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庚子（一九○○）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其作者，则南亭亭长与我佛山人名最著。

南亭亭长为李宝嘉，字伯元，江苏武进人，少擅制艺及诗赋，以第一名入学，累举不第，乃赴上海办《指南报》，旋辍，别办《游戏报》，为俳谐嘲骂之文，后以“铺底”售之商人，又别办《海上繁华报》，〔1〕记注倡优起居，并载诗词小说，殊盛行。所著有《庚子国变弹词》若干卷，《海天鸿雪记》六本，《李莲英》一本，〔2〕《繁华梦》《活地狱》〔3〕各若干本。又有专意斥责时弊者曰《文明小史》，分刊于《绣像小说》中，〔4〕尤有名。时正庚子，政令倒行，海内失望，多欲索祸患之由，责其罪人以自快，宝嘉亦应商人之托，撰《官场现形记》，拟为十编，编十二回，自光绪二十七至二十九年中成三编，后二年又成二编，三十二年三月以瘵卒，年四十（一八六七——

一九○六），书遂不完；亦无子，伶人孙菊仙〔5〕为理其丧，酬《繁华报》之揄扬也。尝被荐应经济特科，不赴，时以为高；

又工篆刻，有《芋香印谱》〔6〕行于世（见周桂笙《新庵笔记》三，李祖杰致胡适书及顾颉刚《读书杂记》等）。

《官场现形记》已成者六十回，为前半部，第三编印行时（一九○三）有自序，略谓“亦尝见夫官矣，送迎之外无治绩，供张之外无材能，忍饥渴，冒寒暑，行香则天明而往，禀见则日昃而归，卒不知其何所为而来，亦卒不知其何所为而去。”

岁或有凶灾，行振恤，又“皆得援救助之例，邀奖励之恩，而所谓官者，乃日出而未有穷期”。及朝廷议汰除，则“上下蒙蔽，一如故旧，尤其甚者，假手宵小，授意私人，因苞苴而通融，缘贿赂而解释：是欲除弊而转滋之弊也”。于是群官搜括，小民困穷，民不敢言，官乃愈肆，“南亭亭长有东方之谐谑，与淳于之滑稽，又熟知夫官之龌龊卑鄙之要凡，昏聩糊涂之大旨”，爱“以含蓄蕴酿存其忠厚，以酣畅淋漓阐其隐微，……穷年累月，殚精竭诚，成书一帙，名曰《官场现形记》。

……凡神禹所不能铸之于鼎，温峤所不能烛之以犀者，无不毕备也”。故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朦混，罗掘，倾轧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热心于作吏，及官吏闺中之隐情。头绪既繁，脚色复夥，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然臆说颇多，难云实录，无自序所谓“含蓄蕴酿”之实，殊不足望文木老人后尘。况所搜罗，又仅“话柄”，联缀此等，以成类书；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编，即千篇一律。特缘时势要求，得此为快，故《官场现形记》乃骤享大名；而袭用“现形”名目，描写他事，如商界学界女界者亦接踵也。今录南亭亭长之作八百余言为例，并以概余子：

……却说贾大少爷，……看看已到了引见之期，头天赴部演礼，一切照例仪注，不庸细述。这天贾大少爷起了一个半夜，坐车进城，……一直等到八点钟，才有带领引见的司官老爷把他带了进去，不知走到一个甚么殿上，司官把袖一摔，他们一班几个人在台阶上一溜跪下，离着上头约摸有二丈远，晓得坐在上头的就是“当今”了。……他是道班，又是明保的人员，当天就有旨，叫他第二天预备召见。……贾大少爷虽是世家子弟，然而今番乃是第一遭见皇上，虽然请教过多少人，究竟放心不下。当时引见了下来，先看见华中堂。华中堂是收过他一万银子古董的，见了面问长问短，甚是关切。后来贾大少爷请教他道，“明日朝见，门生的父亲是现任臬司，门生见了上头，要碰头不要碰头？”华中堂没有听见上文，只听得“碰头”二字，连连回答道，“多碰头，少说话：是做官的秘诀。”贾大少爷忙分辨道，“门生说的是上头问着门生的父亲，自然要碰头；倘不问，也要碰头不要碰头？”华中堂道，“上头不问你，你千万不要多说话；应该碰头的地方，又万万不要忘记不碰，就是不该碰，你多磕头，总没有处分的。”一席话说得贾大少爷格外糊涂，意思还要问，中堂已起身送客了。贾大少爷只好出来，心想华中堂事情忙，不便烦他，不如去找黄大军机，……或者肯赐教一二。谁知见了面，贾大少爷把话才说完，黄大人先问“你见过中堂没有？他怎么说的？”贾大少爷照述一遍，黄大人道，“华中堂阅历深，他叫你多碰头少说话，老成人之见，这是一点儿不错的。”

……贾大少爷无法，只得又去找徐大军机。这位徐大人，上了年纪，两耳重听，就是有时候听得两句，也装作不知。他平生最讲究养心之学，有两个诀窍：一个是“不动心”，一个是“不操心”。……后来他这个诀窍被同寅中都看穿了，大家就送他一个外号，叫他做“琉#p#副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