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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的余谈

丰之余 看过了《第三种人的“推”》〔2〕,使我有所感:的确,现在“推”的工作已经加紧,范围也扩大了。三十年前,我也常坐长江轮船的统舱,却还没有这样的“推”得起劲。 那时候,船票自然是要买的,但无所谓“买铺位”,买的时候也有,然而是另外一回事。假如你怕占不到铺位,一早带着行李下船去罢,统舱里全是空铺,只有三五个人们。但要将行李搁下空铺去,可就窒碍难行了,这里一条扁担,那里一束绳子,这边一卷破席,那边一件背心,人们中就跑出一个人来说,这位置是他所占有的。但其时可以开会议,崇和平,买他下来,最高的价值大抵是八角。假如你是一位战斗的英雄,可就容易对付了,只要一声不响,坐在左近,待到铜锣一响,轮船将开,这些地盘主义者便抓了扁担破席之类,一溜烟都逃到岸上去,抛下了卖剩的空铺,一任你悠悠然搁上行李,打开睡觉了。倘或人浮于铺,没法容纳,我们就睡在铺旁,船尾,“第三种人”是不来“推”你的。只有歇在房舱门外的人们,当账房查票时却须到统舱里去避一避。 至于没有买票的人物,那是要被“推”无疑的。手续是没收物品之后,吊在桅杆或什么柱子上,作要打之状,但据我的目击,真打的时候是极少的,这样的到了最近的码头,便把他“推”上去。据茶房说,也可以“推”入货舱,运回他下船的原处,但他们不想这么做,因为“推”上最近的码头,他究竟走了一个码头,一个一个的“推”过去,虽然吃些苦,后来也就到了目的地了。 古之“第三种人”,好像比现在的仁善一些似的。 生活的压迫,令人烦冤,胡涂中看不清冤家,便以为家人路人,在阻碍了他的路,于是乎“推”。这不但是保存自己,而且是憎恶别人了,这类人物一阔气,出来的时候是要“清道”的。 我并非眷恋过去,不过说,现在“推”的工作已经加紧,范围也扩大了罢了。但愿未来的阔人,不至于把我“推”上“反动”的码头去——则幸甚矣。 七月二十四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2〕《第三种人的“推”》载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作者署名达伍。他所说的“第三种人”,是指鲁迅在《推》中所说的“洋大人”和“上等”华人以外的另一种人。达伍的文中说:“这种人,既非‘上等’,亦不便列作下等。然而他要帮闲‘上等’的来推‘下等’的。”又举长江轮船上的情形为例说:“买了统舱票的要被房舱里的人推,单单买了船票,而不买床位的要被无论那一舱的人推,推得你无容身之地。至于连船票也买不起的人,就直率了当,推上岸或推下水去。万一船开了,才被发现,就先在你身上穷搜一遍,在衣角上或裤腰带里搜出一毛两毛,或十几枚铜元,尽数取去,充作船费,然后把你推下船底的货舱了事。……这些事,都由船上的‘帮闲’者们来干,使用的是‘第三种推’法。”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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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序言

本书收作者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所作杂文三十四篇,末附作于一九三二年的《鲁迅译著书目》一篇。一九三二年九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初版。序言 我的第四本杂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来已在四年之前了。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编集此后的杂感。看看近几年的出版界,创作和翻译,或大题目的长论文,是还不能说它寥落的,但短短的批评,纵意而谈,就是所谓“杂感”者,却确乎很少见。我一时也说不出这所以然的原因。 但粗粗一想,恐怕这“杂感”两个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厌恶,避之惟恐不远了。有些人们,每当意在奚落我的时候,就往往称我为“杂感家”,以显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视,便是一个证据。还有,我想,有名的作家虽然未必不改换姓名,写过这一类文字,但或者不过图报私怨,再提恐或玷其令名,或者别有深心,揭穿反有妨于战斗,因此就大抵任其消灭了。 “杂感”之于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症”,我自己确也因此很吃过一点苦,但编集是还想编集的。只因为翻阅刊物,剪帖成书,也是一件颇觉麻烦的事,因此拖延了大半年,终于没有动过手。一月二十八日之夜,上海打起仗来了,越打越凶,终于使我们只好单身出走,〔1〕书报留在火线下,一任它烧得精光,我也可以靠这“火的洗礼”之灵,洗掉了“不满于现状”的“杂感家”〔2〕这一个恶谥。殊不料三月底重回旧寓,书报却丝毫也没有损,于是就东翻西觅,开手编辑起来了,好像大病新愈的人,偏比平时更要照照自己的瘦削的脸,摩摩枯皱的皮肤似的。 我先编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数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讲演〔3〕,原就没有记录外,别的也仿佛并无散失。我记得起来了,这两年正是我极少写稿,没处投稿的时期。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4〕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5〕,太阳社〔6〕,“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7〕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我当初还不过是“有闲即是有钱”,“封建余孽”或“没落者”,后来竟被判为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了。〔8〕这时候,有一个从广东自云避祸逃来,而寄住在我的寓里的廖君〔9〕,也终于忿忿的对我说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来往了,说我和这样的人住在一处。” 那时候,我是成了“这样的人”的。自己编着的《语丝》〔10〕,实乃无权,不单是有所顾忌(详见卷末《我和〈语丝〉的始终》),至于别处,则我的文章一向是被“挤”才有的,而目下正在“剿”,我投进去干什么呢。所以只写了很少的一点东西。 现在我将那时所做的文字的错的和至今还有可取之处的,都收纳在这一本里。至于对手的文字呢,《鲁迅论》和《中国文艺论战》〔11〕中虽然也有一些,但那都是峨冠博带的礼堂上的阳面的大文,并不足以窥见全体,我想另外搜集也是“杂感”一流的作品,编成一本,谓之《围剿集》。如果和我的这一本对比起来,不但可以增加读者的趣味,也更能明白别一面的,即阴面的战法的五花八门。这些方法一时恐怕不会失传,去年的“左翼作家都为了卢布”〔12〕说,就是老谱里面的一着。自问和文艺有些关系的青年,仿照固然可以不必,但也不妨知道知道的。 其实呢,我自己省察,无论在小说中,在短评中,并无主张将青年来“杀,杀,杀”〔13〕的痕迹,也没有怀着这样的心思。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然而此后也还为初初上阵的青年们呐喊几声,不过也没有什么大帮助。 这集子里所有的,大概是两年中所作的全部,只有书籍的序引,却只将觉得还有几句话可供参考之作,选录了几篇。当翻检书报时,一九二七年所写而没有编在《而已集》里的东西,也忽然发见了一点,我想,大约《夜记》是因为原想另成一书,讲演和通信是因为浅薄或不关紧要,所以那时不收在内的。 但现在又将这编在前面,作为《而已集》的补遗了。我另有了一样想头,以为只要看一篇讲演和通信中所引的文章,便足可明白那时香港的面目。我去讲演,一共两回,第一天是《老调子已经唱完》〔14〕,现在寻不到底稿了,第二天便是这《无声的中国》,粗浅平庸到这地步,而竟至于惊为“邪说”,禁止在报上登载的。是这样的香港。但现在是这样的香港几乎要遍中国了。 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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