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对于文艺的批评日见其多了，是好现象；然而批评日见其怪了，是坏现象，愈多反而愈坏。 我看了很觉得不以为然的是胡梦华君对于汪静之君《蕙的风》的批评，尤其觉得非常不以为然的是胡君答复章鸿熙君的信〔２〕。 一，胡君因为《蕙的风》里有一句“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便科以和《金瓶梅》〔３〕一样的罪：这是锻炼周纳〔４〕的。《金瓶梅》卷首诚然有“意中人”三个字，但不能因为有三个字相同，便说这书和那书是一模样。例如胡君要青年去忏悔，而《金瓶梅》也明明说是一部“改过的书”，若因为这一点意思偶合，而说胡君的主张也等于《金瓶梅》，我实在没有这样的粗心和大胆。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见一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却未必都如此不净；倘竟如此不净，则即使“授受不亲”〔５〕，后来也就会“瞟”，以至于瞟以上的等等事，那时便是一部《礼记》〔６〕，也即等于《金瓶梅》了，又何有于《蕙的风》？ 二，胡君因为诗里有“一个和尚悔出家”的话，便说是诬蔑了普天下和尚，而且大呼释迦牟尼〔７〕佛：这是近于宗教家而且援引多数来恫吓，失了批评的态度的。其实一个和尚悔出家，并不是怪事，若普天下的和尚没有一个悔出家的，那倒是大怪事。中国岂不是常有酒肉和尚，还俗和尚么？非“悔出家”而何？倘说那些是坏和尚，则那诗里的便是坏和尚之一，又何至诬蔑了普天下的和尚呢？这正如胡君说一本诗集是不道德，并不算诬蔑了普天下的诗人。至于释迦牟尼，可更与文艺界“风马牛”〔８〕了，据他老先生的教训，则做诗便犯了“绮语戒”〔９〕，无论道德或不道德，都不免受些孽报，可怕得很的！ 三，胡君说汪君的诗比不上歌德和雪利〔１０〕，我以为是对的。但后来又说，“论到人格，歌德一生而十九娶，为世诟病，正无可讳。然而歌德所以垂世不朽者，乃五十岁以后忏悔的歌德，我们也知道么？”这可奇特了。雪利我不知道，若歌德即Ｇｏｅｔｈｅ，则我敢替他呼几句冤，就是他并没有“一生而十九娶”，并没有“为世诟病”，并没有“五十岁以后忏悔”。而且对于胡君所说的“自‘耳食’之风盛，歌德，雪利之真人格遂不为国人所知，无识者流，更妄相援引，可悲亦复可笑！”这一段话，也要请收回一些去。 我不知道汪君可曾过了五十岁倘没有，则即使用了胡君的论调来裁判，似乎也还不妨做“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的诗，因为以歌德为例，也还没有到“忏悔”的时候。 临末，则我对于胡君的“悲哀的青年，我对于他们只有不可思议的眼泪！”“我还想多写几句，我对于悲哀的青年底不可思议的泪已盈眶了”这一类话，实在不明白“其意何居”。批评文艺，万不能以眼泪的多少来定是非。文艺界可以收到创作家的眼泪，而沾了批评家的眼泪却是污点。胡君的眼泪的确洒得非其地，非其时，未免万分可惜了。起稿已完，才看见《青光》上的一段文章〔１１〕，说近人用先生和君，含有尊敬和小觑的差别意见。我在这文章里正用君，但初意却不过贪图少写一个字，并非有什么《春秋》笔法〔１２〕。现在声明于此，却反而多写了许多字了。十一月十七日。 KK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２〕关于胡梦华对《蕙的风》的批评，一九二二年八月汪静之的新诗集《蕙的风》出版后，胡梦华在《时事新报·学灯》（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发表《读了〈蕙的风〉以后》，攻击其中一些爱情诗是“堕落轻薄”的作品，“有不道德的嫌疑”。接着，章洪熙（即章衣萍）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同年十月三十日）发表《〈蕙的风〉与道德问题》，加以批驳。胡梦华又在《觉悟》（同年十一月三日）发表《悲哀的青年——答章鸿熙君》进行答辩，内有“我对于悲哀的青年底不可思议的泪已盈眶了”等语。胡梦华，安徽绩溪人，当时南京东南大学学生。汪静之，安徽绩溪人，诗人。作品有《蕙的风》、《寂寞的国》等。 〔３〕《金瓶梅》长篇小说，明代兰陵笑笑生（姓名不详）作，一百回。它广泛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生活，但其中有许多淫秽的描写。 〔４〕锻炼周纳罗织罪名，陷人于法的意思。《汉书·路温舒传*罚骸吧献辔*却，则锻炼而周内之。”晋代晋灼注：“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 〔５〕“授受不亲”语见《孟子·离娄》：“男女授受不亲，礼也。” 〔６〕《礼记》儒家经典之一，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辑，相传为西汉戴圣编纂。 〔７〕释迎牟尼（约前５６５—前４８６）佛教创始人。姓乔答摩，名悉达多，印度释迦族人。释迦牟尼，意即释迦族的圣人。〔８〕“风马牛”互不相干的意思。语见《左传》僖公四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９〕“绮语戒”佛家的禁戒之一。凡佛家认为“邪淫不正”的言词，都称“绮语”，在禁戒之#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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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我做小说，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２〕上提倡“文学革命”〔３〕的时候的。这一种运动，现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４〕，见过二次革命〔５〕，见过袁世凯称帝〔６〕，张勋复辟〔７〕，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民族主义的文学家在今年的一种小报上说，“鲁迅多疑”，是不错的，我正在疑心这批人们也并非真的民族主义文学者，变化正未可限量呢。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８〕既不是直接对于“文学革命”的热情，又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但为达到这希望计，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那就是后来结集起来的《呐喊》，一共有十四篇。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９〕不料这大口竟夸得无影无踪。逃出北京，躲进厦门，只在大楼上写了几则《故事新编》和十篇《朝花夕拾》。前者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后者则只是回忆的记事罢了。此后就一无所作，“空空如也”。 可以勉强称为创作的，在我至今只有这五种，本可以顷刻读了的，但出版者要我自选一本集。推测起来，恐怕因为这么一办，一者能够节省读者的费用，二则，以为由作者自选，该能比别人格外明白罢。对于第一层，我没有异议；至第二层，我却觉得也很难。因为我向来就没有格外用力或格外偷懒的作品，所以也没有自以为特别高妙，配得上提拔出来的作品。没有法，就将材料，写法，都有些不同，可供读者参考的东西，取出二十二篇来，凑成了一本，但将给读者一种“重压之感”的作品，却特地竭力抽掉了。这是我现在自有我的想头的： “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１０〕然而这又不似做那《呐喊》时候的故意的隐瞒，因为现在我相信，现在和将来的青年是不会有这样的心境的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鲁迅于上海寓居记。 BB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鲁迅自选集》。 这本《自选集》内收《野草》中的七篇：《影的告别》、《好的故事》、《过客》、《失掉的好地狱》、《这样的战士》、《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淡淡的血痕中》；《呐喊》中的五篇：《孔乙己》、《一件小事》、《故乡》、《阿Ｑ正传》、《鸭的喜剧》；《彷徨》中的五篇：《在酒楼上》、《肥皂》、《示众》、《伤逝》、《离婚》；《故事新编》中的两篇：《奔月》、《铸剑》；《朝花夕拾》中的三篇：《狗·猫·鼠》、《无常》、《范爱农》。共计二十二篇。 〔２〕《新青年》参看本卷第３０５页注〔１６〕。《新青年》最初的编辑是陈独秀。在北京出版后，主要成员有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复、吴虞等。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新青年》团体逐渐发生分化。鲁迅是这个团体中的重要撰稿人。 〔３〕“文学革命”指“五四”时期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运动。 〔４〕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革命果实很快就被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袁世凯所窃夺。 〔５〕二次革命一九一三年七月孙中山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战争。因对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而言，所以称为“二次#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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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说话之影响于后来者，最大莫如讲史，著作迭出，如第十四十五篇所言。明之说话人亦大率以讲史事得名，间亦说经诨经，而讲小说者殊希有。惟至明末，则宋市人小说之流复起，或存旧文，或出新制，顿又广行世间，但旧名湮昧，不复称市人小说也。 此等书之繁富者，最先有《全像古今小说》〔1〕十卷，书肆天许斋告白云，“本斋购得古今名人演义一百二十种，先以三之一为初刻”，绿天馆主人序则谓“茂苑野史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俾为一刻”，而续刻无闻。已而有“三言”，“三言”云者，一曰《喻世明言》，二曰《警世通言》，今皆未见，仅知其序目。 《明言》二十四卷，其二十一篇出《古今小说》，三篇亦见于《通言》及《醒世恒言》中，〔2〕似即取《古今小说》残本作之。 《通言》则四十卷，有天启甲子（一六二四）豫章无碍居士序，内收《京本通俗小说》七篇（见盐谷温《关于明的小说“三言”》及《宋明通俗小说流传表》），因知此等汇刻，盖亦兼采故书，不尽为拟作。三即《醒世恒言》，亦四十卷，天启丁卯（一六二七）陇西可一居士序云，“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旨小说也，而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此《醒世恒言》所以继《明言》《通言》而作也。”是知《恒言》之出，在“三言”中为最后，中有《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一事，即《京本通俗小说》卷十五之《错斩崔宁》，则此亦兼存旧作，为例盖同于《通言》矣。 松禅老人序《今古奇观》云，“墨憨斋增补《平妖》。穷工极变，不失本来。……至所纂《喻世》《醒世》《警世》‘三言’，极摹世态人情之岐，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平妖传》有张无咎序，云“盖吾友龙子犹所补也”，首叶有题名，则曰“冯犹龙先生增定”，因知“三言”亦冯犹龙〔3〕作，其曰龙子犹者，即错综“犹龙”字作之。犹龙名梦龙，长洲人（《曲品》作吴县人，《顽潭诗话》作常熟人），故绿天馆主人称之曰茂苑野史，崇祯中，由贡生选授寿宁知县，于诗有《七乐斋稿》，而“善为启颜之辞，间入打油之调，不得为诗家”（朱彝尊《明诗综》七十一云）。然擅词曲，有《双雄记传奇》〔4〕，又刻《墨憨斋传奇定本十种》〔5〕，颇为当时所称，其中之《万事足》《风流梦》《新灌园》皆己作；亦嗜小说，既补《平妖传》，复纂“三言”，又尝劝沈德符以《金瓶梅》钞付书坊板行，然不果（《野获编》二十五）。 《京本通俗小说》所录七篇，其五为高宗时事，最远者神宗时，耳目甚近，故铺叙易于逼真。《醒世恒言》乃变其例，杂以汉事二，隋唐事十一，多取材晋唐小说（《续齐谐记》《博异志》《酉阳杂俎》《隋遗录》等），而古今风俗，迁变已多，演以虚词，转失生气。宋事十一篇颇生动，疑《错斩崔宁》而外，或尚有采自宋人话本者，然未详。明事十五篇则所写皆近闻，世态物情，不待虚构，故较高谈汉唐之作为佳。 第九卷《陈多寿生死夫妻》一篇，叙朱陈二人以棋友成儿女亲家，陈氏子后病癞，朱欲悔婚，女不允，终归陈氏侍疾，阅三年，夫妇皆仰药卒。其述二人订婚及女母抱怨诸节，皆不务装点，而情态反如画： ……王三老和朱世远见那小学生行步舒徐，语音清亮，且作揖次第甚有礼数，口中夸奖不绝。王三老便问，“令郎几岁了？”陈青答应道，“是九岁。”王三老道，“想着昔年汤饼会时，宛如昨日，倏忽之间，已是九年，真个光阴似箭，争教我们不老？”又问朱世远道，“老汉记得宅上令爱也是这年生的。”朱世远道，“果然，小女多福，如今也是九岁了。”王三老道，“莫怪老汉多口，你二人做了一世的棋友，何不扳做儿女亲家。古时有个朱陈村，一村中只有二姓，世为婚姻，如今你二人之姓适然相符，应是天缘。况且好男好女，你知我见，有何不美？”朱世远已自看上了小学生，不等陈青开口，先答应道，“此事最好，只怕陈兄不愿，若肯俯就，小子再无别言。”陈青道，“既蒙朱兄不弃寒微，小子是男家，有何推托？就请三老作伐。”王三老道，“明日是重阳日，阳九不利；后日大好个日子，老夫便当登门。今日一言为定，出自二位本心；老汉只图吃几杯见成喜酒，不用谢媒。”陈青道，“我说个笑话你听：玉皇大帝要与人皇对亲，商量道，‘两亲家都是皇帝，也须得个皇帝为媒才好。’乃请灶君皇帝往下界去说亲。人皇见了灶君，大惊道，‘那个做媒的怎的这般样黑？’灶君道，‘从来媒人，那有白做的？’”王三老同朱世远都笑起来。朱陈二人又下棋至晚方散。 只因一局输赢子，定下三生男女缘。 ………… ……朱世远的浑家柳氏，闻知女婿得个恁般的病症，在家里哭哭啼啼。抱怨丈夫道，“我女儿又不顝臭起来，为甚忙忙的九岁上就许了人家？如今却怎么好？索性那癞虾蟆死了，也出脱了我女儿，如今死不死，活不活，女孩儿看看年纪长成，嫁又嫁他的不得，赖又赖他的不得。 终不然，看著那癞子守活孤孀不成？这都是王三那老乌龟一力窜掇，害了我女儿终身。”……朱世远原有怕婆之病，凭他夹七夹八，自骂自止，并不插言，心中纳闷。一日，#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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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先生〔２〕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的结果，留下来的极大的纪念，是：中华民国。 但是，“革命尚未成功”〔３〕。 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现今却已在革命的后方了。设立在这里，如校史所说，将“以贯彻孙总理革命的精神”的中山大学，从此要开始他的第一步。 那使命是很重大的，然而在后方。 中山先生却常在革命的前线。 但中山先生还有许多书。我想：中山大学与革命的关系，大概就等于许多书。但不是死书：他须有奋发革命的精神，增加革命的才绪，坚固革命的魄力的力量。 现在，四近没有炮火，没有鞭笞，没有压制，于是也就没有反抗，没有革命。所有的多是曾经革命，将要革命，或向往革命的青年，将在平静的空气中，度着探求学术的生活。但这平静的空气，必须为革命的精神所弥漫；这精神则如日光，永永放射，无远弗到。 否则，革命的后方便成为懒人享福的地方。 中山大学也还是无意义。 不过使国内多添了许多好看的头衔。 结末的祝词是：我先只希望中山大学中人虽然坐着工作而永远记得前线。 EE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广州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开学纪念册》“论述”栏，署名周树人。 〔２〕中山先生孙中山（１８６６—１９２５），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家。 〔３〕“革命尚未成功”见孙中山遗嘱。 15年香港注册公司www.2012hkcompan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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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志》之叙小说家，以为“出于稗官”，如淳曰，“细米为稗。街谈巷说，甚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里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本注）其所录小说，今皆不存，故莫得而深考，然审察名目，乃殊不似有采自民间，如《诗》之《国风》〔1〕者。其中依托古人者七，曰：《伊尹说》，《鬻子说》，《师旷》，《务成子》，《宋子》，《天乙》，《黄帝》。记古事者二，曰：《周考》，《青史子》，皆不言何时作。明著汉代者四家：曰《封禅方说》，《待诏臣饶心术》，《臣寿周纪》，《虞初周说》。 《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与《百家》，虽亦不云何时作，而依其次第，自亦汉人。 《汉志》道家有《伊尹说》〔2〕五十一篇，今佚；在小说家之二十七篇办不可考，《史记》《司马相如传》注引《伊尹书》曰，“箕山之东，青鸟之所，有卢橘夏熟。”当是遗文之仅存者。 《吕氏春秋》《本味篇》〔3〕述伊尹以至味说汤，亦云“青鸟之所有甘护”，说极详尽，然文丰赡而意浅薄，盖亦本《伊尹书》。 伊尹以割烹要汤〔4〕，孟子尝所详辩，则此殆战国之士之所为矣。 《汉志》道家有《鬻子》二十二篇，今仅存一卷，或以其语浅蒲，疑非道家言。然唐宋人所引逸文，又有与今本《鬻子》颇不类者，则殆真非道家言也。 武王率兵车以伐纣。纣虎旅百万，阵于商郊，起自黄鸟，至于赤斧，走如疾风，声如振霆。三军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摩之，纣军反走。（《文选李善注》及《太平御览》三百一） 青史子为古之史官，然不知在何时。其书隋世已佚，刘知几《史通》〔5〕云“《青史》由缀于街谈”者，盖据《汉志》言之，非逮唐而复出也。遗文今存三事，皆言礼，亦不知当时何以入小说。 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史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太卜持蓍龟而御堂下，诸官皆以其职御于门内。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史缊瑟而称不习，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则太宰倚斗而不敢煎调，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史吹铜曰，“声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后为王太子悬弧之礼义。……（《大戴礼记》《保傅篇》，《贾谊新书》《胎教十事》） 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居则习礼文，行则鸣珮玉，升车则闻和鸾之声，是以非僻之心无自入也。 ……古之为路车也，盖圆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轸方以象地，三十幅以象月。故仰则观天文，俯则察地理，前视则睹和鸾之声，侧听则观四时之运：此巾车教之道也。（《大戴礼记》《保傅篇》） 鸡者，东方之畜也。岁终更始，辨秩东作，万物触户而出，故以鸡祀祭也。（《风俗通义》八） 《汉志》兵阴阳家〔6〕有《师旷》八篇，是杂占之书，在小说家者不可考，惟据本志注，知其多本《春秋》而已。《逸周书》《太子晋》篇记师旷见太子，聆声而知其不寿，太子亦自知“后三年当宾于帝所”，其说颇似小说家。 虞初事详本志注，又尝与丁夫人〔7〕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见《郊祀志》，所著《周说》几及千篇，而今皆不传。晋唐人引《周书》者，有三事如《山海经》及《穆天子传》，与《逸周书》不类，朱右曾〔8〕（《逸周书集训校释》十一）疑是《虞初说》。 芥山，神蓐收居之。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气圆，神经光之所司也。（《太平御览》三） 天狗所止地尽倾，余光烛天为流星，长十数丈，其疾如风，其声如雷，其光如电。（《山海经》注十六） 穆王田，有黑鸟若鸠，翩飞而跱于衡，御者毙之以策，马佚，不克止之，踬于乘，伤帝左股。（《文选李善注》十四） 《百家》者，刘向《说苑》〔9〕叙录云，“《说苑杂事》，…… 其事类众多，……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说苑》今存，所记皆古人行事之迹，足为法戒者，执是以推《百家》，则殆为故事之无当于治道者矣。 其余诸家，皆不可考。今审其书名，依人则伊尹鬻熊师旷黄帝，说事则封禅养生，盖多属方士假托。惟青史子非是。 又务成子名昭，见《荀子》，《尸子》尝记其“避逆从顺”之教〔10〕；宋子名钘，见《庄子》，《孟子》作宋径，《韩非子》作宋荣子，《荀子》引子宋子曰，“明见侮之不辱，使人不斗”〔11〕，则“黄老意”，然俱非方士之说也。 ※ ※ ※ 〔1〕国风《诗经》组成部分，大多是周初至春秋中期民歌。 《汉书·艺文志》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2〕《伊尹说》，《汉书·艺文志》道家类作《伊尹》。 〔3〕《吕氏春秋》战国末秦相吕不韦集门客共同编撰，《汉书·艺文志》著录二十六卷，共一六○篇。《本味篇》，见《吕氏春秋·孝行览》，记伊尹历举各地山珍海味，谓仅天子之国始能享受，劝说汤改革政治，以取天下。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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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某报载某君述长春归客的谈话，说：日人在伪国已经完成“专卖鸦片”和“统一币制”的两大政策。这两件事，从前在老张小张时代，大家认为无法整理，现在他们一举手之间，办得有头有绪。所以某君叹息道：“愚尝与东北人士论币制紊乱之害，咸以积重难返，诿为难办；何以日人一刹那间，即毕乃事？‘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此为国人一大病根！” 岂独“病根”而已哉！中华民族的灭亡和中华民国的颠覆，也就在这肺痨病上。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到了衰老期，什么都“积重难返”，所以非“革命”不可。 革命是社会的突变过程；在过程中，好人，坏人，与不好不坏的人，总要杀了一些。杀了一些人，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于社会起了隔离作用，旧的社会和新的社会截然分成两段，恶的势力不会传染到新的组织中来。所以革命杀人应该有标准，应该多杀中年以上的人，多杀代表旧势力的人。法国大革命的成功，即在大恐慌时期的扫荡旧势力。 可是中国每一回的革命，总是反了常态。许多青年因为参加革命运动，做了牺牲；革命进程中，旧势力一时躲开去，一些也不曾铲除掉；革命成功以后，旧势力重复涌了出来，又把青年来做牺牲品，杀了一大批。孙中山先生辛辛苦苦做了十来年革命工作，辛亥革命成功了，袁世凯拿大权，天天杀党人，甚至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要杀；这样的革命，不但不起隔离作用，简直替旧势力作保镖；因此民国以来，只有暮气，没有朝气，任何事业，都不必谈改革，一谈改革，必“积重难返，诿为难办”。其恶势力一直注到现在。 这种反常状态，我名之曰“杀错了人”。我常和朋友说：“不流血的革命是没有的，但‘流血’不可流错了人。 早杀溥仪，多杀郑孝胥之流，方是邦国之大幸。若乱杀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倒行逆施，斫丧社会元气，就可以得‘亡国灭种’的‘眼前报’。” 《自由谈》，四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曹聚仁（１９００—１９７２）浙江浦江人，当时任暨南大学教授和《涛声》周刊主编。 〔３〕袁世凯（１８５９—１９１６）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原是清王朝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内阁总理大臣；辛亥革命后，于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先后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正式大总统职位。一九一六年一月复辟帝制，称“洪宪”皇帝，同年三月在全国人民声讨中被迫取消帝制，六月病死。 〔４〕二次革命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后，蓄谋复辟，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杀害革命党人。一九一三年七月，孙中山发动讨袁战争，称为“二次革命”，但不久被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袁世凯所打败。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更加疯狂地捕杀革命党人，并颁布“附乱自首”特赦令等，分化革命力量。 〔５〕“国民公仆”袁世凯在窃取中华民国总统职位时，曾自称是“国民一分子”，并说过“总统向称公仆”等话。〔６〕“军政执法处”袁世凯设立的专事捕杀革命者和爱国人民的特务机关。 〔７〕旧皇帝指清朝宣统皇帝溥仪（１９０６—１９６７）。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与清廷谈判议决，对退位后的清帝给以优待，仍保留其皇帝称号。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曾“申令清室优待条件永不变更”。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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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先生这回在《新月》的“零星”上，也赞成“不满于现状”②了，但他以为“现在有智识的人（尤其是夙来有‘前驱者’‘权威’‘先进’的徽号的人），他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冷讥热嘲地发表一点‘不满于现状’的杂感而已，他们应该更进一步的诚诚恳恳地去求一个积极医治‘现状’的药方”。 为什么呢？因为有病就须下药，“三民主义是一副药，——梁先生说，——共产主义也是一副药，国家主义③也是一副药，无政府主义④也是一副药，好政府主义也是一副药”，现在你“把所有的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这可是什么心理呢？” 这种心理，实在是应该责难的。但在实际上，我却还未曾见过这样的杂感，譬如说，同一作者，而以为三民主义者是违背了英美的自由，共产主义者又收受了俄国的卢布，国家主义太狭，无政府主义又太空……。所以梁先生的“零星”，是将他所见的杂感的罪状夸大了。 其实是，指摘一种主义的理由的缺点，或因此而生的弊病，虽是并非某一主义者，原也无所不可的。有如被压榨得痛了，就要叫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义之前，就定要咬住牙关。但自然，能有更好的主张，便更成一个样子。 不过我以为梁先生所谦逊地放在末尾的“好政府主义”，却还得更谦逊地放在例外的，因为自三民主义以至无政府主义，无论它性质的寒温如何，所开的究竟还是药名，如石膏，肉桂之类，——至于服后的利弊，那是另一个问题。独有“好政府主义”这“一副药”，他在药方上所开的却不是药名，而是“好药料”三个大字，以及一些唠唠叨叨的名医架子的“主张”。不错，谁也不能说医病应该用坏药料，但这张药方，是不必医生才配摇头，谁也会将他“褒贬得一文不值”（“褒”是“称赞”之意，用在这里，不但“不通”，也证明了不识“褒”字，但这是梁先生的原文，所以姑仍其旧）的。 倘这医生羞恼成怒，喝道“你嘲笑我的好药料主义，就开出你的药方来！”那就更是大可笑的“现状”之一，即使并不根据什么主义，也会生出杂感来的。杂感之无穷无尽，正因为这样的“现状”太多的缘故。 一九三○，四，十七。 ※ ※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五月《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好政府主义”，参看本卷第225页注⑤。 ②这里所说的“不满于现状”和以下所引的梁实秋的话，都见于《新月》第二卷第八期（一九二九年十月）《“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 ③国家主义一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它抹杀国家的阶级本质，以“国家至上”的口号欺骗人民服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宣传“民族优越论”，鼓吹扩张主义。中国的国家主义派在一九二三年成立“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后改为“中国青年党”，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④无政府主义十九世纪上半期开始流行的—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它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否定一切国家权力，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五四”前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曾组织“民声社”、“进化社”等小团体，出版刊物和小册子宣扬这种思想。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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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在轻视的眼光下，自从十八世纪末的《红楼梦》〔２〕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小说家的侵入文坛，仅是开始“文学革命”运动〔３〕，即一九一七年以来的事。自然，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的，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 但这新的小说的生存，却总在不断的战斗中。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于是就遇到保守家们的迫压和陷害。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者，而迫害也更加厉害，禁止出版，烧掉书籍，杀戮作家，有许多青年，竟至于在黑暗中，将生命殉了他的工作了。 这一本书，便是十五年来的，“文学革命”以后的短篇小说的选集。因为在我们还算是新的尝试，自然不免幼稚，但恐怕也可以看见它恰如压在大石下面的植物一般，虽然并不繁荣，它却在曲曲折折地生长。 至今为止，西洋人讲中国的著作，大约比中国人民讲自己的还要多。不过这些总不免只是西洋人的看法，中国有一句古谚，说：“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４〕我想，假使肺腑真能说话，怕也未必一定完全可靠的罢，然而，也一定能有医师所诊察不到，出乎意外，而其实是十分真实的地方。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三日，鲁迅记于上海。 CC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参看本书《附记》。《草鞋脚》，鲁迅应美国人伊罗生之约和茅盾共同编选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共收作品二十六篇，由伊罗生等译成英文，当时未能出版，后经重编，于一九七四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印行。〔２〕《红楼梦》长篇小说，清代曹雪芹作。通行一百二十回本，后四十回一般认为是清代高鹗所续。 〔３〕“文学革命”运动指“五四”前后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运动。一九一七年二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首次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一九一八年五月起鲁迅陆续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４〕“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见明代杨慎编辑的《古今谚》所录方回《山经》引《相冢书》：“山川而能语，葬师食无所；肺肝而能语，医师色如土。”清代沈德潜编《古诗源》卷一亦载有此诗，“肺肝”作“肺腑”。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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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一年 《工人绥惠略夫》（俄国Ｍ·阿尔志跋绥夫作中篇小说。 商务印书馆印行《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后归北新书局，为《未名丛刊》之一，今绝版。） 一九二二年 《一个青年的梦》（日本武者小路实笃作戏曲。商务印书馆印行《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后归北新书局，为《未名丛刊》之一，今绝版。） 《爱罗先珂童话集》（商务印书馆印行《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 一九二三年 《桃色的云》（俄国ＶA爱罗先珂作童话剧。北新书局印小段疵?钥?分?弧＃* 《呐喊》（短篇小说集，一九一八至二二年作，共十四篇。印行所同上。） 《中国小说史略》上册（改订之北京大学文科讲义。印行所同上。） 一九二四年 《苦闷的象征》（日本厨川白村作论文。北新书局印行《未名丛刊》之一。） 《中国小说史略》下册（印行所同上。后合上册为一本。）一九二五年 《热风》（一九一八至二四年的短评。印行所同上。）一九二六年 《彷徨》（短篇小说集之二，一九二四至二五年作，共十一篇。印行所同上。） 《华盖集》（短评集之二，皆一九二五年作。印行所同上。） 《华盖集续编》（短评集之三，皆一九二六年作。印行所同上。） 《小说旧闻钞》（辑录旧文，间有考正。印行所同上。） 《出了象牙之塔》（日本厨川白村作随笔，选译。未名社印行《未名丛刊》之一，今归北新书局。） 一九二七年 《坟》（一九○七至二五年的论文及随笔。未名社印行。今版被抵押，不能印。） 《朝华夕拾》（回忆文十篇。未名社印行《未名新集》之一。今版被抵押，由北新书局另排印行。） 《唐宋传奇集》十卷（辑录并考正。北新书局印行。）一九二八年 《小约翰》（荷兰Ｆ·望·蔼覃作长篇童话。未名社印行《未名丛刊》之一。今版被抵押，不能印。） 《野草》（散文小诗。北新书局印行。） 《而已集》（短评集之四，皆一九二七年作。印行所同上。） 《思想山水人物》（日本鹤见祐辅作随笔，选译。印行所同上，今绝版。） 一九二九年 《壁下译丛》（译俄国及日本作家与批评家之论文集。印行所同上。） 《近代美术史潮论》（日本板坦鹰穗作。印行所同上。）《拾谷虹儿画选》（并译题词。朝华社印行《艺苑朝华》之一，今绝版。） 《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实际》（日本片上伸作。大江书店印行《文艺理论小丛书》之一。） 《艺术论》（苏联Ａ·卢那卡尔斯基作。印行所同上。）一九三○年 《艺术论》（俄国ＧA蒲力汗诺夫作。光华书局印行《科训囊帐趼鄞允椤分?弧＃* 《文艺与批评》（苏联卢那卡尔斯基作论文及演说。水沫书店印行同丛书之一。） 《文艺政策》（苏联关于文艺的会议录及决议。并同上。） 《十月》（苏联ＡA雅各武莱夫作长篇小说。神州国光社矢逦?断执?囊沾允椤分?唬*今尚未印。） 一九三一年 《药用植物》（日本刈米达夫作。商务印书馆收稿，分载《自然界》中。） 《毁灭》（苏联Ａ·法捷耶夫作长篇小说。三闲书屋印行。）译著之外，又有 所校勘者，为： 唐刘恂《岭表录异》三卷（以唐宋类书所引校《永乐大典》本，并补遗。未印。） 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十卷（校明丛书堂钞本，并补遗。未印。） 所纂辑者，为： 《古小说钩沈》三十六卷（辑周至隋散逸小说。未印。） 谢承《后汉书》辑本五卷（多于汪文台辑本。未印。）所编辑者，为： 《莽原》（周刊。北京《京报》附送，后停刊。） 《语丝》（周刊。所编为在北平被禁，移至上海出版后之第四卷至第五卷之半。北新书局印行，后废刊。） 《奔流》（自一卷一册起，至二卷五册停刊。北新书局印行。） 《文艺研究》（季刊。只出第一册。大江书店印行。）所选定，校字者，为：《故乡》（许钦文作短篇小说集。北新书局印行《乌合丛书》之一。） 《心的探险》（长虹作杂文集。同上。） 《飘渺的梦》（向培良作短篇小说集。同上。） 《忘川之水》（真吾诗选。北新书局印行。） 所校订，校字者，为：《苏俄的文艺论战》（苏联褚沙克等论文，附《蒲力汗诺夫与艺术问题》，任国桢译。北新书局印行《未名丛刊》之一。） 《十二个》（苏联ＡA勃洛克作长诗，胡?译。同上。！墩?杂傻牟ɡ恕罚ǘ砉?諥但*骁娴茸鞫唐?∷导???芳译。同上。） 《勇敢的约翰》（匈牙利#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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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粹可分两种，一曰文的，一曰武的。现在文的暂且不说，单说武的。 据鲁迅先生说，“打拳”的提倡，已有过二次，一在清朝末年，一在民国开始，则这回应该算第三次了。名目前二次定为“新武术”，这次改称“国技”，前二次提倡的，一是“王公大臣”，一是“教育家”，这回却是“国府要人”。 近来“首善之区”闹得有声有色的，便首推这次“国技表演”〔４〕。要人说：“这是国粹，应当保留而发挥之，”否则，便“前有愧于古人，后何以语来者，负疚滋甚”了。 幸喜这“弥可宝贵”的打拳（国技）的遗绪，尚未断绝，“国技大家诸君，惠然肯来”，从此风气一开，人人变为赳赳，于是军阀不足打倒，帝国主义者不足赶走，而世界大同也自然而然的出现了。“愿国人悉起学之”，以完成革命！ 我们小后生，不识国粹之可贵一至于此，虽然未饱眼福，也就不胜其赞叹与欣舞了。不过某将军主张“对打”，我却期期以为不可，因为万一打塌了鼻子，或者扯破了裤子，便不妙了，甚或越打越起劲，终则认真起来，我们第三者就不免要吃亏了。那时军阀未倒，而百姓先已“家破人亡”了。但这全是过虑，因为三代礼让之风，早已深入诸君子的心。况且要人已经说过，“好勇斗狠，乱法犯禁”是要不得的，所以断不至发生后患，而我们尽可放心看热闹了。 EE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十八期，在《这回是第三次》一文之后。 〔２〕鲁迅批评“打拳热”的文章，有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发表的《随感录三十七》（后收入《热风》），一九一九年二月发表的《拳术与拳匪》（现收入本书）等。 〔３〕“文艺的分野”当时创造社成员文章中的常用语，指文艺领域。 〔４〕“国技表演”指一九二八年三月三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举办的“国技游艺大会”。出席者有“国府主席谭延闿委员李烈钧李宗仁张之江等”。下文的引语，均出自李烈钧在会上所致的“奖词”（见一九二八年三月五日《申报》）。
“词的解放”〔２〕已经有过专号，词里可以骂娘，还可以“打打麻将”。 曲为什么不能解放，也来混账混账？不过，“曲”一解放，自然要“直”，——后台戏搬到前台——未免有失诗人温柔敦厚〔３〕之旨，至于平仄不调，声律乖谬，还在其次。《平津会》杂剧 （生上）：连台好戏不寻常：攘外期间安内忙。只恨热汤〔４〕滚得快，未敲锣鼓已收场。（唱）：〔短柱天净纱〕〔５〕热汤混账——逃亡！ 装腔抵抗——何妨？ （旦上唱）：模仿中央榜样：——整装西望， 商量奔向咸阳。 （生）：你你你……低声！你看咱们那汤儿呀，他那里无心串演，我这里有口难分，一出好戏，就此糟糕，好不麻烦人也！ （旦）：那有什么：再来一出“查办”〔６〕好了。咱们一夫一妇，一正一副，也还够唱的。 （生）：好罢！（唱）：〔颠倒阳春曲〕〔７〕人前指定可憎张〔８〕，骂一声，不抵抗！ （旦背人唱）：百忙里算甚糊涂账？ 只不过假装腔， 便骂骂又何妨？ （丑携包裹急上）：阿呀呀，哙哙不得了了！ （旦抱丑介）：我儿呀，你这么心慌！你应当在前面多挡这么几挡，让我们好收拾收拾。（唱）：〔颠倒阳春曲〕背人搂定可怜汤，骂一声，枉抵抗。 戏台上露甚慌张相？ 只不过理行装， 便等等又何妨？ （丑哭介）：你们倒要理行装！我的行装先就不全了，你瞧。（指包裹介。） （旦）：我儿快快走扶桑〔９〕，（生）：雷厉风行查办忙。 （丑）：如此牺牲还值得，堂堂大汉有风光。（同下。）三月九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词的解放”一九三三年曾今可在他主编的《新时代月刊》上提倡所谓“解放词”，该刊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三三年二月）出版“词的解放运动专号”，其中载有他作的《画堂春》：“一年开始日初长，客来慰我凄凉；偶然消遣本无妨，打打麻将。都喝干杯中酒，国家事管他娘；樽前犹幸有红妆，但不能狂。” 〔３〕温柔敦厚语见《礼记·经解》：“孔子曰：‘……温柔敦厚，诗教也。’” 〔４〕热汤双关语，指当时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日军进攻热河时他仓皇逃跑。日军于三月四日仅以一百余人的兵力就占领了当时的省会承德。 〔５〕短柱天净纱短柱，词曲中一种翻新出奇的调式，通篇一句两韵或两字一韵。《天净纱》是“越调”中的曲牌名。〔６〕“查办”热河失陷后，为了逃避人民的谴责，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决议将汤玉麟“免职查办”，八日又下令“彻查严缉究办”汤玉麟。 〔７〕颠倒阳春曲《阳春曲》一名《喜春来》，是“中吕调”中的曲牌名。作者在《阳春曲》前用“颠倒”二字，含有诙谐、讽刺的意味。 〔８〕张指张学良。热河失陷后，蒋介石曾把失地责任委罪于张学良。参看本卷第１４８页注〔１〕。 〔９〕扶桑据《南史·东夷传》：“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旧时我国常以“扶桑”指称日本。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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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普通的批评看去像广告”〔２〕“批评工作的开始。所批评的作品，现在也大概举出几种如下：—— 《女神》《呐喊》《超人》《彷徨》《沉沦》《故乡》《三个叛逆的女性》《飘渺的梦》《落叶》《荆棘》《咖啡店之一夜》《野草》《雨天的书》《心的探险》此项文字都只在《狂飙周刊》上发表，现在也说不定几期可发表几篇，一切都决于我的时间的分配。”〔３〕二“这里的广告却是批评”？ 党同：“《心的探险》。实价六角。长虹的散文及诗集。将他的以虚无为实有，而又反抗这实有的精悍苦痛的战叫，尽量地吐露着。鲁迅选并画封面。”〔４〕伐异：“我早看过译出的一部分《察拉图斯德拉如是说》和一本《工人绥惠略夫》。” 三“幽默与批评的冲突”〔５〕批评：你学学亚拉借夫！你学学哥哥尔！你学学罗曼罗兰！……〔６〕 幽默：前清的世故老人纪晓岚〔７〕的笔记里有一段故事，一个人想自杀，各种鬼便闻风而至，求作替代。缢鬼劝他上吊，溺鬼劝他投池，刀伤鬼劝他自刎。四面拖曳，又互相争持，闹得不可开交。那人先是左不是，右不是，后来晨鸡一叫，鬼们都一哄而散，他到底没有死成，仔细一想，索性不自杀了。 批评：唉，唉，我真不能不叹人心之死尽矣。〔８〕四新时代的月令 八月，鲁迅化为“思想界先驱者”。 十一月，“思想界先驱者”化为“绊脚石”。 传曰：先驱云者，鞭之使冲锋，所谓“他是受了人的帮助”也。不受“帮助”，于是“绊”矣。脚者，所谓“我们”之脚，非他们之脚也。其化在十二月，而云十一月者何，倒填年月也。 五世故与绊脚石 世故：不要再写，中了计，反而给他们做广告。石：不管。被做广告，由来久矣。 世故：那么，又做了背广告的“先驱者”了。 石：不，有时也“绊脚”的。 六新旧时代和新时代间的冲突新时代：我是青年，所以公理在我这里。 旧时代：我是前辈，所以公理在我这里。 新时代：须知年龄尊卑，是乃父乃祖们的因袭思想，在新的时代是最大的阻碍物。 七希望与科学的冲突希望：勿蝎子撩尾以中伤青年作者的毫兴也。 科学：“生存竞争，天演公例”，是彪门书局出版的一本课本上就有的。〔９〕八给………………〔１０〕见面时一谈， 不见面时一战。 在厦门的鲁迅， 说在湖北的郭沫若骄傲，还说了好几回，在北京。 倘不信，有科学的耳朵为证。 但到上海才记起来了，真不能不早叹人心之死尽矣！ 幸而新发见了近地的蔡孑民先生之雅量和周建人先生为科学作战。 九自由批评家走不到的出版界光华书局〔１１〕。 十忽而“认清界限” 以上也许近乎“蝎子撩尾”。倘是蝎子，要它不撩尾，“希望”是不行的，正如希望我之到所谓“我们的新时代”去一样，惟一的战略是打杀。 不过打的时候，须有说它要螫我，它是异类的小勇气。倘若它要螫“公理”和“正义”，所以打，那就是还未组织成功的科学家的话，在旧时代尚且要觉得有些支离。 知其故而言其理，极简单的：争夺一个《莽原》〔１２〕；或者，《狂飙》〔１３〕代了《莽原》。仍旧是天无二日，惟我独尊的酋长思想。不过“新时代的青年作者”却又似乎深恶痛疾这思想，而偏从别人的“心”里面看出来。我做了一篇《论他妈的》是真的，“论”而已矣，并不说这话是我所发明，现在却又在力争这发明的荣誉了。〔１４〕因为稿件的纠葛〔１５〕，先前我曾主张将《莽原》半月刊停止或改名；现在却不这样了，还是办下去，内容也像第一年一样。也并没有作什么“运动”〔１６〕的豪兴，不过是有人做，有人译，便印出来，给要看的人看，不要看的自然会不看它，以前的印《乌合丛书》〔１７〕也是这意思。 创作翻译和批评，我没有研究过等次，但我都给以相当的尊重。对于常被奚落的翻译和介绍，也不轻视，反以为力量是非同小可的。我译了几种书，就会有一个中国的绥惠略夫出现，倘译一部世界史，不就会有许多拟中外古今的大人物猬集一堂么。但我想不干这件事。否则，拿破仑要我帮同打仗，秦始皇要我帮同烧书，科仑布拉去旅行，梅特涅〔１８〕加以压制，一个人撕得粉碎了。跟了一面，其余的英雄们又要造谣。 创作难，翻译也不易。批评，我不知道怎样，自己是不会做，却也不“希望”别人不做。大叫科学，斥人不懂科学，不就是科学；翻印几张外国画片，不就是新艺术，这是显而易见的。称为批评，不知道可能就是批评，做点杂感尚且支离，则伟大的工作也不难推见。“听见他怎么说”，“他‘希望’怎样”，“他‘想’怎样”，“他脸色怎样”，……还不如做自由新闻罢。 不过这也近乎蝎子撩尾，不多谈；但也不要紧。尼采先生说过，大毒使人死，小毒是使人舒服的。〔１９〕最#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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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大襟上挂一支自来水笔的记者，来约我做文章，为敷衍他起见，我于是乎要做文章了。首先想题目……这时是夜间，因为比较的凉爽，可以捏笔而没有汗。刚坐下，蚊子出来了，对我大发挥其他们的本能。他们的咬法和嘴的构造大约是不一的，所以我的痛法也不一。但结果则一，就是不能做文章了。并且连题目没有想。 我熄了灯，躲进帐子里，蚊子又在耳边呜呜的叫。 他们并没有叮，而我总是睡不着。点灯来照，躲得不见一个影，熄了灯躺下，却又来了。 如此者三四回，我于是愤怒了；说道：叮只管叮，但请不要叫。然而蚊子仍然呜呜的叫。 这时倘有人提出一个问题，问我“于蚊虫跳蚤孰爱？”我一定毫不迟疑，答曰“爱跳蚤！”这理由很简单，就因为跳蚤是咬而不嚷的。 默默的吸血，虽然可怕，但于我却较为不麻烦，因此毋宁爱跳蚤。在与这理由大略相同的根据上，我便也不很喜欢去“唤醒国民”，这一篇大道理，曾经在槐树下和金心异〔２〕说过，现在恕不再叙了。 我于是又起来点灯而看书，因为看书和写字不同，可以一手拿扇赶蚊子。 不一刻，飞来了一匹青蝇，只绕着灯罩打圈子。 “嗡！嗡嗡！” 我又麻烦起来了，再不能懂书里面怎么说。用扇去赶，却扇灭了灯；再点起来，他又只是绕，愈绕愈有精神。“*棧棧棧* 我敌不住了！我仍然躲进帐子里。 我想：虫的扑灯，有人说是慕光，有人说是趋炎，有人说是为性欲，都随便，我只愿他不要只是绕圈子就好了。然而蚊子又呜呜的叫了起来。 然而我已经磕睡了，懒得去赶他，我蒙胧的想：天造万物都得所，天使人会磕睡，大约是专为要叫的蚊子而设的……阿！皎洁的明月，暗绿的森林，星星闪着他们晶莹的眼睛，夜色中显出几轮较白的圆纹是月见草〔３〕的花朵……自然之美多少丰富呵！ 然而我只听得高雅的人们这样说。我窗外没有花草，星月皎洁的时候，我正在和蚊子战斗，后来又睡着了。 早上起来，但见三位得胜者拖着鲜红色的肚子站在帐子上；自己身上有些痒，且搔且数，一共有五个疙瘩；是我在生物界里战败的标征。 我于是也便带了五个疙瘩，出门混饭去了。 EE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八日《晨报》“浪漫谈”栏，署名风声。 〔２〕金心异指钱玄同（１８８７—１９３９），原名夏，后改名玄同，浙汉吴兴人，文字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五四”时期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是《新青年》的编者之一。林纾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九日上海《新申报》发表题为《荆生》的小说攻击新文化运动，其中有一个人物名“金心异”，即影射钱玄同。关于作者与金心异交谈的情况，参看《呐喊·自序》。 〔３〕月见草夜来香的日本名称。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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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恐怕也真是中国的“最文明”的地方，在电线柱子和墙壁上，夏天常有劝人勿吃天然冰的警告，春天就是告诫父母，快给儿女去种牛痘的说帖，上面还画着一个穿红衫的小孩子。我每看见这一幅图，就诧异我自己，先前怎么会没有染到天然痘，呜呼哀哉，于是好像这性命是从路上拾来似的，没有什么希罕，即使姓名载在该杀的“黑册子”〔２〕上，也不十分惊心动魄了。但自然，几分是在所不免的。 现在，在上海的孩子，听说是生后六个月便种痘就最安全，倘走过施种牛痘局的门前，所见的中产或无产的母亲们抱着在等候的，大抵是一岁上下的孩子，这事情，现在虽是不属于知识阶级的人们也都知道，是明明白白了的。我的种痘却很迟了，因为后来记的清清楚楚，可见至少已有两三岁。虽说住的是偏僻之处，和别地方交通很少，比现在可以减少输入传染病的机会，然而天花却年年流行的，因此而死的常听到。我居然逃过了这一关，真是洪福齐天，就是每年开一次庆祝会也不算过分。否则，死了倒也罢了，万一不死而脸上留一点麻，则现在除年老之外，又添上一条大罪案，更要受青年而光脸的文艺批评家的奚落了。幸而并不，真是叨光得很。 那时候，给孩子们种痘的方法有三样。一样，是淡然忘之，请痘神随时随意种上去，听它到处发出来，随后也请个医生，拜拜菩萨，死掉的虽然多，但活的也有，活的虽然大抵留着瘢痕，但没有的也未必一定找不出。一样是中国古法的种痘，将痘痂研成细末，给孩子由鼻孔里吸进去，发出来的地方虽然也没有一定的处所，但粒数很少，没有危险了。人说，这方法是明末发明的〔３〕，我不知道可的确。 第三样就是所谓“牛痘”了，因为这方法来自西洋，所以先前叫“洋痘”。最初的时候，当然，华人是不相信的，很费过一番宣传解释的气力。这一类宝贵的文献，至今还剩在《验方新编》〔４〕中，那苦口婆心虽然大足以感人，而说理却实在非常古怪的。例如，说种痘免疫之理道：“‘痘为小儿一大病，当天行时，尚使远避，今无故取婴孩而与之以病，可乎？’曰：‘非也。譬之捕盗，乘其羽翼未成，就而擒之，甚易矣；譬之去莠，及其滋蔓未延，芟而除之，甚易矣。……’” 但尤其非常古怪的是说明“洋痘”之所以传入中国的原因： “予考医书中所载，婴儿生数日，刺出臂上污血，终身可免出痘一条，后六道刀法皆失传，今日点痘，或其遗法也。夫以万全之法，失传已久，而今复行者，大约前此劫数未满，而今日洋烟入中国，害人不可胜计，把那劫数抵过了，故此法亦从洋来，得以保全婴儿之年寿耳。若不坚信而遵行之，是违天而自外于生生之理矣！……” 而我所种的就正是这抵消洋烟之害的牛痘。去今已五十年，我的父亲也不是新学家，但竟毅然决然的给我种起“洋痘”来，恐怕还是受了这种学说的影响，因为我后来检查藏书，属于“子部医家类”〔５〕者，说出来真是惭愧得很，——实在只有《达生篇》〔６〕和这宝贝的《验方新编》而已。 那时种牛痘的人固然少，但要种牛痘却也难，必须待到有一个时候，城里临时设立起施种牛痘局来，才有种痘的机会。我的牛痘，是请医生到家里来种的，大约是特别隆重的意思；时候可完全不知道了，推测起来，总该是春天罢。这一天，就举行了种痘的仪式，堂屋中央摆了一张方桌子，系上红桌帷，还点了香和蜡烛，我的父亲抱了我，坐在桌旁边。上首呢，还是侧面，现在一点也不记得了。这种仪式的出典，也至今查不出。 这时我就看见了医官。穿的是什么服饰，一些记忆的影子也没有，记得的只是他的脸：胖而圆，红红的，还带着一副墨晶的大眼镜。尤其特别的是他的话我一点都不懂。凡讲这种难懂的话的，我们这里除了官老爷之外，只有开当铺和卖茶叶的安徽人，做竹匠的东阳人，和变戏法的江北佬。官所讲者曰“官话”，此外皆谓之“拗声”。他的模样，是近于官的，大家都叫他“医官”，可见那是“官话”了。官话之震动了我的耳膜，这是第一次。 照种痘程序来说，他一到，该是动刀，点浆了，但我实在糊涂，也一点都没有记忆，直到二十年后，自看臂膊上的疮痕，才知道种了六粒，四粒是出的。但我确记得那时并没有痛，也没有哭，那医官还笑着摩摩我的头顶，说道：“乖呀，乖呀！” 什么叫“乖呀乖呀”，我也不懂得，后来父亲翻译给我说，这是他在称赞我的意思。然而好像并不怎么高兴似的，我所高兴的是父亲送了我两样可爱的玩具。现在我想，我大约两三岁的时候，就是一个实利主义者的了，这坏性质到老不改，至今还是只要卖掉稿子或收到版税，总比听批评家的“官话”要高兴得多。 一样玩具是朱熹所谓“持其柄而摇之，则两耳还自击”的鼗鼓〔７〕，在我虽然也算难得的事物，但仿佛曾经玩过，不觉得希罕了。最可爱的是另外的一样，叫作“万花筒”，是一个小小的长圆筒，外糊花纸，两端嵌着玻璃，从孔子较小的一端向明一望，那可真是猗欤休哉，里面竟有许多五颜六色，希奇古怪的花朵，而这些花朵的模样，都是非常整齐巧妙，为实际的花朵丛#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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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中国的大众，本来就是兄弟。资产阶级欺骗大众，用他们的血划了界线，还继续在划着。 但是无产阶级和他们的先驱们，正用血把它洗去。小林同志之死，就是一个实证。 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不会忘记。 我们坚定地沿着小林同志的血路携手前进。 鲁迅 EE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第四、五期合刊，原为白文。 小林，即小林多喜二（１９０３—１９３３），日本作家。一九三一年加入日本共产党，任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中央委员兼书记长。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被日本法西斯政府逮捕，毒打致死。著有长篇小说《蟹工船》、《在外地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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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似乎实在愚陋，直到现在，才知道中国之弱，是新诗人叹弱的。〔２〕为救国的热忱所驱策，于是连夜揣摩，作文学救国策。可惜终于愚陋，缺略之处很多，尚希博士学者，进而教之，幸甚。 一，取所有印刷局的感叹符号的铅粒和铜模，全数销毁；并禁再行制造。案此实为长吁短叹的发源地，一经正本清源，即虽欲“缩小为细菌放大为炮弹”而不可得矣。 二，禁止扬雄《方言》〔３〕，并将《春秋公羊传》《谷梁传》〔４〕订正。案扬雄作《方言》而王莽篡汉，〔５〕公谷解《春秋》间杂土话而嬴秦亡周，〔６〕方言之有害于国，明验彰彰哉。扬雄叛臣，著作应即禁止，公谷传拟仍准通行，但当用雅言，代去其中胡说八道之土话。 三，应仿元朝前例，禁用衰飒字样三十字，仍请学者用心理测验及统计法，加添应禁之字，如“哩”“哪”等等；连用之字，亦须明定禁例，如“糟”字准与“粕”字连用，不准与“糕”字连用；“阿”字可用于“房”字之上或“东”字之下，〔７〕而不准用于“呀”字之上等等；至于“糟鱼糟蟹”，则在雅俗之间，用否听便，但用者仍不得称为上等强国诗人。案言为心声，岂可衰飒而俗气乎？ 四，凡太长，太矮，太肥，太瘦，废疾，老弱者均不准做诗。案健全之精神，宿于健全之身体，身体不强，诗文必弱，诗文既弱，国运随之，故即使善于欢呼，为防微杜渐计，亦应禁止妄作。但如头痛发热，伤风咳嗽等，则只须暂时禁止之。 五，有多用感叹符号之诗文，虽不出版，亦以巧避检疫或私藏军火论。案即防其缩小而传病，或放大而打仗也。EE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二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２〕张耀翔在《心理》杂志第三卷第二号（一九二四年四月）发表的《新诗人的情绪》一文中说：“‘感叹’二字，……失意人之呼声，消极，悲观，厌世者之口头禅，亡国之哀音也。”他对新诗所用的感叹号加以统计后又说：感叹号“缩小看像许多细菌，放大看像几排弹丸。所难堪者，无数青年读者之日被此类‘细菌’‘弹丸’毒害耳。”〔３〕扬雄（前５３—１８）字子云，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文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汉成帝时他任给事黄门郎，王莽篡汉，又做了王莽新朝的大夫。《方言》，搜集西汉各地方言和异体字编辑而成的辞书，共十三卷。 〔４〕《春秋公羊传》相传为战国时齐人公羊高解释《春秋》的书，传文多用齐语。《谷梁传》，相传为战国时鲁人谷梁赤解释《春秋》的书，传文多用鲁语。《春秋》，春秋时鲁国的编年史，记载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７２２—前４８１）二四二年间鲁国的史实，相传为孔丘所修。 〔５〕王莽篡汉王莽（前４５—２３），字巨君，东平陵（今山东历城）人，汉孝元皇后侄。西汉初始元年（９）篡汉称帝，国号“新”。〔６〕嬴秦亡周指东周赧王五十九年（前２５６），秦昭襄王灭周。〔７〕“阿房”即阿房宫，秦始皇建造的宫殿。“东阿”，地名，即今山东阳谷阿城镇，春秋时鲁庄公与齐侯会盟地。 #p#副标题#e#15年香港注册公司www.2012hkcompan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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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须竭力巴结书坊老板，受得住气。 二，须多谈胡适之〔２〕之流，但上面应加“我的朋友”四字，但仍须讥笑他几句。 三，须设法办一份小报或期刊，竭力将自己的作品登在第一篇，目录用二号字。 四，须设法将自己的照片登载杂志上，但片上须看见玻璃书箱一排，里面都是洋装书，而自己则作伏案看书，或默想之状。 五，须设法证明墨翟是一只黑野鸡，或杨朱是澳洲人，〔３〕并且出一本“专号”。 六，须编《世界文学家辞典》一部，将自己和老婆儿子，悉数详细编入。 七，须取《史记》或《汉书》中文章一二篇，略改字句，用自己的名字出版，同时又编《世界史学家辞典》一部，办法同上。 八，须常常透露目空一切的口气。 九，须常常透露游欧或游美的消息。 十，倘有人作文攻击，可说明此人曾来投稿，不予登载，所以挟嫌报复。 EE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日上海《申报·自由谈》，署名孺牛。 〔２〕胡适之（１８９１—１９６２）即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留学美国，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五四”时期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提倡白话文学，在文化教育界名声较大。有些人提及他时便常称为“我的朋友胡适之”。 〔３〕墨翟（前４６８—前３７６）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人，曾为宋国大夫。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杨朱，战国时魏国人。胡怀琛曾在《东方杂志》第二十五卷第八号、第十六号（一九二八年四月、八月）先后发表《墨翟为印度人辨》和《墨翟续辨》两文，据“墨”字本义为黑、“翟”与“狄”同音，而断言墨翟为印度人。这里说“墨翟是一只黑野鸡”，“杨朱是澳洲人”，是对这类“考据学”的讽刺。（按“翟”字本义是一种长尾野鸡，“杨”与“洋”同音，故有此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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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呈为校长溺职滥罚，全校冤愤，恳请迅速撤换，以安学校事。窃杨荫榆〔２〕到校一载，毫无设施，本属尸位素餐〔３〕，贻害学子，屡经呈明大部请予查办，并蒙派员*9校彻查在案〔４〕。从此杨荫榆即忽现忽隐，不可究诘，自拥虚号，专恋?金，校务遂愈形败坏，其无耻之行为，为生等久所不齿，亦早不觉尚有杨荫榆其人矣。不料“五七”国耻〔５〕在校内讲演时，忽又靦然临席，生等婉劝退去，即老羞成怒，大呼警察，幸经教员阻止，始免流血之惨。下午即借宴客为名，在饭店召集不知是否合法之评议员数人，于杯盘狼籍之余，始以开除学生之事含糊相告，亦不言学生为何人。至九日，突有开除自治会职员……等六人〔６〕之揭示张贴校内。夫自治会职员，乃众所公推，代表全体，成败利钝，生等固同负其责。今乃倒行逆施，罚非其罪，欲乘学潮汹涌之时，施其险毒阴私之计，使世人不及注意，居心下劣，显然可知！继又停止已经预告之运动会，使本校失信于社会，又避匿不知所往，使生等无从与之辩诘，实属视学子如土芥，以大罚为儿戏，天良丧失，至矣尽矣！可知杨荫榆一日不去，即如刀俎在前，学生为鱼肉之不暇，更何论于学业！是以全体冤愤，公决自失踪之日起，即绝对不容其再入学校之门，以御横暴，而延残喘。为此续呈大部，恳即明令迅予撤换，拯本校于阽危，出学生于水火。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谨呈教育部总长〔７〕 二 呈为续陈杨荫榆氏行踪诡秘，心术叵测，败坏学校，恳即另聘校长，迅予维持事。窃杨氏失踪，业已多日。曾于五月十二日具呈 大部，将其阴险横暴实情，沥陈梗概，请予撤换在案。讵杨氏怙恶不悛，仍施诡计。先谋提前放假，〔８〕又图停课考试。术既不售，乃愈设盛筵，多召党类，密画毁校之策，冀复失位之仇。又四出请托，广播谣诼，致函学生家长，屡以品性为言，〔９〕与开除时之揭示，措辞不同，实属巧设谰言，阴伤人格，则其良心何在，不问可知。倘使一任譸张，诚为学界大辱；盖不独生等身受摧残，学校无可挽救而已。为此合词续恳即下明令，速任贤明，庶校务有主持之人，暴者失蹂躏之地，学校幸甚！教育幸甚！谨呈教育部总长 EE 〔１〕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题、标点。第一件呈文曾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三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编辑出版的《驱杨运动特刊》，题为《学生自治会上教育部呈文》。第二件呈文未曾发表。〔２〕杨荫榆（？—１９３８）江苏无锡人。曾留学日本、美国。一九二四年二月任北京女师大校长，一九二五年八月被免职。任职期间依附北洋军阀，推行封建教育，肆意压迫学生。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因其无故开除文预科三名学生，激起公愤，学生召开大会，不承认她为校长，于一九二五年一月派代表向教育部提出撤换她的要求。五月七日，她借“国耻纪念”集会之机制造事端，并于五月九日悍然开除了六名学生自治会负责人。 〔３〕尸位素餐空占职位白领俸禄。《汉书·朱云传》：“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４〕一九二五年三月中旬，教育总长王九龄曾派佥事张邦华、陈懋治到女师大调查学生要求撤换校长问题。 〔５〕“五七”国耻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迫其接受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于九日答复承认。后来即以每年五月十日、九日为“国耻纪念日”。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杨荫榆以纪念“五七国耻”为名，邀请知名人士来校讲演，企图借此巩固她的校长地位，同时准备对反对她主持会议的学生加以“破坏国耻纪念”的罪名，为镇压学生运动制造口实。〔６〕指刘和珍、许广平、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姜伯谛六人。 〔７〕指章士钊（１８８１—１９７３），字行严，号孤桐，湖南长沙人。 一九二五年四月至十二月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 〔８〕杨荫榆于五月二十一日下午召请“全体主任专任教员，评议会会员”，在她所匿居的太平湖饭店开会，提出请警察迫令被开除的六名学生出校、提前放暑假等主张，以破坏学生运动，因受到部分与会者反对而未得逞。（见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二、二十三日《晨报》消息） 〔９〕致函学生家长，屡以品性为言杨荫榆开除刘和珍等六人后，给学生家长发信说：“本校为全国女学师资策源之地，学风品性，尤宜注重。乃近年以来，首都教育，以受政潮影响，青年学子，遂多率意任情之举。习染既深，挽救匪易，本校比以整饬学纪，曾将少数害群分子，除其学籍，用昭惩儆。……夙仰贵家长平昔对于家庭教育，甚为注重，而于子女在校之品性学业，尤极关怀。为此函达，并盼谆属照常勤学，免为被退学生莠言所动”。（见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一日北京《晨报》） #p#副标题#e#15年香港注册公司www.2012hkcompany.com
伏园兄： 来信收到。 那一篇所记的一段话，的确是我说的。〔２〕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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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生先生： 蒙你赐信见教，感激得很。但敝《语丝》自发刊以来，编辑者一向是“有闲阶级”〔２〕，决不至于“似乎太忙”，不过虽然不忙，却也不去拉名人的稿子，所以也还不会“只要一见有几句反抗话的稿子，便五体投地，赶忙登载”，这一层是可请先生放心的。 至于贵校的同学们，拿去给校长看，那是另一回事。文章有种种，同学也有种种，登这样的文章有这班同学拿去，登那样的文章有那班同学拿去，敝记者实在管不得许多。其实这也算不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校长看了《语丝》，“唯唯”与否，将来无论怎样详细的世界史上，也决不会留一点痕迹的。不过在目前，竟有人“借以排斥异己者”——但先生似乎以为投稿即阴谋，则又非“借”，而下文又说“某君此文不过多说了几句俏皮话，却不知已种下了恶果”，那可又像并非阴谋了。总之：这些且不论——却也殊非记者的初心，所以现在另选了一篇〔３〕登出，聊以补过，这篇是对于贵校长也有了微辞的，我想贵校“反对某科的同学们”，这回可再不能拿去给校长看了。 记者没有复旦大学同学录，所以这回是是否真名姓，也不得而知。但悬揣起来，也许还是假的，因为那里面偏重于指摘。据记者所知道，指摘缺点的来稿，总是别名多；敢用真姓名，写真地址，能负责任如先生者，又“此时不便辨明，否则有大大的嫌疑”，处境如此困难，真是可惜极了。敬祝努力！ 记者谨复。九月一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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