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稽郡故书襍集》者，最史传地记之逸文，编而成集，以存旧书大略也。会稽古称沃衍，珍宝所聚，海岳精液，善生俊异，〔2〕而远于京夏，厥美弗彰。吴谢承始传先贤，朱育又作《土地记》。载笔之士，相继有述。于是人物山川，咸有记录。其见于《隋书》《经籍志》者，杂传篇有四部三十八卷，地理篇二部二卷〔3〕。五代云扰，典籍湮灭。旧闻故事，殆尟孑〔4〕。后之作者，遂不能更理其绪。□□〔5〕幼时，尝见武威张澍所辑书〔6〕，于凉土文献，撰集甚众。笃恭乡里，尚此之谓。 而会稽故籍，零落至今，未闻后贤为之纲纪。乃剏就所见书传，刺取遗篇，絫为一袠。中经游涉〔7〕，又闻明哲之论，以为夸饰乡土，非大雅所尚。谢承虞预且以是为讥于世〔8〕。俯仰之间，遂辍其业。十年已后，归于会稽〔9〕。禹勾践之遗迹〔10〕故在。士女敖嬉，睥睨而过，殆将无所眷念，曾何夸饰之云，而土风不加美。是故敍述名德，著其贤能，记注陵泉，传其典实，使后人穆然有思古之情，古作者之用心至矣！其所造述虽多散亡，而逸文尚可考见一二。存而录之，或差胜于泯绝云尔。因复撰次写定，计有八种。诸书众说，时足参证本文，亦各最录，以资省览。书中贤俊之名，言行之迹，风土之美，多有方志所遗，舍此更不可见。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11〕，不忘于故。第以寡闻，不能博引。如有未备，览者详焉。太岁在阏逢摄提格九月既望〔12〕，会稽记。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四年十二月《绍兴教育杂志》第二期，后印入一九一五年二月在绍兴木刻刊行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均借署周作人名。一九三八年随该集编入《鲁迅全集》第八卷。以下八篇，是作者为集内所辑八种逸书分别撰写的序文。 《会稽郡故书杂集》，鲁迅早期辑录的古代逸书集，共收谢承《会稽先贤传》、虞预《会稽典录》、钟离岫《会稽后贤传记》、贺氏《会稽先贤象赞》、朱育《会稽土地记》、贺循《会稽记》、孔灵符《会稽记》和夏侯曾先《会稽地志》八种。前四种记载古代会稽的人物事迹，后四种记载古代会稽的山川地理、名胜传说。所录佚文大都辑自唐宋类书及其他古籍，并经相互校勘补充。会稽郡，始置于秦代，治所在吴（今江苏苏州）；东汉分置吴郡，移治于山阴（今浙江绍兴），辖今浙江绍兴、上虞、余姚、诸暨、鄞等县。 〔2〕海岳精液，善生俊异《会稽典录·朱育》：“（虞）翻对曰： ‘夫会稽上应牵牛之宿，下当少阳之位。……山有金木鸟兽之殷，水有鱼盐珠蚌之饶。海岳精液，善生俊异。’”〔3〕《隋书》《经籍志》所载会稽典籍，其史部“杂传”篇著录谢承《会稽先贤传》七卷、钟离岫《会稽后贤传记》二卷、虞预《会稽典录》二十四卷、无名氏《会稽先贤象赞》五卷；“地理”篇著录朱育《会稽土地记》一卷、贺循《会稽记》一卷。 〔4〕孑遗《诗经·大雅·云汉》：“周余黎民，靡有孑遗。” 〔5〕□□原为“作人”二字。 〔6〕张澍（1776—1847）字时霖，清代甘肃武威人。嘉庆年间进士，曾官知县。所辑《二酉堂丛书》，集录唐代以前凉州地区（今甘肃、宁夏等地）人的著作及该地区处理典籍，共二十一种，三十卷。 〔7〕中经游涉指作者于一九○二年赴日本留学。 〔8〕谢承虞预且以是为讯于世如唐代刘知几《史通·杂述》以为虞预《会稽典录》等“郡书”：“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清代沈钦韩《后汉书疏证》卷三以为谢承《后汉书》中关于王充的记载失实，说：“盖谢承书本多虚诬，而充其乡里先辈，务砍矜夸，不知其乖谬也。” 〔9〕十年已后，归于会稽作者于一九○九年自日本归国，一九一○年回到绍兴，距离乡时将十年。 〔10〕禹勾践之遗迹禹，我国古代部落联盟的领袖，夏朝的建立者，以平治洪水著称。据说他死在会稽，今绍兴城东有禹陵。勾践（？—前465），春秋末年越国国君。曾为吴国所败，后起卧尝胆，刻苦图强，终于灭吴。会稽为越国都城，会稽山上有越王城故迹。 〔11〕景行《诗经·小雅·车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12〕太岁在阏逢摄提格九月既望即夏历甲寅年九月十六日（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三日）。太岁即木星，古时据其运转方位以纪年。太岁在甲为“阏逢”，在寅为“摄提格”。夏历每月十五为望日。既望，即十六日。 谢承《会稽先贤传》序〔1〕 《隋书》《经籍志》：《会稽先贤传》七卷，谢承撰。《新唐书》《艺文志》同。《旧唐书》《经籍志》作五卷。侯康《补三国艺文志》〔2〕云：“《御览》屡引之。所记诸人事，多史传之佚文。严遵二条，足补《后汉书》本传之阙。陈业二条，足以证《吴志》《虞翻传》注。吉光片羽，皆可宝也。”今撰集为一卷。承字伟平，山阴人。吴主孙权〔3〕时，拜五官郎中，稍迁长沙东部都尉，武陵太守。撰《后汉书》百余卷。见《吴志》《谢夫人传》。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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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1〕《隋志》：《魏子》三卷，后汉会稽人魏朗撰。《唐志》同。 马总《意林》作十卷，当由后人析分，或“十”字误。朗，字少英，上虞人，桓帝时为尚书，被党议免归，复被急征，行至牛渚自杀。见《后汉书》《党锢传》 ※ ※ ※ 〔1〕本篇据手稿编入，写作时间未详。原无标点。 《魏子》，鲁迅辑本封面题作《魏朗子》，正文题作《魏子》，一卷。 据《意林》、《太平御览》、《艺文类聚》、《事类赋》注、《文选》李善注、《路史·余论》校录而成，共十八则。未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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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总《意林》：《任子》十二卷，注云，名奕。《御览》引《会稽典录》：“任奕，字安和，句章人。”又《吴志》注引《典录》：朱育对王朗云，近者“文章之士，立言粲盛则御史中丞句章任奕，鄱阳太守章安虞翔，各驰文檄，晔若春荣。”〔2〕罗濬《四明志》〔3〕亦有奕传，云今有《任子》十卷。奕书宋时已失，《志》云今有者，盖第据《意林》言之，隋唐志又未著录，故名氏转晦。胡元瑞疑即任嘏《道论》，徐象梅复以为临海任旭。 〔4〕今审诸书所引，有任嘏《道德论》，有《任子》，其为两书两人甚明。惟《初学记》引任嘏论云：“夫贤人者，积礼义于朝，播仁风于野，使天下欣欣然歌舞其德”，与《御览》四百三〔5〕引《任子》相类，为偶合或误题已不可考。今撰写直题《任子》者为一卷以存其书。 ※ ※ ※ 〔1〕本篇据手稿编入，写作时间未详。原无标点。 《任子》，东汉句章（今浙江慈溪）任奕著。鲁迅辑本封面题作《任奕子》，正文题作《任子》，一卷。据《意林》、《太平御览》、《北堂书钞》、《初学记》校录而成，共二十六则。未印行。 〔2〕朱育参看本书《朱育〈会稽土地记〉序》。引语见《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 〔3〕罗濬宋代人，官从政郎、新赣州录事参军。《四明志》，地方志，罗濬、方万里等编修，成于宝庆三年（1227），共二十一卷。任奕传见该书卷八：“任奕，句章人，为御史中丞。朱育称其为文章之士，立言粲盛。今有《任子》十卷，见《意林》。” 〔4〕胡元瑞（1551—1602）名应麟，字元瑞，兰溪（今属浙江）人，明代学者。著有《少室山房类稿》，《少室山房笔丛》等。《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惟《任奕子》未得考。而道家有魏河东太守任嘏撰《道论》十二卷，或字之讹也。”按任嘏，字昭先（一作昭光），三国魏黄门侍郎。非任奕。徐象梅，字仲和，明代杭州人，著有《两浙名贤录》、《琅環史唾》等。《两浙名贤录》：“任次龙，名奕。郡将蒋秀请为功曹，谢去。后历官御史中丞。”按任次龙，名旭，晋代临海章安（今浙江临海）人，官至郎中。徐象梅误合任旭、任奕为一人。 〔5〕《御览》四百三按鲁迅辑本《任子》正文作“《御览》四百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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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书》《艺文志》：《范子计然》十五卷，范蠡问，计然答。列农家。马总《意林》〔2〕：《范子》十二卷，注云，并是阴阳历数也。《汉书》《艺文志》有《范蠡》二篇，在兵权家，非一书。《隋志》亦不载计然。然贾思勰《齐民要术》〔3〕已引其说，则出于后魏以前，虽非蠡作，要为秦汉时故书，《隋志》盖偶失之。计然者，徐广《史记音义》云范蠡师也，名研〔4〕。颜师古《汉书》注云：一号计研，其书有《万物录》，著五方所出，皆直述之。事见《皇览》及《中经簿》。又《吴越春秋》及《越绝》并作计倪。此则倪，研及然声皆相近，实一人耳。 〔5〕案本书言计然以越王鸟喙，不可同利，未尝仕越〔6〕。而《越绝》记计倪官卑年少，其居在后，《吴越春秋》又在八大夫之列，出处画然不同。意计然，计倪自为两人，未可以音近合之。又郑樵《通志》《氏族略》引《范蠡传》：蠡师事计然。姓宰氏，字文子。 〔7〕章宗源〔8〕以辛为宰氏之误。《汉志》农家有《宰氏》十七篇，或即此，然不能详。审谛逸文，有论“天道”及“九宫”“九田”，亦时著蠡问者，与马总所载《范子》合；又有言庶物所出及价直者，与师古所谓《万物录》合。盖《唐志》著录合此二分，故有十五篇，而马总，颜罶各举一分，所述遂见殊异，实为一书。今别其论阴阳记方物者为上下卷，计倪《内经》〔9〕亦先阴阳后货物，殆计然之书例本如此，而二人相栶，亦自汉已然，故《越绝》即计〔10〕以计然为计倪之说矣。 ※ ※ ※ 〔1〕本篇据手稿编入，写作时间未详。原无标点。 《范子计然》，鲁迅辑本两卷，据《史记》、《后汉书》、《艺文类聚》、《大观本草》等二十种古籍校录而成，共一二一则。未印行。 〔2〕马总（？—823）字会元（一作元会），唐代扶风（今陕西岐山）人。官至户部尚书。《意林》，周秦以来诸家著作杂录，今本五卷，共收七十一家。 〔3〕贾思勰后魏齐郡益都（今属山东）人，官高阳太守。《齐民要术》，古农书，十卷。卷三、卷四引有《范子计然》论“五谷”和介绍“蜀椒”的文字。 〔4〕徐广（352—425）字野民，东晋东莞姑幕（今江苏常州）人，官至中散大夫。《史记音义》，《隋书·经籍志》著录十二卷，新、旧《唐志》著录十三卷，已佚。《史记·货殖列传》南朝宋裴骃《集解》：“徐广曰，计然者，范蠡之师也，名研，故谚曰‘研、桑心筭’。” 〔5〕颜师古（581—645）名罶，唐代万年（今陕西西安）人。 官中书侍郎、弘文馆学士，以注《汉书》著名。他在《汉书·货殖传》的注文中说：“计然一号计研，故《宾戏》曰‘研、桑心计于无垠’，即谓此耳。计然者，濮上人也，博学无所不通，尤善计算，尝游南越，范蠡卑身事之。其书则有《万物录》，著五方所出，皆直述之。 事见《皇览》及晋《中经簿》。又《吴越春秋》及《越绝书》并作计倪。 此则倪、研及然声皆相近，实一人耳。”《皇览》，类书，《隋书·经籍志》著录一二○卷，亡。《中经簿》，目录书，晋代荀勖撰，《隋志》著录十四卷，今存清代王仁俊辑本一卷。《吴越春秋》，史书，汉代赵晔著，现存十卷。该书卷六《勾践伐吴外传》载，“冬十月，越王乃请八大夫”问战，而实际列举的越国大夫仅计倪等七人。《越绝书》，史书，汉代袁康撰，十五卷。该书卷九《越绝外传·计倪第十一》：“昔者越王勾践近侵于强吴，……乃胁诸臣与之盟：‘吾欲伐吴，奈何有功？’群臣默然无对。王曰：‘夫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何大夫易见而难使也？’计倪官卑年少，其居在后，举首而起，曰：‘殆哉，非大夫易见难使，是大王不能使臣也。’”〔6〕计然以越王鸟喙鲁迅辑本《范子计然》卷上：“范蠡请见越王，计然曰：‘越王为人鸟喙，不可与同利也。’范蠡乘偏舟于江湖。” 引自《意林》、《后汉书·隗嚣传》注等。 〔7〕郑樵（1103—1162）字渔仲，莆田（今属福建）人，宋代史学家。《通志》，史书，二百卷，包括自上古至隋的本纪、世家、年谱、列传和记载上古至唐宋文献资料的二十略。《氏族略》为二十略之一，记述氏族演变情况，其中说：“宰氏氏《范蠡传》云，范蠡师计然，姓宰氏，字文子，葵丘濮上人。”又“辛氏……计然，本辛氏，改为计氏。” 〔8〕章宗源（约1751—1800）字逢之，清代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乾隆年间举人。著有《隋书经籍志考证》等。 〔9〕计倪《内经》记载越王勾践为策划伐吴而召见计倪的问答之词，见《越绝书》卷四。 〔10〕此“计”字疑为衍文。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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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志》：梁有《广林》二十四卷，《后林》十卷，虞喜撰，亡。《唐志》《后林》复出，无《广林》〔2〕。杜估《通典》引一节〔3〕，书实尚存；又多引虞喜说，大抵襍论礼服或驳难郑玄，谯周，贺循〔4〕，与所谓《广林》相类。又有称《释滞》，《释疑》，《通疑》〔5〕者，殆即《广林》篇目，《通疑》以难刘智《释疑》〔6〕，余不可考。今并写出，次《广林》之后。 ※ ※ ※ 〔1〕本篇据手稿编入，写作时间未详。原无标点。按鲁迅校录《志林》、《广林》、《范子计然》、《任子》、《魏子》五书稿本合订为一册，书写体例、字迹、用纸相同，当为同一时期所录。 《广林》，鲁迅辑本一卷，据《通典》、《后汉书》、《路史余论》校录而成，共十一则。未印行。 〔2〕《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后林新书》十卷，虞喜撰。” 《新唐书·艺文志》同。未印行。 〔3〕杜佑（735—812）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人，唐代史学家。官至检校司徒同平章事。《通典》，记述上古至唐代宗时典章制度的史书，二百卷。该书卷八十八引有虞喜驳难谯周《五经然否》文一则；明注出于《广林》；其他卷中又引有虞喜驳难郑玄、谯周、贺循文九则，俱未注明出于何书。以上十则，鲁迅辑本《广林》皆录入。 〔4〕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东汉经学家。曾注《毛诗》、《三礼》等。谯周（201—270），字允南，三国蜀巴西西充（今四川阆中）人，官至光禄大夫。著有《古史考》等。 贺循，参看本书《贺循〈会稽记〉序》。 〔5〕《释滞》鲁迅辑得二则，录自《通典》卷九十三。《释疑》，鲁迅辑得一则，录自《通典》卷一○三。《通疑》，鲁迅辑得五则，录自《通典》卷九十五、九十八。 〔6〕刘智字子房，晋代平原高唐（今属山东）人。曾官侍中、尚书。著有《丧服释疑》二十卷，已佚。今有辑本一卷，在《汉魏遗书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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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儒林》《虞喜传》：喜，为《志林》三十篇。《隋志》作三十卷，《唐志》二十卷，并题《志林新书》。今《史记索隐》，《正义》，《三国志》注所引有二十余事〔2〕，於韦昭《史记音义》，《吴书》，虞溥《江表传》〔3〕多所辨正。其见于《文选》李善注，《书钞》，《御览》者，皆阙略，不可次第。 《说郛》亦引十三事，二事已见《御览》，余甚类小说，盖出陶珽妄作，并不录。 ※ ※ ※ 〔1〕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点。《鲁迅日记》一九一四年八月十八日：“写《志林》四叶。” 《志林》：晋代虞喜著。鲁迅辑本一卷，据《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三国志·吴书》注、《太平御览》等十种古籍校录而成，共四十则。未印行。 〔2〕《史记索隐》唐代司马贞撰。《正义》，即《史记正义》，唐代张守节撰。按鲁迅《志林》辑本中，有辑自《史记索隐》的十三则； 辑自《史记正义》的三则；辑自《三国志》《吴书》注的九则。 〔3〕韦昭《史记音义》韦昭当为徐广。《史记索隐》、《史记正义》常引虞喜《志林》，对徐广的《史记音义》加以辨正。韦昭，字弘嗣，三国吴云阳（今江苏丹阳）人，官至太子中庶子。著有《汉书音义》。《吴书》，三国吴史，韦昭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五十五卷，已佚。虞溥，字允源，晋代昌邑（今山东巨野）人，官至鄱阳内史。所著《江表传》，《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五卷，已佚。裴松之《三国志·吴书》注常引虞喜《志林》，对韦昭《吴书》和虞溥《江表传》加以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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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谷杂记》，宋张淏撰。《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直斋书录解题》〔2〕皆不载；明《文渊阁书目》〔3〕有之，云一册，然亦不传。清乾隆中，从《永乐大典》辑成四卷，见行于世。此本一卷，总四十九条，传自明钞《说郛》第三十卷，与陶珽〔4〕所刻绝异。刻本析为三种，曰《云谷杂记》，曰《艮岳记》，曰《东斋纪事》〔5〕，阙失七条，文句又多臆改，不足据。《大典》本百二十余条，此卷重出大半，然具有题目，详略亦颇不同，各有意谊，殊不类转撝异。盖当时不止一刻，曾有所订定，故《说郛》及《大典》所据非一本也。淏字清源，其先开封人，自其祖寓婺之武义〔6〕，遂为金华人。举绍兴二十七年进士，补将仕郎，主管吏部架阁文字，举备顾问。绍定元年以奉议郎致仕。又尝侨居会稽，撰《会稽续志》〔7〕八卷，越中故实，往往赖以考见。今此卷虽残阙，而厔略故在，传之世间，当亦越人之责邪？原抄僞夺甚多，校补百余字，始可通读。间有异同，辄疏其要于末〔8〕。其与《大典》本重出者，亦不删汰，以略见原书次第云。甲寅三月十一日会稽〔9〕记。 ※ ※ ※ 〔1〕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点。写于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一日。 按鲁迅辑成《云谷杂记》初稿本后，又继续校补整理，于一九一四年三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写成定本。未印行。 〔2〕《宋史》《艺文志》《宋史》，纪传体宋代史，元代脱脱（清代改称托克托）等著，四九六卷。其中《艺文志》载录宋朝所存图书篇目。《文献通考》，记载上古至宋宁宗时典章制度的史书，宋末元初马端临著，三四八卷。《直斋书录解题》，书目提要，宋代陈振孙著，原书已佚。今本从《永乐大典》录出，二十二卷。 〔3〕《文渊阁书目》明朝宫廷藏书目录，明正统年间杨士奇编著，四卷。 〔4〕陶珽字紫阆，号不退，姚安（今属云南）人，明末进士。 〔5〕关于《艮岳记》、《东斋记事》，陶珽刻本《说郛》将《云谷杂记》中“寿山艮岳”条抽出，充作《艮岳记》一书；又将另二十五条抽出，题为宋代许观的《东斋纪事》。 〔6〕婺之武义婺即婺州，治所在今浙江金华。武义为婺州属县。 〔7〕《会稽续志》张淏撰，又称《宝庆会稽续志》，系续宋代施宿《嘉泰会稽志》而作。共八卷（第八卷为孙因所作《越问》）。 〔8〕指鲁迅写定本《云谷杂记》后所附的“札记”二十条。 〔9〕原借署周作人。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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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嵇康蒙》十卷，从明吴宽丛书堂钞本〔2〕写出。原钞颇多讹舛，经二三旧校〔3〕，已可罶读。校者一用墨笔，补阙及改字最多。然删易任心，每每涂去佳字。旧跋谓出吴匏庵手，殆不然矣。二以朱校，一校新，颇谨慎不苟。第所是正，反据俗本。今于原字校佳及义得两通者，仍依原钞，用存其旧。其漫灭不可辨认者，则从校人，可惋惜也。细审此本，似与黄省曾〔4〕所刻同出一祖。惟黄刻帅意妄改，此本遂得稍稍胜之。 然经朱墨校后，则又渐近黄刻。所幸校不甚密，故留遗佳字，尚复不少。中散遗文，世间已无更善于此者矣。癸丑十月二十日，周树人镫下记。 ※ ※ ※ 〔1〕本篇写于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日，原载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第九卷《嵇康集》。 《嵇康集》，嵇康的诗文集。鲁迅的校正本以明代吴宽丛书堂钞本为底本，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三一年间几经校订而成。嵇康（223—262），字叔夜，谯郡铚（今安徽宿县）人，三国魏末作家，曾任中散大夫。他与魏宗室通婚，又“非汤武而薄周孔”，并因吕安案受牵连，而被谋夺魏朝政权的司马氏集团所杀。 〔2〕吴宽丛书堂钞本吴宽（1435—1504），字原博，号匏庵，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代藏书家。丛书堂为其书室名。他所藏钞本《嵇康集》十卷，有顾广圻、张燕昌题跋各一则，黄不烈（署荛翁、复翁）题跋三则。鲁迅于一九一三年十月一日从京师图书馆借出抄录。 〔3〕指丛书堂钞本上的朱墨两种校文。黄不烈跋称系“匏罶手自雠校”。顾广圻跋亦称：“卷中讹误之字，皆先生亲手改定。” 〔4〕黄省曾（1490—1540）字勉之，吴县（今属江苏）人，明代藏书家。著有《五岳山人集》。所刻《嵇中散集》，十卷，前有黄氏自序，末署“嘉靖乙酉”即明代嘉靖四年（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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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单父张淏〔2〕清源撰《云谷杂记》一卷，从《说郛》〔3〕写出；证以《大典》本〔4〕，重见者廿五条，然小有殊异，余皆《大典》本所无。《说郛》残本五册，为明人旧抄，假自京师图书馆，与见行本〔5〕绝异，疑是南村〔6〕原书也。《云谷杂记》在第三十卷。以二夕写毕，唯讹夺甚多，不敢轻改，当于暇日细心校之。癸丑六月一日夜半记。 ※ ※ ※ 〔1〕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题、标点。写于一九一三年六月一日。 《云谷杂记》，南宋张淏著，成书时间为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是一部以考史论文为主的笔记，原书已佚。鲁迅于一九一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和六月一日从明抄《说郛》残本辑其遗文，写成初稿本一卷。 〔2〕张淏字清源，生平参看本书《〈云谷杂记〉序》。按明抄《说郛》残本注以张淏为单父（今山东单县）人。 〔3〕《说郛》汉魏至宋元的笔记选集，元末明初陶宗仪编，一百卷。原书已残缺，清初陶珽增订为一二○卷，错误甚多。近人张宗祥集六种明抄残本为一百卷，商务印书馆印行。这里指的是明抄残本的一种，五册，为卷三、卷四及卷二十三至三十二，共十二卷。 〔4〕《大典》本指清代乾隆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刊的《云谷杂记》四卷本（武英殿聚珍版）。《永乐大典》，类书，明成祖时解缙等辑，始于永乐元年（1403），成于永乐六年（1408），共二二八七七卷。 明代嘉靖、隆庆间又摹写为正、副两本。原本、副本毁于明亡之际；正本清代乾隆时已残阙，一九○○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又遭焚毁、劫掠。一九六○年中华书局收集残本七三○卷影印出版。 〔5〕见行本指陶珽刻本。 〔6〕南村陶宗仪，字九成，号南村，黄岩（今属浙江）人，元末明初学者。他除辑集《说郛》外，还著有《南村辍耕录》、《南村诗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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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志》：《晋书》二十六卷，本四十四卷，讫明帝〔2〕，今残缺，晋散骑常侍虞预撰。《唐志》：五十八卷。《晋书》《虞预传》：著《晋书》四十余卷。与《隋志》合，《唐志》溢出十余卷，疑有误。本传又云：预字叔宁；征士喜〔3〕之弟也。本名茂，犯明穆皇后讳〔4〕，改。初为县功曹，见斥。太守庾琛〔6〕： 命为主簿。纪瞻〔6〕，复为主簿，转功曹史。察孝廉，不行。 安东从事中郎诸葛恢〔7〕，参军庾亮〔8〕等荐预，召为丞相行参军兼记室。遭母忧，服竟，除佐著作郎。大兴中，转琅邪国〔9〕常侍，迁秘书丞，著作郎。咸和中，从平王含〔10〕，赐爵西乡侯。 假归，太守王舒〔11〕请为谘议参军。苏峻〔12〕平，进封平康县侯，迁散骑侍郎，著作如故。除散骑常侍，仍领著作。以年老归，卒于家。 ※ ※ ※ 〔1〕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点。当写于一九一三年三月。 虞预，晋代余姚（今属浙江）人。所著《晋书》四十四卷，已佚； 又著有《会稽典录》二十篇，《诸虞传》十二篇，并佚。鲁迅所辑虞氏《晋书》一卷，未印行。 〔2〕明帝东晋明帝司马绍（299—325），三二二年至三二五年在位。 〔3〕征士喜指虞喜（281—356），字仲宁，晋代学者。朝廷三次征拜博士等官，俱不就。著有《安天论》、《志林新书》等。 〔4〕明穆皇后指晋明帝后庾文君。按文中说虞预本名犯明穆皇后讳，《晋书·虞预传》作“犯明穆皇后母讳”。 〔5〕庾琛字子美，颍川鄢陵（今属河南）人，明穆皇后父。西晋末年任会稽太守，官至丞相军谘祭酒。 〔6〕纪瞻（253—324）字思远，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 西晋末年任会稽内史，官至骠骑将军。 〔7〕诸葛恢（265—326）字道明，琅玡阳都（今山东沂南）人。 曾任安东将军司马睿（即后来的晋元帝）属下的从事中郎，后官至尚书右仆射。 〔8〕庾亮于西晋愍帝建兴（313—316）年间任丞相司马睿的参军。 〔9〕琅邪国琅邪亦作琅琊。西晋时，琅邪王封地在今山东临沂地区；东晋时，侨置于今江苏句容地区。太兴二年（319）虞预任琅邪国常侍，当时琅邪王为元帝子司马裒。 〔10〕王含字处弘，临沂（今属山东）人，东晋大将军王敦之兄。官至骠骑大将军，随王敦叛乱，失败被沉水死。按明帝太宁二年（324）平王含，在成帝咸和（326—334）前。 〔11〕王舒字处明，临沂人。东晋太宁末、咸和初任抚军将军、会稽内史。因平苏峻有功，进封彭泽县侯。 〔12〕苏峻字子高，掖（今山东掖县）人。东晋元帝时官至冠军将军。咸和二年（327）起兵叛乱，次年兵败被杀。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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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志》：《后汉书》八十五卷，本一百二十二卷，晋祠部郎谢沈撰。《唐志》：一百二卷，又《汉书外传》十卷〔2〕。《晋书》《谢沈传》〔3〕：沈字行思，会稽山阴人。郡命为主簿，功曹，察孝廉〔4〕，太尉郄鉴〔5〕辟，并不就。会稽内史何充〔6〕引为参军，以母老去职。平西将军庾亮〔7〕命为功曹，征北将军蔡谟〔8〕牒为参军，皆不就。康帝〔9〕即位，以太学博士征，以母忧去职。服阕，除尚书度支郎。何充庾冰〔10〕并称沈有史才，迁著作郎，撰《晋书》三十余卷。会卒，年五十二。沈先著《后汉书》百卷及《毛诗》〔11〕《汉书外传》，所著述及诗赋文论皆行于世，其才学在虞预〔12〕之右。案《隋志》无《外传》者，或疑本在《后汉书》百二十二卷中，《唐志》乃复析出之，然据本传当为别书，今无遗文，不复可考；惟《后汉书》尚存十余条，辄缀辑为一卷。 ※ ※ ※ 〔1〕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点。当写于一九一三年三月。 谢沈（292—344）《后汉书》，清代姚之骃《〈后汉书〉补逸》和汪文台《七家〈后汉书〉》中各有辑本一卷。鲁迅辑本未印行。 〔2〕《唐志》这里兼指《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汉书外传》，《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后汉书》，……一百二卷，谢沈撰。《后汉书外传》，十卷，谢沈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谢沈《后汉书》，一百二卷，又《外传》十卷。” 〔3〕《晋书》纪传体晋代史，唐代房玄龄等著，一三○卷。 《谢沈传》见该书卷八十二。 〔4〕孝廉“孝悌廉洁科”的简称，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每年由郡举“孝廉”，合格者即授予官职。 〔5〕郄鉴（269—339）字道徽，高平金乡（今属山东）人，晋成帝咸康四年（338）任太尉。 〔6〕何充（292—346）字次道，庐江灊（今安徽霍山）人。晋成帝时任会稽内史，官至尚书令。 〔7〕庾亮（289—340）字元规，颍川鄢陵（今属河南）人。晋明帝穆皇后之兄，成帝时封平西将军。 〔8〕蔡谟（281—356）字道明，陈留考城（今河南兰考）人，晋成帝咸康五年（339）封征北将军。 〔9〕康帝东晋康帝司马岳（322—344），三四二年至三四四年在位。 〔10〕庾冰（296—344）字季坚，庾亮之弟，官至中书监。 〔11〕《毛诗》西汉毛亨和毛苌所传《诗经》。《隋书·经籍志》载：梁代有谢沈所注《毛诗》二十卷，《毛诗释义》、《毛诗义疏》各十卷。三书皆亡。 〔12〕虞预参看本书《虞预〈晋书〉序》及其注〔1〕。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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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年〔2〕十二月十一日，以胡克家本《文选》〔3〕校一过。十二日，以《开元占经》及《六帖》〔4〕校一过。十三日，以明刻小字本《艺文类聚》〔5〕校一过。十四日，以《初学记》〔6〕校一过。 十五日，以《御览》〔7〕校一过。十六至十九日，以范晔书校一过。二十至二十三日，以《三国志》校一过。二十四至二十七日，以《北堂书钞》〔8〕校一过。二十八至三十一日，以孙校本校一过。元年一月四日至七日，以《事类赋》注校一过。 ※ ※ ※ 〔1〕本篇据手稿编入，写于一九一三年一月。原无标题、标点。 〔2〕元年指中华民国元年，即一九一二年。文末的“元年”当为“二年”。 〔3〕胡克家本《文选》胡克家（1757—1816），字占蒙，清代婺源（今属江西）人。他于嘉庆十四年（1809）翻刻宋代尤袤本李善注《文选》六十卷，并撰《考异》十卷。 〔4〕《开元占经》即《大唐开元占经》，天文术数书，唐代瞿悉达著，共一二○卷。《六帖》，类书，唐代白居易撰，又称《白氏六帖》，三十卷；宋代孔传续撰《后六帖》，三十卷。后人将二书合为一部，称《白孔六帖》，共一百卷。 〔5〕《艺文类聚》类书，唐代欧阳询等编，共一百卷，分四十八部。明代嘉靖六年（1827）胡缵宗刊刻小字本，鲁迅校勘所用的是嘉靖七年陆采加跋的胡刻重印本。 〔6〕《初学记》类书，唐代徐坚等编，共三十卷，分二十三部。 〔7〕《御览》即《太平御览》，类书，宋代李昉等编，共一千卷，分五十五门。书成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4）十二月。 〔8〕《北堂书钞》类书，唐代虞世南等编，共一六○卷，分八五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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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承《后汉书》八卷，谢沈《后汉书》一卷，黟人汪文台南士辑，并在《七家〈后汉书〉》中，有太平崔国榜〔2〕序，其略云：“康熙中，钱唐姚鲁斯辑《东观汉记》以下诸家书为补逸，颇沿明儒陋习，不详所自，遗陋滋多。孙颐谷侍御曾据其本为谢承书补正，未有成书。近甘泉黄右原比部亦有辑本，视姚氏差详，终不赅备。黟汪先生南士，绩学敦行，著书等身，以稽古余力，重为蒐补；先生之友汤君伯，称先生旧藏姚本，随见条记，丹黄殆徧，复虑未尽，以属弟子汪学惇，学惇续有增益。学惇殁后，藏书尽售于人，汤君复见此本，已多脱落。亟手录一过，以还先生之子锡藩。锡藩奉楹书，客江右，同岁生会稽赵撝尗从锡藩叚钞，余因得见是书。撝尗言先生所据《北堂书钞》，乃朱氏潜采堂本，题曰《大唐类要》者也，归钱唐汪氏振绮堂。辛酉乱后，汪氏藏书尽散，浙中尚有写本，为孙氏冶城山馆物，后归陈兰邻大令家，近亦鬻诸他氏，远在闽中，无从叚阅，异日得之，当可续补数十条”云。岁壬子夏八月叚教育部所藏《七家后汉书》写出，初二日始，十五日毕。 ※ ※ ※ 〔1〕本篇据手稿编入，写于一九一二年八月。原无标题、标点。 〔2〕崔国榜清代太平（今属安徽）人，曾任建昌知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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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经籍志》〔2〕：《后汉书》一百三十卷，无帝纪，吴武陵太守谢承撰；《唐书》《艺文志》同，又录一卷〔3〕，《旧唐志》三十卷〔4〕。承字伟平，山阴人，博学洽闻，尝所知见，终身不忘；拜五官郎中，稍迁长沙东部都尉，武陵太守，见《吴志》《妃嫔传》并注〔5〕。《后汉书》宋时已不传，故王应麟《困学纪闻》自《文选》注转引之〔6〕；吴淑进注《事类赋》在淳化时，亦言谢书遗逸〔7〕初阳曲傅山乃云其家旧藏明刻本，以校《曹全碑》，无不合〔8〕，然他人无得见者；惟钱塘姚之骃辑本四卷，在《后汉书补逸》中〔9〕，虽不著出处，难称审密，而确为谢书。其后仁和孙志祖〔10〕。黟汪文台〔11〕又各有订补本，遗文稍备，顾颇杂入范晔书〔12〕，不复分别。今一一校正，厘为六卷，先四卷略依范书纪传次第，后二卷则凡名氏偶见范书或所不载者，并写入之。案《隋志》录《后汉书》八家〔13〕，谢书最先，草创之功，足以称纪；而今日逸文乃仅藉范晔书，《三国志》注及唐宋类书以存。注家务取不同之说，以备异闻，而类书所引，又多损益字句，或转写讹异，至不可通，故后贤病其荒率，时有驳难；亦就闻见所及，最其要约，次之本文之后，以便省览云。 ※ ※ ※ 〔1〕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点。当写于一九一三年三月。 谢承《后汉书》，鲁迅辑录的散佚古籍之一，一九一三年三月辑成，共六卷，未印行。 〔2〕《隋书》《经籍志》《隋书》，纪传体隋代史，唐代魏征等著，八十五卷。其中《经籍志》为长孙无忌等著，载列汉至隋的存佚书目。它所采用的经、史、子、集四部图书分类法，直至清代相沿未变。 〔3〕《唐书》《艺文志》《唐书》，这里指《新唐书》，纪传体唐代史，宋代宋祁、欧阳修等著，二二五卷。其中《艺文志》载列唐时所存书目，著录谢承《后汉书》一三○卷，又录一卷。按乾隆武英殿版《新唐书·艺文志》作“一三三卷，又录一卷。” 〔4〕《旧唐志》即《旧唐书·经籍志》。《旧唐书》原名《唐书》，纪传体唐代史，五代后晋刘昫等著，二百卷。后人为与《新唐书》区别，故加“旧”字。按该书《经籍志》载：“《后汉书》一百三十三卷，谢承撰。”本文作“三十卷”，字有脱误。 〔5〕《三国志·吴书·妃嫔传》：“吴主权谢夫人，会稽山阴人也。 ……早卒。后十余年，弟承拜五官郎中，稍迁长沙东部都尉，武陵太守，撰《后汉书》百余卷。”注：“《会稽典录》：承字伟平，博学洽闻，尝所知见，终身不忘。”《三国志》，纪传体魏、蜀、吴三国史，晋代陈寿著，六十五卷。注文为南朝宋裴松之所作。 〔6〕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庆元（今浙江宁波）人，宋末学者。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困学纪闻》，读书笔记，二十卷。 卷十三“考史”部“谢承”条有“谢承父婴为尚书侍郎”等语，下注： “谢承《后汉书》，见《文选》注。”《文选》，即《昭明文选》，诗文总集，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共三十卷。唐代李善为之作注，分为六十卷。《困学纪闻》引语见《文选》卷二十四陆士衡《答贾长渊》诗李善注。 〔7〕吴淑（947—1002）字正仪，宋代润州丹阳（今属江苏）人，官至职方员外郎。宋淳化（990—994）年间，进所著类书《事类赋》百篇，又应诏自加注释，分为三十卷。他在《进〈事类赋〉状》中称：谢承《后汉书》等“皆今所遗逸，而著述之家，相承为用。不忍弃去，亦复存之。” 〔8〕傅山（1607—1684）字青主，阳曲（今属山西）人，明清之际学者。据《困学纪闻》卷十三“考史”部“谢承”条阎若璩夹注： 傅山自云其家有“永乐间扬州刊本”谢承《后汉书》；“郃阳曹全碑出，曾以谢书考证，多所裨，大胜范书。以寇乱亡失。”《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东汉碑刻，记当时郃阳（今属陕西）县令曹全事迹。明代万历年间在陕西出土。 〔9〕姚之骃字鲁思，清代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官至监察御史。辑有《〈后汉书〉补逸》二十一卷，内收已经逸失的《后汉书》八家：东汉刘珍《东观汉记》八卷，三国吴谢承《后汉书》四卷，晋薛莹《后汉书》、晋张璠《后汉记》、晋华峤《后汉书》、晋谢沈《后汉书》、晋袁山松《后汉书》各一卷，晋司马彪《续汉书》四卷。 〔10〕孙志祖（1736—1800）字诒穀，一字颐谷，清代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官至御史。辑有《重订谢承〈后汉书〉补逸》五卷。 著有《读书脞录》等。 〔11〕汪文台（1796—1844）字南士，清代黟（今属安徽）人。 辑有《七家〈后汉书〉》二十一卷，包括谢承书八卷，薛莹书一卷，司马彪书五卷，华峤书二卷，谢沈书一卷，袁山松书二卷，张璠书一卷，并附失名氏书一卷。 〔12〕范晔书指范晔所著《后汉书》。范晔（398—445），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人，南朝宋史学家。曾官尚书吏部郎、宣城太守。撰《后汉书》，成帝纪、列传九十卷，即被杀。梁代刘#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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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者，班固以为“出于稗官”，“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2〕。是则稗官职志，将同古“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3〕矣。顾其条最诸子，判列十家，复以为“可观者九”〔4〕，而小说不与； 所录十五家〔5〕，今又散失。惟《大戴礼》引有青史氏之记〔6〕，《庄子》举宋钘之言〔7〕，孤文断句，更不能推见其旨。去古既远，流裔弥繁，然论者尚墨守故言，此其持萌芽以度柯叶乎！ 余少喜披览古说，或见讹舛，则取证类书，偶会逸文，辄亦写出。虽丛残多失次第，而涯略故在。大共琐语支言，史官末学，神鬼精物，数术波流；真人福地，神仙之中驷，幽验冥征，释氏之下乘。人间小书，致远恐泥〔8〕，而洪笔晚起，此其权舆。况乃录自里巷，为国人所白心；出于造作，则思士之结想。心行曼衍，自生此品，其在文林，有如舜华，足以丽尔文明，点缀幽独，盖不第为广视听之具而止。然论者尚墨守故言。惜此旧籍，弥益零落，又虑后此闲暇者尟，爰更比辑，并校定昔人集本，合得如干种，名曰《古小说钩沉》。 归魂故书，即以自求说释，而为谈大道者言，乃曰：稗官职志，将同古“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矣。 ※ ※ ※ 〔1〕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点。最初以周作人的署名发表于一九一二年二月绍兴刊行的《越社丛刊》第一集；一九三八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第八卷《古小说钩沉》中未收。 《古小说钩沉》，鲁迅约于一九○九年六月至一九一一年底辑录的古小说佚文集，共收周《青史子》至隋侯白《旌异记》等三十六种。一九三八年六月首次印入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鲁迅全集》第八卷。 〔2〕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东汉史学家。官至兰台令史。著有《汉书》一二○卷。小说“出于稗官”等语，见《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稗官，《汉书·艺文志》：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唐代颜师古注：“稗官，小官。”三国魏如淳注：“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 〔3〕“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语见《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4〕“可观者九”《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列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并称：“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5〕《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所录十五家小说，即《伊尹说》、《鬻子说》、《周考》、《青史子》、《师旷》、《务成子》、《宋子》、《天乙》、《黄帝说》、《封禅方说》、《待诏臣饶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臣寿周纪》、《虞初周说》和《百家》。 〔6〕《大戴礼》亦称《大戴礼记》，相传为西汉戴德编纂，原书八十五篇，今存三十九篇。青史氏，指《青史子》的作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青史子》五十七篇。”班固自注：“古史官记事也。”《隋书·经籍志》称“梁有《青史子》一卷，……亡。”则此书逸于隋唐间。鲁迅《古小说钩沉》录其佚文三则，二则辑自《大戴礼·保傅》（其一重见于《贾谊新书·胎教杂事》），一则辑自《风俗通义》。 〔7〕《庄子》道家的代表著作之一，《汉书·艺文志》著录五十二篇，今存三十三篇。作者庄周（约前369—前286），战国时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庄子·天下》引有宋陉“君子不为苛察，不以身假物”等语。宋陉，《孟子》作宋陉，《韩非子》作宋荣子，鲁迅认为他就是《宋子》的作者。参看《中国小说史略·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 〔8〕致远恐泥《论语·子张》：“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曾引此语以论小说。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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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十多篇杂文，是受了压迫之后，从去年六月起，另用各种的笔名，障住了编辑先生和检查老爷的眼睛，陆续在《自由谈》上发表的。不久就又蒙一些很有“灵感”的“文学家”吹嘘，有无法隐瞒之势，虽然他们的根据嗅觉的判断，有时也并不和事实相符。但不善于改悔的人，究竟也躲闪不到那里去，于是不及半年，就得着更厉害的压迫了，敷衍到十一月初，只好停笔，证明了我的笔墨，实在敌不过那些带着假面，从指挥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 不做文章，就整理旧稿，在年底里，粘成了一本书，将那时被人删削或不能发表的，也都添进去了，看起分量来，倒比这以前的《伪自由书》要多一点。今年三月间，才想付印，做了一篇序，慢慢的排，校，不觉又过了半年，回想离停笔的时候，已是一年有余了，时光真是飞快，但我所怕的，倒是我的杂文还好像说着现在或甚而至于明年。 记得《伪自由书》出版的时候，《社会新闻》〔１〕曾经有过一篇批评，说我的所以印行那一本书的本意，完全是为了一条尾巴——《后记》。这其实是误解的。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不加什么原也过得去的了。但画上一条尾巴，却见得更加完全。所以我的要写后记，除了我是弄笔的人，总要动笔之外，只在要这一本书里所画的形象，更成为完全的一个具象，却不是“完全为了一条尾巴”。 内容也还和先前一样，批评些社会的现象，尤其是文坛的情形。因为笔名改得勤，开初倒还平安无事。然而“江山好改，秉性难移”，我知道自己终于不能安分守己。《序的解放》碰着了曾今可，《豪语的折扣》又触犯了张资平，此外在不知不觉之中得罪了一些别的什么伟人，我还自己不知道。但是，待到做了《各种捐班》和《登龙术拾遗》以后，这案件可就闹大了。 去年八月间，诗人邵洵美先生所经营的书店里，出了一种《十日谈》〔２〕，这位诗人在第二期（二十日出）上，飘飘然的论起“文人无行”来了，先分文人为五类，然后作结道—— 除了上述五类外，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典型；但其所以为文人之故，总是因为没有饭吃，或是有了饭吃不饱。因为做文人不比做官或是做生意，究竟用不到多少本钱。一枝笔，一些墨，几张稿纸，便是你所要预备的一切。呒本钱生意，人人想做，所以文人便多了。此乃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的事实。 我们的文坛便是由这种文人组织成的。 因为他们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因此他们的目的仍在职业而不在文人。他们借着文艺宴会的名义极力地拉拢大人物；借文艺杂志或是副刊的地盘，极力地为自己做广告：但求闻达，不顾羞耻。 谁知既为文人矣，便将被目为文人；既被目为文人矣，便再没有职业可得，这般东西便永远在文坛里胡闹。 文人的确穷的多，自从迫压言论和创作以来，有些作者也的确更没有饭吃了。而邵洵美先生是所谓“诗人”，又是有名的巨富“盛宫保”〔３〕的孙婿，将污秽泼在“这般东西”的头上，原也十分平常的。但我以为作文人究竟和“大出丧”有些不同，即使雇得一大群帮闲，开锣喝道，过后仍是一条空街，还不及“大出丧”的虽在数十年后，有时还有几个市侩传颂。穷极，文是不能工的，可是金银又并非文章的根苗，它最好还是买长江沿岸的田地。然而富家儿总不免常常误解，以为钱可使鬼，就也可以通文。使鬼，大概是确的，也许还可以通神，但通文却不成，诗人邵洵美先生本身的诗便是证据。我那两篇中的有一段，便是说明官可捐，文人不可捐，有裙带官儿，却没有裙带文人的。 然而，帮手立刻出现了，还出在堂堂的《中央日报》〔４〕（九月四日及六日）上——女婿问题如是 最近的《自由谈》上，有两篇文章都是谈到女婿的，一篇是孙用的《满意和写不出》，一篇是苇索的《登龙术拾遗》。后一篇九月一日刊出，前一篇则不在手头，刊出日期大约在八月下旬。 苇索先生说：“文坛虽然不致于要招女婿，但女婿却是会要上文坛的。”后一句“女婿却是会要上文坛的”，立论十分牢靠，无瑕可击。我们的祖父是人家的女婿，我们的父亲也是人家的女婿，我们自己，也仍然不免是人家的女婿。比如今日在文坛上“北面”而坐的鲁迅茅盾之流，都是人家的女婿，所以“女婿会要上文坛的”是不成问题的，至于前一句“文坛虽然不致于要招女婿”，这句话就简直站不住了。我觉得文坛无时无刻不在招女婿，许多中国作家现在都变成了俄国的女婿了。 又说：“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赔嫁钱，作文学资本，……”能用妻子的赔嫁钱来作文学资本，我觉得这种人应该佩服，因为用妻子的钱来作文学资本，总比用妻子的钱来作其他一切不正当的事情好一些。况且凡事必须有资本，文学也不能例外，如没有钱，便无从付印刷费，则杂志及集子都出不成，所以要办书店，出杂志，都得是大家拿一些私蓄出来，妻子的钱自然也是私蓄之一。况且做一个富家的女婿并非罪恶，正如做一个报馆老板的亲戚之并非罪恶为一样，如其一个报馆老板的亲戚，回国后游荡无事，可以依靠亲戚的牌头，夺一个副刊来编编，则一个富家的女婿，因为兴趣#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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苇索 看报，是有益的，虽然有时也沉闷。例如罢，中国是世界上国耻纪念最多的国家，到这一天，报上照例得有几块记载，几篇文章。但这事真也闹得太重叠，太长久了，就很容易千篇一律，这一回可用，下一回也可用，去年用过了，明年也许还可用，只要没有新事情。即使有了，成文恐怕也仍然可以用，因为反正总只能说这几句话。所以倘不是健忘的人，就会觉再沉闷，看不出新的启示来。 然而我还是看。今天偶然看见北京追悼抗日英雄邓文〔２〕的记事，首先是报告，其次是演讲，最末，是“礼成，奏乐散会”。 我于是得了新的启示：凡纪念，“礼”而已矣。 中国原是“礼义之邦”，关于礼的书，就有三大部〔３〕，连在外国也译出了，我真特别佩服《仪礼》的翻译者。事君，现在可以不谈了；事亲，当然要尽孝，但殁后的办法，则已归入祭礼中，各有仪，就是现在的拜忌日，做阴寿之类。新的忌日添出来，旧的忌日就淡一点，“新鬼大，故鬼小”〔４〕也。我们的纪念日也是对于旧的几个比较的不起劲，而新的几个之归于淡漠，则只好以俟将来，和人家的拜忌辰是一样的。有人说，中国的国家以家族为基础，真是有识见。 中国又原是“礼让为国”〔５〕的，既有礼，就必能让，而愈能让，礼也就愈繁了。总之，这一节不说也罢。 古时候，或以黄老治天下，或以孝治天下〔６〕。现在呢，恐怕是入于以礼治天下的时期了，明乎此，就知道责备民众的对于纪念日的淡漠是错的，《礼》曰：“礼不下庶人”〔７〕；舍不得物质上的什么东西也是错的，孔子不云乎：“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８〕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９〕，静静的等着别人的“多行不义，必自毙”〔１０〕，礼也。九月二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邓文当时东北军马占山部的骑兵师长，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在张家口被暗杀。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日报纸曾载“京各界昨日追悼邓文”的消息。京，指南京。 〔３〕三部关于礼的书，指《周礼》、《仪礼》、《礼记》。《仪礼》有英国斯蒂尔（Ｊ．Ｓｔｅｅｌ）的英译本，一九一七年伦敦出版。〔４〕“新鬼大，故鬼小”见《左传》文公二年：春秋时鲁闵公死后，由他的异母兄僖公继立；僖公死，他的儿子文公继立，依照世序，在宗庙里的位次，应该是闵先僖后；但文公二年八月祭太庙时，将他的父亲僖公置于闵公之前，说是“新鬼大，故鬼小”。意思是说死去不久的僖公是哥哥，死时年纪又大；而死了多年的闵公是弟弟，死时年纪又小，所以要“先大后小”。 〔５〕“礼让为国”语出《论语·里仁》：“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６〕以黄老治天下指以导源于道家而大成于法家的刑名法术治理国家。黄老，指道家奉为宗祖的黄帝和老聃。以孝治天下，指用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思想治理国家。〔７〕“礼不下庶人”语见《礼记·曲礼》：“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８〕“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语见《论语·八佾》：“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据宋代朱熹注：饩羊，即活羊。诸侯每月朔日（初一）告庙听政，叫做告朔。子贡（端木赐）因见当时鲁国的国君已废去告朔之礼，想把为行礼而准备的羊也一并去掉；但孔丘以为有羊还可以在形式上保留一点礼的虚文，所以这样说。 〔９〕“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丘的话，语见《论语·颜渊》。 〔１０〕“多行不义，必自毙”语见《左传》隐公元年，原语为春秋时郑庄公说他弟弟共叔段的话。 #p#副标题#e#
苇索 善于治国平天下的人物，真能随处看出治国平天下的方法来，四川正有人以为长衣消耗布匹，派队剪除〔２〕；上海又有名公要来整顿茶馆〔３〕了，据说整顿之处，大略有三：一是注意卫生，二是制定时间，三是施行教育。 第一条当然是很好的；第二条，虽然上馆下馆，一一摇铃，好像学校里的上课，未免有些麻烦，但为了要喝茶，没有法，也不算坏。 最不容易是第三条。“愚民”的到茶馆来，是打听新闻，闲谈心曲之外，也来听听《包公案》〔４〕一类东西的，时代已远，真伪难明，那边妄言，这边妄听，所以他坐得下去。现在倘若改为“某公案”，就恐怕不相信，不要听；专讲敌人的秘史，黑幕罢，这边之所谓敌人，未必就是他们的敌人，所以也难免听得不大起劲。结果是茶馆主人遭殃，生意清淡了。 前清光绪初年，我乡有一班戏班，叫作“群玉班”，然而名实不符，戏做得非常坏，竟弄得没有人要看了。乡民的本领并不亚于大文豪，曾给他编过一支歌： “台上群玉班， 台下都走散。 连忙关庙门， 两边墙壁都爬塌（平声），连忙扯得牢， 只剩下一担馄饨担。” 看客的取舍，是没法强制的，他若不要看，连拖也无益。即如有几种刊物，有钱有势，本可以风行天下的了，然而不但看客有限，连投稿也寥寥，总要隔两月才出一本。讽刺已是前世纪的老人的梦呓〔５〕，非讽刺的好文艺，好像也将是后世纪的青年的出产了。 六月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派队剪除长衣的事，指当时四川军阀杨森的所谓“短衣运动”。《论语》半月刊第十八期（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古香斋”栏曾转载“杨森治下营山县长罗象翥禁穿长衫令”，其中说：“查自本军接防以来，业经军长通令戍区民众，齐着短服在案。……着自四月十六日起，由公安局派队，随带剪刀，于城厢内外梭巡，遇有玩视禁令，仍着长服者，立即执行剪衣，勿稍瞻徇。”参看本书《“滑稽”例解》。〔３〕整顿茶馆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上海《大晚报》“星期谈屑”刊载署名“蓼”的《改良坐茶馆》一文，其中说对群众聚集的茶馆“不能淡然置之”，提示反动当局把茶馆变为对群众“输以教育”的场所，并提出“改良茶馆的设备”、“规定坐茶馆的时间”、“加以民众教育的设备”等办法。 〔４〕《包公案》又名《龙图公案》，明代公案小说，写宋代清官包拯断案的故事。 〔５〕讽刺已是前世纪的老人的梦呓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大晚报·火炬》登载法鲁的《到底要不要自由》一文，攻击鲁迅等写的杂文说：“讥刺嘲讽更已属另一年代的老人所发的呓语。”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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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明 因为有人谈起写篆字，我倒记起郑板桥〔２〕有一块图章，刻着“难得糊涂”。那四个篆字刻得叉手叉脚的，颇能表现一点名士的牢骚气。足见刻图章写篆字也还反映着一定的风格，正像“玩”木刻之类，未必“只是个人的事情”：“谬种”和“妖孽”就是写起篆字来，也带着些“妖谬”的。 然而风格和情绪，倾向之类，不但因人而异，而且因事而异，因时而异。郑板桥说“难得糊涂”，其实他还能够糊涂的。现在，到了“求仕不获无足悲，求隐而不得其地以窜者，毋亦天下之至哀欤”〔３〕的时代，却实在求糊涂而不可得了。 糊涂主义，唯无是非观等等——本来是中国的高尚道德。你说他是解脱，达观罢，也未必。他其实在固执着，坚持着什么，例如道德上的正统，文学上的正宗之类。这终于说出来了：——道德要孔孟加上“佛家报应之说”（老庄另帐登记），而说别人“鄙薄”佛教影响就是“想为儒家争正统”，原来同善社的三教同源论早已是正统了。文学呢？要用生涩字，用词藻，禣E纤的作品，而且是新文学的作品，虽则他“否刃挛难Ш途晌*学的分界”；而大众文学“固然赞成”，“但那是文学中的一个旁支”〔４〕。正统和正宗，是明显的。 对于人生的倦怠并不糊涂！活的生活已经那么“穷乏”，要请青年在“佛家报应之说”，在“《文选》，《庄子》，《论语》，《孟子》”里去求得修养。后来，修养又不见了，只剩得字汇。“自然景物，个人情感，宫室建筑，……之类，还不妨从《文选》之类的书中去找来用。”〔５〕从前严几道从甚么古书里——大概也是《庄子》罢——找着了“幺匿”〔６〕两个字来译Ｕｎｉｔ，又古雅，又音义双关的。但是后来通行的却是“单位”。严老先生的这类“字汇”很多，大抵无法复活转来。现在却有人以为“汉以后的词，秦以前的字，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字和词，可以拼成功我们的光芒的新文学”〔７〕。这光芒要是只在字和词，那大概像古墓里的贵妇人似的，满身都是珠光宝气了。人生却不在拼凑，而在创造，几千百万的活人在创造。可恨的是人生那么骚扰忙乱，使一些人“不得其地以窜”，想要逃进字和词里去，以求“庶免是非”，然而又不可得。真要写篆字刻图章了！ 十一月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２〕郑板桥（１６９３—１７６５）名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清代文学家、书画家。 〔３〕“求仕不获无足悲”等句，见章太炎为吴宗慈纂辑的《庐山志》所作《题辞》。这篇《题辞》作于一九三三年九月，曾发表于同年十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４〕这是施蛰存《突围》之四（答曹聚仁）中的话，见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日《申报·自由谈》，原文为：“我赞成大众文学，尽可能地以浅显的文字供给大众阅读，但那是文学中的一个旁支。”〔５〕“自然景物”等语，是施蛰存《突围》之五（答致立）中的话，见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日《申报·自由谈》，原文为：“我想至少还有许多自然景物，个人感情，宫室建筑，以及在某种情形之下专用的名词或形容词之类，还不妨从《文选》之类的书中去找来用。”〔６〕“幺匿”英语ｕｎｉｔ的音译。严复译英国斯宾塞《群学肄言》第三章《喻术》中说：“群者，谓之拓都（原注：译言总会）；一者，谓之幺匿（原注：译言单个）。”严复自己在《译余赘语》里举例解释说：“大抵万物莫不有总有分：总曰拓都，译言全体；分曰幺匿，译言单位。笔，拓都也；毫，幺匿也。饭，拓都也；粒，幺匿也。国，拓都也；民，幺匿也。”按“拓都”，英语ｔｏｔａｌ的音译，意为全体、总计。 〔７〕“汉以后的词”等句，也见施蛰存《突围》之四（答曹聚仁）。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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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之余 自从《自由谈》上发表了我的《感旧》和施蛰存先生的《〈庄子〉与〈文选〉》以后，《大晚报》〔２〕的《火炬》便在征求展开的讨论。首先征到的是施先生的一封信，题目曰《推荐者的立场》，注云“《庄子》与《文选》的论争”。 但施先生又并不愿意“论争”，他以为两个人作战，正如弧光灯下的拳击手，无非给看客好玩。这是很聪明的见解，我赞成这一肢一节。不过更聪明的是施先生其实并非真没有动手，他在未说退场白之前，早已挥了几拳了。挥了之后，飘然远引，倒是最超脱的拳法。现在只剩下一个我了，却还得回一手，但对面没人也不要紧，我算是在打“逍遥游”〔３〕。 施先生一开首就说我加以“训诲”，而且派他为“遗少的一肢一节”。上一句是诬赖的，我的文章中，并未对于他个人有所劝告。至于指为“遗少的一肢一节”，却诚然有这意思，不过我的意思，是以为“遗少”也并非怎么很坏的人物。新文学和旧文学中间难有截然的分界，施先生是承认的，辛亥革命去今不过二十二年，则民国人中带些遗少气，遗老气，甚而至于封建气，也还不算甚么大怪事，更何况如施先生自己所说，“虽然不敢自认为遗少，但的确已消失了少年的活力”的呢，过去的余气当然要有的。但是，只要自己知道，别人也知道，能少传授一点，那就好了。 我早经声明，先前的文字是并非专为他个人而作的，而且自看了《〈庄子〉与〈文选〉》之后，则连这“一肢一节”也已经疏远。为什么呢，因为在推荐给青年的几部书目上，还题出着别一个极有意味的问题：其中有一种是《颜氏家训》〔４〕。这《家训》的作者，生当乱世，由齐入隋，一直是胡势大张的时候，他在那书里，也谈古典，论文章，儒士似的，却又归心于佛，而对于子弟，则愿意他们学鲜卑语，弹琵琶，以服事贵人——胡人。这也是庚子义和拳〔５〕败后的达官，富翁，巨商，士人的思想，自己念佛，子弟却学些“洋务”，使将来可以事人：便是现在，抱这样思想的人恐怕还不少。而这颜氏的渡世法，竟打动了施先生的心了，还推荐于青年，算是“道德修养”。他又举出自己在读的书籍，是一部英文书和一部佛经〔６〕，正为“鲜卑语”和《归心篇》〔７〕写照。只是现代变化急速，没有前人的悠闲，新旧之争，又正剧烈，一下子看不出什么头绪，他就也只好将先前两代的“道德”，并萃于一身了。假使青年，中年，老年，有着这颜氏式道德者多，则在中国社会上，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有荡涤的必要。自然，这虽为书目所引起，问题是不专在个人的，这是时代思潮的一部。但因为连带提出，表面上似有太关涉了某一个人之观，我便不敢论及了，可以和他相关的只有“劝人看《庄子》《文选》了”八个字，对于个人，恐怕还不能算是不敬的。但待到看了《〈庄子〉与〈文选〉》，却实在生了一点不敬之心，因为他辩驳的话比我所豫料的还空虚，但仍给以正经的答复，那便是《感旧以后》（上）。 然而施先生的写在看了《感旧以后》（上）之后的那封信，却更加证明了他和我所谓“遗少”的疏远。他虽然口说不来拳击，那第一段却全是对我个人而发的。现在介绍一点在这里，并且加以注解。 施先生说：“据我想起来，劝青年看新书自然比劝他们看旧书能够多获得一些群众。”这是说，劝青年看新书的，并非为了青年，倒是为自己要多获些群众。 施先生说：“我想借贵报的一角篇幅，将……书目改一下：我想把《庄子》与《文选》改为鲁迅先生的《华盖集》正续编及《伪自由书》。我想，鲁迅先生为当代‘文坛老将’，他的著作里是有着很广大的活字汇的，而且据丰之余先生告诉我，鲁迅先生文章里的确也有一些从《庄子》与《文选》里出来的字眼，譬如‘之乎者也’之类。这样，我想对于青年人的效果也是一样的。”这一大堆的话，是说，我之反对推荐《庄子》与《文选》，是因为恨他没有推荐《华盖集》正续编与《伪自由书》的缘故。 施先生说：“本来我还想推荐一二部丰之余先生的著作，可惜坊间只有丰子恺〔８〕先生的书，而没有丰之余先生的书，说不定他是像鲁迅先生印珂罗版木刻图一样的是私人精印本，属于罕见书之列，我很惭愧我的孤陋寡闻，未能推荐矣。”这一段话，有些语无伦次了，好像是说：我之反对推荐《庄子》与《文选》，是因为恨他没有推荐我的书，然而我又并无书，然而恨他不推荐，可笑之至矣。 这是“从国文教师转到编杂志”，劝青年去看《庄子》与《文选》，《论语》，《孟子》〔９〕，《颜氏家训》的施蛰存先生，看了我的《感旧以后》（上）一文后，“不想再写什么”而终于写出来了的文章，辞退做“拳击手”，而先行拳击别人的拳法。但他竟毫不提主张看《庄子》与《文选》的较坚实的理由，毫不指出我那《感旧》与《感旧以后》（上）两篇中间的错误，他只有无端的诬赖，自己的猜测，撒娇，装傻。几部古书的名目一撕下，“遗少”的肢节也就跟着渺渺茫茫，到底是现出本相：明明白白的变了“洋场恶少”了。 十月二十日。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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