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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录56

近来时常听得人说,“过激主义〔2〕来了”;报纸上也时常写着,“过激主义来了”。 于是有几文钱的人,很不高兴。官员也着忙,要防华工〔3〕,要留心俄国人;连警察厅也向所属发出了严查“有无过激党设立机关”的公事。 着忙是无怪的,严查也无怪的;但先要问:什么是过激主义呢? 这是他们没有说明,我也无从知道,我虽然不知道,却敢说一句话:“过激主义”不会来,不必怕他;只有“来了”是要来的,应该怕的。 我们中国人,决不能被洋货的什么主义引动,有抹杀他扑灭他的力量。军国民主义么,我们何尝会同别人打仗;无抵抗主义么,我们却是主战参战〔4〕的;自由主义么,我们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讲几句话也为难;人道主义么,我们人身还可以买卖呢。 所以无论什么主义,全扰乱不了中国;从古到今的扰乱,也不听说因为什么主义。试举目前的例,便如陕西学界的布告〔5〕,湖南灾民的布告〔6〕,何等可怕,与比利时公布的德兵苛酷情形,俄国别党宣布的列宁政府残暴情形,比较起来,他们简直是太平天下了。德国还说是军国主义,列宁不消说还是过激主义哩! 这便是“来了”来了。来的如果是主义,主义达了还会罢;倘若单是“来了”,他便来不完,来不尽,来的怎样也不可知。 民国成立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小县城里,早已挂过白旗。有一日,忽然见许多男女,纷纷乱逃:城里的逃到乡下,乡下的逃进城里。问他们什么事,他们答道,“他们说要来了。” 可见大家都单怕“来了”,同我一样。那时还只有“多数主义”〔7〕,没有“过激主义”哩。 KK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五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署名唐俟。 〔2〕“过激立义”日本资产阶级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诽谤性的译称;当时中国反动派也沿用这个词进行反共宣传。〔3〕华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北洋政府曾派遣二十余万人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的战争,实际上只从事修路运输等劳动,故称华工。十月革命后,中国北洋政府为防止侨居俄国的华工回国传播革命思想,曾经内阁议决,通电东北、蒙古、新疆等地边防官吏对他们严格检查、防范。 〔4〕主战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协约国方面的日本嗾使中国参战,想借此加紧对中国的控制;段祺瑞的北洋政府则企图以参战为名,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援助和支持,以维护其反动统治。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中国政府对德国宣战。 〔5〕陕西学界的布告指一九一九年三月,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控诉陕西军阀陈树藩纵使兵匪残杀无辜人民的暴行的《秦劫痛语》,其中列举兵匪所用的酷刑有曝尸烈日、酷吊、戴肉镯子、煮人肉等。(见一九一九年四月一日北京《晨报》) 〔6〕湖南灾民的布告指一九一九年一月,湖南人民控诉张敬尧暴虐统治的《湘民血泪》,其中列举了张敬尧纵兵奸淫掳掠、惨杀无辜等罪行。(见一九一九年一月六日上海《时报》)〔7〕“多数主义”这里仅是人数众多的意思,与“布尔什维(多数)主义”含义不同。参看本书《随感录三十八》。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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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天生蛮性”

——为“江浙人”所不懂的辜鸿铭先生赞小脚;〔2〕郑孝胥先生讲王道;〔3〕林语堂先生谈性灵。〔4〕EE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三期“掂斤簸两”栏,署名越山。 “天生蛮性”,林语堂的话。一九三四年夏,他因反对“大众语”而受到批评后,在给曹聚仁和陈子展的信中说:“我系闽人,天生蛮性;人愈骂,我愈蛮”。(见一九三五年三月《芒种》半月刊创刊号曹聚仁《我与林语堂先生往还的终始》所引)他还有《人间世》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的《有不为斋随笔·辜鸿铭》中,吹捧辜鸿铭的“蛮子骨气”,说“此种蛮子骨气,江浙人不大懂也。”〔2〕辜鸿铭(1856—1928)字汤生,福建同安人。曾留学英、法、德等国,回国后任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多年。辛亥革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一贯尊孔复古,反对革新。他曾在所著《春秋大义》(即《中国人之精神》)一书中赞扬旧中国妇女的缠足。〔3〕郑孝胥(1860—1938)字苏戡,福建闽侯人。清末曾任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职。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协助日本唆使溥仪赴东北;次年三月伪满洲国成立,任国务总理,鼓吹“王道政治”,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4〕林语堂先生谈性灵三十年代,林语堂在他主编的《论语》、《人间世》等刊物上,鼓吹“性灵派文学”,认为“性灵就是自我”,说:“文章者,个人性灵之表现。性灵之为物,惟我知之,生我之父母不知,同床之吾妻亦不知。然文学之生命实寄托于此。”(见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六日《论语》半月刊第十五期《有不为斋随笔·论文》) 上海注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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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这回是“多数”的把戏〔1〕

《现代评论》五五期《闲话》的末一段是根据了女大学生的宣言〔2〕,说女师大学生只有二十个,别的都已进了女大,就深悔从前受了“某种报纸的催眠”。幸而见了宣言,这才省悟过来了,于是发问道:“要是二百人(按据云这是未解散前的数目)中有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便怎样?要是二百人都入了女大便怎样?难道女师大校务维持会招了几个新生也去恢复么?我们不免要奇怪那维持会维持的究竟是谁呢?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3〕这当然要为夏间并不维持女师大而现在则出而维持“公理”的陈源教授所不解的。我虽然是女师大维持会的一个委员,但也知道别一种可解的办法—— 二十人都往多的一边跑,维持会早该趋奉章士钊! 我也是“四五十岁的人爱说四五岁的孩子话”〔4〕,而且爱学奴才话的,所以所说的也许是笑话。但是既经说开,索性再说几句罢:要是二百人中有二百另一人入了女大便怎样?要是维持会员也都入了女大便怎样?要是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而剩下的一个人偏不要维持便怎样?…… 我想这些妙问,大概是无人能答的。这实在问得太离奇,虽是四五岁的孩子也不至于此,——我们不要小觑了孩子。 人也许能受“某种报纸的催眠”,但也因人而异,“某君”只限于“某种”;即如我,就决不受《现代评论》或“女大学生某次宣言”的催眠。假如,倘使我看了《闲话》之后,便抚心自问:“要是二百人中有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便怎样? ……维持会维持的究竟是谁呢?……”那可真要连自己也奇怪起来,立刻对章士钊的木主〔5〕肃然起敬了。但幸而连陈源教授所据为典要的《女大学生二次宣言》也还说有二十人,所以我也正不必有什么“杞天之虑”。 记得“公理”时代(可惜这黄金时代竟消失得那么快),不是有人说解散女师大的是章士钊,女大乃另外设立,所以石驸马大街的校址是不该归还的么?自然,或者也可以这样说。但我却没有被其催眠,反觉得这道理比满洲人所说的“亡明者闯贼也,我大清天下,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6〕的话还可笑。从表面上看起来,满人的话,倒还算顺理成章,不过也只能骗顺民,不能骗遗民和逆民,因为他们知道此中的底细。我不聪明,本也很可以相信的,然而竟不被骗者,因为幸而目睹了十四年前的革命,自己又是中国人。 然而“要是”女师大学生竟一百九十九人都入了女大,又怎样呢?其实,“要是”章士钊再做半年总长,或者他的走狗们作起祟来,宗帽胡同的学生纵不至于“都入了女大”,但可以被迫胁到只剩一个或不剩一个,也正是意中事。陈源教授毕竟是“通品”〔7〕,虽是理想也未始没有实现的可能。那么,怎么办呢?我想,维持。那么,“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想,就用一句《闲话》来答复:“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说几句公平话”。 可惜正如“公理”的忽隐忽现一样,“少数”的时价也四季不同的。杨荫榆时候多数不该“压迫”少数,现在是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了。〔8〕你说多数是不错的么,可是俄国的多数主义现在也还叫作过激党,为大英,大日本和咱们中华民国的绅士们所“深恶而痛绝之”。这真要令我莫名其妙。或者“暴民”是虽然多数,也得算作例外的罢。 “要是”帝国主义者抢去了中国的大部分,只剩了一二省,我们便怎样?别的都归了强国了,少数的土地,还要维持么?! 明亡以后,一点土地也没有了,却还有窜身海外,志在恢复的人〔9〕。凡这些,从现在的“通品”看来,大约都是谬种,应该派“在德国手格盗匪数人”〔10〕,立功海外的英雄刘百昭去剿灭他们的罢。 “要是”真如陈源教授所言,女师大学生只有二十了呢? 但是究竟还有二十人。这足可使在章士钊门下暗作走狗而脸皮还不十分厚的教授文人学者们愧死! 十二月二十八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国民新报副刊》。 〔2〕女大学生的宣言即下文的《女大学生二次宣言》,载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晨报》。其中说:“女师大学生,原来不满二百人,而转入女大者,有一百八十人……女师大之在宗帽胡同者,其数不过二十人。” 〔3〕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五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闲话》里说:“我们还是受了某种报纸(按指《京报》)的催眠,以为女大的学生大半是招来的新生,女师大的学生转入女大的很少。今天看到女大学生第二次宣言,她们说女师大的旧学生不满二百人,却有一百八十人转入女大,让几位外界名流维持的‘不过二十人’……如此说来,女大和女师大之争,还是这一百八十人和二十人之争。”接着就是引在这里的“发问”的话。 〔4〕这句话见《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四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陈西滢所作《闲话》:“四五十岁的人爱说四五岁的孩子话,那自然是各人的自由。” 〔5〕木主也叫神主,写有死者姓名当作供奉神位的木牌。因为那时章士钊已卸去教育总长职,所以这里用这个词。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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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答客难

  客难东方朔曰:“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记,著于竹帛;唇腐齿落,服膺而不可释,好学乐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为智能海内无双,则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同胞之徒,无所容居,其故何也?”   东方先生喟然长息,仰而应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备。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擒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说得行焉。身处尊位,珍宝充内,外有仓麋,泽及后世,子孙长享。今则不然:圣帝德流,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动发举事,犹运之掌,贤与不肖何以异哉?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驰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慕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传曰:‘天下无害,虽有圣人,无所施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故曰:时异事异。   “虽然,安可以不务修身乎哉!《诗》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鹤鸣九皋,声闻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荣!太公体行仁义,七十有二,乃设用于文武,得信厥说。封于齐,七百岁而不绝。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学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鹡鸰,飞且鸣矣。传曰:‘天不为人之恶寒而辍其冬,地不为人之恶险而辍其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计其功。”诗云:‘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纩充耳,所以塞聪。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之义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优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盖圣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则敏且广矣。   “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块然无徒,廓然独居;上观许山,下察接舆;计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于予哉?若大燕之用乐毅,秦之任李斯,郦食其之下齐,说行如流,曲从如环;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内定,国家安;是遇其时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语曰:‘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以筵撞钟,’岂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发其音声哉?犹是观之,譬由鼱鼩之袭狗,孤豚之咋虎,至则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处士,虽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适足以明其不知权变,而终惑于大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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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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