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木刻图画，从唐到明，曾经有过很体面的历史〔２〕。但现在的新的木刻，却和这历史不相干。新的木刻，是受了欧洲的创作木刻的影响的。创作木刻的绍介，始于朝花社，那出版的《艺苑朝华》〔３〕四本，虽然选择印造，并不精工，且为艺术名家所不齿，却颇引起了青年学徒的注意。到一九三一年夏，在上海遂有了中国最初的木刻讲习会〔４〕。又由是蔓衍而有木铃社，曾印《木铃木刻集》两本。又有野穗社，曾印《木刻画》一辑。有无名木刻社〔５〕，曾印《木刻集》。但木铃社早被毁灭，后两社也未有继续或发展的消息。前些时在上海还剩有Ｍ·Ｋ·木刻研究社〔６〕，是一个历史较长的小团体，曾经屡次展览作品，并且将出《木刻画选集》的，可惜今夏又被私怨者告密。社员多遭捕逐，木版也为工部局〔７〕所没收了。 据我们所知道，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一个研究木刻的团体了。但尚有研究木刻的个人。如罗清桢〔８〕，已出《清桢木刻集》二辑；如又村〔９〕，最近已印有《廖坤玉故事》的连环图。这是都值得特记的。 而且仗着作者历来的努力和作品的日见其优良，现在不但已得中国读者的同情，并且也渐渐的到了跨出世界上去的第一步。虽然还未坚实，但总之，是要跨出去了。不过，同时也到了停顿的危机。因为倘没有鼓励和切磋，恐怕也很容易陷于自足。本集即愿做一个木刻的路程碑，将自去年以来，认为应该流布的作品，陆续辑印，以为读者的综观，作者的借镜之助。但自然，只以收集所及者为限，中国的优秀之作，是决非尽在于此的。 别的出版者，一方面还正在绍介欧美的新作，一方面则在复印中国的古刻，这也都是中国的新木刻的羽翼。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如果作者都不断的奋发，使本集能一程一程的向前走，那就会知道上文所说，实在不仅是一种奢望的了。 一九三四年六月中，铁木艺术社记。 CC 〔１〕本篇最初印入《木刻纪程》一书中。 《木刻纪程》，鲁迅编辑，以铁木艺术社名义印行，计收木刻二十四幅，作者为何白涛、李雾城（陈烟桥）、陈铁耕、一工（黄新波）、陈普之、张致平（张望）、刘岘、罗清桢等人，初版印一二○本。（封面上有一九三四年六月字样，但据鲁迅日记，系同年八月十四日编讫付印。） 〔２〕我国古代木刻版画，现在所见最早的有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唐末五代（公元十世纪）的佛像，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平，它比欧洲现存的十四世纪德国木版圣母像早好几百年；以后宋代的医书插图、明代的小说绣像，更有进一步的发展。 〔３〕朝花社鲁迅、柔石等组织的文艺团体，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成立于上海，一九三○年春解体。《艺苑朝华》，美术丛刊，鲁迅编选，共出五辑。第一辑《近代木刻选集（一）》，第二辑《拾谷虹儿画选》，第三辑《近代木刻选集（二）》，第四辑《比亚兹莱画选》，均于一九二九年由朝花社印行。第五辑《新俄画选》于一九三○年由光华书局出版。 〔４〕木刻讲习会一八艺社于一九三一年八月间在上海举办。鲁迅介绍日本人内山嘉吉讲授木刻技法，并自任翻译，自八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为期一周。 〔５〕木铃社一九三三年初成立于杭州艺术专门学校，主要成员为郝力群、曹白等。同年十月因主要成员被捕，无形解体。野穗社，一九三三年冬成立于上海新华艺术专门学校，主要成员为陈烟桥、陈铁耕等。无名木刻社（后改名为未名木刻社），一九三三年底成立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主要成员为刘岘、黄新波等。 〔６〕ＭＫ木刻研究社一九三二年九月成立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ＭＫ”是拉丁化拼音“木刻”（Ｍｕｋｅ）二字起首的字母，主要成员为周金海、王绍络、张望、金逢孙、陈普之等，曾举办木刻展览四次。 〔７〕工部局过去英、美、日等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天津等地租界内设立的统治机关。 〔８〕罗清桢（１９０５—１９４２）广东兴宁人，木刻家。〔９〕又村即陈铁耕（１９０６—１９７０），广东兴宁人，木刻家。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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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一开头 听说今年上海的热，是六十年来所未有的。白天出去混饭，晚上低头回家，屋子里还是热，并且加上蚊子。这时候，只有门外是天堂。因为海边的缘故罢，总有些风，用不着挥扇。虽然彼此有些认识，却不常见面的寓在四近的亭子间或搁楼里的邻人也都坐出来了，他们有的是店员，有的是书局里的校对员，有的是制图工人的好手。大家都已经做得筋疲力尽，叹着苦，但这时总还算有闲的，所以也谈闲天。 闲天的范围也并不小：谈旱灾，谈求雨，谈吊膀子，谈三寸怪人干，谈洋米，谈裸腿，〔２〕也谈古文，谈白话，谈大众语。因为我写过几篇白话文，所以关于古文之类他们特别要听我的话，我也只好特别说的多。这样的过了两三夜，才给别的话岔开，也总算谈完了。不料过了几天之后，有几个还要我写出来。 他们里面，有的是因为我看过几本古书，所以相信我的，有的是因为我看过一点洋书，有的又因为我看古书也看洋书；但有几位却因此反不相信我，说我是蝙蝠。我说到古文，他就笑道，你不是唐宋八大家〔３〕，能信么？我谈到大众语，他又笑道：你又不是劳苦大众，讲什么海话呢？ 这也是真的。我们讲旱灾的时候，就讲到一位老爷下乡查灾，说有些地方是本可以不成灾的，现在成灾，是因为农民懒，不戽水。但一种报上，却记着一个六十老翁，因儿子戽水乏力而死，灾象如故，无路可走，自杀了。老爷和乡下人，意见是真有这么的不同的。那么，我的夜谈，恐怕也终不过是一个门外闲人的空话罢了。 飓风过后，天气也凉爽了一些，但我终于照着希望我写的几个人的希望，写出来了，比口语简单得多，大致却无异，算是抄给我们一流人看的。当时只凭记忆，乱引古书，说话是耳边风，错点不打紧，写在纸上，却使我很踌躇，但自己又苦于没有原书可对，这只好请读者随时指正了。·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六·夜，·写·完·并·记。二字是什么人造的？ 字是什么人造的？ 我们听惯了一件东西，总是古时候一位圣贤所造的故事，对于文字，也当然要有这质问。但立刻就有忘记了来源的答话：字是仓颉〔４〕造的。 这是一般的学者的主张，他自然有他的出典。我还见过一幅这位仓颉的画像，是生着四只眼睛的老头陀。可见要造文字，相貌先得出奇，我们这种只有两只眼睛的人，是不但本领不够，连相貌也不配的。 然而做《易经》〔５〕的人（我不知道是谁），却比较的聪明，他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他不说仓颉，只说“后世圣人”，不说创造，只说掉换，真是谨慎得很；也许他无意中就不相信古代会有一个独自造出许多文字来的人的了，所以就只是这么含含胡胡的来一句。 但是，用书契来代结绳的人，又是什么脚色呢？文学家？不错，从现在的所谓文学家的最要卖弄文字，夺掉笔杆便一无所能的事实看起来，的确首先就要想到他；他也的确应该给自己的吃饭家伙出点力。然而并不是的。有史以前的人们，虽然劳动也唱歌，求爱也唱歌，他却并不起草，或者留稿子，因为他做梦也想不到卖诗稿，编全集，而且那时的社会里，也没有报馆和书铺子，文字毫无用处。据有些学者告诉我们的话来看，这在文字上用了一番工夫的，想来该是史官了。 原始社会里，大约先前只有巫，待到渐次进化，事情繁复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猎，战争……之类，渐有记住的必要，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职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法子来记事，这就是“史”的开头。况且“升中于天”〔６〕，他在本职上，也得将记载酋长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册子，烧给上帝看，因此一样的要做文章——虽然这大约是后起的事。再后来，职掌分得更清楚了，于是就有专门记事的史官。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古人说：“仓颉，黄帝史。”〔７〕第一句未可信，但指出了史和文字的关系，却是很有意思的。至于后来的“文学家”用它来写“阿呀呀，我的爱哟，我要死了！” 那些佳句，那不过是享享现成的罢了，“何足道哉”！三字是怎么来的？ 照《易经》说，书契之前明明是结绳；我们那里的乡下人，碰到明天要做一件紧要事，怕得忘记时，也常常说：“裤带上打一个结！”那么，我们的古圣人，是否也用一条长绳，有一件事就打一个结呢？恐怕是不行的。只有几个结还记得，一多可就糟了。或者那正是伏羲皇上的“八封”〔８〕之流，三条绳一组，都不打结是“乾”，中间各打一结是“坤”罢？恐怕也不对。八组尚可，六十四组就难记，何况还会有五百十二组呢。只有在秘鲁还有存留的“打结字”（Ｑｕｉｐｐｕｓ）〔９〕，用一条横绳，挂上许多直绳，拉来拉去的结起来，网不像网，倒似乎还可以表现较多的意思。我们上古的结绳，恐怕也是如此的罢。但它既然被书契掉换，又不是书契的祖宗，我们也不妨暂且不去管它了。 夏禹的“岣嵝碑”〔１０〕是道士们假造的；现在我们能在实物上看见的最古的文字，只有商朝的甲骨和钟鼎文。但这些，都已经很进步了，几乎找不出一个原始形态。只在铜#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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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一个人，即使到了中年以至暮年，倘一和孩子接近，便会踏进久经忘却了的孩子世界的边疆去，想到月亮怎么会跟着人走，星星究竟是怎么嵌在天空中。但孩子在他的世界里，是好像鱼之在水，游泳自如，忘其所以的，成人却有如人的凫水一样，虽然也觉到水的柔滑和清凉，不过总不免吃力，为难，非上陆不可了。 月亮和星星的情形，一时怎么讲得清楚呢，家境还不算精穷，当然还不如给一点所谓教育，首先是识字。上海有各国的人们，有各国的书铺，也有各国的儿童用书。但我们是中国人，要看中国书，识中国字。这样的书也有，虽然纸张，图画，色彩，印订，都远不及别国，但有是也有的。我到市上去，给孩子买来的是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印行的“国难后第六版”的《看图识字》。 先是那色彩就多么恶浊，但这且不管他。图画又多么死板，这且也不管他。出版处虽然是上海，然而奇怪，图上有蜡烛，有洋灯，却没有电灯；有朝靴，有三镶云头鞋，却没有皮鞋。跪着放枪的，一脚拖地；站着射箭的，两臂不平，他们将永远不能达到目的，更坏的是连钓竿，风车，布机之类，也和实物有些不同。 我轻轻的叹了一口气，记起幼小时候看过的《日用杂字》来。这是一本教育妇女婢仆，使她们能够记账的书，虽然名物的种类并不多，图画也很粗劣，然而很活泼，也很像。为什么呢？就因为作画的人，是熟悉他所画的东西的，一个“萝卜”，一只鸡，在他的记忆里并不含胡，画起来当然就切实。现在我们只要看《看图识字》里所画的生活状态——洗脸，吃饭，读书——就知道这是作者意中的读者，也是作者自己的生活状态，是在租界上租一层屋，装了全家，既不阔绰，也非精穷的，埋头苦干一日，才得维持生活一日的人，孩子得上学校，自己须穿长衫，用尽心神，撑住场面，又那有余力去买参考书，观察事物，修炼本领呢？况且，那书的末叶上还有一行道：“戊申年七月初版”。查年表，才知道那就是清朝光绪三十四年，即西历一九○八年，虽是前年新印，书却成于二十七年前，已是一部古籍了，其奄奄无生气，正也不足为奇的。 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所以给儿童看的图书就必须十分慎重，做起来也十分烦难。即如《看图识字》这两本小书，就天文，地理，人事，物情，无所不有。其实是，倘不是对于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苍蝇之微，都有些切实的知识的画家，决难胜任的。 然而我们是忘却了自己曾为孩子时候的情形了，将他们看作一个蠢才，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即使因为时势所趋，只得施一点所谓教育，也以为只要付给蠢才去教就足够。于是他们长大起来，就真的成了蠢才，和我们一样了。然而我们这些蠢才，却还在变本加厉的愚弄孩子。只要看近两三年的出版界，给“小学生”，“小朋友”看的刊物，特别的多就知道。中国突然出了这许多“儿童文学家”了么？我想：是并不然的。 五月三十日。 CC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北平《文学季刊》第三期，署名唐俟。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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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装书真是买不起了。乾隆时候的刻本的价钱，几乎等于那时的宋本。明版小说，是五四运动以后飞涨的；从今年起，洪运怕要轮到小品文身上去了。至于清朝禁书〔２〕，则民元革命后就是宝贝，即使并无足观的著作，也常要百余元至数十元。我向来也走走旧书坊，但对于这类宝书，却从不敢作非分之想。端午节前，在四马路一带闲逛，竟无意之间买到了一种，曰《小学大全》，共五本，价七角，看这名目，是不大有人会欢迎的，然而，却是清朝的禁书。 这书的编纂者尹嘉铨，博野人；他父亲尹会一〔３〕，是有名的孝子，乾隆皇帝曾经给过褒扬的诗。他本身也是孝子，又是道学家，官又做到大理寺卿稽察觉罗学〔４〕。还请令旗籍〔５〕子弟也讲读朱子的《小学》〔６〕，而“荷蒙朱批：所奏是。钦此。”这部书便成于两年之后的，加疏的《小学》六卷，《考证》和《释文》，《或问》各一卷，《后编》二卷，合成一函，是为《大全》。也曾进呈，终于在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奉旨：“好！知道了。钦此。”那明明是得了皇帝的嘉许的。 到乾隆四十六年，他已经致仕回家了，但真所谓“及其老也，戒之在得”〔７〕罢，虽然欲得的乃是“名”，也还是一样的招了大祸。这年三月，乾隆行经保定，尹嘉铨便使儿子送了一本奏章，为他的父亲请谥，朱批是“与瞻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追矣！钦此。”不过他豫先料不到会碰这样的大钉子，所以接着还有一本，是请许“我朝”名臣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８〕等从祀孔庙，“至于臣父尹会一，既蒙御制诗章褒嘉称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从祀，非臣所敢请也。”这回可真出了大岔子，三月十八日的朱批是：“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钦此。” 乾隆时代的一定办法，是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拿办，一面就查抄，这并非着重他的家产，乃在查看藏书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以一并治罪。因为乾隆的意见，是以为既敢“狂吠”，必不止于一两声，非彻底根究不可的。尹嘉铨当然逃不出例外，和自己的被捕同时，他那博野的老家和北京的寓所，都被查抄了。藏书和别项著作，实在不少，但其实也并无什么干碍之作。不过那时是决不能这样就算的，经大学士三宝〔９〕等再三审讯之后，定为“相应请旨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幸而结果很宽大：“尹嘉铨著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其家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就完结了。 这也还是名儒兼孝子的尹嘉铨所不及料的。 这一回的文字狱，只绞杀了一个人，比起别的案子来，决不能算是大狱，但乾隆皇帝却颇费心机，发表了几篇文字。从这些文字和奏章（均见《清代文字狱档》第六辑）看来，这回的祸机虽然发于他的“不安分”，但大原因，却在既以名儒自居，又请将名臣从祀：这都是大“不可恕”的地方。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况且以这样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统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没有特别坏的奸臣，也就没有特别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坏，无所谓好坏的奴子。〔１０〕特别攻击道学先生，所以是那时的一种潮流，也就是“圣意”。我们所常见的，是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自著的《阅微草堂笔记》〔１１〕里的时时的排击。这就是迎合着这种潮流的，倘以为他秉性平易近人，所以憎恨了道学先生的谿刻，那是一种误解。大学士三宝们也很明白这潮流，当会审尹嘉铨时，曾奏道：“查该犯如此狂悖不法，若即行定罪正法，尚不足以泄公愤而快人心。该犯曾任三品大员，相应遵例奏明，将该犯严加夹讯，多受刑法，问其究属何心，录取供词，具奏，再请旨立正典刑，方足以昭炯戒。”后来究竟用了夹棍没有，未曾查考，但看所录供词，却于用他的“丑行”来打倒他的道学的策略，是做得非常起劲的。现在抄三条在下面—— “问：尹嘉铨！你所书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说‘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闻而贤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辞不就’等语。这处女既立志不嫁，已年过五旬，你为何叫你女人遣媒说合，要他做妾？这样没廉耻的事，难道是讲正经人干的么？据供：我说的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原因素日间知道雄县有个姓李的女子，守贞不字。吾女人要聘他为妾，我那时在京候补，并不知道；后来我女人告诉我，才知道的，所以替他做了这篇文字，要表扬他，实在我并没有见过他的面。但他年过五十，我还将要他做妾的话，做在文字内，这就是我廉耻丧尽，还有何辩。 “问：你当时在皇上跟前讨赏翎子，说是没有翎子，就回去见不得你妻小。你这假道学怕老婆，到底皇上没有给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据供：我当初在家时，曾向我妻子说过，要见皇上讨翎子，所以我彼时不辞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p#副标题#e#15年香港注册公司www.2012hkcompan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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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通讯：首都玄武门外玄武湖。素负历史盛名。自市政府改建五洲公园。加以人工修理后。该处湖光山色。更觉幽雅宜人。风景出自天然。值此春夏阳和。千红万紫。游人如织。有游艺家秦庆森君。为增游人兴趣起见。不惜巨资。特举办五洲动物园。于去冬托友由南洋群岛及云桂等处各地购办奇异动物甚夥。益增该园风光不少。兹将动物中之特别者分志于次。计三种怪人。（一）小头。姓徐。绰号徐小头。海州产。身长三尺。头小如拳。问其年已卅六岁矣。（二）大头汉。姓唐。绰号大头。又名来发。浙之绍兴产。头大如巴斗。状似寿星。其实年方十二岁。（三）半截美人。年二十四岁。扬州产。面发如平常美妇无异。惟无腿。仅有肉足趾两个。此所以称为半截美人。（中头剪自五月十四日《大美晚报》）EE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六日《论语》半月刊第四十三期“古香斋”栏，在《玄武湖怪人》一文之后。这原是鲁迅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六日将《玄武湖怪人》剪寄《论语》时附致该刊编者陶亢德的信。陶征得鲁迅同意后，将此信中主要部分作为按语与剪报一同刊出。 〔２〕中头鲁迅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八日致陶亢德信中说：“以敝‘指谬’拖为‘古香斋’尾巴，自无不可，但署名希改为‘中头’，倘嫌太俳，则‘准’亦可。《论语》虽先生所编，但究属盛家赘婿商品，故殊不愿与之太有瓜葛也。”按盛家赘婿，指《论语》社成员、大买办盛宣怀的孙女婿邵洵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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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衡先生在“最近，出于‘与其看一部新的书，还不如看一部旧的书’的心情”，重读了莎士比亚的《凯撒传》〔２〕。这一读是颇有关系的，结果使我们能够拜读他从读旧书而来的新文章：《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见《文艺风景》〔３〕创刊号）。 这个剧本，杜衡先生是“曾经用两个月的时间把它翻译出来过”的，就可见读得非常子细。他告诉我们：“在这个剧里，莎氏描写了两个英雄——凯撒，和……勃鲁都斯。……还进一步创造了两位政治家（煽动家）——阴险而卑鄙的卡西乌斯，和表面上显得那么麻木而糊涂的安东尼。”但最后的胜利却属于安东尼，而“很明显地，安东尼底胜利是凭借了群众底力量”，于是更明显地，即使“甚至说，群众是这个剧底无形的主脑，也不嫌太过”了。 然而这“无形的主脑”是怎样的东西呢？杜衡先生在叙事和引文之后，加以结束——决不是结论，这是作者所不愿意说的——道—— “在这许多地方，莎氏是永不忘记把群众表现为一个力量的；不过，这力量只是一种盲目的暴力。他们没有理性，他们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他们底感情是完全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着，所操纵着。……自然，我们不能贸然地肯定这是群众底本质，但是我们倘若说，这位伟大的剧作者是把群众这样看法的，大概不会有什么错误吧。这看法，我知道将使作者大大地开罪于许多把群众底理性和感情用另一种方式来估计的朋友们。至于我，说实话，我以为对这些问题的判断，是至今还超乎我底能力之上，我不敢妄置一词。……” 杜衡先生是文学家，所以这文章做得极好，很谦虚。假如说，“妈的群众是瞎了眼睛的！”即使根据的是“理性”，也容易因了表现的粗暴而招致反感；现在是“这位伟大的剧作者”莎士比亚老前辈“把群众这样看法的”，您以为怎么样呢？“巽语之言，能无说乎”〔４〕，至少也得客客气气的搔一搔头皮，如果你没有翻译或细读过莎剧《凯撒传》的话——只得说，这判断，更是“超乎我底能力之上”了。 于是我们都不负责任，单是讲莎剧。莎剧的确是伟大的，仅就杜衡先生所绍介的几点来看，它实在已经打破了文艺和政治无关的高论了。群众是一个力量，但“这力量只是一种盲目的暴力。他们没有理性，他们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据莎氏的表现，至少，他们就将“民治”的金字招牌踏得粉碎，何况其他？即在目前，也使杜衡先生对于这些问题不能判断了。一本《凯撒传》，就是作政论看，也是极有力量的。 然而杜衡先生却又因此替作者捏了一把汗，怕“将使作者大大地开罪于许多把群众底理性和感情用另一种方式来估计的朋友们”。自然，在杜衡先生，这是一定要想到的，他应该爱惜这一位以《凯撒传》给他智慧的作者。然而肯定的判断了那一种“朋友们”，却未免太不顾事实了。现在不但施蛰存先生已经看见了苏联将要排演莎剧的“丑态”（见《现代》九月号）〔５〕，便是《资本论》里，不也常常引用莎氏的名言，未尝说他有罪么？将来呢，恐怕也如未必有人引《哈孟雷特》〔６〕来证明有鬼，更未必有人因《哈孟雷特》而责莎士比亚的迷信一样，会特地“吊民伐罪”〔７〕，和杜衡先生一般见识的。 况且杜衡先生的文章，是写给心情和他两样的人们来读的，因为会看见《文艺风景》这一本新书的，当然决不是怀着“与其看一部新的书，还不如看一部旧的书”的心情的朋友。但是，一看新书，可也就不至于只看一本《文艺风景》了，讲莎剧的书又很多，涉猎一点，心情就不会这么抖抖索索，怕被“政治家”（煽动家）所煽动。那些“朋友们”除注意作者的时代和环境而外，还会知道《凯撒传》的材料是从布鲁特奇的《英雄传》〔８〕里取来的，而且是莎士比亚从作喜剧转入悲剧的第一部；作者这时是失意了。为什么事呢，还不大明白。但总之，当判断的时候，是都要想到的，又未必有杜衡先生所豫言的痛快，简单。 单是对于“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的看法，和杜衡先生的眼睛两样的就有的是。现在只抄一位痛恨十月革命，逃入法国的显斯妥夫（ＬｅｖＳｈｅｓｔｏｖ）〔９〕先生的见解，而且是结论在这里罢—— “在《攸里乌斯·凯撒》中活动的人，以上之外，还有一个。那是复合底人物。那便是人民，或说‘群众’。 莎士比亚之被称为写实家，并不是无意义的。无论在那一点，他决不阿谀群众，做出凡俗的性格来。他们轻薄，胡乱，残酷。今天跟在彭贝〔１０〕的战车之后，明天喊着凯撒之名，但过了几天，却被他的叛徒勃鲁都斯的辩才所惑，其次又赞成安东尼的攻击，要求着刚才的红人勃鲁都斯的头了。人往往愤慨着群众之不可靠。但其实，岂不是正有适用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古来的正义的法则的事在这里吗？劈开底来看，群众原是轻蔑着彭贝，凯撒，安东尼，辛那〔１１〕之辈的，他们那一面，也轻蔑着群众。今天凯撒握着权力，凯撒万岁。明天轮到安东尼了，那就跟在他后面罢。只要他们给饭吃，给戏看，就好。他们的功绩之类，是用不着想到的。他们那一面也很明白，施与些像个王者的宽容，借此#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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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介亭杂文末编 木刻像（曹白作） 在全国第二回木刻流动展览会上摄（１９３６） 上海大陆新村寓所外景上海大陆新村寓所内景Ⅵ鲁迅全集·第六卷 且介亭杂文 本书收作者一九三四年所作杂文三十六篇，一九三五年末经作者亲自编定，一九三七年七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初版。 序言 近几年来，所谓“杂文”的产生，比先前多，也比先前更受着攻击。例如自称“诗人”邵洵美〔１〕，前“第三种人”〔２〕施蛰存〔３〕和杜衡即苏汶〔４〕，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林希隽〔５〕之流，就都和杂文有切骨之仇，给了种种罪状的。然而没有效，作者多起来，读者也多起来了。 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况且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战斗一定有倾向。这就是邵施杜林之流的大敌，其实他们所憎恶的是内容，虽然披了文艺的法衣，里面却包藏着“死之说教者”〔６〕，和生存不能两立。 这一本集子和《花为文学》，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凡是写下来的，全在这里面。当然不敢说是诗史〔７〕，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记于上海之且介亭〔８〕。CC 〔１〕邵洵美（１９０６—１９６８）浙江余姚人。曾创办金屋书店，主编《金屋月刊》，提倡所谓唯美主义文学。他和章克标是《人言》周刊的“编辑同人”。该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三月）曾译载鲁迅用日文写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文中谈监狱一节，文末的“编者注”中攻击鲁迅的杂文“强辞夺理”，“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参看《准风月谈·后记》。 〔２〕“第三种人”一九三三年十月苏汶（即杜衡）在《现代》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文中自称是居于反动文艺和左翼文艺之外的“第三种人”，鼓吹“文艺自由论”，攻击左翼文艺运动。鲁迅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致增田涉的信中指出这些所谓“第三种人”“自称超党派，其实是右派。”〔３〕施蛰存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作家。曾主编《现代》月刊、《文饭小品》等。他在《文饭小品》第三期（一九三五年四月）发表的《服尔泰》中，说鲁迅的杂文是“有宣传作用而缺少文艺价值的东西”。 〔４〕杜衡（１９０６—１９６４）又名苏汶，原名戴克崇，浙江杭县（今余杭）人，“第三种人”的代表人物。曾编辑《现代》月刊。他在上海《星火》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发表的《文坛的骂风》中说，“杂文的流行”，是文坛上“一团糟的混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于是短论也，杂文也，差不多成为骂人文章的‘雅称’，于是，骂风四起，以至弄到今日这不可收拾的局势。”〔５〕林希隽广东潮安人，当时上海大夏大学的学生。他在《现代》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的《杂文和杂文家》中，说杂文的兴盛，是因为“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代替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的工作”。 〔６〕“死之说教者”原是尼采《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卷第九篇的篇名，这里借用其字面的意思。 〔７〕诗史意思是可以作为历史看的诗，语见《新唐书·杜甫传》：“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后也泛指能反映一个时代的作品。 〔８〕且介亭当时作者住在上海北四川路，这个地区是“越界筑路”（帝国主义者越出租界范围修筑马路）区域，即所谓“半租界”。“且介”即取“租界”二字之各半。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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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竟还有人写信来问我作文的秘诀。 我们常常听到：拳师教徒弟是留一手的，怕他学全了就要打死自己，好让他称雄。在实际上，这样的事情也并非全没有，逢蒙杀羿〔２〕就是一个前例。逢蒙远了，而这种古气是没有消尽的，还加上了后来的“状元瘾”，科举虽然久废，至今总还要争“唯一”，争“最先”。遇到有“状元瘾”的人们，做教师就危险，拳棒教完，往往免不了被打倒，而这位新拳师来教徒弟时，却以他的先生和自己为前车之鉴，就一定留一手，甚而至于三四手，于是拳术也就“一代不如一代”了。 还有，做医生的有秘方，做厨子的有秘法，开点心铺子的有秘传，为了保全自家的衣食，听说这还只授儿妇，不教女儿，以免流传到别人家里去，“秘”是中国非常普遍的东西，连关于国家大事的会议，也总是“内容非常秘密”，大家不知道。但是，作文却好像偏偏并无秘诀，假使有，每个作家一定是传给子孙的了，然而祖传的作家很少见。自然，作家的孩子们，从小看惯书籍纸笔，眼格也许比较的可以大一点罢，不过不见得就会做。目下的刊物上，虽然常见什么“父子作家”“夫妇作家”的名称，仿佛真能从遗嘱或情书中，密授一些什么秘诀一样，其实乃是肉麻当有趣，妄将做官的关系，用到作文上去了。 那么，作文真就毫无秘诀么？却也并不。我曾经讲过几句做古文的秘诀〔３〕，是要通篇都有来历，而非古人的成文；也就是通篇是自己做的，而又全非自己所做，个人其实并没有说什么；也就是“事出有因”，而又“查无实据”。到这样，便“庶几乎免于大过也矣”了。简而言之，实不过要做得“今天天气，哈哈哈……”而已。 这是说内容。至于修辞，也有一点秘诀：一要蒙胧，二要难懂。那方法，是：缩短句子，多用难字。譬如罢，作文论秦朝事，写一句“秦始皇乃始烧书”，是不算好文章的，必须翻译一下，使它不容易一目了然才好。这时就用得着《尔雅》，《文选》〔４〕了，其实是只要不给别人知道，查查《康熙字典》〔５〕也不妨的。动手来改，成为“始皇始焚书”，就有些“古”起来，到得改成“政俶燔典”，那就简直有了班马〔６〕气，虽然跟着也令人不大看得懂。但是这样的做成一篇以至一部，是可以被称为“学者”的，我想了半天，只做得一句，所以只配在杂志上投稿。 我们的古之文学大师，就常常玩着这一手。班固先生的“紫色?声，余分闰位”〔７〕，就将四句长句，缩成八字的；扬雄先生的“蠢迪检柙”〔８〕，就将“动由规矩”这四个平常字，翻成难字的。《绿野仙踪》记塾师咏“花”〔９〕，有句云：“媳钗俏矣儿书废，哥罐闻焉嫂棒伤。”自说意思，是儿妇折花为钗，虽然俏丽，但恐儿子因而废读；下联较费解，是他的哥哥折了花来，没有花瓶，就插在瓦罐里，以嗅花香，他嫂嫂为防微杜渐起见，竟用棒子连花和罐一起打坏了。这算是对于冬烘先生的嘲笑。然而他的作法，其实是和扬班并无不合的，错只在他不用古典而用新典。这一个所谓“错”，就使《文选》之类在遗老遗少们的心眼里保住了威灵。 做得蒙胧，这便是所谓“好”么？答曰：也不尽然，其实是不过掩了丑。但是，“知耻近乎勇”〔１０〕，掩了丑，也就仿佛近乎好了。摩登女郎披下头发，中年妇人罩上面纱，就都是蒙胧术。人类学家解释衣服的起源有三说：一说是因为男女知道了性的羞耻心，用这来遮羞；一说却以为倒是用这来刺激；还有一种是说因为老弱男女，身体衰瘦，露着不好看，盖上一些东西，借此掩掩丑的。从修辞学的立场上看起来，我赞成后一说。现在还常有骈四俪六，典丽堂皇的祭文，挽联，宣言，通电，我们倘去查字典，翻类书，剥去它外面的装饰，翻成白话文，试看那剩下的是怎样的东西呵！？ 不懂当然也好的。好在那里呢？即好在“不懂”中。但所虑的是好到令人不能说好丑，所以还不如做得它“难懂”：有一点懂，而下一番苦功之后，所懂的也比较的多起来。我们是向来很有崇拜“难”的脾气的，每餐吃三碗饭，谁也不以为奇，有人每餐要吃十八碗，就郑重其事的写在笔记上；用手穿针没有人看，用脚穿针就可以搭帐篷卖钱；一幅画片，平淡无奇，装在匣子里，挖一个洞，化为西洋镜，人们就张着嘴热心的要看了。况且同是一事，费了苦功而达到的，也比并不费力而达到的的可贵。譬如到什么庙里去烧香罢，到山上的，比到平地上的可贵；三步一拜才到庙里的庙，和坐了轿子一径抬到的庙，即使同是这庙，在到达者的心里的可贵的程度是大有高下的。作文之贵乎难懂，就是要使读者三步一拜，这才能够达到一点目的的妙法。 写到这里，成了所讲的不但只是做古文的秘诀，而且是做骗人的古文的秘诀了。但我想，做白话文也没有什么大两样，因为它也可以夹些僻字，加上蒙胧或难懂，来施展那变戏法的障眼的手巾的。倘要反一调，就是“白描”。 “白描”却并没有秘诀。如果要说有，也不过是和障眼法反一调：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十一月十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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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声》的寿命有这么长，想起来实在有点奇怪的。 大前年和前年，所谓作家也者，还有什么什么会，标榜着什么什么文学，到去年就渺渺茫茫了，今年是大抵化名办小报，卖消息；消息那里有这么多呢，于是造谣言。先前的所谓作家还会联成黑幕小说，现在是联也不会联了，零零碎碎的塞进读者的脑里去，使消息和秘闻之类成为他们的全部大学问。这功绩的褒奖是稿费之外，还有消息奖，“挂羊头卖狗肉”也成了过去的事，现在是在“卖人肉”了。于是不“卖人肉”的刊物及其作者们，便成为被卖的货色。这也是无足奇的，中国是农业国，而麦子却要向美国定购，独有出卖小孩，只要几百钱一斤，则古文明国中的文艺家，当然只好卖血，尼采说过：“我爱血写的书”〔２〕呀。 然而《涛声》尚存，这就是我所谓“想起来实在有点奇怪”。 这是一种幸运，也是一个缺点。看现在的景况，凡有敕准或默许其存在的，倒往往会被一部分人们摇头。有人批评过我，说，只要看鲁迅至今还活着，就足见不是一个什么好人。这是真的，自民元革命以至现在，好人真不知道被害死了多少了，不过谁也没有记一篇准账。这事实又教坏了我，因为我知道即使死掉，也不过给他们大卖消息，大造谣言，说我的被杀，其实是为了金钱或女人关系。所以，名列于该杀之林〔３〕则可，悬梁服毒，是不来的。 《涛声》上常有赤膊打仗，拚死拚活的文章，这脾气和我很相反，并不是幸存的原因。我想，那幸运而且也是缺点之处，是在总喜欢引古证今，带些学究气。中国人虽然自夸“四千余年古国古”，可是十分健忘的，连民族主义文学家，也会认成吉斯汗为老祖宗〔４〕，则不宜与之谈古也可见。上海的市侩们更不需要这些，他们感到兴趣的只是今天开奖，邻右争风；眼光远大的也不过要知道名公如何游山，阔人和谁要好之类；高尚的就看什么学界琐闻，文坛消息。总之，是已将生命割得零零碎碎了。 这可以使《涛声》的销路不见得好，然而一面也使《涛声》长寿。文人学士是清高的，他们现在也更加聪明，不再恭维自己的主子，来着痕迹了。他们只是排好暗箭，拿定粪帚，监督着应该俯伏着的奴隶们，看有谁抬起头来的，就射过去，洒过去，结果也许会终于使这人被绑架或被暗杀，由此使民国的国民一律“平等”。《涛声》在销路上的不大出头，也正给它逃了暂时的性命，不过，也还是很难说，因为“不测之威”，也是古来就有的。 我是爱看《涛声》的，并且以为这样也就好。然而看近来，不谈政治呀，仍谈政治呀，似乎更加不大安分起来，则我的那些忠告，对于“乌鸦为记”〔５〕的刊物，恐怕也不见得有效。 那么，“祝”也还是“白祝”，我也只好看一张，算一张了。昔人诗曰，“丧乱死多门”〔６〕，信夫！ 八月六日。 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涛声》上，果然发出《休刊辞》来，开首道：“十一月二十日下午，本刊奉令缴还登记证，‘民亦劳止，汔可小康’〔７〕。我们准备休息一些时了。 ……”这真是康有为所说似的“不幸而吾言中”，岂不奇而不奇也哉。十二月三十一夜，补记。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月十九日《涛声》第二卷第三十一期。 〔２〕“我爱血写的书”参看本卷第２５页注〔５〕。〔３〕名列于该杀之林一九三三年一月，作者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被举为执行委员，因此招致国民党的忌恨。同年六月；该盟副会长杨杏佛遭暗杀，作者也被列入黑名单。 〔４〕这里说的民族主义文学家，指黄震遐。参看《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５〕“乌鸦为记”的刊物指《涛声》。它自第一卷第二十一期起，刊头上印有乌鸦的图案。 〔６〕“丧乱死多门”语见唐代杜甫《白马》诗。〔７〕“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语见《诗经·大雅·民劳》。汔，庶几，差不多。 上海的少女〔１〕 在上海生活，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的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 然而更便宜的是时髦的女人。这在商店里最看得出：挑选不完，决断不下，店员也还是很能忍耐的。不过时间太长，就须有一种必要的条件，是带着一点风骚，能受几句调笑。否则，也会终于引出普通的白眼来。 惯在上海生活了的女性，早已分明地自觉着这种自己所具的光荣，同时也明白着这种光荣中所含的危险。所以凡有时髦女子所表现的神气，是在招摇，也在固守，在罗致，也在抵御，像一切异性的亲人，也像一切异性的敌人，她在喜欢，也正在恼怒。这神气也传染了未成年的少女，我们有时会看见她们在店铺里购买东西，侧着头，佯嗔薄怒，如临大敌。自然，店员们是能像对于成年的女性一样，加以调笑的，而她也早明白着这调笑#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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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武士道〔２〕的没落产生了堂·吉诃德那样的戆大。他其实是个十分老实的书呆子。看他在黑夜里仗着宝剑和风车开仗，〔３〕的确傻相可掬，觉得可笑可怜。 然而这是真正的吉诃德。中国的江湖派和流氓种子，却会愚弄吉诃德式的老实人，而自己又假装着堂·吉诃德的姿态。《儒林外史》上的几位公子，慕游侠剑仙之为人，结果是被这种假吉诃德骗去了几百两银子，换来了一颗血淋淋的猪头，〔４〕——那猪算是侠客的“君父之仇”了。 真吉诃德的做傻相是由于自己愚蠢，而假吉诃德是故意做些傻相给别人看，想要剥削别人的愚蠢。 可是中国的老百姓未必都还这么蠢笨，连这点儿手法也看不出来。 中国现在的假吉诃德们，何尝不知道大刀不能救国，他们却偏要舞弄着，每天“杀敌几百几千”的乱嚷，还有人“特制钢刀九十九，去赠送前敌将士”〔５〕。可是，为着要杀猪起见，又舍不得飞机捐〔６〕，于是乎“武器不精良”的宣传，一面作为节节退却或者“诱敌深入”〔７〕的解释，一面又借此搜括一些杀猪经费。可惜前有慈禧太后〔８〕，后有袁世凯，——清末的兴复海军捐建设了颐和园，民四的“反日”爱国储金〔９〕，增加了讨伐当时革命军的军需，——不然的话，还可以说现在发现了一个新发明。 他们何尝不知道“国货运动”〔１０〕振兴不了什么民族工业，国际的财神爷扼住了中国的喉咙，连气也透不出，甚么“国货”都跳不出这些财神的手掌心。然而“国货年”是宣布了，“国货商场”是成立了，像煞有介事的，仿佛抗日救国全靠一些戴着假面具的买办多赚几个钱。这钱还是从猪狗牛马身上剥削来的。不听见“增加生产力”，“劳资合作共赴国难”的呼声么？原本不把小百姓当人看待，然而小百姓做了猪狗牛马还是要负“救国责任”！结果，猪肉供给假吉诃德吃，而猪头还是要斫下来，挂出去，以为“捣乱后方”者戒。 他们何尝不知道什么“中国固有文化”咒不死帝国主义，无论念几千万遍“不仁不义”或者金光明咒〔１１〕，也不会触发日本地震，使它陆沉大海。然而他们故意高喊恢复“民族精神”，仿佛得了什么祖传秘诀。意思其实很明白，是要小百姓埋头治心，多读修身教科书。这固有文化本来毫无疑义：是岳飞式的奉旨不抵抗〔１２〕的忠，是听命国联爷爷的孝，是斫猪头，吃猪肉，而又远庖厨〔１３〕的仁爱，是遵守卖身契约的信义，是“诱敌深入”的和平。而且，“固有文化”之外，又提倡什么“学术救国”，引证西哲菲希德〔１４〕之言等类的居心，又何尝不是如此。 假吉诃德的这些傻相，真教人哭笑不得；你要是把假痴假呆当做真痴真呆，当真认为可笑可怜，那就未免傻到不可救药了。 四月十一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六号，署名洛文。 〔２〕武士道原指日本幕府时代武士所遵守的封建道德（忠君、节义、勇武、坚忍等）。西洋武士道，指西欧骑士精神。骑士，西欧中世纪封建时代的军人，属小封建主。他们标榜忠诚笃实，尚任侠，好冒险，崇尚爱情，艳羡贵妇。骑士盛行于十一至十四世纪，后因封建制解体和武器、战术的改进，渐趋没落。 〔３〕堂·吉诃德仗着宝剑和风车打仗的事，见《堂吉诃德》第八章。 〔４〕《儒林外史》第十二回写有娄姓两公子被张铁臂骗取白银五百两的事。 〔５〕“特制钢刀”的事，见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申报》：上海有个叫王述的人，特别定制大刀九十九把，捐赠给当时防守喜峰口等处的宋哲元部队。 〔６〕飞机捐一九三三年初，国民党政府决定举办航空救国飞机捐。稍后，组织中华航空救国会（后改名为中国航空协会），在各地发行航空奖券，强行募捐。 〔７〕“诱敌深入”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不断丧失国土，却妄说是战略上的“诱敌深入”。这类欺骗宣传充斥于当时的反动报刊，如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南京《救国日报》的社论中就说：“浸使政府为战略关系，须暂时放弃北平以便引敌深入聚而歼之……故吾主张政府应严厉责成张学良，使之以武力制止反对运动，若不得已，虽流血亦所不辞。” 〔８〕慈禧太后（１８８５—１９０８）满族，即叶赫那拉氏，咸丰帝妃，同治继位后被尊为太后，成为清末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她把建设北洋舰队的海军经费八千万两白银，移用于修建颐和园。 〔９〕“反日”爱国储金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五月九日，袁世凯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侵略中国的“二十一条”，北京、上海等地群众为了反日救国，曾发起救国储金，并成立了救国储金团。但储金团却为袁世凯所把持，储金存入当时他所控制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并被他挪用为活动帝制的经费。 〔１０〕“国货运动”一九三三年，上海工商界发起将该年定为“国货年”，在元旦举行游行大会，并成立“国货商场”和“中华国货产销#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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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舒〔２〕先生远远的从法国给我们一封通信，叙述着法国ＡAＥAＡAＲA（革命文艺家协会）得了纪德〔３〕的参加，在三月二十一日召集大会，猛烈的反抗德国法西斯谛的情形，并且绍介了纪德的演说，发表在六月号的《现代》上。法国的文艺家，这样的仗义执言的举动是常有的：较远，则如左拉为德来孚斯打不平〔４〕，法朗士当左拉改葬时候的讲演〔５〕；较近，则有罗曼罗兰的反对战争。但这回更使我感到真切的欢欣，因为问题是当前的问题，而我也正是憎恶法西斯谛的一个。不过戴先生在报告这事实的同时，一并指明了中国左翼作家的“愚蒙”和像军阀一般的横暴，我却还想来说几句话。但希望不要误会，以为意在辩解，希图中国也从所谓“第三种人”得到对于德国的被压迫者一般的声援，——并不是的。中国的焚禁书报，封闭书店，囚杀作者，实在还远在德国的白色恐怖以前，而且也得到过世界的革命的文艺家的抗议了。〔６〕我现在要说的，不过那通然里的必须指出的几点。 那通信叙述过纪德的加入反抗运动之后，说道——“在法国文坛中，我们可以说纪律是‘第三种人’，……自从他在一八九一年……起，一直到现在为止，他始终是一个忠实于他的艺术的人。然而，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不一定就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法国的革命作家没有这种愚蒙的见解（或者不如说是精明的策略），因此，在热烈的欢迎之中，纪德便在群众之间发言了。” 这就是说：“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就是“第三种人”，而中国的革命作家，却“愚蒙”到指这种人为全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现在已经由纪德证实，是“不一定”的了。这里有两个问题应该解答。 第一，是中国的左翼理论家是否真指“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为全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据我所知道，却并不然。左翼理论家无论如何“愚蒙”，还不至于不明白“为艺术的艺术”在发生时，是对于一种社会的成规的革命，但待到新兴的战斗的艺术出现之际，还拿着这老招牌来明明暗暗阻碍他的发展，那就成为反动，且不只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了。至于“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却并未视同一律。因为不问那一阶级的作家，都有一个“自己”，这“自己”，就都是他本阶级的一分子，忠实于他自己的艺术的人，也就是忠实于他本阶级的作者，在资产阶级如此，在无产阶级也如此。这是极显明粗浅的事实，左翼理论家也不会不明白的。但这位——戴先生用“忠实于自己的艺术”来和“为艺术的艺术”掉了一个包，可真显得左翼理论家的“愚蒙”透顶了。 第二，是纪德是否真是中国所谓的“第三种人”？我没有读过纪德的书，对于作品，没有加以批评的资格。但我相信：创作和演说，形式虽然不同，所含的思想是决不会两样的。我可以引出戴先生所绍介的演说里的两段来——“有人会对我说：‘在苏联也是这样的。’那是可能的事；但是目的却是完全两样的，而且，为了要建设一个新社会起见，为了把发言权给与那些一向做着受压迫者，一向没有发言权的人们起见，不得已的矫枉过正也是免不掉的事。 “我为什么并怎样会在这里赞同我在那边所反对的事呢？那就是因为我在德国的恐怖政策中，见到了最可叹最可憎的过去底再演，在苏联的社会创设中，我却见到一个未来的无限的允约。” 这说得清清楚楚，虽是同一手段，而他却因目的之不同而分为赞成或反抗。苏联十月革命后，侧重艺术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这团体，也被称为“同路人”，但他们却并没有这么积极。中国关于“第三种人”的文字，今年已经汇印了一本专书〔７〕，我们可以查一查，凡自称为“第三种人”的言论，可有丝毫近似这样的意见的么？倘其没有，则我敢决定地说，“不可以说纪德是‘第三种人’”。 然而正如我说纪德不像中国的“第三种人”一样，戴望舒先生也觉得中国的左翼作家和法国的大有贤愚之别了。他在参加大会，为德国的左翼艺术家同伸义愤之后，就又想起了中国左翼作家的愚蠢横暴的行为。于是他临末禁不住感慨—— “我不知道我国对于德国法西斯谛的暴行有没有什么表示。正如我们的军阀一样，我们的文艺者也是勇于内战的。在法国的革命作家们和纪德携手的时候，我们的左翼作家想必还在把所谓‘第三种人’当作唯一的敌手吧！” 这里无须解答，因为事实具在：我们这里也曾经有一点表示〔８〕，但因为和在法国两样，所以情形也不同；刊物上也久不见什么“把所谓‘第三种人’当作唯一的敌手”的文章，不再内战，没有军阀气味了。戴先生的豫料，是落了空的。 然而中国的左翼作家，这就和戴先生意中的法国左翼作家一样贤明了么？我以为并不这样，而且也不应该这样的。如果声音还没有全被削除的时候，对于“第三种人”的讨论，还极有从新提起和展开的必要。戴先生看出了法国革命作家们的隐衷，觉得在这危急时，和“第三种人”携手，也许是“精明的策略”。但我以为单靠“策略”，是没有用的，有真切的见解，才有精明的行为，只要看纪德的讲演，就知道他并不超然于政治之外，#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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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儒者不作兴谈女人，但有时总喜欢谈到女人。例如“缠足”罢，从明朝到清朝的带些考据气息的著作中，往往有一篇关于这事起源的迟早的文章。为什么要考究这样下等事呢，现在不说他也罢，总而言之，是可以分为两大派的，一派说起源早，一派说起源迟。说早的一派，看他的语气，是赞成缠足的，事情愈古愈好，所以他一定要考出连孟子的母亲，也是小脚妇人的证据来。说迟的一派却相反，他不大恭维缠足，据说，至早，亦不过起于宋朝的末年。 其实，宋末，也可以算得古的了。不过不缠之足，样子却还要古，学者应该“贵古而贱今”，斥缠足者，爱古也。但也有失怀了反对缠足的成见，假造证据的，例如前明才子杨升庵先生，他甚至于替汉朝人做《杂事秘辛》〔２〕，来证明那时的脚是“底平趾敛”。 于是又有人将这用作缠足起源之古的材料，说既然“趾敛”，可见是缠的了。但这是自甘于低能之谈，这里不加评论。 照我的意见来说，则以上两大派的话，是都错，也都对的。现在是古董出现的多了，我们不但能看见汉唐的图画，也可以看到晋唐古坟里发掘出来的泥人儿。那些东西上所表现的女人的脚上，有圆头履，有方头履，可见是不缠足的。古人比今人聪明，她决不至于缠小脚而穿大鞋子，里面塞些棉花，使自己走得一步一拐。 但是，汉朝就确已有一种“利屣”〔３〕，头是尖尖的，平常大约未必穿罢，舞的时候，却非此不可。不但走着爽利，“潭腿”〔４〕似的踢开去之际，也不至于为裙子所碍，甚至于踢下裙子来。那时太太们固然也未始不舞，但舞的究以倡女为多，所以倡伎就大抵穿着“利屣”，穿得久了，也免不了要“趾敛”的。然而伎女的装束，是闺秀们的大成至圣先师，这在现在还是如此，常穿利屣，即等于现在之穿高跟皮鞋，可以俨然居炎汉〔５〕“摩登女郎”之列，于是乎虽是名门淑女，脚尖也就不免尖了起来。先是倡伎尖，后是摩登女郎尖，再后是大家闺秀尖，最后才是“小家碧玉”〔６〕一齐尖。待到这些“碧玉”们成了祖母时，就入于利屣制度统一脚坛的时代了。 当民国初年，“不佞”观光北京的时候，听人说，北京女人看男人是否漂亮（自按：盖即今之所谓“摩登”也）的时候，是从脚起，上看到头的。所以男人的鞋袜，也得留心，脚样更不消说，当然要弄得齐齐整整，这就是天下之所仁有“包脚布”的原因。仓颉造字，我们是知道的，谁造这布的呢，却还没有研究出。但至少是“古已有之”，唐朝张族鸟作的《朝野佥载》〔７〕罢，他说武后朝有一位某男士，将脚裹得窄窄的，人们见了都发笑。可见盛唐之世，就已有了这一种玩意儿，不过还不是很极端，或者还没有很普及。然而好像终于普及了。由宋至清，绵绵不绝，民元革命以后，革了与否，我不知道，因为我是专攻考“古”学的。 然而奇怪得很，不知道怎的（自按：此处似略失学者态度），女士们之对于脚，尖还不够，并且勒令它“小”起来了，最高模范，还竟至于以三寸为度。这么一来，可以不必兼买利屣和方头履两种，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是不算坏的，可是从卫生的观点来看，却未免有些“过火”，换一句话，就是“走了极端”了。 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的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譬如对于敌人罢，有时是压服不够，还要“除恶务尽”，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８〕。但有时候，却又谦虚到“侵略者要进来，让他们进来。也许他们会杀了十万中国人。不要紧，中国人有的是，我们再有人上去”。这真教人会猜不出是真痴还是假呆。而女人的脚尤其是一个铁证，不小则已，小则必求其三寸，宁可走不成路，摆摆摇摇。慨自辫子肃清以后，缠足本已一同解放的了，老新党的母亲们，鉴于自己在皮鞋里塞棉花之麻烦，一时也确给她的女儿留了天足。然而我们中华民族是究竟有些“极端”的，不多久，老病复发，有些女士们已在别想花样，用一枝细黑柱子将脚跟支起，叫它离开地球。她到底非要她的脚变把戏不可。由过去以测将来，则四朝（假如仍旧有朝代的话）之后，全国女人的脚趾都和小腿成一直线，是可以有八九成把握的。 然则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曰：这正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他所需。穷教员养不活老婆了，于是觉到女子自食其力说之合理，并且附带地向男女平权论卢头；富翁胖到要发哮喘病了，才去打高而富球，从此主张运动的紧要。我们平时，是决不记得自己有一个头，或一个肚子，应该加以优待的，然而一旦头痛肚泻，这才记起了他们，并且大有休息要紧，饮食小心的议论。倘有谁听了这些议论之后，便贸贸然决定这议论者为卫生家，可就失之十丈，差以亿里了。 倒相反，他是不卫生家，议论卫生，正是他向来的不卫生的结果的表现。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９〕以孔子交游之广，事实上没法子只好寻狂狷相与，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着“中庸，中庸”的原因。 以上的推定假使没有错，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而推定孔子晚年，是#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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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佳节〔２〕，有一位文学家大名汤增"?壬?模?凇妒笔滦卤ā飞细?颐墙补飧*时候的杭州的故事。〔３〕他说那时杭州杀掉许多驻防的旗人，辨别的方法，是因为旗人叫“九”为“钩”的，所以要他说“九百九十九”，一露马脚，刀就砍下去了。 这固然是颇武勇，也颇有趣的。但是，可惜是谣言。 中国人里，杭州人是比较的文弱的人。当钱大王治世的时候，人民被刮得衣裤全无，只用一片瓦掩着下部，然而还要追捐，除被打得麂一般叫之外，并无贰话。〔４〕不过这出于宋人的笔记，是谣言也说不定的。但宋明的末代皇帝，带着没落的阔人，和暮气一同滔滔的逃到杭州来，却是事实，苟延残喘，要大家有刚决的气魄，难不难。到现在，西子湖边还多是摇摇摆摆的雅人；连流氓也少有浙东似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打架。自然，倘有军阀做着后盾，那是也会格外的撒泼的，不过当时实在并无敢于杀人的风气，也没有乐于杀人的人们。我们只要看举了老成持重的汤蛰仙先生做都督〔５〕，就可以知道是不会流血的了。 不过战事是有的。革命军围住旗营，开枪打进去，里面也有时打出来。然而围得并不紧，我有一个熟人，白天在外面逛，晚上却自进旗营睡觉去了。 虽然如此，驻防军也终于被击溃，旗人降服了，房屋被充公是有的，却并没有杀戮。口粮当然取消，各人自寻生计，开初倒还好，后来就遭灾。 怎么会遭灾的呢？就是发生了谣言。 杭州的旗人一向优游于西子湖边，秀气所钟，是聪明的，他们知道没有了粮，只好做生意，于是卖糕的也有，卖小菜的也有。杭州人是客气的，并不歧视，生意也还不坏。然而祖传的谣言起来了，说是旗人所卖的东西，里面都藏着毒药。这一下子就使汉人避之惟恐不远，但倒是怕旗人来毒自己，并不是自己想去害旗人。结果是他们所卖的糕饼小菜，毫无生意，只得在路边出卖那些不能下毒的家具。家具一完，途穷路绝，就一败涂地了。这是杭州驻防旗人的收场。 笑里可以有刀，自称酷爱和平的人民，也会有杀人不见血的武器，那就是造谣言。但一面害人，一面也害己，弄得彼此懵懵懂懂。古时候无须提起了，即在近五十年来，甲午战败，就说是李鸿章害的，因为他儿子是日本的驸马，〔６〕骂了他小半世；庚子拳变，又说洋鬼子是挖眼睛的，因为造药水，就乱杀了一大通。下毒学说起于辛亥光复之际的杭州，而复活于近来排日的时候。我还记得每有一回谣言，就总有谁被诬为下毒的奸细，给谁平白打死了。 谣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谣言杀人，也以谣言被杀的。 至于用数目来辨别汉满之法，我在杭州倒听说是出于湖北的荆州的，就是要他们数一二三四，数到“六”字，读作上声，便杀却。但杭州离荆州太远了，这还是一种谣言也难说。 我有时也不大能够分清那句是谣言，那句是真话了。十月十三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十一号，署名洛文。 〔２〕双十节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举行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次年一月一日建立中华民国。九月二十八日临时参议院议定十月十日为国庆节纪念日，又称“双十节”。〔３〕汤增"?懊褡逯饕逦难А钡墓拇嫡摺Ｋ?谝痪*三三年十月十日上海《时事新报》发表的《辛亥革命逸话》中说：“旗人谓九为钩。辛亥革命起，旗人皆变装图逃，杭人乃侦骑四出，遇可疑者，执而讯之，令其口唱‘九百九十九’，如为旗人，则音必读‘钩百钩十钩’也。乃杀之，百无一失。”旗人，清代对编入八旗的人的称呼，后来一般用以称呼满族人。 〔４〕钱大王即钱镠（８５２—９３２），五代时吴越国的国王。据宋代郑文宝《江表志》记载：“两浙钱氏，偏霸一方，急征苛惨，科赋凡欠一斗者多至徒罪。徐瑒尝使越云：‘三更已闻獐麂号叫达曙，问于驿吏，乃县司征科也。乡民多赤体，有被葛褐者，都用竹篾系腰间，执事非刻理不可，虽贫者亦家累千金。’” 〔５〕汤蛰仙（１８５７—１９１７）即汤寿潜，浙江绍兴人。清末进士，武昌起义后曾被推为浙江省都督。 〔６〕李鸿章（１８２３—１９０１）安徽合肥人，清末北洋大臣，洋务派首领。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发生，他避战求和，失败后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易顺鼎在《劾权奸误国奏》中说：“李鸿章虽奸，尚不及其子李经方之甚。李经方前充出使日本大臣，……所纳外妇即倭主睦仁之甥女。……以权奸为丑虏内助，而始有用夷变夏之阶；以丑虏为权奸外援，而始有化家为国之渐。”按李经方系李鸿章之侄，曾娶一日本女子为妾。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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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略的一想，谚语固然好像一时代一国民的意思的结晶，但其实，却不过是一部分的人们的意思。现在就以“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来做例子罢，这乃是被压迫者们的格言，教人要奉公，纳税，输捐，安分，不可怠慢，不可不平，尤其是不要管闲事；而压迫者是不算在内的。 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孙皓是特等的暴君，但降晋之后，简直像一个帮闲；〔２〕宋徽宗在位时，不可一世，而被掳后偏会含垢忍辱。〔３〕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 所以被压制时，信奉着“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格言的人物，一旦得势，足以凌人的时候，他的行为就截然不同，变为“各人不扫门前雪，却管他家瓦上霜”了。 二十年来，我们常常看见：武将原是练兵打仗的，且不问他这兵是用以安内或攘外，总之他的“门前雪”是治军，然而他偏来干涉教育，主持道德；教育家原是办学的，无论他成绩如何，总之他的“门前雪”是学务，然而他偏去膜拜“活佛”，绍介国医。小百姓随军充案，童子军沿门募款。头儿胡行于上，蚁民乱碰于下，结果是各人的门前都不成样，各家的瓦上也一团糟。 女人露出了臂膊和小腿，好像竟打动了贤人们的心，我记得曾有许多人絮絮叨叨，主张禁止过，后来也确有明文禁止了。〔４〕不料到得今年，却又“衣服蔽体已足，何必前拖后曳，消耗布匹，……顾念时艰，后患何堪设想”起来，四川的营山县长于是就令公安局派队一一剪掉行人的长衣的下截。〔５〕长衣原是累赘的东西，但以为不穿长衣，或剪去下截，即于“时艰”有补，却是一种特别的经济学。《汉书》上有一句云，“口含天宪”〔６〕，此之谓也。 某一种人，一定只有这某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本阶级之外。说起来，好像又在提倡什么犯讳的阶级了，然而事实是如此的。谣谚并非全国民的意思，就为了这缘故。古之秀才，自以为无所不晓，于是有“秀才不出门，而知天下事”这自负的漫天大谎，小百姓信以为真，也就渐渐的成了谚语，流行开来。其实是“秀才虽出门，不知天下事”的。秀才只有秀才头脑和秀才眼睛，对于天下事，那里看得分明，想得清楚。清末，因为想“维新”，常派些“人才”出洋去考察，我们现在看看他们的笔记罢，他们最以为奇的是什么馆里的蜡人能够和活人对面下棋〔７〕。声海圣人康有为，佼佼者也，他周游十一国，一直到得巴尔干，这才悟出外国之所以常有“弑君”之故来了，曰：因为宫墙太矮的缘故。〔８〕六月十三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七号，署名洛文。 〔２〕孙皓（２４２—２８３）三国时吴国最后的皇帝。据《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他在位时，“粗暴骄盈”，常无故杀戮臣子和宫人；降晋之后，被封为归命侯，甘受戏弄。《世说新语·排调》载：有一次，“晋武帝问孙皓：‘闻南人好作《尔汝歌》，颇能为不？’皓正饮酒，因举觞对帝而言曰：‘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 〔３〕宋徽宗（１０８２—１１８５）即赵佶，北宋皇帝。在位时，横暴凶残，骄奢淫侈；靖康二年（１１２７）为金兵所俘，被封为“昏德公”，宫眷被“没为宫婢”。他虽备受侮辱，却还不断向“金主”称臣，“具表称谢”（见《靖康稗史·呻吟语》）。 〔４〕一九三三年五月，广西民政厅曾公布法令，凡女子服装袖不过肘，裙不过膝者，均在取缔之列。 〔５〕当时四川军阀杨森提倡“短衣运动”，他管辖下的营山县县长罗象翥曾发布《禁穿长衫令》。这里所引即见于该项令文，令文中还说：“着自四月十六日起，由公安局派队，随带剪刀，于城厢内外梭巡，遇有玩视禁令，仍着长服者，立即执行剪衣，勿稍瞻徇，倘敢有抗拒者，立即带县罚究，决不姑宽。” 〔６〕“口含天宪”语见《后汉书·朱穆传》：“当今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运尝则使饿隶富于季孙，呼*q则伊、颜化为桀、跖。“据清代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天宪，王法也，谓刑戮出于其口也。” 〔７〕关于蜡人和活人下棋的事，见清朝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礼部尚书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一九○六年北京和第一书局出版）。该书“丙午（１９０６）正月二十一日”记有参观巴黎蜡人院的情况：“午后往观蜡人院，院中蜡人甚多，或坐或立，神志如生。最妙者：一蜡像前置棋枰，能与人对弈。如对手欺之，故下一子不如式，则像即停子不下，若不豫状。其仍不改，即以手将棋子扫之。巧妙至此，诚可叹也！” 〔８〕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广东南海人，清末维新运动领袖。后来组织保皇会，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一九○四年至一九○八年，他周游意大利、瑞士、奥地利、匈牙利、德意志、法兰西、丹麦、瑞典、比利时、荷兰、英吉利等十一国。这里所说的事，见他的《欧东阿连五国#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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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二十八日《申报》号外载二十七日北平专电曰：“故宫古物即起运，北宁平汉两路已奉令备车，团城白玉佛〔２〕亦将南运。” 二十九日号外又载二十八日中央社电传教育部电平各大学，略曰：“据各报载榆关告紧之际，北平各大学中颇有逃考及提前放假等情，均经调查确实。查大学生为国民中坚份子，讵容妄自惊扰，败坏校规，学校当局迄无呈报，迹近宽纵，亦属非是。仰该校等迅将学生逃考及提前放假情形，详报核办，并将下学期上课日期，并报为要。” 三十日，“堕落文人”周动轩先生见之，有诗叹曰：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头儿夸大口，面子靠中坚。 惊扰讵云妄？奔逃只自怜：所嗟非玉佛，不值一文钱。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六日上海《论语》第十一期，署名动轩。 〔２〕团城在北京北海公园声门旁的小丘上，有圆形城垣，故名。金时始建殿宇，元后屡有增修。白玉佛，置于团城承光殿内，由整块洁白的玉石雕刻而成，高约五尺，是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珍贵文物。 15年香港注册公司www.2012hkcompan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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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记得一两月之前，曾在一种日报上见到记载着一个人的死去的文章，说他是收集“小摆设”的名人，临末还有依稀的感喟，以为此人一死，“小摆设”的收集者在中国怕要绝迹了。 但可惜我那时不很留心，竟忘记了那日报和那收集家的名字。 现在的新的青年恐怕也大抵不知道什么是“小摆设”了。但如果他出身旧家，先前曾有玩弄翰墨的人，则只要不很破落，未将觉得没用的东西卖给旧货担，就也许还能在尘封的废物之中，寻出一个小小的镜屏，玲珑剔透的石块，竹根刻成的人像，古玉雕出的动物，锈得发绿的铜铸的三脚癞虾蟆：这就是所谓“小摆设”。先前，它们陈列在书房里的时候，是各有其雅号的，譬如那三脚癞虾蟆，应该称为“蟾蜍砚滴”之类，最末的收集家一定都知道，现在呢，可要和它的光荣一同消失了。 那些物品，自然决不是穷人的东西，但也不是达官富翁家的陈设，他们所要的，是珠玉扎成的盆景，五彩绘画的磁瓶。那只是所谓士大夫的“清玩”。在外，至少必须有几十亩膏腴的田地，在家，必须有几间幽雅的书斋；就是流寓上海，也一定得生活较为安闲，在客栈里有一间长包的房子，书桌一顶，烟榻一张，瘾足心闲，摩挲赏鉴。然而这境地，现在却已经被世界的险恶的潮流冲得七颠八倒，像狂涛中的小船似的了。 然而就是在所谓“太平盛世”罢，这“小摆设”原也不是什么重要的物品。在方寸的象牙版上刻一篇《兰亭序》〔２〕，至今还有“艺术品”之称，但倘将这挂在万里长城的墙头，或供在云冈〔３〕的丈八佛像的足下，它就渺小得看不见了，即使热心者竭力指点，也不过令观者生一种滑稽之感。何况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工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他们即使要悦目，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 美术上的“小摆设”的要求，这幻梦是已经破掉了，那日报上的文章的作者，就直觉的地知道。然而对于文学上的“小摆设”——“小品文”的要求，却正在越加旺盛起来，要求者以为可以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这就是想别人一心看着《六朝文絮》〔４〕，而忘记了自己是抱在黄河决口之后，淹得仅仅露出水面的树梢头。但这时却只用得着挣扎和战斗。 而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晋朝的清言〔５〕，早和它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６〕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７〕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鑣。明末的小品〔８〕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这种作风，也触着了满洲君臣的心病，费去许多助虐的武将的刀锋，帮闲的文臣的笔锋，直到乾隆年间，这才压制下去了。以后呢，就来了“小摆设”。 “小摆设”当然不会有大发展。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Ｅｓｓａｙ），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现在的趋势，却在特别提倡那和旧文章相合之点，雍容，漂亮，缜密，就是要它成为“小摆设”，供雅人的摩挲，并且想青年摩挲了这“小摆设”，由粗暴而变为风雅了。 然而现在已经更没有书桌；雅片虽然已经公卖，烟具是禁止的，吸起来还是十分不容易。想在战地或灾区里的人们来鉴赏罢——谁都知道是更奇怪的幻梦。这种小品，上海虽正在盛行，茶话酒谈，遍满小报的摊子上，但其实是正如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躄到马路上来了。 小品文就这样的走到了危机。但我所谓危机，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Ｋｒｉｓｉｓ）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八月二十七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现代》第三卷第六期。 〔２〕《兰亭序》即《兰亭集序》，晋代王羲之作，全文三百二十余字。 〔３〕云冈指云冈石窟，在山西大同武周山南麓，创建于北魏中期。现存主要洞窟五十三个，石雕佛像飞天等五万一千多个，其中最高的佛像达十七米。 〔４〕《六朝文絜》六朝#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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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来由，已经在《呐喊》的序文上，约略说过了。这里还应该补叙一点的，是当我留心文学的时候，情形和现在很不同：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所以“小说作法”之类，我一部都没有看过，看短篇小说却不少，小半是自己也爱看，大半则因了搜寻绍介的材料。也看文学史和批评，这是因为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以便决定应否绍介给中国。和学问之类，是绝不相干的。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ＮAＧｏｇｏｌ）和波兰的显克沃Вǎ華Ｓｉｅ*睿耄椋澹鳎椋簦??玻病场Ｈ毡镜模?窍哪渴??蜕?竿狻玻场场回国以后，就办学校，再没有看小说的工夫了，这样的有五六年。为什么又开手了呢？——这也已经写在《呐喊》的序文里，不必说了。但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４〕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 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５〕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流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这一节，许多批评家之中，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了，但他称我为Ｓｔｙｌｉｓｔ〔６〕。 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 不过这样的写法，有一种困难，就是令人难以放下笔。一气写下去，这人物就逐渐活动起来，尽了他的任务。但倘有什么分心的事情来一打岔，放下许久之后再来写，性格也许就变了样，情景也会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来。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报章，见了一位道学的批评家攻击情诗〔７〕的文章，心里很不以为然，于是小说里就有一个小人物跑到女娲的两腿之间来，不但不必有，且将结构的宏大毁坏了。但这些处所，除了自己，大概没有人会觉到的，我们的批评大家成仿吾先生，还说这一篇做得最出色。 我想，如果专用一个人做骨干，就可以没有这弊病的，但自己没有试验过。 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８〕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我常在学学这一种方法，可惜学不好。 可省的处所，我决不硬添，做不出的时候，我也决不硬做，但这是因为我那时别有收入，不靠卖文为活的缘故，不能作为通例的。 还有一层，是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 但我常看外国的批评文章，因为他于我没有恩怨嫉恨，虽然所评的是别人的作品，却很有可以借镜之处。但自然，我也同时一定留心这批评家的派别。 以上，是十年前的事了，此后并无所作，也没有长进，编辑先生要我做一点这类的文章，怎么能呢。拉杂写来，不过如此而已。 三月五日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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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是一定要进攻苏联的。苏联愈弄得好，它们愈急于要进攻，因为它们愈要趋于灭亡。 我们被帝国主义及其侍从们真是骗得长久了。十月革命之后，它们总是说苏联怎么穷下去，怎么凶恶，怎么破坏文化。但现在的事实怎样？小麦和煤油的输出，不是使世界吃惊了么？正面之敌的实业党〔２〕的首领，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监禁么？列宁格勒，墨斯科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不是都没有被炸掉么？文学家如绥拉菲摩维支，法捷耶夫，革拉特珂夫，绥甫林娜，唆罗诃夫〔３〕等，不是西欧东亚，无不赞美他们的作品么？关于艺术的事我不大知道，但据乌曼斯基（ＫAＵｍａｎｓｋｙ）〔４〕说，一九一九年*校?谀?箍频恼估阑峋陀二十次，列宁格勒两次（《ＮｅｕｅＫｕｎｓｔｉｎＲｕｓｓｌａｎｄ》），则现在的旺盛，更是可想而知了。 然而谣言家是极无耻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实证明了他的话是撒谎时，他就躲下，另外又来一批。 新近我看见一本小册子，是说美国的财政有复兴的希望的，序上说，苏联的购领物品，必须排成长串，现在也无异于从前，仿佛他很为排成长串的人们抱不平，发慈悲一样。 这一事，我是相信的，因为苏联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外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许多物品，当然不能充足。但我们也听到别国的失业者，排着长串向饥寒进行；中国的人民，在内战，在外侮，在水灾，在榨取的大罗网之下，排着长串而进向死亡去。 然而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们，还来对我们说苏联怎么不好，好像它倒愿意苏联一下子就变成天堂，人们个个享福。现在竟这样子，它失望了，不舒服了。——这真是恶鬼的眼泪。 一睁开眼，就露出恶鬼的本相来的，——它要去惩办了。 它一面去惩办，一面来诳骗。正义，人道，公理之类的话，又要满天飞舞了。但我们记得，欧洲大战时候，飞舞过一回的，骗得我们的许多苦工，到前线去替它们死〔５〕，接着是在北京的中央公园里竖了一块无耻的，愚不可及的“公理战胜”的牌坊〔６〕（但后来又改掉了）。现在怎样？“公理”在那里？这事还不过十六年，我们记得的。 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它们自身正在崩溃下去，无法支持，为挽救自己的末运，便憎恶苏联的向上。谣诼，诅咒，怨恨，无所不至，没有效，终于只得准备动手去打了，一定要灭掉它才睡得着。但我们干什么呢？我们还会再被骗么？ “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智识阶级就要饿死。”——一位有名的记者曾经这样警告我。是的，这倒恐怕要使我也有些睡不着了。但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只要你不去谋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阶级的消灭也就早，那时就谁也不会“饿死”了。不消说，排长串是一时难免的，但到底会快起来。 帝国主义的奴才们要去打，自己（！）跟着它的主人去打去就是。我们人民和它们是利害完全相反的。我们反对进攻苏联。我们倒要打倒进攻苏联的恶鬼，无论它说着怎样甜腻的话头，装着怎样公正的面孔。 这才也是我们自己的生路！ 五月六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上海《北斗》第二卷第二期。 〔２〕实业党苏联在一九三○年破获的反革命集团。它的主要分子受法国帝国主义的指使，混入苏联国家企业机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该案破获后，其首领拉姆仁等被分别判处徒刑。〔３〕绥甫林娜（XAＨAUGp^FFTJI，１８８９—１９５４）通译谢芙琳*龋苏联女作家，著有短篇小说《肥料》、《维丽尼雅》等。唆罗诃夫（ＭAＡABKFKHKL），通译萧洛*舴颍?樟?∷导遥??谐て?∷怠毒簿的顿河》等。 〔４〕乌曼斯基（dACqIJSOT）当时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的新闻司司长。《ＮｅｕｅＫｕｎｓｔｉｎＲｕｓｓｌａｎｄ》（《俄国的新艺术》）是他所著的一本书。 〔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北洋政府于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宣布对德作战，随后，英法两国先后招募华工十五万名去法国战场，他们被驱使在前线从事挖战壕及运输等苦役，伤亡甚多。〔６〕“公理战胜”的牌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宣扬他们打败德、奥等同盟国是“公理战胜强权”，并立碑纪念。北洋政府也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建立了“公理战胜”的牌坊。 #p#副标题#e#
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 大年初一，就得到一本《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临末有“新年的梦想”，〔２〕问的是“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和“个人生活”，答的有一百四十多人。记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所谓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话之真，我高兴的翻了一下，知道记者先生却大大的失败了。 当我还未得到这本特大号之前，就遇到过一位投稿者，他比我先看见印本，自说他的答案已被资本家删改了，他所说的梦其实并不如此。这可见资本家虽然还没法禁止人们做梦，而说了出来，倘为权力所及，却要干涉的，决不给你自由。这一点，已是记者的大失败。 但我们且不去管这改梦案子，只来看写着的梦境罢，诚如记者所说，来答复的几乎全部是智识分子。首先，是谁也觉得生活不安定，其次，是许多人梦想着将来的好社会，“各尽所能”呀，“大同世界”呀，很有些“越轨”气息了（末三句是我添的，记者并没有说）。 但他后来就有点“痴”起来，他不知从那里拾来了一种学说，将一百多个梦分为两大类，说那些梦想好社会的都是“载道”之梦，是“异端”，正宗的梦应该是“言志”的，硬把“志”弄成一个空洞无物的东西。〔３〕然而，孔子曰，“盍各言尔志”，而终于赞成曾点者，〔４〕就因为其“志”合于孔子之“道”的缘故也。 其实是记者的所以为“载道”的梦，那里面少得很。文章是醒着的时候写的，问题又近于“心理测验”，遂致对答者不能不做出各各适宜于目下自己的职业，地位，身分的梦来（已被删改者自然不在此例），即使看去好像怎样“载道”，但为将来的好社会“宣传”的意思，是没有的。所以，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说了出来，也无非教人都进这空头的梦境里面去。 然而要实现这“梦”境的人们是有的，他们不是说，而是做，梦着将来，而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将来的现在。因为有这事实，这才使许多智识分子不能不说好像“载道”的梦，但其实并非“载道”，乃是给“道”载了一下，倘要简洁，应该说是“道载”的。 为什么会给“道载”呢？曰：为目前和将来的吃饭问题而已。 我们还受着旧思想的束缚，一说到吃，就觉得近乎鄙俗。但我是毫没有轻视对答者诸公的意思的。《东方杂志》记者在《读后感》里，也曾引佛洛伊特〔５〕的意见，以为“正宗”的梦，是“表现各人的心底的秘密而不带着社会作用的”。但佛洛伊特以被压抑为梦的根柢——人为什么被压抑的呢？这就和社会制度，习惯之类连结了起来，单是做梦不打紧，一说，一问，一分析，可就不妥当了。记者没有想到这一层，于是就一头撞在资本家的朱笔上。但引“压抑说”来释梦，我想，大家必已经不以为忤了罢。 不过，佛洛伊特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欲。有许多人正和他在同一境遇上，就也轰然的拍起手来。诚然，他也告诉过我们，女儿多爱父亲，儿子多爱母亲，即因为异性的缘故。然而婴孩出生不多久，无论男女，就尖起嘴唇，将头转来转去。莫非它想和异性接吻么？不，谁都知道：是要吃东西！ 食欲的根柢，实在比性欲还要深，在目下开口爱人，闭口情书，并不以为肉麻的时候，我们也大可以不必讳言要吃饭。因为是醒着做的梦，所以不免有些不真，因为题目究竟是“梦想”，而且如记者先生所说，我们是“物质的需要远过于精神的追求”了，所以乘着Ｃｅｎｓｏｒｓ〔６〕（也引用佛洛伊特语）的监护好像解除了之际，便公开了一部分。其实也是在“梦中贴标语，喊口号”，不过不是积极的罢了，而且有些也许倒和表面的“标语”正相反。 时代是这么变化，饭碗是这样艰难，想想现在和将来，有些人也只能如此说梦，同是小资产阶级（虽然也有人定我为“封建余孽”或“土著资产阶级”，但我自己姑且定为属于这阶级），很能够彼此心照，然而也无须秘而不宣的。 至于另有些梦为隐士，梦为渔樵，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人〔７〕，其实也只是豫感饭碗之脆，而却想将吃饭范围扩大起来，从朝廷而至园林，由洋场及于山泽，比上面说过的那些志向要大得远，不过这里不来多说了。 一月一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五日上海《文学杂志》第一号。 〔２〕《东方杂志》综合性刊物，一九○四年三月在上海创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停刊，商务印书馆出版。它于一九三三年出的“新年特大号”（第三十卷第一期）中，辟有“新年的梦想”专栏。当时该刊的主编为胡愈之。 〔３〕《东方杂志》记者在“新年的梦想”专栏的《读后感》中说：“近来有些批评家把文学分为#p#副标题#e#
杂文五十一篇，一九三四年三月由上海同文书店初版。本版抽出《〈两地书〉序言》（存目），以免与编入第十一卷中的《两地书》的《序言》重复。 题记 一两年前，上海有一位文学家，现在是好像不在这里了，那时候，却常常拉别人为材料，来写她的所谓“素描”。我也没有被赦免。据说，我极喜欢演说，但讲话的时候是口吃的，至于用语，则是南腔北调〔１〕。前两点我很惊奇，后一点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而且近几年来，这缺点还有开拓到文字上去的趋势；《语丝》早经停刊，没有了任意说话的地方，打杂的笔墨，是也得给各个编辑者设身处地地想一想的，于是文章也就不能划一不二，可说之处说一点，不能说之处便罢休。即使在电影上，不也有时看得见黑奴怒形于色的时候，一有同是黑奴而手里拿着皮鞭的走过来，便赶紧低下头去么？我也毫不强横。 一俯一仰，居然又到年底，邻近有几家放鞭爆，原来一过夜，就要“天增岁月人增寿”了。静着没事，有意无意的翻出这两年所作的杂文稿子来，排了一下，看看已经足够印成一本，同时记得了那上面所说的“素描”里的话，便名之曰《南腔北调集》，准备和还未成书的将来的《五讲三嘘集》〔２〕配对。我在私塾里读书时，对过对，这积习至今没有洗干净，题目上有时就玩些什么《偶成》，《漫与》，《作文秘诀》，《捣鬼心传》，这回却闹到书名上来了。这是不足为训的。 其次，就自己想：今年印过一本《伪自由书》，如果这也付印，那明年就又有一本了。于是自己觉得笑了一笑。这笑，是有些恶意的，因为我这时想到了梁实秋先生，他在北方一面做教授，一面编副刊，〔３〕一位喽罗儿〔４〕就在那副刊上说我和美国的门肯（ＨAＬAＭｅｎｃｋｅｎ）〔５〕相像，因为每年都要出一本书。每年出一本书就会像每年也出一本书的门肯，那么，吃大菜而做教授，真可以等于美国的白璧德了。低能好像是也可以传授似的。但梁教授极不愿意因他而牵连白璧德，是据说小人的造谣；〔６〕不过门肯却正是和白璧德相反的人，以我比彼，虽出自徒孙之口，骨子里却还是白老夫子的鬼魂在作怪。指头一拨，君子就翻一个筋斗，我觉得我到底也还有手腕和眼睛。 不过这是小事情。举其大者，则一看去年一月八日所写的《“非所计也”》，就好像着了鬼迷，做了恶梦，胡里胡涂，不久就整两年。怪事随时袭来，我们也随时忘却，倘不重温这些杂感，连我自己做过短评的人，也毫不记得了。一年要出一本书，确也可以使学者们摇头的，然而只有这一本，虽然浅薄，却还借此存留一点遗闻逸事，以中国之大，世变之亟，恐怕也未必就算太多了罢。 两年来所作的杂文，除登在《自由谈》〔７〕上者外，几乎都在这里面；书的序跋，却只选了自以为还有几句可取的几篇。曾经登载这些的刊物，是《十字街头》，《文学月报》，《北斗》，《现代》，《涛声》，《论语》，《申报月刊》，《文学》〔８〕等，当时是大抵用了别的笔名投稿的；但有一篇没有发表过。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于上海寓斋记。BB 〔１〕南腔北调见上海《出版消息》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一月）《作家素描（八），鲁迅》，作者署名美子。其中说：“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然而这是促成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条件之一。” 〔２〕《五讲三嘘集》参署本书《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这本集子后来没有编成。 〔３〕梁实秋当时任青岛大学教授，并主编天津《益世报》的《文学周刊》。 〔４〕一位喽罗儿指梅僧。他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三十一期（一九三三年七月）发表的《鲁迅与ＨAＬAＭｅｎｃｋｅｎ》一文中说：“曼肯（即门肯）平时在报章杂志揭载之文，自己甚为珍视，发表之后，再辑成册，印单行本。取名曰《偏见集》，厥后陆续汇集刊印，为第二集第三集以至于无穷。犹鲁迅先生之杂感，每隔一二年必有一两册问世。” 〔５〕门肯（１８８０—１９５６）又译孟肯、曼肯，美国文艺批评家，散文作家。他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反对学院、绅士的“传统标准”，反对一切市侩和社会上的庸俗现象。他的主张曾遭到白璧德等“新人文主义”者的攻击，双方论战数十年。主要著作有《偏见集》，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七年，共出六册。 〔６〕梁实秋在为吴宓等译的《白璧德与人文主义》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说：“我自己从来没有翻译过白璧德的书，亦没有介绍过他的学说……但是我竟为白璧德招怨了。据我所看见的攻击白璧德的人，都是没有读过他的书的人，我以为这是一件极不公平的事。”〔７〕《自由谈》《申报》的副刊之一。从一九三三年一月起，作者连续在该刊发表杂文；后来将一月至五月发表的编为《伪自由书》，六月至十一月的编为《准风月谈》。 〔８〕《十字街头》半月刊，第三期改为旬刊，“左联”刊物之一，鲁迅、冯雪峰合编。一九三一年十二月#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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