解；也有写作也波哥、也末哥的。 〔４〕“王之爪牙”语出《诗经·小雅·祈父》：“予王之爪牙。”这里指反动派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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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幕府时代，曾大杀基督教徒，刑罚很凶，但不准发表，世无知者。到近几年，乃出版当时的文献不少。曾见《切利支丹殉教记》〔２〕，其中记有拷问教徒的情形，或牵到温泉旁边，用热汤浇身；或周围生火，慢慢的烤炙，这本是“火刑”，但主管者却将火移远，改死刑为虐杀了。 中国还有更残酷的。唐人说部中曾有记载，一县官拷问犯人，四周用火遥焙，口渴，就给他喝酱醋，〔３〕这是比日本更进一步的办法。现在官厅拷问嫌疑犯，有用辣椒煎汁灌入鼻孔去的，似乎就是唐朝遗下的方法，或则是古今英雄，所见略同。曾见一个囚在反省院里的青年的信，说先前身受此刑，苦痛不堪，辣汁流入肺脏及心，已成不治之症，即释放亦不免于死云云。此人是陆军学生，不明内脏构造，其实倒挂灌鼻，可以由气管流入肺中，引起致死之病，却不能进入心中；大约当时因在苦楚中，知觉瞀乱，遂疑为已到心脏了。 但现在之所谓文明人所造的刑具，残酷又超出于此种方法万万。上海有电刑，一上，即遍身痛楚欲裂，遂昏去，少顷又醒，则又受刑。闻曾有连受七八次者，即幸而免死，亦从此牙齿皆摇动，神经亦变钝，不能复原。前年纪念爱迪生〔４〕，许多人赞颂电报电话之有利于人，却没有想到同是一电，而有人得到这样的大害，福人用电气疗病，美容，而被压迫者却以此受苦，丧命也。 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同是一种东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盖不但电气而已。 一月三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切利支丹殉教记》原名《切支丹E殉教者》，日本松剖底鳎?痪哦??*出版。一九二五年修订再版时改名为《切支丹殉教记》。书中记述十六世纪以来天主教在日本的流传，以及日本江户幕府时代封建统治阶级对天主教徒的残酷迫害和屠杀的情况。“切支丹”（也称“切利支丹”），是基督教（及基督教徒）的日本译名。〔３〕《太平广记》卷二六八引《神异经》佚文中有类似记载：唐代武则天时酷吏来俊臣逼供，“每鞫囚，无轻重，先以醋灌鼻，禁地牢中，以火围绕。” 〔４〕爱迪生（Ｔ．Ａ．Ｅｄｉｓｏｎ，１８４７—１９３１）美国发明家。精研电学，有很多发明创制，如电灯、电报、电话、电影机、留声机等。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逝世后，世界各地曾悼念他。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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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胡适博士曾经玩过一套“五鬼闹中华”〔２〕的把戏，那是说：这世界上并无所谓帝国主义之类在侵略中国，倒是中国自己该着“贫穷”，“愚昧”……等五个鬼，闹得大家不安宁。现在，胡适博士又发见了第六个鬼，叫做仇恨。这个鬼不但闹中华，而且祸延友邦，闹到东京去了。因此，胡适博士对症发药，预备向“日本朋友”上条陈。 据博士说：“日本军阀在中国暴行所造成之仇恨，到今日已颇难消除”，“而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见报载胡适之的最近谈话，下同）。这是值得忧虑的：难道真的没有方法征服中国么？不，法子是有的。“九世之仇，百年之友，均在觉悟不觉悟之关系头上，”——“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这据说是“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不错，古代的儒教军师，总说“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诚服也”〔３〕。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中国小百姓实在“愚昧”，原不懂得自己的“民族性”，所以他们一向会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发慈悲，居然采用胡博士的条陈，那么，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中国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复：——因为日本不用暴力而用软功的王道，中国民族就不至于再生仇恨，因为没有仇恨，自然更不抵抗，因为更不抵抗，自然就更和平，更忠孝……中国的肉体固然买到了，中国的灵魂也被征服了。 可惜的是这“唯一方法”的实行，完全要靠日本陛下的觉悟。如果不觉悟，那又怎么办？胡博士回答道：“到无可奈何之时，真的接受一种耻辱的城下之盟”好了。那真是无可奈何的呵——因为那时候“仇恨鬼”是不肯走的，这始终是中国民族性的污点，即为日本计，也非万全之道。因此，胡博士准备出席太平洋会议〔４〕，再去“忠告”一次他的日本朋友：征服中国并不是没有法子的，请接受我们出卖的灵魂罢，何况这并不难，所谓“彻底停止侵略”，原只要执行“公平的”李顿报告——仇恨自然就消除了！三月二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五鬼闹中华”胡适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十期（一九三○年四月）发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作辩护，认为危害中国的是“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 〔３〕“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诚服也”语出《孟子·公孙丑》：“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４〕太平洋会议指太平洋学术会议，又称泛太平洋学术会议，自一九二○年在美国檀香山首次召开后，每隔数年举行一次。这里所指胡适准备出席的是一九三三年八月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五次会议。上面文中所引胡适关于“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等语，都是他就这次会议的任务等问题，于三月十八日在北平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时所说，见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申报》。 #p#副标题#e#
——拟古的新打油诗—— 我的所爱在山腰； 想去寻她山太高， 低头无法泪沾袍。 爱人赠我百蝶巾； 回她什么：猫头鹰。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我的所爱在闹市； 想去寻她人拥挤， 仰头无法泪沾耳。 爱人赠我双燕图； 回她什么：冰糖壶庐。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胡涂。 我的所爱在河滨； 想去寻她河水深， 歪头无法泪沾襟。 爱人赠我金表索； 回她什么：发汗药。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 我的所爱在豪家； 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 摇头无法泪如麻。 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一九二四年十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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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常没有字面这么好看。 例如这《自由谈》，其实是不自由的，现在叫作《自由谈》，总算我们是这么自由地在这里谈着。 又例如这回北平的迁移古物〔２〕和不准大学生逃难〔３〕，发令的有道理，批评的也有道理，不过这都是些字面，并不是精髓。 倘说，因为古物古得很，有一无二，所以是宝贝，应该赶快搬走的罢。这诚然也说得通的。但我们也没有两个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现存的古物还要古。禹是一条虫〔４〕，那时的话我们且不谈罢，至于商周时代，这地方却确是已经有了的。为什么倒撇下不管，单搬古物呢？说一句老实话，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还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卖出铜钱来。 大学生虽然是“中坚分子”，然而没有市价，假使欧美的市场上值到五百美金一名口，也一定会装了箱子，用专车和古物一同运出北平，在租界上外国银行的保险柜子里藏起来的。 但大学生却多而新，惜哉！ 费话不如少说，只剥崔颢〔５〕《黄鹤楼》诗以吊之，曰——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６〕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 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 一月三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北平的迁移古物一九三三年一月日本侵占山海关后，国民党政府以“减少日军目标”为理由，慌忙将历史语言研究所、故宫博物院等收藏的古物分批从北平运至南京、上海。〔３〕不准大学生逃难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电令北平各大学：“据各报载榆关告紧之际，北平各大学中颇有逃考及提前放假等情，……查大学生为国民中坚分子，讵容妄自惊扰，败坏校规；学校当局迄无呈报，迹近宽纵，亦属非是。”〔４〕禹是一条虫这是顾颉刚在一九二三年讨论古史的文章中提出的看法。他在对禹作考证时，曾以《说文解字》训“禹”为“虫”作根据，提出禹是“蜥蜴之类”的“虫”的推断。（见《古史辨》第一册六十三页） 〔５〕崔颢（？—７５４）汴州（今河南开封）人，唐代诗人。他的《黄鹤楼》诗原文为：“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睛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８〕文化城一九三二年十月间，北平文教界江瀚等三十多人，在日军进逼关内，华北危急时，向国民党政府呈送意见书，以北平保存有“寄付着国家命脉，国民精神的文化品物”和“全国各种学问的专门学者，大多荟萃在北平”为理由，要求“明定北平为文化城”，将“北平的军事设备挪开”，用不设防来求得北平免遭日军炮火。这实际上迎合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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