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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风

一丛花·今年春浅侵年

今年春浅腊侵年。冰雪破春妍。东风有信无人见，露微意、柳际花边。寒夜纵长，孤衾易暖，钟鼓渐清圆。朝来初日半含山。楼阁淡疏烟。游人便作寻芳计，小桃杏、应已争先。衰病少情，疏慵自放，惟爱日高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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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

铜爵妓

武皇去金阁，英威长寂寞。雄剑顿无光，杂佩亦销烁。秋至明月圆，风伤白露落。清夜何湛湛，孤烛映兰幕。抚影怆无从，惟怀忧不薄。瑶色行应罢，红芳几为乐？徒登歌舞台，终成蝼蚁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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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淹

踏莎行（五月十三日月甚佳）

藕叶池塘，榕阴庭院。年时好月今宵见。云鬟玉臂共清寒，冰绡雾縠谁裁剪。扑粉□绵，侵尘宝扇。遥知掩抑成凄怨。去程何许是归程，离觞为我深深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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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祥

郊庙歌辞。享太庙乐章。惟新舞

汉祚惟永，神功中兴。风驱氛祲，天覆黎蒸。三光再朗，庶绩其凝。重熙累洽，景命是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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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

秋感

金风万里思何尽，玉树一窗秋影寒。独掩柴门明月下，泪流香袂倚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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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

相和歌辞。子夜四时歌六首。春歌二首

青楼含日光，绿池起风色。赠子同心花，殷勤此何极。陌头杨柳枝，已被春风吹。妾心正断绝，君怀那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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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衡门春夜

不厌晴林下，微风度葛巾。宁唯北窗月，自谓上皇人。丛筱轻新暑，孤花占晚春。寄言庄叟蝶，与尔得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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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起

登巴陵开元寺西阁赠衡岳僧方外

衡岳有开士，五峰秀贞骨。见君万里心，海水照秋月。大臣南溟去，问道皆请谒。洒以甘露言，清凉润肌发。湖海落天镜，香阁凌银阙。登眺餐惠风，心花期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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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中巴之东巴东山，江水开辟流其间。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百牢关。(其一瞿塘一作：“夔州”) 白帝夔州各异城，蜀江楚峡混殊名。英雄割据非天意，霸主并吞在物情。(其二) 群雄竞起问前朝，王者无外见今朝。比讶渔阳结怨恨，元听舜日旧箫韶。(其三) 赤甲白盐俱刺天，闾阎缭绕接山巅。枫林橘树丹青合，复道重楼锦绣悬。(其四) 瀼东瀼西一万家，江北江南春冬花。背飞鹤子遗琼蕊，相趁凫雏入蒋牙。(其五) 东屯稻畦一百顷，北有涧水通青苗。晴浴狎鸥分处处，雨随神女下朝朝。(其六) 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长年三老长歌里，白昼摊钱高浪中。(其七) 忆昔咸阳都市合，山水之图张卖时。巫峡曾经宝屏见，楚宫犹对碧峰疑。(其八) 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参天长。干戈满地客愁破，云日如火炎天凉。(其九) 阆风玄圃与蓬壶，中有高堂天下无。借问夔州压何处，峡门江腹拥城隅。(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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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

岁暮题杨录事江亭（杨生，蜀客）

垂丝蜀客涕濡衣，岁尽长沙未得归。肠断锦帆风日好，可怜桐鸟出花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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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关于《三藏取经记》等〔1〕

阔别了多年的SF〔2〕君，忽然从日本东京寄给我一封信，转来转去，待我收到时，去发信的日子已经有二十天了。但这在我，却真如空谷里听到跫然的足音〔3〕。信函中还附着一片十一月十四日东京《国民新闻》的记载，是德富苏峰〔4〕氏纠正我那《小说史略》的谬误的。凡一本书的作者，对于外来的纠正，以为然的就遵从，以为非的就缄默，本不必有一一说明下笔时是什么意思，怎样取舍的必要。但苏峰氏是日本深通“支那”的耆宿，《三藏取经记》〔5〕的收藏者，那措辞又很波俏，因此也就想来说几句话。首先还得翻出他的原文来—— 鲁迅氏之《中国小说史略》苏峰生顷读鲁迅氏之《中国小说史略》，有云：《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三卷，旧本在日本，又有一小本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内容悉同，卷尾一行云“中瓦子张家印”，张家为宋时临安书铺，世因以为宋刊，然逮于元朝，张家或亦无恙，则此书或为元人所撰，未可知矣。…… 这倒并非没有聊加辩正的必要。《大唐三藏取经记》者，实是我的成篑堂的插架中之一，而《取经诗话》的袖珍本，则是故三浦观树将军的珍藏。这两书，是都由明慧上人和红叶广知于世，从京都栂尾高山寺散出的。看那书中的高山寺的印记，又看高山寺藏书目录，都证明着如此。这不但作为宋椠的稀本；作为宋代所著的说话本（日本之所谓言文一致体），也最可珍重的的罢。然而鲁迅氏却轻轻地断定道，“此书或为元人撰，未可知矣。”过于太早计了。鲁迅氏未见这两书的原板，所以不知究竟，倘一见，则其为宋椠，决不容疑。其纸质，其墨色，其字体，无不皆然。不仅因为张家是宋时的临安的书铺。加之，至于成篑堂的《取经记》，则有着可以说是宋版的特色的阙字。好个罗振玉氏，于此早已觉到了。皆（三浦本，成篑堂本）为高山寺旧藏。而此本（成篑堂藏《取经记》）刊刻尤精，书中栂字作栂，敬字缺末笔，盖亦宋椠也。（《雪堂校刊群书叙录》）想鲁迅氏未读罗氏此文，所以疑是或为元人之作的罢。即使世间多不可思议事，元人著作的宋刻，是未必有可以存在的理由的。罗振玉氏对于此书，曾这样说。宋代平话，旧但有《宣和遗事》而已。近年若《五代平话》，《京本小说》，渐有重刊本。宋人平话之传于人间者，至是遂得四种。因为是斯学界中如此重要的书籍，所以明白其真相，未必一定是无用之业罢。总之，苏峰氏的意思，无非在证明《三藏取经记》等是宋椠。其论据有三—— 一纸墨字体是宋；二宋讳缺笔〔6〕；三罗振玉〔7〕氏说是宋刻。说起来也惭愧，我虽然草草编了一本《小说史略》，而家无储书，罕见旧刻，所用为资料的，几乎都是翻刻本，新印本，甚而至于是石印本，序跋及撰人名，往往缺失，所以漏略错误，一定很多。但《三藏法师取经记》及《诗话》两种，所见的却是罗氏影印本，纸墨虽新，而字体和缺笔是看得出的。那后面就有罗跋，正不必再求之于《雪堂校刊群书叙录》，我所谓“世因以为宋刊”，即指罗跋而言。现在苏峰氏所举的三证中，除纸墨因确未目睹，无从然否外，其余二事，则那时便已不足使我信受，因此就不免“疑”起来了。某朝讳缺笔是某朝刻本，是藏书家考定版本的初步秘诀，只要稍看过几部旧书的人，大抵知道的。何况缺笔的栂字的怎样地触目。但我却以为这并不足以确定为宋本。前朝的缺笔字，因为故意或习惯，也可以沿至后一朝。例如我们民国已至十五年了，而遗老们所刻的书，驚字还“敬缺末笔”。非遗老们所刻的书，儀字玄字也常常缺笔，或者以甯代儀，以元代玄。这都是在民国而讳清讳；不足为清朝刻本的证据。京师图书馆所藏的《易林注》〔8〕残本（现有影印本，在《四部丛刊》中），甯字儀字都缺笔的，纸质，墨色，字体，都似宋；而且是蝶装〔9〕，缪荃荪〔10〕氏便定为宋本。但细看内容，却引用着阴时夫的《韵府群玉》〔11〕，而阴时夫则是道道地地的元人。所以我以为不能据缺笔字便确定为某朝刻，尤其是当时视为无足重轻的小说和剧曲之类。罗氏的论断，在日本或者很被引为典据罢，但我却并不尽信奉，不但书跋，连书画金石的题跋，无不皆然。即如罗氏所举宋代平话四种中，《宣和遗事》〔12〕我也定为元人作，但这并非我的轻轻断定，是根据了明人胡应麟〔13〕氏所说的。而且那书是抄撮而成，文言和白话都有，也不尽是“平话”。我的看书，和藏书家稍不同，是不尽相信缺笔，抬头，以及罗氏题跋的。因此那时便疑；只是疑，所以说“或”，说“未可知”。我并非想要唐突宋椠和收藏者，即使如何廓大其冒昧，似乎也不过轻疑而已，至于“轻轻地断定”，则殆未也。但在未有更确的证明之前，我的“疑”是存在的。待证明之后，就成为这样的事：鲁迅疑是元刻，为元人作；今确是宋椠，故为宋人作。无论如何，苏峰氏所豫想的“元人著作的宋版”这滑稽剧，是未必能够开演的。然而在考辨的文字中杂入#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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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