孺牛 当我在家乡的村子里看中国旧戏的时候，是还未被教育成“读书人”的时候，小朋友大抵是农民。爱看的是翻筋斗，跳老虎，一把烟焰，现出一个妖精来；对于剧情，似乎都不大和我们有关系。大面和老生的争城夺地，小生和正旦的离合悲欢，全是他们的事，捏锄头柄人家的孩子，自己知道是决不会登坛拜将，或上京赴考的。但还记得有一出给了感动的戏，好像是叫作《斩木诚》〔２〕。一个大官蒙了不白之冤，非被杀不可了，他家里有一个老家丁，面貌非常相像，便代他去“伏法”。那悲壮的动作和歌声，真打动了看客的心，使他们发见了自己的好模范。因为我的家乡的农人，农忙一过，有些是给大户去帮忙的。为要做得像，临刑时候，主母照例的必须去“抱头大哭”，然而被他踢开了，虽在此时，名分也得严守，这是忠仆，义士，好人。 但到我在上海看电影的时候，却早是成为“下等华人”的了，看楼上坐着白人和阔人，楼下排着中等和下等的“华胄”，银幕上现出白色兵们打仗，白色老爷发财，白色小姐结婚，白色英雄探险，令看客佩服，羡慕，恐怖，自己觉得做不到。但当白色英雄探险非洲时，却常有黑色的忠仆来给他开路，服役，拚命，替死，使主子安然的回家；待到他豫备第二次探险时，忠仆不可再得，便又记起了死者，脸色一沉，银幕上就现出一个他记忆上的黑色的面貌。黄脸的看客也大抵在微光中把脸色一沉：他们被感动了。 幸而国产电影也在挣扎起来，耸身一跳，上了高墙，举手一扬，掷出飞剑，不过这也和十九路军〔３〕一同退出上海，现在是正在准备开映屠格纳夫的《春潮》〔４〕和茅盾的《春蚕》〔５〕了。当然，这是进步的。但这时候，却先来了一部竭力宣传的《瑶山艳史》〔６〕。 这部片子，主题是“开化瑶民”，机键是“招驸马〔７〕”，令人记起《四郎探母》〔８〕以及《双阳公主追狄》〔９〕这些戏本来。中国的精神文明主宰全世界的伟论，近来不大听到了，要想去开化，自然只好退到苗瑶之类的里面去，而要成这种大事业，却首先须“结亲”，黄帝子孙，也和黑人一样，不能和欧亚大国的公主结亲，所以精神文明就无法传播。这是大家可以由此明白的。 九月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一日《申报·自由谈》。〔２〕《斩木诚》根据下文所述情节，此剧出自清代李玉著传奇《一捧雪》。木诚应作莫诚，为剧中人莫怀古之仆。〔３〕十九路军指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军队进攻上海，驻在上海的十九路军曾自动进行抵抗；但国民党政府破坏抗日，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将十九路军调往福建。 〔４〕《春潮》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一九三三年上海亨生影片公司曾据以拍摄为同名影片。 〔５〕《春蚕》茅盾的短篇小说，一九三三年由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改编拍摄为同名影片。 〔６〕《瑶山艳史》一部侮辱少数民族的影片，上海艺联影业公司出品。片中有在瑶区从事“开化”工作的男主角向瑶王女儿求爱，决心不再“出山”的情节。一九三三年九月初在上海公映时，影片公司在各报大登广告。该片曾获国民党中央党部嘉奖，“开化瑶民”一语，见于嘉奖函中。 〔７〕驸马汉朝设有“驸马都尉”，掌管御马；魏晋开始，公主的配偶授与“驸马都尉”的职位，此后驸马成为公主配偶的专称。〔８〕《四郎探母》京剧，内容是北宋与辽交战，宋将杨四郎（延辉）被俘，当了驸马。后四郎母佘太君统兵征辽，四郎思母，潜回宋营探望，然后重返辽邦。 〔９〕《双阳公主追狄》京剧，内容是北宋大将狄青西征途中误走单单国，被诱与单单王之女双阳公主成亲。后来狄青逃出，继续西行，至风火关，公主追来，斥他负义；狄青以实情相告，公主感动，将他放走。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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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苇索 章克标〔２〕先生做过一部《文坛登龙术》，因为是预约的，而自己总是悠悠忽忽，竟失去了拜诵的幸运，只在《论语》〔３〕上见过广告，解题和后记。但是，这真不知是那里来的“烟士披里纯”〔４〕，解题的开头第一段，就有了绝妙的名文—— “登龙是可以当作乘龙解的，于是登龙术便成了乘龙的技术，那是和骑马驾车相类似的东西了。但平常乘龙就是女婿的意思，文坛似非女性，也不致于会要招女婿，那么这样解释似乎也有引起别人误会的危险。……” 确实，查看广告上的目录，并没有“做女婿”这一门，然而这却不能不说是“智者千虑”〔５〕的一失，似乎该有一点增补才好，因为文坛虽然“不致于会要招女婿”，但女婿却是会要上文坛的。 术曰：要登文坛，须阔太太〔６〕，遗产必需，官司莫怕。穷小子想爬上文坛去，有时虽然会侥幸，终究是很费力气的；做些随笔或茶话之类，或者也能够捞几文钱，但究竟随人俯仰。最好是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赔嫁钱，作文学资本，笑骂随他笑骂，恶作我自印之。“作品”一出，头衔自来，赘婿虽能被妇家所轻，但一登文坛，即声价十倍，太太也就高兴，不至于自打麻将，连眼梢也一动不动了，这就是“交相为用”。但其为文人也，又必须是唯美派，试看王尔德〔７〕遗照，盘花钮扣，镶牙手杖，何等漂亮，人见犹怜，而况令阃〔８〕。可惜他的太太不行，以至滥交顽童，穷死异国，假如有钱，何至于此。所以倘欲登龙，也要乘龙，“书中自有黄金屋”〔９〕，早成古话，现在是“金中自有文学家”当令了。 但也可以从文坛上去做女婿。其术是时时留心，寻一个家里有些钱，而自己能写几句“阿呀呀，我悲哀呀”的女士，做文章登报，尊之为“女诗人”〔１０〕。待到看得她有了“知己之感”，就照电影上那样的屈一膝跪下，说道“我的生命呵，阿呀呀，我悲哀呀！”——则由登龙而乘龙，又由乘龙而更登龙，十分美满。然而富女诗人未必一定爱穷男文士，所以要有把握也很难，这一法，在这里只算是《登龙术拾遗》的附录，请勿轻用为幸。 八月二十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申报·自由谈》。〔２〕章克标浙江海宁人。他的《文坛登龙术》，是一部以轻浮无聊的态度，叙述当时部分文人种种投机取巧手段的书，一九三三年五月出版。 〔３〕《论语》文艺性半月刊，林语堂等编，一九三二年九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七年八月停刊。该刊第十九期（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六日）曾刊载《文坛登龙术》的《解题》和《后记》，第二十三期（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六日）又刊载该书的广告及目录。〔４〕“烟士披里纯”英语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的音译，意为灵感。〔５〕“智者千虑”语出《史记·淮阴侯列传》：“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６〕要登文坛，须阔太太这是对邵洵美等人的讽刺。邵娶清末大买办官僚、百万富豪盛宣怀之孙女为妻，曾出资自办书店和编印刊物。 〔７〕王尔德（Ｏ．Ｗｉｌｄｅ，１８５６—１９００）英国唯美派作家。著有童话《快乐王子集》、剧本《莎乐美》、《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等。曾因不道德罪（同性恋，即文中说的“滥交顽童”）入狱，后流落巴黎，穷困而死。 〔８〕人见犹怜，而况令阃南朝宋虞通之《妒记》记晋代桓温以李势女为妾，桓妻性凶妒，知此事后，拔刀率领婢女数十人前往杀李，但在会见之后，却为李的容貌言辞所动，乃掷刀说：“阿姊见汝，不能不怜，何况老奴！”（据鲁迅辑《古小说钩沈》本）这两句即从此改变而来。阃，门槛，古代妇女居住的内室也称为阃，所以又用作妇女的代称。 〔９〕“书中自有黄金屋”语见《劝学文》（相传为宋真宗赵恒作）。 〔１０〕“女诗人”当时上海大买办虞洽卿的孙女虞岫云，在一九三二年以虞琰的笔名出版诗集《湖风》，内容充满“痛啊”、“悲愁”等无病呻吟之词。一些无聊的杂志和小报曾加以吹捧，如曾今可就写过《女诗人虞岫云访问记》。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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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椎 五四运动以后，好像中国人就发生了一种新脾气，是：倘有外国的名人或阔人新到，就喜欢打听他对于中国的印象。罗素〔２〕到中国讲学，急进的青年们开会欢宴，打听印象。罗素道：“你们待我这么好，就是要说坏话，也不好说了。”急进的青年愤愤然，以为他滑头。 萧伯纳周游过中国，上海的记者群集访问，又打听印象。萧道：“我有什么意见，与你们都不相干。假如我是个武人，杀死个十万条人命，你们才会尊重我的意见。”〔３〕革命家和非革命家都愤愤然，以为他刻薄。 这回是瑞典的卡尔亲王〔４〕到上海了，记者先生也发表了他的印象：“……足迹所经，均蒙当地官民殷勤招待，感激之余，异常愉快。今次游览观感所得，对于贵国政府及国民，有极度良好之印象，而永远不能磨灭者也。”这最稳妥，我想，是不至于招出什么是非来的。 其实是，罗萧两位，也还不算滑头和刻薄的，假如有这么一个外国人，遇见有人问他印象时，他先反问道：“你先生对于自己中国的印象怎么样？”那可真是一篇难以下笔的文章。 我们是生长在中国的，倘有所感，自然不能算“印象”；但意见也好；而意见又怎么说呢？说我们像浑水里的鱼，活得胡里胡涂，莫名其妙罢，不像意见。说中国好得很罢，恐怕也难。这就是爱国者所悲痛的所谓“失掉了国民的自信”，然而实在也好像失掉了，向各人打听印象，就恰如求签问卜，自己心里先自狐疑着了的缘故。 我们里面，发表意见的固然也有的，但常见的是无拳无勇，未曾“杀死十万条人命”，倒是自称“小百姓”的人，所以那意见也无人“尊重”，也就是和大家“不相干”。至于有位有势的大人物，则在野时候，也许是很急进的罢，但现在呢，一声不响，中国“待我这么好，就是要说坏话，也不好说了”。看当时欢宴罗素，而愤愤于他那答话的由新潮社〔５〕而发迹的诸公的现在，实在令人觉得罗素并非滑头，倒是一个先知的讽刺家，将十年后的心思豫先说去了。 这是我的印象，也算一篇拟答案，是从外国人的嘴上抄来的。 九月二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２〕罗素（Ｂ．Ｒｕｓｓｅｌｌ，１８７２—１９７０）英国哲学家。一九二○年曾来中国，在北京大学讲过学。 〔３〕萧伯纳的话，见《论语》半月刊第十二期（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载镜涵的《萧伯纳过沪谈话记》：“问我这句话有什么用——到处人家问我对于中国的印象，对于寺塔的印象。老实说——我有什么意见与你们都不相干——你们不会听我的指挥。假如我是个武人，杀死个十万条人命，你们才会尊重我的意见。” 〔４〕卡尔亲王（ＣａｒｌＧｕｓｔａｖＯｓｋａｒＦｒｅｄｒｉｋ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当时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的侄子，一九三三年周游世界，八月来中国。下引他对记者的谈话，见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日《申报》。〔５〕新潮社北京大学部分学生和教员组织的一个具有进步倾向的社团。一九一八年底成立，主要成员有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周作人等。曾出版《新潮》月刊（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刊）和《新潮丛书》。后来由于主要成员的变化，该社逐渐趋向右倾，无形解体；傅斯年、罗家伦等成为国民党政权在教育文化方面的骨干人物。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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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之余 前几天写了一篇《扑空》之后，对于什么“《庄子》与《文选》”之类，本也不想再说了。第二天看见了《自由谈》上的施蛰存先生《致黎烈文先生书》，也是“兼示”我的，就再来说几句。因为施先生驳复我的三项，我觉得都不中肯——（一）施先生说，既然“有些新青年可以有旧思想，有些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则像他似的“遗少之群中的一肢一节”的旧思想也可以存而不论，而且写《庄子》那样的古文也不妨了。自然，倘要这样写，也可以说“不妨”的，宇宙决不会因此破灭。但我总以为现在的青年，大可以不必舍白话不写，却另去熟读了《庄子》，学了它那样的文法来写文章。至于存而不论，那固然也可以，然而论及又有何妨呢？施先生对于青年之文法拙直，字汇少，和我的《感旧》，不是就不肯“存而不论”么？ （二）施先生以为“以词取士”，和劝青年看《庄子》与《文选》有“强迫”与“贡献”之分，我的比例并不对。但我不知道施先生做国文教员的时候，对于学生的作文，是否以富有《庄子》文法与《文选》字汇者为佳文，转为编辑之后，也以这样的作品为上选？假使如此，则倘作“考官”，我看是要以《庄子》与《文选》取士的。 （三）施先生又举鲁迅的话，说他曾经说过：一，“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２〕可见是承认了要能作文，该多看中国书；二，“……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就知道没有反对青年读古书过。这是施先生忽略了时候和环境。他说一条的那几句的时候，正是许多人大叫要作白话文，也非读古书不可之际，所以那几句是针对他们而发的，犹言即使恰如他们所说，也不过不能作文，而去读古书，却比不能作文之害还大。至于二，则明明指定着研究旧文学的青年，和施先生的主张，涉及一般的大异。倘要弄中国上古文学史，我们不是还得看《易经》与《书经》〔３〕么？ 其实，施先生说当他填写那书目的时候，并不如我所推测那样的严肃，我看这话倒是真实的。我们试想一想，假如真有这样的一个青年后学，奉命惟谨，下过一番苦功之后，用了《庄子》的文法，《文选》的语汇，来写发挥《论语》《孟子》和《颜氏家训》的道德的文章，“这岂不是太滑稽吗”？ 然而我的那篇《怀旧》是严肃的。我并非为要“多获群众”，也不是因为恨施先生没有推荐《华盖集》正续编及《伪自由书》；更不是别有“动机”，例如因为做学生时少得了分数，或投稿时被没收了稿子，现在就借此来报私怨。十月二十一日。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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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隼 “推”和“踢”只能死伤一两个，倘要多，就非“冲”不可。 十三日的新闻上载着贵阳通信〔２〕说，九一八纪念，各校学生集合游行，教育厅长谭星阁临事张皇，乃派兵分据街口，另以汽车多辆，向行列冲去，于是发生惨剧，死学生二人，伤四十余，其中以正谊小学学生为最多，年仅十龄上下耳。……我先前只知道武将大抵通文，当“枕戈待旦”的时候，就会做骈体电报，这回才明白虽是文官，也有深谙韬略的了。田单曾经用过火牛〔３〕，现在代以汽车，也确是二十世纪。 “冲”是最爽利的战法，一队汽车，横冲直撞，使敌人死伤在车轮下，多么简截；“冲”也是最威武的行为，机关一扳，风驰电掣，使对手想回避也来不及，多么英雄。各国的兵警，喜欢用水龙冲，俄皇〔４〕曾用哥萨克马队冲，都是快举。各地租界上我们有时会看见外国兵的坦克车在出巡，这就是倘不恭顺，便要来冲的家伙。 汽车虽然并非冲锋的利器，但幸而敌人却是小学生，一匹疲驴，真上战场是万万不行的，不过在嫩草地上飞跑，骑士坐在上面暗呜叱咤，却还很能胜任愉快，虽然有些人见了，难免觉得滑稽。 十龄上下的孩子会造反，本来也难免觉得滑稽的。但我们中国是常出神童的地方，一岁能画，两岁能诗，七龄童做戏，十龄童从军，·十·几·龄·童·做·委·员，原是常有的事实；连七八岁的女孩也会被凌辱，从别人看来，是等于“年方花信”〔５〕的了。 况且“冲”的时候，倘使对面是能够有些抵抗的人，那就汽车会弄得不爽利，冲者也就不英雄，所以敌人总须选得嫩弱。流氓欺乡下老，洋人打中国人，教育厅长冲小学生，都是善于克敌的豪杰。 “身当其冲”，先前好像不过一句空话，现在却应验了，这应验不但在成人，而且到了小孩子。“婴儿杀戮”〔６〕算是一种罪恶，已经是过去的事，将乳儿抛上空中去，接以枪尖，不过看作一种玩把戏的日子，恐怕也就不远了罢。 十月十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贵阳通信见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三日《申报》载国闻社重庆通讯。按当时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主席为王家烈，他和教育厅长谭星阁等都是这次惨案的主谋；事后他们严密检查邮电，消息在惨案发生后二十余日才由重庆传出。 〔３〕田单曾经用过火牛田单，战国时齐国人。据《史记·田单列传》，燕伐齐，破齐七十余城，齐军退守莒和即墨；后来田单在即墨用火牛大破燕军，尽复失地。 〔４〕俄皇指旧俄最末的一个沙皇尼古拉二世（NJGP]SⅡ＃保福叮浮?保梗保福?*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俄国旧历一月九日）他曾令哥萨克马队在冬宫前冲击和屠杀请愿群众。 〔５〕“年方花信”指女子正当成年时期。花信，花开的消息。〔６〕“婴儿杀戮”见基督教的《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二章，其中说：当犹太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希律王知道了，心里很不安。“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按约瑟是马利亚的丈夫，马利亚在婚前受圣灵感动怀孕，婚后生子耶稣）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他们走后，希律“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 #p#副标题#e#
丰之余 达一〔２〕先生在《文统之梦》里，因刘勰〔３〕自谓梦随孔子，乃始论文，而后来做了和尚，遂讥其“贻羞往圣”。其实是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４〕，二是《老子》〔５〕，三是《维摩诘经》〔６〕，不但采作谈资，并且常常做一点注解。唐有三教辩论〔７〕，后来变成大家打诨；所谓名儒，做几篇伽蓝碑文也不算什么大事。宋儒道貌岸然，而窃取禅师的语录。清呢，去今不远，我们还可以知道儒者的相信《太上感应篇》和《文昌帝君阴骘文》〔８〕，并且会请和尚到家里来拜忏。 耶稣教传入中国，教徒自以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却都叫他们是“吃教”的。这两个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数的儒释道教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于许多“吃革命饭”的老英雄。 清朝人称八股文为“敲门砖”，因为得到功名，就如打开了门，砖即无用。近年则有杂志上的所谓“主张”〔９〕。《现代评论》〔１０〕之出盘，不是为了迫压，倒因为这派作者的飞腾；《新月》〔１１〕的冷落，是老社员都“爬”了上去，和月亮距离远起来了。这种东西，我们为要和“敲门砖”区别，称之为“上天梯”罢。 “教”之在中国，何尝不如此。讲革命，彼一时也；讲忠孝，又一时也；跟大拉嘛打圈子，又一时也；造塔藏主义，又一时也。〔１２〕有宜于专吃的时代，则指归应定于一尊，有宜合吃的时代，则诸教亦本非异致，不过一碟是全鸭，一碟是杂拌儿而已。刘勰亦然，盖仅由“不撤姜食”〔１３〕一变而为吃斋，于胃脏里的分量原无差别，何况以和尚而注《论语》《孝经》或《老子》，也还是不失为一种“天经地义”呢？ 九月二十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九日《申报·自由谈》。 〔２〕达一即陈子展，湖南长沙人，古典文学研究者。《文统之梦》一文，载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七日《申报·自由谈》，其中有一节说：“文统之梦，盖南北朝文人恒有之。刘勰作《文心雕龙》，其序略云：予齿在逾立，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圣人之难见也，薨小子之垂梦欤？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可知刘勰梦见孔子，隐然以文统自肩，而以道统让之经生腐儒。微惜其攻乎异端，皈依佛氏，正与今之妄以道统自肩者同病，贻羞往圣而不自知也。”〔３〕刘勰（？—约５２０）字彦和，南朝梁南东莞（今江苏镇江）人，文艺理论家。晚年出家为僧。 〔４〕《论语》儒家经典，孔丘弟子记录孔丘言行的书。《孝经》，儒家经典，记载孔丘与其弟子曾参关于“孝道”问答的书。〔５〕《老子》又名《道德经》，道家经典，相传为春秋时老聃所作。 〔６〕《维摩诘经》全称《维摩诘所说经》，佛教经典，维摩诘是经中所写的大乘居士，相传是与释迦牟尼同时代的人。〔７〕三教辩论始见于北周，盛于唐代。唐德宗每年生日，在麟德殿举行儒、释、道三教的辩论，形式很典重，但三方都以常识性的琐碎问题应付场面，并无实际上的问难，相反却强调三教“同源”，并往往杂以谐谑。唐懿宗时，还有俳优在皇帝面前以“三教辩论”作为逗笑取乐的资料（见《太平广记》卷二五二引《唐阙史·俳优人》）。〔８〕《太上感应篇》《道藏·太清部》著录三十卷，题“宋李昌龄传”。清代经学家惠栋曾为它作注。《文昌帝君阴骘文》，相传为晋代张亚子所作。《明史·礼志（四）》说张亚子死后成为掌管人间禄籍的神道，称文昌帝君。二者都是宣传道家因果报应迷信思想的书。〔９〕杂志上的所谓“主张”指胡适在《努力周报》上提出的“好政府”主张，参看本卷第６５页注〔５〕。 〔１０〕《现代评论》综合性周刊，胡适、陈西滢、王世杰、徐志摩等人办的同人杂志。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七月移至上海出版，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停刊。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后来多在教育界或反动政界充任要职。 〔１１〕《新月》新月社主办的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月刊，一九二八年三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三三年六月停刊。 〔１２〕这里是对戴季陶一类国民党政客言行的讽刺。戴季陶在大革命时期伪装革命，不久即暴露出反革命面目，竭力鼓吹忠孝等封建道德。关于他“跟大拉嘛打圈子”及“造塔藏主义”，参看本卷第２８２页注〔５〕、第１４０页注〔６〕。 〔１３〕不撤姜食语见《论语·乡党》。据朱熹注：“姜，通神明，去秽恶，故不撤。”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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孺牛 关于张献忠〔２〕的传说，中国各处都有，可见是大家都很以他为奇特的，我先前也便是很以他为奇特的人们中的一个。儿时见过一本书，叫作《无双谱》〔３〕，是清初人之作，取历史上极特别无二的人物，各画一像，一面题些诗，但坏人好像是没有的。因此我后来想到可以择历来极其特别，而其实是代表着中国人性质之一种的人物，作一部中国的“人史”，如英国嘉勒尔〔４〕的《英雄及英雄崇拜》，美国亚懋生〔５〕的《伟人论》那样。惟须好坏俱有，有啮雪苦节的苏武〔６〕，舍身求法的玄奘〔７〕，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孔明〔８〕，但也有呆信古法，“死而后已”的王莽〔９〕，有半当真半取笑的变法的王安石〔１０〕；张献忠当然也在内。但现在是毫没有动笔的意思了。 《蜀碧》〔１１〕一类的书，记张献忠杀人的事颇详细，但也颇散漫，令人看去仿佛他是像“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样，专在“为杀人而杀人”了。他其实是别有目的的。他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了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的风雅皇帝，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的心情，完全一样。他还有兵，而没有古董之类，所以就杀，杀，杀人，杀……但他还要维持兵，这实在不过是维持杀。他杀得没有平民了，就派许多较为心腹的人到兵们中间去，设法窃听，偶有怨言，即跃出执之，戮其全家（他的兵像是有家眷的，也许就是掳来的妇女）。以杀治兵，用兵来杀，自己是完了，但要这样的达到一同灭亡的末路。我们对于别人的或公共的东西，不是也不很爱惜的么？ 所以张献忠的举动，一看虽然似乎古怪，其实是极平常的。古怪的倒是那些被杀的人们，怎么会总是束手伸颈的等他杀，一定要清朝的肃王〔１２〕来射死他，这才作为奴才而得救，而还说这是前定，就是所谓“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１３〕。但我想，这豫言诗是后人造出来的，我们不知道那时的人们真是怎么想。 七月二十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申报·自由谈》。〔２〕张献忠（１６０６—１６４６）延安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崇祯三年（１６３０）起义，转战河南、陕西等地。崇祯十七年入川，在成都建立大西国。顺治三年（１６４６）出川，有川北盐亭界为清兵所害。旧史书中常有关于他杀人的夸大记载。〔３〕《无双谱》清代金古良编绘，内收从汉到宋四十个名人的画像，并各附一诗。 〔４〕嘉勒尔（Ｔ．Ｃａｒｌｙｌｅ，１７９５—１８８１）通译卡莱尔，英国著作家及历史学家。著有《法国革命史》、《过去与现在》等。《英雄及英雄崇拜》是他的讲演稿，出版于一八四一年。 〔５〕亚懋生（Ｒ．Ｗ．Ｅｍｅｒｓｏｎ，１８０３—１８８２）通译爱默生，美国著作家。著有《论文集》、《英国人的性格》等。《伟人论》（一译《代表人物》）是他于一八四七年访问英国时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讲演稿，后经整理于一八五○年出版。 〔６〕苏武（？—前６０）字子卿，京兆杜陵（今属陕西西安市）人。汉武帝天汉元年（前１００）以中郎将出使匈奴，被单于扣留，幽禁在一个大窖中，断绝饮食。他啮雪吞毡，得以不死。后又被送到北海（今苏联贝加尔湖）无人处去牧羊，他仍坚苦卓绝，始终不屈。直到汉昭帝始元六年（前８１），因匈奴与汉和好，才被遣回朝。〔７〕玄奘（６０２—６６４）唐代高僧，翻译家、旅行家。本姓陈，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隋末出家。他鉴于初期输入的佛典不够精确完全，佛教内部对教义阐发不一，立志亲赴佛教发源地天竺（古印度）求法，于贞观三年（６２９，一说贞观元年）自长安西行，取道甘肃、新疆，过沙漠，越葱岭，经阿富汗，历尽艰险到达印度，在中印度摩揭陀国那烂陀寺从戒贤法师钻研梵典，又遍游印度半岛的东部和西部，后于贞观十九年返抵长安。他带回经卷六五七部，与其弟子们共译七十五部，计一三三五卷。此外，他又口述所历诸国风土，由僧人辩机编录而成《大唐西域记》一书。 〔８〕孔明（１８１—２３４）姓诸葛名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时蜀汉丞相。“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句，是他在建兴六年（２２８）十一月上蜀后主刘禅奏章中的话。这篇奏章世称为《后出师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未载，见于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晋代习凿齿的《汉晋春秋》，据说出于三国时吴国张俨的《默记》。〔９〕王莽（前４５—２３）字巨君，东平陵（今山东历城）人。西汉末年，他以外戚由大司马逐渐做到“摄皇帝”，实际掌握了当时的政权。公元八年，他废孺子婴，自立为帝，国号新。即位后他模仿古法，改定一切制度，如收全国土地为国有，称为“王田”，不得买卖；一家男口不满八人而有田一井（九百亩）以上的，将余田分给同族或乡里；奴婢称为“私属”，禁止买卖等等。但后来#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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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示丰之余先生 烈文兄： 那天电车上匆匆一晤，我因为要到民九社书铺去买一本看中意了的书，所以在王家沙下车了。但那本书终于因价钱不合，没有买到，徒然失去了一个与你多谈一刻的机会，甚怅怅。 关于“《庄子》与《文选》”问题，我决不再想说什么话。本来我当时填写《大晚报》编辑部寄来的那张表格的时候，并不含有如丰先生的意见所看出来的那样严肃。我并不说每一个青年必须看这两部书，也不是说每一个青年只要看这两部书，也并不是说我只有这两部书想推荐。大概报纸副刊的编辑，想借此添一点新花样，而填写者也大都是偶然觉得有什么书不妨看看，就随手写下了。早知这一写竟会闯出这样大的文字纠纷来，即使《大晚报》副刊编者崔万秋先生给我磕头我也不肯写的。 今天看见《涛声》第四十期上有一封曹聚仁先生给我的信，最后一句是：“没有比这两部书更有利于青年了吗？ 敢问。”这一问真问得我啼笑皆非了。（曹聚仁先生的信态度很真挚，我将有一封复信给他，也许他会得刊在《涛声》上，我希望你看一看。） 对于丰之余先生我也不愿再冒犯他，不过对于他在《感旧》（上）那一篇文章里三点另外的话觉得还有一点意见—— （一）丰先生说：“有些新青年可以有旧思想，有些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是的，新青年尚且可以有旧思想，那么像我这种“遗少之群中的一肢一节”之有旧思想似乎也可以存而不论的了。至于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则似乎写《庄子》那样的古文也不妨，只要看它的内容如何罢了。 （二）丰先生说不懂我劝青年看《庄子》与《文选》与做了考官以词取士有何分界，这其实是明明有着分界的。前者是以一己的意见供献给青年，接受不接受原在青年的自由；后者却是代表了整个阶级（注：做官的阶级也），几乎是强迫青年全体去填词了。（除非这青年不想做官。） （三）说鲁迅先生的文章是从《庄子》与《文选》中来的，这确然是滑稽的，我记得我没有说过那样的话。我的文章里举出鲁迅先生来作例，其意只想请不反对青年从古书求得一点文学修养的鲁迅先生来帮帮忙。鲁迅先生虽然一向是劝青年多读外国书的，但这是他以为从外国书中可以训练出思想新锐的青年来；至于像我那样给青年从做文章（或说文学修养）上着想，则鲁迅先生就没有反对青年读古书过。举两个证据来罢：一，“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见北新版《华盖集》第四页。）这可见鲁迅先生也承认要能作文，该多看中国书了。而这所谓中国书，从上文看来，似乎并不是指的白话文书。二，“我常被询问，要弄文学，应该看什么书？……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见北新版《而已集》第四十五页。） 现在，我想我应该在这里“带住”了，我曾有一封信给《大晚报》副刊的编者，为了尊重丰之余先生的好意，我曾请求允许我换两部书介绍给青年。除了我还写一封信给曹聚仁先生之外，对于这“《庄子》与《文选》”的问题我没有要说的话了。我曾经在《自由谈》的壁上，看过几次的文字争，觉得每次总是愈争愈闹意气，而离本题愈远，甚至到后来有些参加者的动机都是可以怀疑的，我不想使自己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漩涡，所以我不再说什么话了。昨晚套了一个现成偈语：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唯无是非观庶几免是非倘有人能写篆字者乎？颇想一求法挥，张之素壁。施蛰存上（十九日）。 十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少看中国书”二句见《华盖集·青年必读书》。〔３〕《易经》又名《周易》，儒家经典，古代记载占卜的书。其中卦辞、爻辞部分，可能萌芽于殷周之际。《书经》，又名《尚书》，儒家经典，我国上古历史文件的汇编。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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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隼 这几天，听涛社出了一本《肉食者言》〔２〕，是现在的在朝者，先前还是在野时候的言论，给大家“听其言而观其行”〔３〕，知道先后有怎样的不同。那同社出版的周刊《涛声》〔４〕里，也常有同一意思的文字。 这是查旧帐，翻开帐簿，打起算盘，给一个结算，问一问前后不符，是怎么的，确也是一种切实分明，最令人腾挪不得的办法。然而这办法之在现在，可未免太“古道”了。古人是怕查这种旧帐的，蜀的韦庄〔５〕穷困时，做过一篇慷慨激昂，文字较为通俗的《秦妇吟》，真弄得大家传诵，待到他显达之后，却不但不肯编入集中，连人家的钞本也想设法消灭了。当时不知道成绩如何，但看清朝末年，又从敦煌的山洞中掘出了这诗的钞本，就可见是白用心机了的，然而那苦心却也还可以想见。 不过这是古之名人。常人就不同了，他要抹杀旧帐，必须砍下脑袋，再行投胎。斩犯绑赴法场的时候，大叫道，“过了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为了另起炉灶，从新做人，非经过二十年不可，真是麻烦得很。 不过这是古今之常人。今之名人就又不同了，他要抹杀旧帐，从新做人，比起常人的方法来，迟速真有邮信和电报之别。不怕迂缓一点的，就出一回洋，造一个寺，生一场病，游几天山；要快，则开一次会，念一卷经，演说一通，宣言一下，或者睡一夜觉，做一首诗也可以；要更快，那就自打两个嘴巴，淌几滴眼泪，也照样能够另变一人，和“以前之我”绝无关系。净坛将军〔６〕摇身一变，化为鲫鱼，在女妖们的大腿间钻来钻去，作者或自以为写得出神入化，但从现在看起来，是连新奇气息也没有的。 如果这样变法，还觉得麻烦，那就白一白眼，反问道：“这是我的帐？”如果还嫌麻烦，那就眼也不白，问也不问，而现在所流行的却大抵是后一法。 “古道”怎么能再行于今之世呢？竟还有人主张读经，真不知是什么意思？然而过了一夜，说不定会主张大家去当兵的，所以我现在经也没有买，恐怕明天兵也未必当。七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申报·自由谈》。 〔２〕《肉食者言》原书作《食肉者言》，马成章编，一九三三年七月上海听涛社出版。内收吴稚晖和现代评论派唐有壬、高一涵、周鲠生等人数年前所写的攻击北洋政府的文章十数篇。这书出版的用意，是在显示吴稚晖等当时的行为和以前的言论完全不符，因为当时吴稚晖已成为蒋介石的帮凶，唐有壬等也大都出任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吏。“肉食者”，指居高位，享厚禄的人，语见《左传》庄公十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３〕“听其言而观其行”语见《论语·公冶长》：“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４〕《涛声》参看本卷第１８３页注〔１３〕。〔５〕韦庄（约８３６—９１０）字端己，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人，晚唐五代时的诗人与词人，五代前蜀主王建的宰相。唐僖宗广明元年（８８０）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长安时，韦庄因应试正留在城中，三年后（中和三年，８８３）他将当时耳闻目见的种种乱离情形，写成长篇叙事诗《秦妇吟》。这首诗在当时很流行，许多人家都将诗句刺在幛子上，又称他为“《秦妇吟》秀才”。诗中写了黄巢入长安时一般公卿的狼狈以及官军骚扰人民的情状，因王建当时是官军杨复光部的将领之一，所以后来韦庄讳言此诗，竭力设法想使它消灭，在《家诫》内特别嘱咐家人“不许垂《秦妇吟》幛子”（见宋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后来他的弟弟韦蔼为他编辑《浣花集》时也未将此诗收入。直到清光绪末年，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先后在我国甘肃敦煌县千佛洞盗取古物，才发现了这诗的残抄本。一九二四年王国维据巴黎图书馆所藏天复五年（９０５）张龟写本和伦敦博物馆所藏贞明五年（９１９）安友盛写本，加以校订，恢复了原诗的完整面貌。 〔６〕净坛将军即小说《西游记》中的猪八戒（原作净坛使者），关于他化为鲫鱼（原作鲇鱼）在女妖们的大腿间钻来钻去的故事，见该书第七十二回。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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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与《文选》之论争 万秋先生： 我在贵报向青年推荐了两部旧书，不幸引起了丰之余先生的训诲，把我派做“遗少中的一肢一节”。自从读了他老人家的《感旧以后》（上）一文后，我就不想再写什么，因为据我想起来，劝新青年看新书自然比劝他们看旧书能够多获得一些群众。丰之余先生毕竟是老当益壮，足为青年人的领导者。至于我呢，虽然不敢自认为遗少，但的确已消失了少年的活力，在这万象皆秋的环境中，即使丰之余先生那样的新精神，亦已不够振拔我的中年之感了。所以，我想借贵报一角篇幅，将我在九月二十九日贵报上发表的推荐给青年的书目改一下：我想把《庄子》与《文选》改为鲁迅先生的《华盖集》正续编及《伪自由书》。我想，鲁迅先生为当代“文坛老将”，他的著作里是有着很广大的活字汇的，而且据丰之余先生告诉我，鲁迅先生文章里的确也有一些从《庄子》与《文选》里出来的字眼，譬如“之乎者也”之类。 这样，我想对于青年人的效果也是一样的。本来我还想推荐一二部丰之余先生的著作，可惜坊间只有丰子恺先生的书，而没有丰之余先生的书，说不定他是像鲁迅先生印珂罗版木刻图一样的是私人精印本，属于罕见书之列，我很惭愧我的孤陋寡闻，未能推荐矣。 此外，我还想将丰之余先生介绍给贵报，以后贵报倘若有关于征求意见之类的计划，大可设法寄一份表格给丰之余先生，我想一定能够供给一点有价值的意见的。 不过，如果那征求是与“遗少的一肢一节”有关系的话，那倒不妨寄给我。 看见昨天的贵报，知道你预备将这桩公案请贵报的读者来参加讨论。我不知能不能请求你取销这个计划。我常常想，两个人在报纸上作文字战，其情形正如弧光灯下的拳击手，而报纸编辑正如那赶来赶去的瘦裁判，读者呢，就是那些在黑暗里的无理智的看客。瘦裁判总希望拳击手一回合又一回合地打下去，直到其中的一个倒了下来，Ｏｎｅ，Ｔｗｏ，Ｔｈｒｅｅ……站不起来，于是跑到那喘着气的胜者身旁去，举起他的套大皮手套的膀子，高喊着“Ｍｒ．ＸＷｉｎｔｈｅＣｈａｍｐｉｏｎ．”你试想想看，这岂不是太滑稽吗？现在呢，我不幸而自己做了这两个拳击手中间的一个，但是我不想为了瘦裁判和看客而继续扮演这滑稽戏了。并且也希望你不要做那瘦裁判。你不看见今天《自由谈》上止水先生的文章中引着那几句俗语吗？“舌头是扁的，说话是圆的”，难道你以为从读者的讨论中会得有真是非产生出来呢？ 施蛰存。十月十八日。 十月十九日，《大晚报》《火炬》。 《扑空》正误丰之余 前几天写《扑空》的时候，手头没有书，涉及《颜氏家训》之处，仅凭记忆，后来怕有错误，设法觅得原书来查了一查，发见对于颜之推的记述，是我弄错了。其《教子篇》云：“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俛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 然则齐士的办法，是庚子以后官商士绅的办法，施蛰存先生却是合齐士与颜氏的两种典型为一体的，也是现在一部分的人们的办法，可改称为“北朝式道德”，也还是社会上的严重的问题。 对于颜氏，本应该十分抱歉的，但他早经死去了，谢罪行否都不相干，现在只在这里对于施先生和读者订正我的错误。 十月二十五日。 突围施蛰存 （八）对于丰之余先生，我的确曾经“打了几拳”，这也许会成为我毕生的遗憾。但是丰先生作《扑空》，其实并未“空”，还是扑的我，站在丰先生那一方面（或者说站在正邪说那方面）的文章却每天都在“剿”我，而我却真有“一个人的受难”之感了。 但是，从《扑空》一文中我发现了丰先生作文的逻辑，他说“我早经声明，先前的文字并非专为他个人而发的”。 但下文却有“因为他辩驳的话比我所预料的还空虚”。不专为我而发，但已经预料我会辩驳，这又该作何解？ 因为被人“指摘”了，我也觉得《庄子》与《文选》这两本书诚有不妥处，于是在给《大晚报》编辑的信里，要求他许我改两部新文学书，事实确是如此的。我并不说丰先生是恨我没有推荐这两部新文学书而“反对《庄子》与《文选》”的，而丰先生却说我存着这样的心思，这又岂是“有伦次”的话呢？ 丰先生又把话题搭到《颜氏家训》，又搭到我自己正在读的两本书，并为一谈，说推荐《颜氏家训》是在教青年学鲜卑语，弹琵琶，以服事贵人，而且我还以身作则，在读一本洋书；说颜之推是“儒士似的，却又归心于佛”，因而我也看一本佛书；从丰先生的解释看起来，竟连我自己也失笑了，天下事真会这样巧！ 我明明记得，《颜氏家训》中的确有一个故事，说有人教子弟学鲜卑语，学琵琶，但我还记得底下有一句：“亦不愿汝曹为之”，可见颜之推并不劝子弟读外国书。今天丰先生有“正误”了，他把这故事更正了之后，却说：“施蛰存先生却是合齐士与颜氏的两种典型为一体的。” 这个，我倒#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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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萌 火的来源，希腊人以为是普洛美修斯〔２〕从天上偷来的，因此触了大神宙斯之怒，将他锁在高山上，命一只大鹰天天来啄他的肉。 非洲的土人瓦仰安提族〔３〕也已经用火，但并不是由希腊人传授给他们的。他们另有一个窃火者。 这窃火者，人们不能知道他的姓名，或者早被忘却了。他从天上偷了火来，传给瓦仰安提族的祖先，因此触了大神大拉斯之怒，这一段，是和希腊古传相像的。但大拉斯的办法却两样了，并不是锁他在山巅，却秘密的将他锁在暗黑的地窖子里，不给一个人知道。派来的也不是大鹰，而是蚊子，跳蚤，臭虫，一面吸他的血，一面使他皮肤肿起来。这时还有蝇子们，是最善于寻觅创伤的脚色，嗡嗡的叫，拚命的吸吮，一面又拉许多蝇粪在他的皮肤上，来证明他是怎样地一个不干净的东西。 然而瓦仰安提族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一个故事。他们单知道火乃酋长的祖先所发明，给酋长作烧死异端和烧掉房屋之用的。 幸而现在交通发达了，非洲的蝇子也有些飞到中国来，我从它们的嗡嗡营营声中，听出了这一点点。 七月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九日《申报·自由谈》。〔２〕普洛美修斯希腊神话中造福人类的神。相传他从主神宙斯那里偷了火种给予人类，受到宙斯的惩罚。 〔３〕瓦仰安提族即尼亚姆威齐人，东非坦桑尼亚的主要民族之一，属班图语系。原信祖先崇拜，现多已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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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椎 吉开迦尔〔２〕是丹麦的忧郁的人，他的作品，总是带着悲愤。不过其中也有很有趣味的，我看见了这样的几句——“戏场里失了火。丑角站在戏台前，来通知了看客。大家以为这是丑角的笑话，喝采了。丑角又通知说是火灾。但大家越加哄笑，喝采了。我想，人世是要完结在当作笑话的开心的人们的大家欢迎之中的罢。” 不过我的所以觉得有趣的，并不专在本文，是在由此想到了帮闲们的伎俩。帮闲，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也·就·是·帮·凶。·但·他·的·帮·法，·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譬如罢，有一件事，是要紧的，大家原也觉得要紧，他就以丑角身份而出现了，将这件事变为滑稽，或者特别张扬了不关紧要之点，将人们的注意拉开去，这就是所谓“打诨”。如果是杀人，他就来讲当场的情形，侦探的努力；死的是女人呢，那就更好了，名之曰“艳尸”，或介绍她的日记。如果是暗杀，他就来讲死者的生前的故事，恋爱呀，遗闻呀……人们的热情原不是永不弛缓的，但加上些冷水，或者美其名曰清茶，自然就冷得更加迅速了，而这位打诨的脚色，却变成了文学者。 假如有一个人，认真的在告警，于凶手当然是有害的，只要大家还没有僵死。但这时他就又以丑角身份而出现了，仍用打诨，从旁装着鬼脸，使告警者在大家的眼里也化为丑角，使他的警告在大家的耳边都化为笑话。耸肩装穷，以表现对方之阔，卑躬叹气，以暗示对方之傲；使大家心里想：这告警者原来都是虚伪的。幸而帮闲们还多是男人，否则它简直会说告警者曾经怎样调戏它，当众罗列淫辞，然后作自杀以明耻之状也说不定。周围捣着鬼，无论如何严肃的说法也要减少力量的，而不利于凶手的事情却就在这疑心和笑声中完结了。它呢？这回它倒是道德家。 当没有这样的事件时，那就七日一报，十日一谈，收罗废料，装进读者的脑子里去，看过一年半载，就满脑都是某阔人如何摸牌，某明星如何打嚏的典故。开心是自然也开心的。但是，人世却也要完结在这些欢迎开心的开心的人们之中的罢。 八月二十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五日《申报·自由谈》。〔２〕吉开迦尔（Ｓ．Ａ．Ｋｉｅｒｋｅｇａａｒｄ，１８１３—１８５５）通译克尔凯郭尔，丹麦哲学家。下面引文见于他的《非此即彼》一书的《序幕》。原书注解说，一八三六年二月十四日在彼得堡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按鲁迅这段引文是根据日本宫原晃一郎译克尔凯郭尔《忧愁的哲理》一书。）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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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这句话成了“罪人”的代名词，已经足足四年了。压迫罢，谁也不响；杀戮罢，谁也不响；文学上一提起这句话，就有许多“文人学士”和“正人君子”来笑骂，接着又有许多他们的徒子徒孙来笑骂。劳动者呀劳动者，真要永世不得翻身了。 不料竟又有人记得你起来。 不料帝国主义老爷们还嫌党国屠杀得不赶快，竟来亲自动手了，炸的炸，轰的轰。称“人民”为“反动分子”，是党国的拿手戏，而不料帝国主义老爷也有这妙法，竟称不抵抗的顺从的党国官军为“贼匪”，大加以“膺惩”！冤乎枉哉，这真有些“顺”“逆”不分，玉石俱焚之慨了！ 于是又记得了劳动者。 于是久不听到了的“亲爱的劳动者呀！”的亲热喊声，也在文章上看见了；久不看见了的“智识劳动者”的奇妙官衔，也在报章上发见了，还因为“感于有联络的必要”，组织了“协会”，②举了干事樊仲云③，汪馥泉④呀这许多新任“智识劳动者”先生们。 有什么“智识”？有什么“劳动”？“联络”了干什么？“必要”在那里？这些这些，暂且不谈罢，没有“智识”的体力劳动者，也管不着的。 “亲爱的劳动者”呀！你们再替这些高贵的“智识劳动者”起来干一回罢！给他们仍旧可以坐在房里“劳动”他们那高贵的“智识”。即使失败，失败的也不过是“体力”，“智识”还在着的！ “智识”劳动者万岁！ ※ ※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十字街头》第三期，署名佩韦。 ②“协会”即“智识劳动者协会”，当时投机文人樊仲云等发起组织的一个团体。成员较复杂。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成立于上海。 ③樊仲云浙江嵊县人，当时是商务印书馆编辑，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曾任汪伪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 ④汪馥泉（1899～1959）浙江杭县（今余杭）人，当时是复旦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曾任汪伪中日文化协会江苏分会常务理事兼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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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大内档案”〔2〕这东西，在清朝的内阁里积存了三百多年，在孔庙里塞了十多年，谁也一声不响。自从历史博物馆将这残余卖给纸铺子，纸铺子转卖给罗振玉〔3〕，罗振玉转卖给日本人，于是乎大有号咷之声，仿佛国宝已失，国脉随之似的。前几年，我也曾见过几个人的议论，所记得的一个是金梁，登在《东方杂志》〔4〕上；还有罗振玉和王国维〔5〕，随时发感慨。最近的是《北新半月刊》上的《论档案的售出》，蒋彝潜〔6〕先生做的。 我觉得他们的议论都不大确。金梁，本是杭州的驻防旗人，早先主张排汉的，民国以来，便算是遗老了，凡有民国所做的事，他自然都以为很可恶。罗振玉呢，也算是遗老，曾经立誓不见国门，而后来仆仆京津间，痛责后生不好古，而偏将古董卖给外国人的，只要看他的题跋，大抵有“广告”气扑鼻，便知道“于意云何”了。独有王国维已经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是老实人；但他的感喟，却往往和罗振玉一鼻孔出气，虽然所出的气，有真假之分。所以他被弄成夹广告的Sandwich〔7〕，是常有的事，因为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蒋先生是例外，我看并非遗老，只因为sentimental〔8〕一点，所以受了罗振玉辈的骗了。你想，他要将这卖给日本人，肯说这不是宝贝的么？ 那么，这不是好东西么？不好，怎么你也要买，我也要买呢？我想，这是谁也要发的质问。 答曰：唯唯，否否。这正如败落大户家里的一堆废纸，说好也行，说无用也行的。因为是废纸，所以无用；因为是败落大户家里的，所以也许夹些好东西。况且这所谓好与不好，也因人的看法而不同，我的寓所近旁的一个垃圾箱，里面都是住户所弃的无用的东西，但我看见早上总有几个背着竹篮的人，从那里面一片一片，一块一块，检了什么东西去了，还有用。更何况现在的时候，皇帝也还尊贵，只要在“大内”里放几天，或者带一个“宫”字，就容易使人另眼相看的，这真是说也不信，虽然在民国。 “大内档案”也者，据深通“国朝”〔9〕掌故的罗遗老说，是他的“国朝”时堆在内阁里的乱纸，大家主张焚弃，经他力争，这才保留下来的。但到他的“国朝”退位，民国元年我到北京的时候，它们已经被装为八千（？）麻袋，塞在孔庙之中的敬一亭里了，的确满满地埋满了大半亭子。其时孔庙里设了一个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处长是胡玉缙〔10〕先生。“筹备处”云者，即里面并无“历史博物”的意思。 我却在教育部，因此也就和麻袋们发生了一点关系，眼见它们的升沉隐显。可气可笑的事是有的，但多是小玩意；后来看见外面的议论说得天花乱坠起来，也颇想做几句记事，叙出我所目睹的情节。可是胆子小，因为牵涉着的阔人很有几个，没有敢动笔。这是我的“世故”，在中国做人，骂民族，骂国家，骂社会，骂团体，……都可以的，但不可涉及个人，有名有姓。广州的一种期刊上说我只打叭儿狗，不骂军阀。殊不知我正因为骂了叭儿狗，这才有逃出北京的运命。泛骂军阀，谁来管呢？军阀是不看杂志的，就靠叭儿狗嗅，候补叭儿狗吠。阿，说下去又不好了，赶快带住。 现在是寓在南方，大约不妨说几句了，这些事情，将来恐怕也未必另外有人说。但我对于有关面子的人物，仍然都不用真姓名，将罗马字来替代。既非欧化，也不是“隐恶扬善”，只不过“远害全身”。这也是我的“世故”，不要以为自己在南方，他们在北方，或者不知所在，就小觑他们。他们是突然会在你眼前阔起来的，真是神奇得很。这时候，恐怕就会死得连自己也莫明其妙了。所以要稳当，最好是不说。但我现在来“折衷”，既非不说，而不尽说，而代以罗马字，—— 如果这样还不妥，那么，也只好听天由命了。上帝安我魂灵！ 却说这些麻袋们躺在敬一亭里，就很令历史博物馆筹备处长胡玉缙先生担忧，日夜提防工役们放火。为什么呢？这事谈起来可有些繁复了。弄些所谓“国学”的人大概都知道，胡先生原是南菁书院〔11〕的高材生，不但深研旧学，并且博识前朝掌故的。他知道清朝武英殿里藏过一副铜活字，后来太监们你也偷，我也偷，偷得“不亦乐乎”，待到王爷们似乎要来查考的时候，就放了一把火。自然，连武英殿也没有了，更何况铜活字的多少。而不幸敬一亭中的麻袋，也仿佛常常减少，工役们不是国学家，所以他将内容的宝贝倒在地上，单拿麻袋去卖钱。胡先生因此想到武英殿失火的故事，深怕麻袋缺得多了之后，敬一亭也照例烧起来；就到教育部去商议一个迁移，或整理，或销毁的办法。 专管这一类事情的是社会教育司，然而司长是夏曾佑〔12〕先生。弄些什么“国学”的人大概也都知道的，我们不必看他另外的论文，只要看他所编的两本《中国历史教科书》，就知道他看中国人有怎地清楚。他是知道中国的一切事万不可“办”的；即如档案罢，任其自然，烂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而至于烧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加人为，一“办”，那就舆论沸腾，不可开交了。结果是办事的人成为众矢之的，谣言和谗谤，百口也分不清。所以他的主张是“这个东西万万动不得”。 这两位熟于掌故的“要办”和“不办”的老先生，从此都知道各人的意思，说说笑#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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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头也是尖的，也要钻。·言·路·的·窄，·现·在·也·正·如·活·路·一·样，·所·以（以上十五字，刊出时作“别的地方钻不进”）只好对于文艺杂志广告的夸大，前去刺一下。一看杂志的广告，作者就个个是文豪，中国文坛也真好像光焰万丈，但一面也招来了鼻孔里的哼哼声。然而，著作一世，藏之名山，以待考古团的掘出的作家，此刻早已没有了，连自作自刻，订成薄薄的一本，分送朋友的诗人，也已经不大遇得到。现在是前周作稿，次周登报，上月剪贴，下月出书，大抵仅仅为稿费。倘说，作者是饿着肚子，专心在为社会服务，恐怕说出来有点要脸红罢。就是笑人需要稿费的高士，他那一篇嘲笑的文章也还是不免要稿费。但自然，另有薪水，或者能靠女人奁资养活的文豪，都不属于这一类。 就大体而言，根子是在卖钱，所以上海的各式各样的文豪，由于“商定”，是“久已夫，已非一日矣”〔２〕的了。 商家印好一种稿子后，倘那时封建得势，广告上就说作者是封建文豪，革命行时，便是革命文豪，于是封定了一批文豪们。别家的书也印出来了，另一种广告说那些作者并非真封建或真革命文豪，这边的才是真货色，于是又封定了一批文豪们。别一家又集印了各种广告的论战，一位作者加上些批评，另出了一位新文豪。 还有一法是结合一套脚色，要几个诗人，几个小说家，一个批评家，商量一下，立一个什么社，登起广告来，打倒彼文豪，抬出此文豪，结果也总可以封定一批文豪们，也是一种的“商定”。 就大体而言，根子是在卖钱，所以后来的书价，就不免指出文豪们的真价值，照价二折，五角一堆，也说不定的。不过有一种例外：虽然铺子出盘，作品贱卖，却并不是文豪们走了末路，那是他们已经“爬了上去”，进大学，进衙门，不要这踏脚凳了。 十一月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一日《申报·自由谈》。 〔２〕“久已夫，已非一日矣”这是对叠床架屋的八股文滥调的模仿，清代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二十四曾引有这样的句子：“久已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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苇索 研究世界文学的人告诉我们：法人善于机锋，俄人善于讽刺，英美人善于幽默。这大概是真确的，就都为社会状态所制限。慨自语堂〔２〕大师振兴“幽默”以来，这名词是很通行了，但一普遍，也就伏着危机，正如军人自称佛子，高官忽挂念珠，而佛法就要涅~勔谎?Ｌ热粲突??岜。??簦?济伞坝哪?敝?牛?蚯∪纭靶孪贰薄玻场持?*“×世界”，必已成为“文明戏”也无疑。 这危险，就因为中国向来不大有幽默。只是滑稽是有的，但这和幽默还隔着一大段，日本人曾译“幽默”为“有情滑稽”，所以别于单单的“滑稽”，即为此。那么，在中国，只能寻得滑稽文章了？却又不。中国之自以为滑稽文章者，也还是油滑，轻薄，猥亵之谈，和真的滑稽有别。这“狸猫换太子”〔４〕的关键，是在历来的自以为正经的言论和事实，大抵滑稽者多，人们看惯，渐渐以为平常，便将油滑之类，误认为滑稽了。 在中国要寻求滑稽，不可看所谓滑稽文，倒要看所谓正经事，但必须想一想。 这些名文是俯拾即是的，譬如报章上正正经经的题目，什么“中日交涉渐入佳境”呀，“中国到那里去”呀，就都是的，咀嚼起来，真如橄榄一样，很有些回味。 见于报章上的广告的，也有的是。我们知道有一种刊物，自说是“舆论界的新权威”〔５〕，“说出一般人所想说而没有说的话”，而一面又在向别一种刊物“声明误会，表示歉意”，但又说是“按双方均为社会有声誉之刊物，自无互相攻讦之理”。“新权威”而善于“误会”，“误会”了而偏“有声誉”，“一般人所想说而没有说的话”却是误会和道歉：这要不笑，是必须不会思索的。 见于报章的短评上的，也有的是。例如九月间《自由谈》所载的《登龙术拾遗》上，以做富家女婿为“登龙”之一术，不久就招来了一篇反攻，那开首道：“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自己娶不到富妻子，于是对于一切有富岳家的人发生了妒嫉，妒嫉的结果是攻击。”〔６〕这也不能想一下。一想“的结果”，便分明是这位作者在表明他知道“富妻子”的味道是甜的了。 诸如此类的妙文，我们也尝见于冠冕堂皇的公文上：而且并非将它漫画化了的，却是它本身原来是漫画。《论语》一年中，我最爱看“古香斋”〔７〕这一栏，如四川营山县长禁穿长衫令云：“须知衣服蔽体已足，何必前拖后曳，消耗布匹？且国势衰弱，……顾念时艰，后患何堪设想？”又如·北·平·社·会·局禁女人养雄犬文云：“查雌女雄犬相处，非仅有碍健康，更易发生无耻秽闻，揆之我国礼义之邦，亦为习俗所不许。谨特通令严禁……凡妇女带养之雄犬，斩之无赦，以为取缔！”这那里是滑稽作家所能凭空写得出来的？ 不过“古香斋”里所收的妙文，往往还倾于奇诡，滑稽却不如平淡，惟其平淡，也就更加滑稽，在这一标准上，我推选“甜葡萄”说。 十月十九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语堂林语堂（１８９５—１９７６），福建龙溪人，作家。他在三十年代初主编《论语》半月刊，声称“以提倡幽默文字为主要目标”（见《论语》第三期《我们的态度》）。 〔３〕“新戏”我国话剧兴起于二十世纪初，最早称为“新剧”（“新戏”），又称“文明戏”，二十年代末“话剧”名称确立以后，一般仍称当时上海大世界、新世界等游艺场演出的比较通俗的话剧为文明戏。 〔４〕“狸猫换太子”从《宋史·李宸妃传》宋仁宗（赵祯）生母李宸妃不敢认子的记载演变而来的传说。清代石玉昆编述的公案小说《三侠五义》中写有这个故事，情节是：宋真宗无子，刘、李二妃皆怀孕，刘妃为争当皇后，与太监密谋，在李妃生子时，用一只剥皮的狸猫将小孩换下来。 〔５〕“舆论界的新权威”等语，见邵洵美主办的《十日谈》创刊时的广告，载一九三三年八月十日《申报》。下面“声明误会”等语，见该刊向《晶报》“表示歉意”的广告，参看本书《后记》。〔６〕“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等语，见一九三三年九月六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所载圣闲《“女婿”的蔓延》一文，参看本书《后记》。 〔７〕“古香斋”是《论语》半月刊自第四期起增辟的一个栏目，刊载当时各地记述荒谬事件的新闻和文字。以下所举两令文，均见第十八期（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该栏内。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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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之余 又不小心，感了一下子旧，就引出了一篇施蛰存〔２〕先生的《〈庄子〉与〈文选〉》来，以为我那些话，是为他而发的，但又希望并不是为他而发的。 我愿意有几句声明：那篇《感旧》，是并非为施先生而作的，然而可以有施先生在里面。 倘使专对个人而发的话，照现在的摩登文例，应该调查了对手的籍贯，出身，相貌，甚而至于他家乡有什么出产，他老子开过什么铺子，影射他几句才算合式。我的那一篇里可是毫没有这些的。内中所指，是一大队遗少群的风气，并不指定着谁和谁；但也因为所指的是一群，所以被触着的当然也不会少，即使不是整个，也是那里的一肢一节，即使并不永远属于那一队，但有时是属于那一队的。现在施先生自说了劝过青年去读《庄子》与《文选》，“为文学修养之助”，就自然和我所指摘的有点相关，但以为这文为他而作，却诚然是“神经过敏”，我实在并没有这意思。 不过这是在施先生没有说明他的意见之前的话，现在却连这“相关”也有些疏远了，因为我所指摘的，倒是比较顽固的遗少群，标准还要高一点。 现在看了施先生自己的解释，（一）才知道他当时的情形，是因为稿纸太小了，“倘再宽阔一点的话”，他“是想多写几部书进去的”；（二）才知道他先前的履历，是“从国文教员转到编杂志”，觉得“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了，所以推举了这两部古书，使他们去学文法，寻字汇，“虽然其中有许多字是已死了的”，然而也只好去寻觅。我想，假如庄子生在今日，则被劈棺之后〔３〕，恐怕要劝一切有志于结婚的女子，都去看《烈女传》〔４〕的罢。 还有一点另外的话——（一）施先生说我用瓶和酒来比“文学修养”是不对的，但我并未这么比方过，我是说有些新青年可以有旧思想，有些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我也以为“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蜕变，有比较的偏向，而且正因为不能以“何者为分界”，所以也没有了“第三种人”〔５〕的立场。 （二）施先生说写篆字等类，都是个人的事情，只要不去勉强别人也做一样的事情就好，这似乎是很对的。然而中学生和投稿者，是他们自己个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却并没有勉强别人都去做字汇少而文法拙直的文章，施先生为什么竟大有所感，因此来劝“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该看《庄子》与《文选》了呢？做了考官，以词取士，施先生是不以为然的，但一做教员和编辑，却以《庄子》与《文选》劝青年，我真不懂这中间有怎样的分界。 （三）施先生还举出一个“鲁迅先生”来，好像他承接了庄子的新道统，一切文章，都是读《庄子》与《文选》读出来的一般。“我以为这也有点武断”的。他的文章中，诚然有许多字为《庄子》与《文选》中所有，例如“之乎者也”之类，但这些字眼，想来别的书上也不见得没有罢。再说得露骨一点，则从这样的书里去找活字汇，简直是胡涂虫，恐怕施先生自己也未必。 十月十二日。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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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隼 要将上海的所谓“白相”，改作普通话，只好是“玩耍”；至于“吃白相饭”，那恐怕还是用文言译作“不务正业，游荡为生”，对于外乡人可以比较的明白些。 游荡可以为生，是很奇怪的。然而在上海问一个男人，或向一个女人问她的丈夫的职业的时候，有时会遇到极直截的回答道：“吃白相饭的。” 听的也并不觉得奇怪，如同听到了说“教书”，“做工”一样。倘说是“没有什么职业”，他倒会有些不放心了。 “吃白相饭”在上海是这么一种光明正大的职业。 我们在上海的报章上所看见的，几乎常是这些人物的功绩；没有他们，本埠新闻是决不会热闹的。但功绩虽多，归纳起来也不过是三段，只因为未必全用在一件事情上，所以看起来好像五花八门了。 第一段是欺骗。见贪人就用利诱，见孤愤的就装同情，见倒霉的则装慷慨，但见慷慨的却又会装悲苦，结果是席卷了对手的东西。 第二段是威压。如果欺骗无效，或者被人看穿了，就脸孔一翻，化为威吓，或者说人无礼，或者诬人不端，或者赖人欠钱，或者并不说什么缘故，而这也谓之“讲道理”，结果还是席卷了对手的东西。 第三段是溜走。用了上面的一段或兼用了两段而成功了，就一溜烟走掉，再也寻不出踪迹来。失败了，也是一溜烟走掉，再也寻不出踪迹来。事情闹得大一点，则离开本埠，避过了风头再出现。 有这样的职业，明明白白，然而人们是不以为奇的。 “白相”可以吃饭，劳动的自然就要饿肚，明明白白，然而人们也不以为奇。 但“吃白相饭”朋友倒自有其可敬的地方，因为他还直直落落的告诉人们说，“吃白相饭的！” 六月二十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九日《申报·自由谈》。
旅隼 中国究竟是文明最古的地方，也是素重人道的国度，对于人，是一向非常重视的。至于偶有凌辱诛戮，那是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人的缘故。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军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满洲人“入主中夏”，不久也就染了这样的淳风，雍正皇帝要除掉他的弟兄，就先行御赐改称为“阿其那”与“塞思黑”〔２〕，我不懂满洲话，译不明白，大约是“猪”和“狗”罢。黄巢〔３〕造反，以人为粮，但若说他吃人，是不对的，他所吃的物事，叫作“两脚羊”。 时候是二十世纪，地方是上海，虽然骨子里永是“素重人道”，但表面上当然会有些不同的。对于中国的有一部分并不是“人”的生物，洋大人如何赐谥，我不得而知，我仅知道洋大人的下属们所给与的名目。 假如你常在租界的路上走，有时总会遇见几个穿制服的同胞和一位异胞（也往往没有这一位），用手枪指住你，搜查全身和所拿的物件。倘是白种，是不会指住的；黄种呢，如果被指的说是日本人，就放下手枪，请他走过去；独有文明最古的黄帝子孙，可就“则不得免焉”〔４〕了。这在香港，叫作“搜身”，倒也还不算很失了体统，然而上海则竟谓之“抄靶子”。 抄者，搜也，靶子是该用枪打的东西，我从前年九月以来〔５〕，才知道这名目的的确。四万万靶子，都排在文明最古的地方，私心在侥幸的只是还没有被打着。洋大人的下属，实在给他的同胞们定了绝好的名称了。 然而我们这些“靶子”们，自己互相推举起来的时候却还要客气些。我不是“老上海”，不知道上海滩上先前的相骂，彼此是怎样赐谥的了。但看看记载，还不过是“曲辫子”，“阿木林”〔６〕。“寿头码子”虽然已经是“猪”的隐语，然而究竟还是隐语，含有宁“雅”而不“达”〔７〕的高谊。若夫现在，则只要被他认为对于他不大恭顺，他便圆睁了绽着红筋的两眼，挤尖喉咙，和口角的白沫同时喷出两个字来道：猪猡！六月十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２〕清朝雍正皇帝（胤禛，康熙第四子）未即位前，和他的兄弟争谋皇位；即位以后，于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命削去他的弟弟胤禛（康熙第八子）和胤禛（康熙第九子）二人宗籍，并改胤禛名为“阿其那”，改胤禛名为“塞思黑”。在满语中，前者是狗的意思，后者是猪的意思。 〔３〕黄巢（？—８８４）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唐末农民起义领袖。旧史书中多有夸张其残暴的记载。《旧唐书·黄巢传》说他起义时“俘人而食”，但无“两脚羊”的名称。鲁迅引用此语，当出自南宋庄季裕《鸡肋编》中：“自靖康丙午岁（１１２６），金狄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绍兴癸丑岁（１１３３）泛海到钱塘，有持至行在（杭州）犹食者。老瘦男子谓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之下羹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 〔４〕“则不得免焉”语见《孟子·梁惠王》。 〔５〕前年九月以来指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来。〔６〕“曲辫子”即乡愚。“阿木林”，即傻子。都是上海话。〔７〕宁“雅”而不“达”清末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曾说“评事三难：信、达、雅”。按“信”指忠实于原作；“达”指语言通顺明白；“雅”指文雅。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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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六十四篇。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上海联华书局以“兴中书局”名义出版，一九三六年五月改由联华书局出版。 前记 自从中华民国建国二十有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自由谈》的编者刊出了“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的启事〔１〕以来，很使老牌风月文豪摇头晃脑的高兴了一大阵，讲冷话的也有，说俏皮话的也有，连只会做“文探”的叭儿们也翘起了它尊贵的尾巴。但有趣的是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谈风月就谈风月罢，虽然仍旧不能正如尊意。 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假如出一个“学而时习之”〔２〕的试题，叫遗少和车夫来做八股，那做法就决定不一样。自然，车夫做的文章可以说是不通，是胡说，但这不通或胡说，就打破了遗少们的一统天下。古话里也有过：柳下惠看见糖水，说“可以养老”，盗跖见了，却道可以粘门闩〔３〕。他们是弟兄，所见的又是同一的东西，想到的用法却有这么天差地远。“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４〕好的，凤雅之至，举手赞成。但同是涉及风月的“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５〕呢，这不明明是一联古诗么？ 我的谈风月也终于谈出了乱子来，不过也并非为了主张“杀人放火”。其实，以为“多谈风月”，就是“莫谈国事”的意思，是误解的。“漫谈国事”倒并不要紧，只是要“漫”，发出去的箭石，不要正中了有些人物的鼻梁，因为这是他的武器，也是他的幌子。 从六月起的投稿，我就用种种的笔名了，一面固然为了省事，一面也省得有人骂读者们不管文字，只看作者的署名。 然而这么一来，却又使一些看文字不用视觉，专靠嗅觉的“文学家”疑神疑鬼，而他们的嗅觉又没有和全体一同进化，至于看见一个新的作家的名字，就疑心是我的化名，对我呜呜不已，有时简直连读者都被他们闹得莫名其妙了。现在就将当时所用的笔名，仍旧留在每篇之下，算是负着应负的责任。 还有一点和先前的编法不同的，是将刊登时被删改的文字大概补上去了，而且旁加黑点，以清眉目。这删改，是出于编辑或总编辑，还是出于官派的检查员的呢，现在已经无从辨别，但推想起来，改点句子，去些讳忌，文章却还能连接的处所，大约是出于编辑的，而胡乱删削，不管文气的接不接，语意的完不完的，便是钦定的文章。 日本的刊物，也有禁忌，但被删之处，是留着空白，或加虚线，使读者能够知道的。中国的检查官却不许留空白，必须接起来，于是读者就看不见检查删削的痕迹，一切含胡和恍忽之点，都归在作者身上了。这一种办法，是比日本大有进步的，我现在提出来，以存中国文网史上极有价值的故实。 去年的整半年中，随时写一点，居然在不知不觉中又成一本了。当然，这不过是一些拉杂的文章，为“文学家”所不屑道。然而这样的文字，现在却也并不多，而且“拾荒”的人们，也还能从中检出东西来，我因此相信这书的暂时的生存，并且作为集印的缘故。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于上海记。 〔１〕《自由谈》参看本卷第５页注〔１〕。由于受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压迫和攻击，《自由谈》编者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发表启事，说：“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 〔２〕“学而时习之”语见《论语·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３〕柳下惠与盗跖见糖水的事，见《淮南子·说林训》：“柳下惠见饴曰：‘可以养老。’盗跖见饴曰：‘可以粘牡。’见物同而用之异。”后汉高诱注：“牡，门户籥牡也。”按柳下惠，春秋时鲁国人，《孟子·万章》中称他为“圣之和者”；盗跖，相传是柳下惠之弟，《史记·伯夷列传》说他是一个“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的大盗。 〔４〕“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语见宋代苏轼《后赤壁赋》。〔５〕“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语见元代冁然子《拊掌录》：“欧阳公（欧阳修）与人行令，各作诗两句，须犯徒（徒刑）以上罪者。一云：‘持刀哄寡妇，下海劫人船。’一云：‘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欧云：‘酒粘衫袖重，花压帽檐偏。’或问之，答云：‘当此时，徒以上罪亦做了。’”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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