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妇》译者附记〔1〕

在巴尔干诸小国的作家之中,伊凡·伐佐夫(IvanVa^zov,1850—1921)对于中国读者恐怕要算是最不生疏的一个名字了。大约十多年前,已经介绍过他的作品〔2〕;一九三一年顷,孙用〔3〕先生还译印过一本他的短篇小说集:《过岭记》,收在中华书局的《新文艺丛书》中。那上面就有《关于保加利亚文学》和《关于伐佐夫》两篇文章,所以现在已经无须赘说。 《村妇》这一个短篇,原名《保加利亚妇女》,是从《莱克兰世界文库》的第五千零五十九号萨典斯加(MaryaJonasvonSzatanska)女士所译的选集里重译出来的。选集即名《保加利亚妇女及别的小说》,这是第一篇,写的是他那国度里的村妇的典型:迷信,固执,然而健壮,勇敢;以及她的心目中的革命,为民族,为信仰。所以这一篇的题目,还是原题来得确切,现在改成“熟”而不“信”,其实是不足为法的;我译完之后,想了一想,又觉得先前的过于自作聪明了。原作者在结末处,用“好事”来打击祷告,〔4〕大约是对于他本国读者的指点。 我以为无须我再来说明,这时的保加利亚是在土耳其〔5〕的压制之下。这一篇小说虽然简单,却写得很分明,里面的地方,人物,也都是真的。固然已经是六十年前事,但我相信,它也还很有动人之力。 ※ ※ ※ 〔1〕本篇连同《村妇》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九月《译文》月刊终刊号。 〔2〕指一九二一年间鲁迅曾翻译伐佐夫的小说《战争中的威尔珂》,载同年十月十日《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号“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后收入一九二二年五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世界丛书》之一《现代小说译丛》。 〔3〕孙用原名卜成中,浙江杭州人。当时是杭州邮局职员,业余从事翻译工作,译有匈牙利裴多菲的长诗《勇敢的约翰》等。 〔4〕用“好事”来打击祷告在《村妇》的结末处,说这位村妇终不相信是“随随便便的祷告,见了功效的,由她看来,倒是因为她做不到,然而她一心要做到的好事好报居多……” 〔5〕土耳其这里指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建于十三世纪末至十四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瓦解),自十四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保加利亚都遭受奥斯曼帝国的蹂躏和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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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歌》译者附记〔1〕

罗马尼亚的文学的发展,不过在本世纪的初头,但不单是韵文,连散文也有大进步。本篇的作者索陀威奴(MihailSadoveanu)便是住在不加勒斯多(Bukharest)〔2〕的写散文的好手。他的作品,虽然常常有美丽迷人的描写,但据怀干特(G.Weigand)〔3〕教授说,却并非幻想的出产,到是取之于实际生活的。例如这一篇《恋歌》,题目虽然颇像有些罗曼的,但前世纪的罗马尼亚的大森林的景色,地主和农奴的生活情形,却实在写得历历如绘。 可惜我不明白他的生平事迹;仅知道他生于巴斯凯尼(Pascani),曾在法尔谛舍尼和约希(FaliticeneundJassy)进过学校,是二十世纪初最好的作家。他的最成熟的作品中,有写穆尔陶(Moldau)〔4〕的乡村生活的《古泼来枯的客栈》(CrILsmaluimosPrecu,1905)有写战争,兵丁和囚徒生活的《科波拉司乔治回忆记》(AmintirilecapraruluiGheorg-hita,1906)和《阵中故事》(Povestiridinrazboiu,1905)〔5〕;也有长篇。但被别国译出的,却似乎很少。 现在这一篇是从作者同国的波尔希亚(EleonoraBorcia)女士的德译本选集里重译出来的,原是大部的《故事集》(Po-vestiri,1904)中之一。这选集的名字,就叫《恋歌及其他》(DasLiebesliedundandereErzalhlungen)是《莱克兰世界文库》(Reclam’sUniversal-Bibliothek)的第五千零四十四号。 ※ ※ ※ 〔1〕本篇连同《恋歌》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八月《译文》月刊第二卷第六期。 索陀威奴(1880—1961),通译萨多维亚努。一生写有作品一百多部,对罗马尼亚文学有很大影响。主要作品有《米特里亚·珂珂尔》、《尼古拉·波特科瓦》等。 〔2〕不加勒斯多通译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首都。 〔3〕怀干特(1860—1930)德国语言学家及巴尔干问题研究家,莱比锡大学教授。著有罗马尼亚语法及保加利亚语法等。 〔4〕穆尔陶巴斯凯尼和法尔谛舍尼一带山区的总称。 〔5〕《古泼来枯的客栈》即《安古察客店》,短篇小说集。 《科波拉司乔治回忆记》,即《乔治下士的回忆》。《阵中故事》,即《战争故事》,短篇小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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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馑》译者附记〔1〕

萨尔蒂珂夫(MichailSaltykov1826—1889)是六十年代俄国改革期〔2〕的所谓“倾向派作家”(Tendenzios)〔3〕的一人,因为那作品富于社会批评的要素,主题又太与他本国的社会相密切,所以被绍介到外国的就很少。但我们看俄国文学的历史底论著的时候,却常常看见“锡且特林”(Sichedrin)〔4〕的名字,这是他的笔名。 他初期的作品中。有名的是《外省故事》〔5〕,专写亚历山大二世〔6〕改革前的俄国社会的缺点;这《饥馑》,却是后期作品《某市的历史》〔7〕之一,描写的是改革以后的情状,从日本新潮社《海外文学新选》第二十编八杉贞利〔8〕译的《请愿人》里重译出来的,但作者的锋利的笔尖,深刻的观察,却还可以窥见。后来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炭画》〔9〕,还颇与这一篇的命意有类似之处;十九世纪末他本国的阿尔志跋绥夫的短篇小说,也有结构极其相近的东西,但其中的百姓,却已经不是“古尔波夫”〔10〕市民那样的人物了。 ※ ※ ※ 〔1〕本篇连同《饥馑》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译文》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署名许遐。 萨尔蒂珂夫,笔名谢德林(M.E.CNUYR]TJAIGHPF,1826—1889),俄国讽刺作家及批评家,曾因抨击沙皇专制制度被流放几达八年。著有长篇小说《戈罗夫略夫老爷们》、《一个城市的历史》等。《饥馑》,又译《饥饿城》,是《一个城市的历史》中的一篇。 〔2〕六十年代俄国改革期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公历三月三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农民反封建斗争和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压力下,颁布法令,宣布废除农奴制。 〔3〕“倾向派作家”一八四八年萨尔蒂珂夫发表中篇小说《莫名其妙的事》,被沙皇政府认为“含有危害甚大的思想倾向”和“扰乱社会治安之思想”,判处流放。后即指他和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布洛留波夫等反对沙皇专制和农奴制度的革命民主主义作家为“倾向派作家”。 〔4〕“锡且特林”通译谢德林。 〔5〕《外省故事》今译《外省散记》,发表于一八五六年。 〔6〕亚历山大二世(EUI]XNFGHQⅡ,1818—1881)俄国沙皇。一八五五年即位,后在彼得堡被民粹派的秘密团体民意党人炸死。 〔7〕《某市的历史》即《一个城市的历史》,萨尔蒂珂夫后期著名的讽刺长篇小说之一。 〔8〕八杉贞利(1876—1966)日本的俄语学者,东京外语大学教授。一九四六年创立“日本俄罗斯文学会”,担任会长。 〔9〕《炭画》波兰作家显克微支作的中篇小说。有周作人译本,一九一四年四月北京文明书局出版。 〔10〕“古尔波夫”俄语MU HTJ的音译,“愚人”的意思。小说《一个城市的历史》是假讬“古尔波夫市”的历史以讽刺现实。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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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魔》译者附记〔1〕

这一篇,是从日本译《戈理基全集》第七本里川本正良〔2〕的译文重译的。比起常见的译文来,笔致较为生硬;重译之际,又因为时间匆促和不爱用功之故,所以就更不行。记得Reclam’sUniversal-Bibliothek〔3〕的同作者短篇集里,也有这一篇,和《鹰之歌》(有韦素园君译文,在《黄花集》〔4〕中),《堤》同包括于一个总题之下,可见是寓言一流,但这小本子,现在不见了,他日寻到,当再加修改,以补草率从事之过。 创作的年代,我不知道;中国有一篇戈理基的《创作年表》〔5〕,上面大约也未必有罢。但从本文推想起来,当在二十世纪初头〔6〕,自然是社会主义信者了,而尼采色还很浓厚的时候。至于寓意之所在,则首尾两段上,作者自己就说得很明白的。 这回是枝叶之谈了——译完这篇,觉得俄国人真无怪被人比之为“熊”,连著作家死了也还是笨鬼。倘如我们这里的有些著作家那样,自开书店,自印著作,自办流行杂志,自做流行杂志贩卖人,商人抱着著作家的太太,就是著作家抱着自己的太太,也就是资本家抱着“革命文学家”的太太,而又就是“革命文学家”抱着资本家的太太,即使“周围都昏暗,在下雨。空中罩着沉重的云”罢,戈理基的“恶魔”也无从玩这把戏,只好死心塌地去苦熬他的“倦怠”罢了。 ※ ※ ※ 〔1〕本篇连同《恶魔》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一月《北新》半月刊第四卷第一、二期合刊。 〔2〕川本正良日本翻译工作者。一九二三年东京大学文学部毕业,曾任松山高校等教授。 〔3〕Reclam’sUniversal-Bibliothek《莱克兰世界文库》,德国发行的一种世界文学丛书。多数是被压迫民族作家及进步作家的作品,价格低廉,流传较广。 〔4〕《黄花集》北欧及俄国的诗歌小品集,韦素园译,一九二九年二月北平未名社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 〔5〕《创作年表》指邹道弘编的《高尔基评传》(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上海联合书店出版)中所附的《高尔基创作年表》,其中列有“一八九九:《关于魔鬼》”一行。 〔6〕二十世纪初头应为十九世纪末叶。高尔基于一八九九年写作《关于魔鬼》(即《恶魔》)及《再关于魔鬼》,先后发表于同年《生活》杂志第一、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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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夫》译者附记〔1〕

这一篇,是从日文的《新兴文学全集》第二十四卷里冈泽秀虎的译本重译的,并非全卷之中,这算最好,不过因为一是篇幅较短,译起来不费许多时光,二是大家可以看看在俄国所谓“同路人”者,做的是怎样的作品。 这所叙的是欧洲大战时事,但发表大约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了。原译者另外写有一段简明的解释,现在也都译在这下面—— “雅各武莱夫(AlexandrIakovlev)是在苏维埃文坛上,被称为‘同路人’的群中的一人。他之所以是‘同路人’,则译在这里的《农夫》,说得比什么都明白。 “从毕业于彼得堡大学这一端说,他是智识分子,但他的本质,却纯是农民底,宗教底。他是禀有天分的诚实的作家。他的艺术的基调,是博爱和良心。他的作品中的农民,和毕力涅克作品中的农民的区别之处,是在那宗教底精神,直到了教会崇拜。他认农民为人类正义和良心的保持者,而且以为惟有农民,是真将全世界联结于友爱的精神的。将这见解,加以具体化者,是《农夫》。这里叙述着‘人类的良心’的胜利。但要附加一句,就是他还有中篇《十月》,是显示着较前进的观念形态的。” 日本的《世界社会主义文学丛书》第四篇,便是这《十月》,曾经翻了一观,所写的游移和后悔,没有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在内,用中国现在时行的批评式眼睛来看,还是不对的。至于这一篇《农夫》,那自然更甚,不但没有革命气,而且还带着十足的宗教气,托尔斯泰气,连用我那种“落伍”眼看去也很以苏维埃政权之下,竟还会容留这样的作者为奇。但我们由这短短的一篇,也可以领悟苏联所以要排斥人道主义之故,因为如此厚道,是无论在革命,在反革命,总要失败无疑,别人并不如此厚道,肯当你熟睡时,就不奉赠一枪刺。所以“非人道主义”的高唱起来〔2〕,正是必然之势。但这“非人道主义”,是也如大炮一样,大家都会用的,今年上半年“革命文学”的创造社和“遵命文学”的新月社〔3〕,都向“浅薄的人道主义”进攻,即明明白白证明着这事的真实。再想一想,是颇有趣味的。 A.Lunacharsky〔4〕说过大略如此的话:你们要做革命文学,须先在革命的血管里流两年;但也有例外,如“绥拉比翁的兄弟们”,就虽然流过了,却仍然显着白痴的微笑。这“绥拉比翁的兄弟们”,是十月革命后墨斯科的文学者团体的名目,作者正是其中的主要的一人。试看他所写的毕理契珂夫,善良,简单,坚执,厚重,蠢笨,然而诚实,像一匹象,或一个熊,令人生气,而无可奈何。确也无怪Lunacharsky要看得顶上冒火。但我想,要“克服”这一类,也只要克服者一样诚实,也如象,也如熊,这就够了。倘只满口“战略”“战略”,弄些狐狸似的小狡狯,那却不行,因为文艺究竟不同政治,小政客手腕是无用的。 曾经有旁观者,说郁达夫喜欢在译文尾巴上骂人,我这回似乎也犯了这病,又开罪于“革命文学”家了。但不要误解,中国并无要什么“锐利化”的什么家,报章上有种种启事为证,还有律师保镳〔5〕,大家都是“忠实同志”,研究“新文艺”的。乖哉乖哉,下半年一律“遵命文学”了,而中国之所以不行,乃只因鲁迅之“老而不死”〔6〕云。 十月二十七日写讫。 ※ ※ ※ 〔1〕本篇连同《农夫》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大众文艺》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后收入《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之二《在沙漠上及其他》时,删去了首二段及末段。 〔2〕“非人道主义”的高唱起来指当时苏联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如卢那察尔斯基在一九二四年所作的讲演《托尔斯泰与马克斯》中说的,以托尔斯泰为“很麻烦的对手”。参看本书《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 〔3〕新月社以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组成的文化和政治团体,一九二三年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陈源、梁实秋等。他们原依附北洋军阀,一九二七年后,随着北洋军阀的土崩瓦解,又转而投靠国民党当局。这里所说他们和创造社“都向‘浅薄的人道主义’进攻”,如冯乃超(创造社)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载一九二八年一月《文化批判》月刊第一号)中,称托尔斯泰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又“靦颜做世界最卑污的事——宗教的说教人”。梁实秋(新月社)在《文学与革命》一文(载一九二八年六月《新月》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中说:“近来的伤感的革命主义者,以及浅薄的人道主义者,对于大多数的民众有无限制的同情。这无限制的同情往往压倒了一切的对于文明应有的考虑。” 〔4〕Lunacharsky卢那察尔斯基。 〔5〕律师保鏕指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上海刘世芳律师代表创造社及创造社出版部在上海《新闻报》上刊出启事一事。其中说: “本社纯系新文艺的集合,本出版部亦纯系发行文艺书报的机关;与任何政治团体从未发生任何关系……在此青天白日旗下,文艺团体当无触法之虞,此吾人从事文艺事业之同志所极端相信者……此后如有诬毁本社及本出版部者,决依法起诉,以受法律之正当保障……此后如有毁坏该社名誉者,#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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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人人种的话》译者附记〔1〕

查理路易·腓立普(Charles-LouisPhilippe1874—1909)是一个木鞋匠的儿子,好容易受了一点教育,做到巴黎市政厅的一个小官,一直到死。他的文学生活,不过十三四年。 他爱读尼采,托尔斯泰,陀思妥夫斯基的著作;自己的住房的墙上,写着一句陀思妥夫斯基的句子道: “得到许多苦恼者,是因为有能堪许多苦恼的力量。”但又自己加以说明云: “这话其实是不确的,虽然知道不确,却是大可作为安慰的话。” 即此一端,说明他的性行和思想就很分明。 这一篇是从日本堀口大学〔2〕的《腓立普短篇集》里译出的,是他的后期圆熟之作。但我所取的是篇中的深刻的讽喻,至于首尾的教训,大约出于作者的加特力教〔3〕思想,在我是也并不以为的确的。 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日。 ※ ※ ※ 〔1〕本篇连同《食人人种的话》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十月《大众文艺》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后与作者的另一篇小说《捕狮》同收入《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之一《奇剑及其它》。本篇附于小说之前,并将最后的一段话改为:“《捕狮》和《食人人种的话》都从日本崛口大学的《腓立普短篇集》里译出的。” 腓立普,出身于贫苦家庭,作品表现了对无产阶级的同情和对当时社会的讽刺,著有《母亲和孩子》、《贝德利老爹》等小说。 〔2〕堀口大学日本诗人和法国文学研究者,日本学士院文艺部会员。早年加入“新诗社”,后任大学教授。作品有诗集《黄昏的虹》等。 〔3〕加特力教即天主教,又称公教。加特力一词源出希腊文,意为“公”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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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很短的传奇》译者附记(二)〔1〕

迦尔洵(VsevolodMichailovitchGarshin)生于一八五五年,是在俄皇亚历山大三世〔2〕政府的压迫之下,首先绝叫,以一身来担人间苦的小说家。他的引人注目的短篇,以从军俄土战争时的印象为基础的《四日》,后来连接发表了《孱头》,《邂逅》,《艺术家》,《兵士伊凡诺夫回忆录》等作品,皆有名。 然而他艺术底天禀愈发达,也愈入于病态了,悯人厌世,终于发狂,遂入癫狂院;但心理底发作尚不止,竟由四重楼上跃下,遂其自杀,时为一八八八年,年三十三。他的杰作《红花》,叙一半狂人物,以红花为世界上一切恶的象征,在医院中拚命撷取而死,论者或以为便在描写陷于发狂状态中的他自己。 《四日》,《邂逅》,《红花》,中国都有译本了。《一篇很短的传奇》虽然并无显名,但颇可见作者的博爱和人道底彩色,和南欧的但农契阿(D’Annunzio)〔3〕所作《死之胜利》,以杀死可疑的爱人为永久的占有,思想是截然两路的。 ※ ※ ※ 〔1〕本篇连同《一篇很短的传奇》的译文,印入一九二九年四月上海朝花社版《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之一《奇剑及其它》。 〔2〕亚历山大三世(EUI]XNFGHO,1845—1894)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之子。一八八一年亚历山大二世被民粹派暗杀后继位。 〔3〕但农契阿(G.D’Annunzio,1863—1938)通译邓南遮,意大利唯美主义作家。晚年成为民族主义者,拥护法西斯主义。《死之胜利》是他在一八九四年作的长篇小说。有芳信译本,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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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很短的传奇》译者附记〔1〕

迦尔洵(VsevolodMichailovitchGarshin1855—1888)生于南俄,是一个甲骑兵官〔2〕的儿子。少时学医,却又因脑病废学了。他本具博爱的性情,也早有文学的趣味;俄土开战,便自愿从军,以受别人所受的痛苦,已而将经验和思想发表在小说里,是有名的《四日》和《孱头》。他后来到彼得堡,在大学听文学的讲义,又发表许多小说,其一便是这《一篇很短的传奇》。于是他又旅行各地,访问许多的文人,而尤受托尔斯泰的影响,其时作品之有名的便是《红花》。然而迦尔洵的脑病终于加重了,入狂人院之后,从高楼自投而下,以三十三岁的盛年去世了。这篇在迦尔洵的著作中是很富于滑稽的之一,但仍然是酸辛的谐笑。他那非战与自我牺牲的思想,也写得非常之分明。但英雄装了木脚,而劝人出战者却一无所损,也还只是人世的常情。至于“与其三人不幸,不如一人——自己——不幸”〔3〕这精神,却往往只见于斯拉夫文人〔4〕的著作,则实在不能不惊异于这民族的伟大了。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附记。 ※ ※ ※ 〔1〕本篇连同《一篇很短的传奇》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二月《妇女杂志》月刊第八卷第二号。 〔2〕甲骑兵官胸甲骑兵团军官。 〔3〕这是本篇小说主角所说的话,原语是“你将以为与其一人的不幸,倒不如三人的不幸。” 〔4〕斯拉夫文人指俄国作家,俄罗斯人属于东斯拉夫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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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自己》和《说述自己的纪德》译者附记〔1〕

纪德在中国,已经是一个较为熟识的名字了,但他的著作和关于他的评传,我看得极少极少。 每一个世界的文艺家,要中国现在的读者来看他的许多著作和大部的评传,我以为这是一种不看事实的要求。所以,作者的可靠的自叙和比较明白的画家和漫画家所作的肖像,是帮助读者想知道一个作家的大略的利器。 《描写自己》即由这一种意义上,译出来试试的。听说纪德的文章很难译,那么,这虽然不过一小篇,也还不知道怎么亵渎了作者了。至于这篇小品和画像〔2〕的来源,则有石川涌的说明在,这里不赘。 文中的稻子豆〔3〕,是Ceratoniasiliqua,L.的译名,这植物生在意大利,中国没有;瓦乐敦的原文,是FélixVallo-tton。 〔4〕。 ※ ※ ※ 〔1〕本篇连同纪德《描写自己》及石川涌《说述自己的纪德》的两篇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译文》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署名乐雯。 纪德(A.Gide,1869—1951),法国小说家。著有《窄门》、《地粮》、《田园交响乐》等。石川涌(1906—1976),日本东京大学文学教授,法国文学研究者。 〔2〕画像指瓦乐敦作的纪德木刻像,与本篇在同期《译文》发表。 〔3〕稻子豆Ceratoniasiliqua,《英拉汉植物名称》作角豆树。 〔4〕FélixVallotton菲力克思·瓦乐敦(1865—1925),瑞士画家,终生侨居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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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店时代》译者附记〔1〕

巴罗哈同伊本涅支〔2〕一样,也是西班牙现代的伟大的作家,但他的不为中国人所知,我相信,大半是由于他的著作没有被美国商人“化美金一百万元”,制成影片到上海开演〔3〕。 自然,我们不知道他是并无坏处的,但知道一点也好,就如听过宇宙间有一种哈黎慧星〔4〕一般,总算一种知识。倘以为于饥饱寒温大有关系,那是求之太深了。 译整篇的论文,介绍他到中国的,始于《朝花》〔5〕。其中有这样的几句话:“……他和他的兄弟〔6〕联络在马德里,很奇怪,他们开了一爿面包店,这个他们很成功地做了六年。”他的开面包店,似乎很有些人诧异,他在《一个革命者的人生及社会观》里,至于特设了一章来说明。现在就据冈田忠一的日译本,译在这里,以资谈助;也可以作小说看,因为他有许多短篇小说,写法也是这样的。 ※ ※ ※ 〔1〕本篇连同《面包店时代》(《一个革命者的人生及社会观》中之一章)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朝花》周刊第十七期。 〔2〕伊本涅支通译伊巴涅思。参看本卷第385页注〔5〕。 〔3〕根据伊巴涅思的小说《启示录的四骑士》摄制的电影,一九二四年春末曾在上海卡尔登影院上映。“化美金一百万元”是上映该片时广告中的话。 〔4〕哈黎彗星即哈雷彗星,著名的周期彗星,英国天文学家哈雷(E.Halley,1656—1742)首先确定它的轨道,故名。 〔5〕《朝花》指《朝花》周刊,鲁迅、柔石合编,以介绍外国文艺为主。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二九年五月停刊,同年六月改为旬刊。这里所说“整篇的论文”,指特雷克(W.A.Drake)作、真吾译的《巴罗哈》一文,载《朝花》周刊第十四期(一九二九年四月四日)。 〔6〕指里卡多,巴罗哈的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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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鸡和杂馔〉抄》译者附记〔1〕

久闻外国书有一种限定本子,印得少,卖得贵,我至今一本也没有。今年春天看见JeanCocteau〔2〕的LeCoqetL’ar-lequin的日译本,是三百五十部之一,倒也想要,但还是因为价贵〔3〕,放下了。只记得其中的一句,是:“青年莫买稳当的股票”,所以疑心它一定还有不稳的话,再三盘算,终于化了五碗“无产”咖啡〔4〕的代价,买了回来了。 买回来细心一看,就有些想叫冤,因为里面大抵是讲音乐,在我都很生疏的。不过既经买来,放下也不大甘心,就随便译几句我所能懂的,贩入中国,——总算也没有买全不“稳当的股票”,而也聊以自别于“青年”。 至于作者的事情,我不想在此绍介,总之是一个现代的法国人,也能作画,也能作文,自然又是很懂音乐的罢了。 ※ ※ ※ 〔1〕本篇连同法国科克多的杂文《〈雄鸡和杂馔〉抄》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朝花》周刊第四期。 〔2〕JeanCocteau让·科克多(1891—1963),法国作家。曾致力立体主义未来派的诗作,著有小说《可怕的孩子》、剧本《定时炸弹》及《诗集》等。 〔3〕LeCoqetL’arlequin的日译本即大田黑元雄译的《雄鸡和杂馔》,昭和三年(1928)东京第一书房出版。当时在上海的售价是银元五元二角。 〔4〕“无产”咖啡附记参看《三闲集·革命咖啡店》。文中说: “革命咖啡店的革命底广告式文字,昨天也看见了,……遥想洋楼高耸,前临阔街,门口是晶光闪灼的玻璃招牌,……面前是一大杯热气蒸腾的无产阶级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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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信州杂记》译者附记〔1〕

我们都知道,俄国从十月革命之后,文艺家大略可分为两大批。一批避往别国,去做寓公;一批还在本国,虽然有的死掉,有的中途又走了,但这一批大概可以算是新的。 毕勒涅克(BorisPilniak)是属于后者的文人。我们又都知道:他去年曾到中国,又到日本。此后的事,我不知道了。今天看见井田孝平和小岛修一〔2〕同译的《日本印象记》,才知道他在日本住了两个月,于去年十月底,在墨斯科写成这样的一本书。 当时我想,咱们骂日本,骂俄国,骂英国,骂……,然而讲这些国度的情形的书籍却很少。讲政治,经济,军备,外交等类的,大家此时自然恐怕未必会觉得有趣,但文艺家游历别国的印象记之类却不妨有一点的。于是我就想先来介绍这一本毕勒涅克的书,当夜翻了一篇序词——《信州杂记》。 这不过全书的九分之一,此下还有《本论》,《本论之外》,《结论》三大篇。然而我麻烦起来了。一者“象”是日本的象,而“印”是俄国人的印,翻到中国来,隔膜还太多,注不胜注。二者译文还太轻妙,我不敌他;且手头又没有一部好好的字典,一有生字便费很大的周折。三者,原译本中时有缺字和缺句,是日本检查官所抹杀的罢,看起来也心里不快活。而对面阔人家的无线电话机里又在唱什么国粹戏〔3〕,“唉唉唉”和琵琶的“丁丁丁”,闹得我头里只有发昏章第十一〔4〕了。还是投笔从玩罢,我想,好在这《信州杂记》原也可以独立的,现在就将这作为开场,也同时作为结束。 我看完这书,觉得凡有叙述和讽刺,大抵是很为轻妙的,然而也感到一种不足。就是:欠深刻。我所见到的几位新俄作家的书,常常使我发生这一类觖望。但我又想,所谓“深刻”者,莫非真是“世纪末”〔5〕的一种时症么?倘使社会淳朴笃厚,当然不会有隐情,便也不至于有深刻。如果我的所想并不错,则这些“幼稚”的作品,或者倒是走向“新生”的正路的开步罢。 我们为传统思想所束缚,听到被评为“幼稚”便不高兴。 但“幼稚”的反面是什么呢?好一点是“老成”,坏一点就是“老狯”。革命前辈自言“老则有之,朽则未也,庸则有之,昏则未也”〔6〕。然而“老庸”不已经尽够了么? 我不知道毕勒涅克对于中国可有什么著作,在《日本印象记》里却不大提及。但也有一点,现在就顺便绍介在这里罢:—— “在中国的国境上,张作霖〔7〕的狗将我的书籍全都没收了。连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出版的Flaubert的《Sala-mmbo》〔8〕,也说是共产主义的传染品,抢走了。在哈尔宾,则我在讲演会上一开口,中国警署人员便走过来,下面似的说。照那言语一样地写,是这样的:—— ——话,不行。一点儿,一点儿唱罢。一点儿,一点儿跳罢。读不行! 我是什么也不懂。据译给我的意思,则是巡警禁止我演讲和朗读,而跳舞或唱歌是可以的。——人们打电话到衙门去,显着不安的相貌,疑惑着——有人对我说,何妨就用唱歌的调子来演讲呢。然而唱歌,我却敬谢不敏。这样恳切的中国,是挺直地站着,莞尔而笑,谦恭到讨厌,什么也不懂,却唠叨地说是‘话,不行,一点儿,一点儿唱’的。于是中国和我,是干干净净地分了手了。”(《本论之外》第二节) 一九二七,一一,二六。记于上海。 ※ ※ ※ 〔1〕本篇连同《信州杂记》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二期。 〔2〕小岛修一日本的翻译工作者。 〔3〕国粹戏指我国的传统戏曲,如京剧、昆曲之类。 〔4〕发昏章第十一仿拟古代经书章节划分的戏谑语,即“发昏”之意。原语见金圣叹评点本《水浒传》第二十五回:“只见头在下脚在上倒撞落在当街心里去了,跌得个发昏章第十一。”金圣叹在此语下批云:“奇语!捎带俗儒分章可笑。” 〔5〕“世纪末”指十九世纪末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具的精神文化的颓废风气。这时出现的颓废文学作品即被称为“世纪末文学”。 〔6〕出处待查。 〔7〕张作霖(1875—1928)辽宁海城人。北洋的奉系军阀。一九一六年起,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下长期统治东北,并曾控制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后被日本特务炸死于沈阳附近的皇姑屯。 〔8〕Flaubert的《Salammbo》即福楼拜的《萨朗波》。福楼拜(1821—1880),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等。《萨朗波》,历史小说,描写古代非洲雇佣军的起义,写作于一八六二年。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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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爱罗先珂华希理君》译者附记〔1〕

这一篇,最先载在去年六月间的《读卖新闻》上,分作三回。但待到印在《最后的叹息》的卷首的时候,却被抹杀了六处,一共二十六行,语气零落,很不便于观看,所以现在又据《读卖新闻》补进去了。文中的几个空白,是原来如此的,据私意推测起来,空两格的大约是“刺客”两个字,空一格的大约是“杀”字。至于“某国”,则自然是作者自指他的本国了〔2〕。 五月一日 ※ ※ ※ 〔1〕本篇连同于日本小说家江口涣《忆爱罗先珂华希理君》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五月十四日《晨报副镌》。 华希理(KNXPUPZ),爱罗先珂的名字。 爱罗先珂的第二个创作集《最后的叹息》(第一创作集为《天明前之歌》)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出版时:江口涣将《忆爱罗先珂华希理君》一文印入该书卷首,作为代序。 〔2〕关于江口涣的这篇文章,鲁迅后来作过说明:“当爱罗先珂君在日本未被驱逐之前,我并不知道他的姓名。直到已被放逐,这才看起他的作品来;所以知道那迫辱放逐的情形的,是由于登在《读卖新闻》上的一篇江口涣氏的文字。于是将这译出,……我当时的意思,不过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坟·杂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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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尘》译者附记〔1〕

译者曰:此嚣俄〔2〕《随见录》之一,记一贱女子芳梯事者也。氏之《水夫传》〔3〕叙曰:“宗教、社会、天物者,人之三敌也。而三要亦存是:人必求依归,故有寺院;必求成立,故有都邑;必求生活,故耕地、航海。三要如此,而为害尤酷。 凡人生之艰苦而难悟其理者,无一非生于斯者也。故人常苦于执迷,常苦于弊习,常苦于风火水土。于是,宗教教义有足以杀人者,社会法律有足以压抑人者,天物有不能以人力奈何者。作者尝于《诺铁耳谭》〔4〕发其一,于《哀史》〔5〕表其二,今于此示其三云〔6〕。”芳梯者,《哀史》中之一人,生而为无心薄命之贱女子,复不幸举一女,阅尽为母之哀,而转辗苦痛于社会之陷穻者其人也。“依定律请若尝试此六月间”〔7〕,噫嘻定律,胡独加此贱女子之身!频那夜迦〔8〕,衣文明之衣,跳踉大跃于璀璨庄严之世界;而彼贱女子者,乃仅求为一贱女子而不可得,谁实为之,而令若是!老氏有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9〕彼非恶圣人也,恶伪圣之足以致盗也。嗟社会之陷穻兮,莽莽尘球,亚欧同慨;滔滔逝水,来日方长!使嚣俄而生斯世也,则剖南山之竹,会有穷时,〔10〕而《哀史》辍书,其在何日欤,其在何日欤? ※ ※ ※ 〔1〕本篇连同《哀尘》的译文,最初发表于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日(一九○三年六月十五日)《浙江潮》月刊第五期,署名庚辰。 〔2〕嚣俄(V.Hugo,1802—1885)又译雩俄,通译雨果。法国作家。著有《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长篇小说及剧本《克伦威尔》、《欧那尼》等。《哀尘》原是《随见录》中的一篇,题为《芳梯的来历》;后来作者将这一事件写入《悲惨世界》第五卷。 〔3〕《水夫传》即《海上劳工》。 〔4〕〔〕铁耳谭》即《巴黎圣母院》(简称《NotreDame》)的音译。 〔5〕《哀史》即《可怜的人》,今译《悲惨世界》。 〔6〕雨果的这三部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作于一八三一年,《悲惨世界》作于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九年之间,《海上劳工》作于一八六六年。 〔7〕这是《哀尘》中巡查对“贱女子”说的话,意思是:“依法应处以六个月之禁锢”。 〔8〕频那夜迦又译毗那夜迦,即印度教神话中之欢喜天。欢喜天有男女二天,男天系大自在天的长子,为暴害世界之神。这里借以指那个“恶少年”。 〔9〕“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语见《庄子·胠箧》。这里说老氏(老子),或为误记。 〔10〕剖南山之竹,会有穷时语出《旧唐书·李密传》:“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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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都会的巴黎》译者附记〔1〕

格罗斯(GeorgeGrosz)〔2〕是中国较为耳熟的画家,本是踏踏派〔3〕中人,后来却成了革命的战士了;他的作品,中国有几个杂志〔4〕上也已经介绍过几次。《艺术都会的巴黎》,照实译,该是《当作艺术都会的巴黎》(Parisalskunststadt),是《艺术在堕落》(DieKunstistinGefahr)中的一篇,题着和WielandHerzfelde〔5〕合撰,其实他一个人做的,Herzfelde是首先竭力帮他出版的朋友。 他的文章,在译者觉得有些地方颇难懂,参看了麻生义〔6〕的日本文译本,也还是不了然,所以想起来,译文一定会有错误和不确。但大略已经可以知道:巴黎之为艺术的中枢,是欧洲大战以前事,后来虽然比德国好像稍稍出色,但这是胜败不同之故,不过胜利者的聊以自慰的出产罢了。 书是一九二五年出版的,去现在已有十年,但一大部分,也还可以适用。 ※ ※ ※ 〔1〕本篇连同《艺术都会的巴黎》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译文》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署名茹纯。 〔2〕格罗斯(1893—1959)德国画家。作品有《支配阶级之面目》、《如此人类》等画集。 〔3〕踏踏派即达达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流行于瑞士、美国、法国的资产阶级文艺流派。它反对一切艺术规律,否定艺术形象的思想意义,以混乱的语言,怪诞荒谬的形象表现不可思议的事物。 〔4〕几个杂志指一九三○年二月的《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二号和同年三月的《大众文艺》月刊第二卷第三号。 〔5〕WielandHerzfelde维朗特·赫尔弗尔德,生平不详。 〔6〕麻生义即麻生义辉(1901—1938),日本美学与哲学史研究家,著有《近世日本哲学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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